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注定是一代人刻骨铭心的终生印记。唐山地震不久，我所在戴帽子小学，来了劫后余生的一对孤儿，小的刚满四岁，大的不过八岁。地震时，父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在房屋垮塌的一瞬间，将兄弟俩神速塞进床底，双双身亡后留下一对孤儿……
经政府查证，这对孤儿有位远在南国的舅舅（或姨父——记不清了），就是当年我的班主任，于是他俩成为我们全班同学的小伙伴。为了如同昨天发生的一份记忆，也为了已经忘了姓名的一种歉疚，更为了或许还能邂逅的一丝幻想，冒昧地将当年 班主任 老师的尊讳公之网络：陈思华。
来自北国的兄弟俩，听当地方言就象天书，常侧起耳朵追问什么意思？迫使我们操起在学习拼音期间推广的半生不熟的“普遍话”，他俩也无师自通地学方言。时间不长就相互地融合起来，一边是普遍话中掺方言，一边是方言夹杂普遍话，语言障碍便在无形之中逐渐消失了。
伙伴们整天厮守在一起，童趣与天性便很快地显露出来。与乡村儿童相比较，城里孩子毕竟开朗、任性与顽劣，他俩不仅调皮倒蛋有一套，而且不长时间后就敢“杀熟”了，摸爬滚打经常占了上风，单挑起来从不吃了亏去，伙伴们固然也是让着他俩，他俩则毫无禁忌地尽情玩耍。
相处不到一年时间，因 班主任 老师调离本校，彼此就失去联系。如今回想起来，这对唐山孤儿尽管初来乍到有点儿生分，但假以时日，也跟普通少年没有两样。从日常生产的一举一动中，很难发现什么明显的心理创伤。
也许地震孤儿的心理创伤没有大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也许儿童们的适应能力远远超出了大人们的想象空间，也许他们的灾后心理需要适当的亲人抚慰和专家救助，但时间、集体与正常生活，恐怕才是他们最适宜的“药物”。
过分渲染，没准还会强化那种恐怖性的记忆和增生型的负担，汶川孤儿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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