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民粹主义！
——精英经济学家当前行动纲领
苏中杰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声誉大大不如以前，而且还有身败名裂之危。想以前，我们是多么风光啊！——我们身为国师，为改革提供“脚本”，几乎享受着出将入相般的荣耀；我们是CCTV的明星，是昂首阔步进入人民大会堂的高智能代表；我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头上光环金光四射，手有决定乾坤之势，多得意啊！看如今，随着国民的觉醒，在声讨腐败、争取民主的舆论大潮中，我们与腐朽势力一同遭到排山倒海般的口诛笔伐，我们的理论全线崩溃，心机全部暴露，罪恶昭然若揭，无法自辩而面对当今世人，还有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可能。当此危难之秋，当初靠我们的方略支持成长起来的权贵资本家，作为我们的主子，个个有势有权有钱，可是全然不顾我们为他们立下的汗马功劳，不肯调动舆论拉我们一把。没良心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问题严重，形势危急。为此，我们全体精英经济学家必须自救。要自救就要有行动，有行动就要有纲领。我们的纲领就是一句话：打倒民粹主义！
从逻辑上说，民粹主义和经济理论不是一个范畴的东西，即是民粹主义有问题，也不能证明我们的“产权换公权”理论正确。但是，事到如今，只有用民粹主义才能在舆论界把水搅浑：你们批评我们把公产送给权贵的主张，造成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我们则说市场化需要自由竞争，必然会出现差距，这是正常的经济现象，可是引起社会的仇富情绪，这是要不得的民粹主义。如此这般，你说我不公，我说你仇富，各执一端，胜输难分，形成对峙，不但可能改变了我们的败局，而且表现出我们挺着脖子梗不认罪的坚强气概。同时，这是站在歌颂改革的立场上说话的，能得到我们主子——权贵们的支持。在掠夺公产过程中，主子是元凶，我们是帮凶，主奴并肩，曾处于同一条战壕。如今要打倒民粹主义，利益一致，也许主子会想起我们的用处，再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恩赐。但是，必须坚持三大策略。
1、 掩盖或回避是谁激起了民粹主义这一根本问题。
民粹主义的根源在于社会不公，而今社会不公是因为我们给权贵送公产的主张全面实现。我们当初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给权贵送公产可以实现市场经济，的确不明白在专制条件下是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要搞只能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死路。我们的这一弱智，加上我们中的一大批朋友发财心切，急于享受荣华富贵，就迫切地为权贵效犬马之劳，才酿成了今日的贫富大分化，为民粹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一问题千万不能触及，否则会让全社会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的罪恶。
把水搅浑，而且死不认账，这不是耍赖吗？哎呀，不耍赖能是精英经济学家？现在到了关键时刻，耍赖就耍赖吧，顾不了那么多了！
2、回避思想交锋，矛头对准民间。
说实话，所谓的民粹主义，不过是民间情绪而已，有时强烈，有时平和，都是必然的、正常的存在，因为作为社会化的人，面对社会现实，不可能如同动物一样，没有任何感情。有感情，就要表达，这也无可厚非。关键的问题不在民间情绪之本身，而在各社会思潮对待民间情绪的态度及其要达到的目的。所以，要直接批判的是有害的社会思潮，而不是必然的和正常的民间情绪，让民众成为没有感情和人类意识的动物。当前有三种社会思潮，他们对待民间情绪的态度及其目的是不同的。一种是以“红色理论”为指导的社会思潮，说：你看，民众不满吧，还是让“领袖挥手指方向”好。第二种社会思潮说：必须遏制权贵资本主义，还是民主宪政好。第三种社会思潮说，民间仇敌富思想严重，还是富人好。这第三种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潮。前两种思潮都是对我们不利的，但第一种已背时失势，不值得对付。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第二种，可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理论力量。所以，我们就朝着民间开火吧，这是迂回式的自卫反击战。
这不能怪我们无能，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我们在历史上的形象必然是委琐卑劣小丑，但当前顾不了那么多了，先硬着脖子梗挺吧。
3、 收起并藏好我们的尾巴。
真正的知识分子，其天职是囚禁权力。这样的天职，决定了知识分子独立于权力之外的民间立场，而非权力的附庸和帮凶，也非特权阶层代言人。他们在体察民意（民间情绪）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思想体系，追求普世价值，打造囚禁权力的链条（社会规则）。但是，他们粉碎精英主义，并不做救世主，而是把打造好的链条交给广大民众，让全民共同来囚禁权力。可是我们精英经济学家向来以精英自居，在改革中把自己装扮成救国救世的英雄，凭借权势，公开与民众对立，把自己的嘴脸暴露无遗。特别是我们中的不少人，为了讨好权贵，从而邀功请赏，公开宣称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就是为一定利益集团服务的，在裤子后开个洞，故意让尾巴从后面露出来。现在再为能这样做了，要把我们那个又长又大的尾巴收起来，并且藏好。现在三大阵线很明显：一个是红色社会主义，一个是权贵资本主义，一个是现代民主主义。不收起尾巴，等于公开说我们自己属于权贵资本主义，弱智啊！
我们虽然是实现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元勋，但不太光彩，不能太那么招摇过市啊！
本着这“三大策略”，我们从以下方面进攻，打倒民粹主义——
1、 将民粹主义内涵丑恶化。
全世界的有关学者大概都知道，民粹主义是没有确切定义的，至今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个基本的特性：概念上的尴尬的不确定性”。也正因如此，才给我们留下了可以任意丑化它的空间。所以可以这样定义：民粹主义不是一个思想体系，不是一种价值表达，只是一种精神症状。
本来，没有思想体系，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表达，因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类，即使是没有一定思想体系支配，内心也有上天赋予的自然法和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道德意识，如合理，同情，悲悯，公义等原始而朴素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其中的积极因素是大量存在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思想启蒙，往哪条道上引。但是，我们要对它来个全面否定，把它强说成“一种精神症状”，“病毒性精神流感”。既然是“症状”，哪算好东西？这就为打倒它建立了前提。
民粹主义是个筐，凡是坏的都往里装！往里装吧，我们就利用其概念的不确定性把它搞臭，从而把来自民间的一切言论打压下去，只留下我们的主流言说一统天下！
2、 攻击民粹主义制造仇恨。
当前的民众对权贵资本主义下的贪官污吏恨不恨？肯定恨。如果不恨，情智必定不正常。贪官污吏抢夺公产，奸人妻女，害得良民家破人亡，难道人们还要说“官吏们，我真爱你们呀，你们是我们百姓的上帝，是我们的大恩人”？爱恨情仇，人性使然！当然，人世间存在仇敌恨是不好的，但问题是，仇恨是谁造的。如果没有贪官污吏作恶多端，百姓为什么平白无故地仇恨他们呢？其实，我们精英们也有仇恨，那就是仇恨民众。我们打倒民粹主义，实质上是以仇恨对仇恨。
现在，他娘的，老子管不了那么多了，就把屎盆子扣到民众头上，说民众制造仇恨。民众仇腐，我们就说他们仇富；民众只仇恨权贵资本家，我们就说他们仇恨所有资本家；民众只仇恨贪官污吏，我们就说他们仇恨所有的官员，此谓之“三仇”。只要能证明民众真他妈的不是好东西，就能证明我们精英经济学家都是好东西，我们的罪恶就不是罪恶了！
3、 攻击民粹主义好用暴力。
说实话，中国是个顺民大国，百姓只要能有一口饭吃，总是忍辱负重，甘为牛马，怕官府，怕乱世，怕世世代代的苦日子不安宁。近几十年，由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活命哲学、偷安意识和“猪圈幸福”的腐蚀和侵袭，加上暴力高压，整个民族的血性已弱化到极点，刚烈英勇之气几乎断绝。所以，才发生了大量“跪着暴动”、跪着递状子、跪着讨薪、终生上访等等悲苦凄惨的故事，现实才导演着一幕幕“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和矛盾。面对圈地者的挖掘机大片大片的民房毁为平地而数万拆迁户只能呼天怆地，哭得昏死过去，还能说民众好用暴力？说这样的民众好用暴力，是要挨骂的，可是人们都骂不出，因为汉语中最刻毒的语言也难以揭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肠。
尽管民众没用暴力，尽管和平而理性的维权活动已普及到全国，我们还是要大力宣扬民众好用暴力。因为在历史上，多次出现民众的暴力，人们正在反思中痛恨暴力。所以，把历史贴到现实上，让民众与暴力画等号，为我们精英经济学家挨骂找出个理由，让国家机器和民众对立，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4、 攻击民粹主义通往专制。
民众中有一种朴素的感情，虽然没有思想方向，但是相当可贵的道德资源，是思想行为的响应者和支持者。正因如此，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政治家，都在争取这样的资源，以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所以，真正的政治批判者，是批判政治家所奉行的思想体系，从而与民从一起进行政治选择，而不是把矛头对准民众的道德。当前，选择民主制度在世界中是主流，在中国民众中也是主流。在这种情况下，置政治家的思想体系于不顾，专门对准民粹主义，不但是无的放矢，而且是对中国民众民主意识的蔑视。
但是，为了把民众搞臭，把民众妖魔化，我们不要良知和理性了，所以就要说民粹主义通往专制。尽管民粹主义被专制所利用的事实发生在历史的昨天，今天还没有事实，但我们就是要把当下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当成靶子，才能让历史回忆代替现实存在，造起声势，达到妖魔化民众的目的。
5、攻击民粹主义反对改革。
真正的改革，实质是打破原来的利益格局，特别是当权者的利益格局，从而进行社会再分配，实现社会公正，促进文明进步。而我们作为精英经济学家，坚决反对这样的改革。在我们的经济学词典中，改革就是让有权者得到更大的权利，让无权者失去更多的权利。所以，我们把本属于全民的公产送给当权者，对全民进行空前的大掠夺，让大量民众下岗失业，让老百姓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看不起病。我们所谓的改革可以用两个字概括：掠夺！谁要是反对，我们就给你送顶高帽子：反对改革！
给你戴这顶帽子，如同1958年说你反对“三面红旗”、1968年说你反对“文革”一样，我们是站在政治制高点上的。你们这些穷老百姓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对付我们精英经济学家吗？但我借用政治强势，看谁能斗过谁！
有的社会学者说民粹主义好斗，其实我们更加好斗。帮权贵抢夺公产就是斗，民众一旦不满，用大帽子打压还是斗，比他们狠多啦！
6、 攻击民粹主义“五反”“三爱”。
前面不是说过“民粹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吗？当今，要把民众说得越可恨越好，就要不择手段，把当今人们厌恶的一切都装到这个筐里去。当前人们厌恶什么呢？首先是“五反”，即反现代性、反西方、反市场、反自由、反智，其次是“三爱”，即爱苏俄，爱反右，爱文革。这一切货色，全已臭不可闻，我们把它扣到民众头上，足可说明民众是什么东西，说明他们的言论如何反动，这就更加突显出我们精英经济学家的伟大和可贵。
其实，关于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世界比较一致的定义认为：民粹主义即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相对，是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的一种社会思潮。可见它并不是妖魔鬼怪。但是在当今的中国，在我们精英经济学家成为困兽而要挣脱的时候，就需要把它泛化，变成什么丑恶都可以装进去的大罗筐。
注意：当我们把“五反”“三爱”装进去的时候，不要在“反智”上弄出麻烦，授柄于人。因为真正的蠢人是我们精英经济学家。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一知半解，生吞活剥过来，编写改革“脚本”，根本不明白集权条件下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法制经济，从而把中国的事情搞坏了，既当了蠢人，又当了罪人。现在挽救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装出大智慧者的模样，说愚蠢的民众是看不到精英们的智慧的，是反智的。
我们有“三大策略”，又有“六大攻击点”，还要结成反民粹主义同盟。
眼下，有少数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享受着较高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对许多因支持民众维权活动而付出惨重代价的仁人志士漠不关心倒也罢了，考虑到个人的环境和条件而不参与民众维权活动，人们也可以理解。那你就搞你的书斋改革或革命吧，没有人为难你。可是他们不甘寂寞，跳出来攻击维权活动是煽动民粹主义。这样的学者，是我们的同盟军，一定团结他们，共同与民众作战。
同志们奋斗吧，我们的主子没有远离我们。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打倒民粹主义，从而出点子帮权贵进行下一轮的公产大瓜分——瓜分垄断企业，再立新功，我们一时失去的辉煌不但会马上到来，而且定会更加辉煌！
穷人是最大的危险
——精英经济学家实践经验总结
苏中杰
我国30年的改革，按照远大的既定目标，运用自上而下的强大力量，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不利因素，已经取得了伟大辉煌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的成就，集中表现在国力强盛，人民富裕。如今，我们已经可以由百分之二十的富人掌控百分之八十的社会财富，改变了大锅经济，奠定了任何力量都无法动摇的私有化基础，进入了以脱颖而出的社会精英——少数富人为社会历史舵手的崭新时代。这个崭新时代的到来，西方发达国家用了两百年，我们只用了二十年，我们的富裕速度是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这一成就的取得，首先当然应归功于自上而下的各级领导的英明正确，其次应毫不犹豫地归功于我们精英经济学家的智慧、才能以及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请看经济改革的全过程：从商业承包到工业承包，从厂长经理负责制到领导阶层持股，继而再到管理阶层收购、产权制度改革，资产重组，哪一步大政方针没有我们参与？哪一个相关政策的产生没有我们的心血？这些大政方针和政策，全是我们精英经济学家的理论结晶，请问哪一处不渗透着“靓女先嫁论”、“冰棍论”、“吐痰论”、“帕累托论”、“以产权换特权”以及“公产无主论”？尤其是“公产无主论”的贡献最为伟大：说公产无主，就是说既然全民所有制下的公产理论上人人有份而事实上人人都没份，那就是无主之产。对于无主之产，如古话所说的“秦失麋鹿，楚人得之”一样，是在野外打猎，谁打到就是谁的，谁的条件有利，谁就可能得到，这符合自然法。在改革中，相关领导占有社会财富的条件有利，那他们得到公产就是合法的。这一重大理论，奠定了全部改革理论的基础，也是大政方针和相关政策的深层次依据，也是各级领导放开胆子、迈开步子、丢掉包袱、积极参与、大力支持改革的精神武器和战略思想，能有力地对付反腐败力量对改革的破坏和干扰。这一理论，扣准了改革的中心：盯准公产，看谁先占；先占先富，后占后富；富而无罪，反而有功！要是没有我们的这一重大理论，要把过去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和1949年以后全民在低收入高积累中创造的财富，很快来个大转移，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把现实的经济起点和发展优势让给少数精英也是不可能的！即就是说，要在20年内完成西方国家需要200年才形成的原始积累、产生当今中国的成批亿万富豪是不可能的！
我们精英经济学家在改革中的功劳，天知地知举世知，日晓月晓富人晓，任何史家笔下都少不了我们的一页：是我们精英经济学家把改革转化成权贵的盛宴。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由中央财政拨款，在天安门广场为我们立一座功德碑，刻上我们每个精英经济的名字，让千秋万代铭记。但是，我们的队伍中有的朋友不同意，说战斗并未结束，不可松懈斗志，危险就在眼前，不可麻痹大意。
危险在哪里？在中国所有的穷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盛宴，但是有了他们就必然存在着危险。
中国的穷人，是这场盛宴的必然反对派，当然也是改革的必然反对派；改革的成果能否巩固和发展，全完在于能否战胜穷人的反对。当前，穷人对改革心怀极大的不满，表现如下：1、哭穷，并通过媒体呻吟叫唤；2、说世道不平等，分配不公正；3、上访告状，给领导添麻烦，给和谐添噪音，给盛世涂黑污；4、阻挡富人致富，不愿低价出售土地，当拆迁中的钉子户，还敢赤手空拳地反抗政府和开发商的武装力量；5、一些有精神障碍症的知识分子，不知道向我们学习，依靠富人来得到好处，而甘愿当弱势群体的走狗，未经穷人投票同意，就主动当弱势者的代言人，为他们奔走呼号。
穷人们对改革的反对，很重要的一种形式是通过其走狗进行的。他们的走狗所打的旗号是“反思改革”。那些走狗们虽然不说全面否定改革，但是他们的反思一旦深入到全社会，改革就可能遭遇被基本否定的危险，因为他们说改革其实是利益再分配，并以社会公正为普世价值，颠覆我们“效率优先，兼顾公正”的方针，彻底瓦解我们的根基，等于把我们的改革之魂挖走了，把改革的肝肺掏了。这样，我们精英经济学家就被全面否定了。
这是要命的事，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必须组织力量，奋起抵抗，打一场自卫反击战。
这是和穷人的一场战争，我们打击的重点是为弱势群体利益冲在前边的人。这场战争现在已经打起来了，我们已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还应该在此基础上争取更大胜利。
1、我们居高临下，第一个有力的武器就是“捍卫改革成果”，谁要质疑改革，我们一律扣个“反对改革”的大帽子。我们大赞改革成就，用现在的发展来和30年前对比，大谈要理性认识改革，就是针对穷人们的走狗的。在中国，这是很厉害的一招：只要是上面发动的运动，都可以当帽子用。当年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三面红旗”，就打下去不少人。改革其实也是运动，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他们要反对，就是立场院问题。我们已把他们逼到立场问题上去了。
2、我们的第二个有力武器是反对文革，反对暴民，效果也很好。文革已经臭不可闻了，暴民文化已遭到学者否定。那些维权的工人农民一有行动，他们的知识分子一写批评现实的尖锐文章，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还击：又要搞文革了？这不是暴民们又起来了吗？
3、我们第三个有力武器是反对“左派”。当前的左派，看似声势不小，但毕竟名声不佳，成不了气候，不必在意。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民主派，他们既反对左派回到红色年代搞计划经济，又反对搞权贵经济，而是要搞什么宪政和法制下的市场经济，既要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政府尽到社会责任，像欧美那样搞真的民主市场经济。所以，他们从根本上来讲，直接反对的是我们，而且还很有理性力量和逻辑力量。但是我们好对付，因为他们要反思改革，面对社会矛盾，所以我们大讲改革的伟大成就，用沾着屎尿的左派棒子打下去，说他们想把历史拖回到计划经济时期，让他们一时说不清。总之，只要他们批评社会不公，我们就说他们倒退。
4、我们第四个武器是“民粹主义”，这对付维权风云挺有效。民粹主义原指大众过度地争取自己的利益，后果是无政府主义。现在很多人对此似懂非懂，常把它与人们已经抛弃了的革命联系起来，当成很臭的东西。现在，民众要维权，许多知识分子为维权说话，我们用“民粹主义”大棒敲打他们，很多围观者就站到我们一边了。
5、我们适时地提出了我们的战斗口号：为富人说话。现在，我们已成功地让社会财富集中到权贵手上。但是，有一种理论认为，从古到今，中国的社会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如果硬要说有阶级矛盾的话，那也是官僚特权阶级同民众的矛盾，现在更是这样。这个理论让我们害怕，为了以“混战术”击败之，我们提出“保护富人”，“穷人有仇富思想”。这样，我们可以说富人是合法致富，从而保护了主要包括权贵在内的富人。我们的这个口号是保护权贵的挡箭牌，作用很大，一定要好好发挥作用。现在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为保护富人这一口号提供理论支持，各位联合我们的跟班和粉丝，一定多做努力，为保护富人之说大造舆论。
6、在提出“为富人说话”的同时，要以“为穷人办事”来呼应。这样的战斗效果是解除穷人的武装。作为知识分子，而真正的为穷人办事，是积极地为穷人争取社会公正；而我们在保护权贵的大前提下，来点小恩小惠，穷人可能忘记社会公正这个安身立命的大目标，甘心为我们特权阶级服务。在说为他们办事的同时，又反对最低工资制，反对建设经济适用房；在说改革让所有人受惠的同时，反对搞社会福利；在反对旧经济制度时，又坚决支持火车票涨价。总之，对穷人绝对不能仁慈。
7、我们在解除穷人武装方面，还要宣传并加强这一个理论：富人是穷人的希望，要是把富人全打倒了，穷人就永远是穷人；只有保护了富人，穷人才能得到保护；穷人是“待富者”，以后也是要当富人的，所以现在说保护富人，等于以后保护自己。在理论言说上，千万不能说“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因为只要用“合法”二字判定，就要否定富人中的主体，结果是否定我们的改革成果。这一点，各位务必注意。
8、我们经常所说的担心“暴乱”，指的是穷人造反。这是我们的重要战术，其作用有两方面：一，这等于公开而巧妙的告密：有人要推翻你们。尽管当局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不在乎，但我们的告密不但表现了我们的忠诚，取得了信任，而且让当局进一步加紧防范穷人。二，经过血腥的20世纪，人们普遍厌恶革命，说穷人要可能引起社会动乱，会让全社会憎恨穷人，他们就难有抬头之日。
9、我们支持转移公产的改革理论，必需向全社会大书特书一个理由：这个大方向没有错，改革目标没有错！但有人这样反驳我们，说“不管目标多么伟大，理想多么高尚，只要程序违背人道、践踏人性，那么，这个目标本身的神圣性就值得怀疑，甚至，可能结果与其路径一样，残暴，缺失人性。”我们如何回击这一反驳呢？还是老办法：我们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只讲效率，不讲人性！要人性干什么？人性有效率吗？人性能让公产转移而很快产生亿万富翁吗？
我们在改革的大旗上大书8个大字：不要人性，只要效率！
穷人的走狗们再来质疑这8个字，我们就说：没有效率，就实现不了人性；因为没有富人，穷人会永远受穷，还谈什么人性？
10、除上述战略战术外，我们在个人形象上也要注意包装。比如说我们虽然有强大的财力为后盾，而且一直掌握着话语权，有媒体的大力支持，处于特大的强势地位，但面对民众谴责时，我们一定要装出痛苦无奈的样子；装出我们都是有大智大德的样子；装出满怀改革壮志而无人理解的样子；装出“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样子；装出不听我们的话穷人会大难临头的样子；装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同耶苏受难的样子。这样，我们的粉丝和跟班就会把我们描写成坚定不移的改革者，描写成代表国家未来和民族利益的贤者智者，忽悠天下人，并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抵制网络舆的压力。
有人这样估计形势：已被私有化了的几十万亿社会财富，即使有天神地王的无边伟力，也不可能复归了——既然吃了下去，就绝对不能再吐出来。我们认为，这样的历史态势是可能的，但还不是百分之百的可能，所以千万不能大意，一定要把穷人当成最大危险，在战略和战术上都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民奸”的特点
苏中杰
“民奸”这个名词，是我生造出来的。我想，只要能涵盖一定内容，就当成个概念先用着吧。
这是从“汉奸”化用过来的。汉奸是勾结外敌而出卖民族利益的人，那么，民奸则是攀附权者而牺牲民众利益的人。
这样一定义，你可能会感叹道：啊，这类人还的确不少！
那么，要总结出民奸这类人的特点，就得先理清民众同权者的关系及其特点。
在现代社会，民众与权者，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即民众出钱（缴税）雇佣权者为自己服务，俗话说是老百姓花钱买服务，如同家庭花钱雇保姆为主人管理家务一样。
这种关系有什么特点呢？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保姆”总要尽可能地多拿钱而少干活，得到机会还可能伸出“三只手”偷主人，而主人则总希望少付钱而得到更多更好的服务，包括维护身家安全。两方的愿望都是人性的必然，利益的必然。所以要通过谈判，订立契约。“保姆”如果要价高且服务差，主人可以另选择。
另一个特点是，比家庭雇保姆要可怕得多，因为权力具有与生俱来的黑暗性、扩张性和盗劫性，必须时刻警惕，高度防范，其手段是主人的监督权和“解聘”权。这两项权利使用不到位，风险度很高，祸害性很大。
明白民众与权者的这种关系及其特点，民奸的特点就突显出来了——
一、本质特点：不是权者，但站在权者的立场，为权者的利益着想，为权者的行为说话，与权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而扩大巩固官权，限制剥夺民权。
凡是此类吃里扒外者，皆属民奸！
其他特点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
二、主张给“保姆”加工资，即就是在主人与“保姆”订立契约时帮“保姆”讨价，让主人在购买服务方面付高价。
三、为权者出主意，找出各种理由，主张民众多缴税费；掏百姓腰包说是同国际接轨，至于百姓姓福利则说国情不同。这批人是涨价狂，一提起涨价，情绪高昂，干劲培增，喊声最大。这种税该征，那种税应缴，印花税太低，房价应提，机场费要增加，火车票汽车票要高了再高，学费一年五六千元不算多……总之，只要是刮百姓的油、抽百姓血的事，他们无不丧尽天良，心恨手辣。长期以来，大量征收重税的主张，几乎都是一批“精英经济学家”论证并建议的。自去年以来，这批人更多，连粉丝们一向认为“心向老百姓”的吴敬琏和茅予轼，也鼓捣着让老百姓多掏腰包。前一个人要求火车票提价，后一个人要求学费再涨，并认为一年贪污5000亿是个小问题。
四、极力主张把主人的财产送给“保姆”，帮助“保姆”盗窃主人，而且还找理由说这是为了主人的未来。比如张维迎一类的经济学家认为“保姆”厉害，就主张把公产送给权者，说这样做符合什么“帕累托”，都有好处。抗日时期的汉奸就劝老百姓：日本人真厉害，别打了，把土地全让给他们不就没有战争了吗？
五、认为民众受穷是公理。厉以宁认为，穷人是“待富者”，现在受穷很正常；总有穷富，好比一个家庭，老大穿好的，老二穿破些，是应该的。
六、骨子里仇恨民众，极力反对民众当下和平的维权活动，故意把民众与权者的矛盾扭曲成富人和穷人的对立，大力叫嚣穷人要打倒富人，提醒权者打压民众的维权活动，而所打的旗号是为了“稳定”，用以打杀民众的理论根据是反对民粹主义。
七、用权者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进行言说，制造画饼，描绘远景，忽悠民众。包括1978年在内的后10年，是有些许改革，但“反官倒，反腐败”失败之后，改革便随之终止了，更大更全面的大掠夺就开始了。可是，一批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精英经济学家”，视而不见，还在利用强大的改革话语力量，大唱改革颂歌，编织人间美梦，麻痹社会民众，把“市场”和掠夺画等号，从而掩盖经济领域的“地下黑河”，使权者顺利实现鲸掠公产、剥夺大众的目的。
八、其中有的人，一方面出卖民众利益得到好处：或美滋滋地当独立董事，依靠富豪豢养，或得道高升，一方面还要在民众面前卖乖，什么“良心还在啊”，什么为了穷人啊，好话说尽，把“大奸似忠”之说落到实处。
如此看来，民奸的主体是御用文人和御用学者。
在民主国家，没有产生民奸的土壤条件，即使偶尔出现一两个，也要身败名裂的。因为一个公民有无好名声，要看他是否是这样的人：有监督权者的自觉性，并怀着“总统是靠不住的”这一自发性政治观念，时刻警惕权者。所以，一个人，或是哪家媒体要是为权者说话，在社会上是不光彩的，严重者还要把自己弄臭。而在盛产民奸的非民主国家，这类人却很风光。但是，只要大家都能识别民奸，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看了这些特点，我们对民奸就有了较具体的认识，可以明确地辩识此类人，以免让他们灌迷魂汤后大上其当。
眼见为实：他们出场没穿裤子！
苏中杰
“国师”们——“精英经济学家”的言说让人感到荒诞和无耻，受到广泛的批判。有人说，批判者大多不懂经济专业，看不到他们理论的正确性；没有高深的专业知识，他们的正确性你们是根本看不到的。是的，看不到他们“专业之衣”的人，也可以说是愚蠢的人！
的确，经济学是一门学问，专业性很强，隔行如隔山嘛，这是共识。所以，当 “精英经济学家”们捏拿着夹生的洋腔、玩弄着洋概念时，真还能唬住不少人，使之不敢近前，只能说“精英经济学家”的“专业之衣”华美无比，不懂的人长着眼睛也看不到。
还是让我走过去认真看一看——
他们说：经济学不是伦理学，不是道德学，不是政治学，没有道义责任；经济学的“惟一职责是判断怎样的经济手段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是在胡说。其实，经济学也是社会学，你可以不专项研究伦理道德和政治，但你的理论实践必须符合人类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原则，而不是与之相反，危害社会。否则就是“动物经济学”、“丛林经济学”，而不是人类经济学，以此实践的经济学家不是一害吗？有个外科医生说，我是专门割盲肠的，我不管神经学、循环学、消化学、细胞学和消毒技术，只管“效率”，一刀划破肚皮取出盲肠，病人生死是另外的事。这样的医生不可怕吗？还能叫医生吗？事实上，说这种话的“精英经济学家”并没有离开社会、伦理和政治，提出重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道路,不是社会方向选择？提出“腐败难免论”，不是一种政治态度？为保护暴富者提出“免除原罪”，不是在重设司法伦理？
自打耳光，这就是其专业水平！
给管理层送股权，他们根据的是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的基础——“交易成本假说”（定义为发现价格的成本），认为监督经理是需要成本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企业股权送给经理人。这种现代企业制度虽然曾经盛行，但现在已弊端多多，最主要的是经理专权，谋取私利。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侯若石教授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最大的100家大公司的“高管”的工资收入由1970年是普通劳动者的39倍，扩大到了1000倍；近年来，西方国家大公司财务丑闻不断。正因如此，西方在管理方面正在进行改造，新的理论和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大量出现。但是，中国的“精英”却把西方正处于更新改造中的东西当成唯一的宝贝。更严重的是，在非公有企业，给经理人送股权是由多个股董组成的董事会集体决定的，不但合法，而且有相当高的绩效目标制，达不到可以收回，监督性很强。而我们的国企给经理送股，不但合法性受质疑，而且很难监督，因为还是在重复着政府计划经济时监管企业的老路，照旧腐败丛生，更为贪官全面侵吞国产敞开大门，造就亿万富豪。据有关披露，有的经理年薪1000万，加上送到手的产权和灰色收入，一上台就是亿万富翁了，而企业并不咋样。
他们见识如何？企业“手术”如何？这就是其专业水平！
他们还支持铁路票价上涨以缓解春运压力，支持油价上涨以缓解交通运输压力， 认为“经济适用房不应该继续建设”，“限价房太多的确会搞乱正常的房地产业”，坚决反对打压房价。因为他们认为，市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该涨一定得涨，这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因此，政府插手价格，以社会公正的名义过问市场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倒退。可惜的是，这看似正确的理论是以一个梦幻式的预设为前提的，即预设当前是市场经。这真让人不解：为什么不睁开眼看一看，铁路、石油、土地都在权力垄断之下， 有何市场经济可言！既然权力垄断了这一切有关民生的资源，民生没有别的市场选择，那么，权力为民生而限价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政府不进行限价是市场目标，但是现在还未到时候。即就是到了完全的市场经济阶段，如在发达国家，政府对弱势群体还是有责任的，不能不通过行政手段调控。
立个虚幻的前提建立理论，就这个专业水平！
他们还主张提高高校学费。他们认为在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通过提高学费来增加更多的助学贷款和奖学金，才是解决穷人上学问题的最好办法，可以避免富人搭便车。真令人惊异，中国的穷人比例竟然这么少！——这好象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人在说话。关于穷人和富人的比例，笔才虽然拿不出具体数字，但以至今未改变的、共认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来看，穷人还是大多数，提高收费必然是打劫穷人。
做学问竟不查核数字而信口雌黄，这就是其专业水平！
上述列举的言说，虽未提名，人们也都知道出自哪个“精英”之口，最后想点名的厉以宁。侯若石教授在2004年4月22日《社会科学报》公开了这厮如何对让穷人支持富人暴富、如何对待贫富巨差和社会不公的言论：“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都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公平。”这厮还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
此番谬论还值得驳吗？这厮是把国人都当成蠢猪来说话的，在肆无忌惮地挑战国人的常识和智商，用“专业”二字要求并评论，是对“专业”二字的玷污，这里就不说了。
以上就是他们的“专业之衣”？我们早看清了：他们出场没穿裤子，在光着腚跑！
上天保佑，让这些“国师”们快走开，再不要祸害民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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