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带后富的政治期望，并不存在制度约束。能否实现先富带后富的善良愿望，主要取决于先富者的个人品质。当先富者先行成为资本人物，或者成为坚定主张私有化的特色资本人物，或者成为“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那种新型资本人物，那么就难以指望从个人品质或者行为逻辑上，产生先富带后富的冲动来。
本次汶川大地震的赈灾行动就能看出，想让某些善于“杀开血路”的资本人物，能够成为主动“放血”“活血”的引领者，还仍然只是善良愿望，没有多大说服力，也根本没有什么约束力。即使在舆论之下做出一些必要姿态，必要性仍是为了维护和扩大他们发展自身利益的一条后路。况且总能证明，他们在捐助数额上，比下岗和行乞者的作用更加突出。更何况他们还有理由说，捐助本就属于个人自由。
百姓心里有杆秤。能不能先捐带后捐，并且能不能让广大民众看在眼里服在心里，实际是从动机和行为上，有力说明了他们是不是“先富带后富”的那块料，也更加有力地说明了有没有“先富带后富”的现实途径。物质财富总是一块有形蛋糕，当先富者想要从中不断获取更大份额，并且不断地把公共财富化为私有，进而从财富榜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那么对于底子均摊水平仍然偏低的世界大国，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能不能先捐带后捐，以及能不能先富带后富，关键在于全社会如何回答“谁养活谁”这个基本问题。当人们始终认为资本人物创造了就业、创造了劳动力商品、并且养活了广大穷人时，那么建上一点贫民窟、摆出一些剩饭菜，也就足够慷慨并需“感恩”。所谓“先富带后富”，早被当作伪命题，抛到爪哇国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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