爱国不必很用力，卖国不必太着急
：安庆仁
呼天抢地的爱国虽然过瘾，被人骂作爱国贼不说，还极具危险，稍有风云变幻，就步义和团后尘。俗话说“让人卖着吃了不知找谁讨钱”，义和团式的爱国，就如是之。这种方式的爱国，属于两头吃大亏，即丢性命又被官府仇恨。绝对是受累不讨好，所以都落了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结果。反观屠杀义和团的袁世凯，不爱国，只卖国，但人家是两头占便宜，一头老佛爷表彰、奖励、提拔，另一头从洋大人处也没少捞好处。最后还当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总统既是卖国人士，可见这个国家还能好到哪里去呢。
当然了，以爱国人士的观点看，爱国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的。一如古代爱国志士们理解的那样，大爱无声、大爱无欲、大爱无私、大爱无我，为国而死，虽死而无憾，虽死犹生。但理是这个理了，事情却未必都像荆轲、高渐离等人爱国那么完满。就拿清末为例，外国人欺负到咱家里来了，政府不敢出面，那么多将军和大臣也都成龟儿子了，只有义和团不怕死，脑袋掖在裤腰上跟洋人干，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然而却被政府无耻的出卖了，至今还有人骂呢。爱国竟有如此遭遇，岂止寒心，分明不如一头撞死。
12.9学生运动稍好些，结局没有义和团那么惨不忍睹，但也够悲惨了。这边学生爱着国，那边政府军警特齐出动，连高压水枪都用上了。那会儿北平还没有温室效应，12月份的天冷得滴水成平，一阵高压水枪喷射，衣着单薄的学生们就冻成了冰棍，有些美丽冻人的女学生，就那么一病不起死掉了。霞光般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的凋零了。而同一时刻，那些刽子手们却躲在温暖的房间里，在那些卖国人士的介绍下，跟侵略者勾勾搭搭的做着肮脏的金钱和政治兼有的交易。其中一个大人物还非常有名，叫宋哲元。
和爱国不必很用力一个道理，卖国也不必太着急了。从历史上的经验看，但凡急切卖国的人士，得到的回报率都很低。道理很简单，上赶着不是买卖。从心理学角度讲，买方肯定要掂量一下，便宜没好货，他连个价都不讲，就这么急急忙忙的跑来了，少不没什么价值和使用价值。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很多卖国人士后来神秘的失踪，究其原因，一个是自己不小心，卖国赚了点钱，就吃喝嫖赌；另一个原因也是身价太低，人家的保护级别自然也低。但有这两个致命的缺陷存在，也只能早死早托生了。由此可知，急着卖国，实属百米冲刺奔黄泉。
一般的来讲，卖国是不能按照爱国的思路走了。这是因为，爱国基本不需要什么资质，但凡是中国人，有那么一些血性，敢爱敢恨，也就一出一猛大胆的爱了。这意味着，爱国多属于不很理性的行为，几乎没人思考过爱国行动的后果。卖国却是不同，卖国几乎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功败垂成、利弊得失、意外事故、退路、藏身之地等等，都算机周详了，然后才会采取卖国行动。这也正是一些著名的卖国人士非敌后武工队、军统、中统则不能处罚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卖国跟出国留学很相似，虽然不需要靠托福，但也是需要资质的。比如平头百姓，即便有心卖国，人家外国人也不会认同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那个能量，不要说卖国了，即便卖二十亩土地他都没有，又何谈卖国呢。反过来你看，但凡卖国人士，哪有泛泛之辈，要么是大富翁，比如电视剧《铁道游击队》里的大地主高敬斋，富甲枣庄，当时国民党一个团被日军打散了，剩下6、7百人跑到微山岛上打游击，粮秣供给，悉数由高敬斋支付。别的不说，就凭这一项，就能知道高敬斋多么富有。也正因此，日本特务头子松尾软硬兼施，威胁加利诱，终于劝动了高敬斋，横下心来卖国。
殷汝耕走的是另一条路子，他卖国的资质就是手中的是权力。殷汝耕早年留学日本，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了联系。回国后，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朝秦暮楚之间是官越做到越大，手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将冀东划分为两个区，在通县和唐山分别设立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殷汝耕、陶尚铭分任公署专员。由是之殷汝耕终于有了卖国的资质，两年后，殷汝耕发表了脱离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宣言，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成为伪满洲国之后的第二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傀儡政权。殷汝耕的经历，在卖国一族里，堪称经典杰作。
第三种当属周作式的卖国了，亦即学者卖国。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据说他的聪明远在鲁迅之上，除了一手令女人倾倒的文章，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五四”时期周作人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事实上，日本人所以千方百计的拉拢他，看上的就是他的学识足以担当大任，至少，可以发挥一下示范带头作用。在所有卖国人士里，周作人是唯一一位让我唏嘘的，倘若周作人是女儿身，中国定然又多了一个张爱玲那样的文字妖精。
其实，现在分析，周作人完全可以在等一等。日本人虽然威吓他，毕竟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又或者说，假如他拿定主意不投降，日本人似乎也拿他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他是鲁迅的弟弟，同时它又是周作人，这样的人士，谁还能把他怎样呢？错就错在周作人心里有汉奸，所以半推半就之间，就成了卖国人士，或者说那层纸孔孟之道的手纸，一经日本人替他桶破了，他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但不管怎么说，仅用数月或一年时间的思考，就下定卖国的决心，未免不是匆匆一瞥定终身哟。也包括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这样的大儒，当年意气风发，匹马戍梁州、万里觅封侯，但转瞬间，竟落得千古骂名，悲乎哉、哀乎哉、惜乎哉。古人说，后世不忘前事之师，但愿今天的国人都能从正反两个方面吸取教训，爱国也罢卖国也罢，都悠着点劲来，千万别整冒了顶，换言之，爱国不必很用力，卖国不必太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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