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一些老前辈讲，六、七十年代是的群众监督如何如何厉害。干部就是单独晚上被谁家请去吃了顿饭也瞒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第二天一定得主动向组织上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此，那时的党员、干部十分廉洁奉公，社会分配也相对十分公平。当时把这种适合特定时期中国国情的监督方式称为“群众拿帽”。帽子扣上会影响其家庭成员政治生命和经济处境。党员、干部把别人送来的酒、点心戏称“手榴弹、炸药包”没有几个人敢轻易去碰的。前辈还说，他从一个普通士兵提拔到副师长，就是每天比别人起得早些，打扫一下猪圈和厕所，军事训练再有个好名次啥的。而且每次提拨任命前自己丝毫不知情，更谈不上去跑。只要自己肯努力向上，不论什么职业社会都提供了有可能升官、转户口等众多渠道。现在很多人羡慕发达国家自卫性武器管制宽松的环境，其实那是的老百姓家家都有枪支弹药、甚至机关枪等进攻性武器。政府从来不用担心人民起来造反。因为穷，大家都穷。社会公平的很，每个人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加入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工作中来。
前一段时间有个新来的市级领导下乡调查拒绝别人敬酒，大小官员一头雾水，派了个有黑社会背景的村干部端着酒说“我敬酒，谁不喝他妈卖—”。然后一饮而尽。老干部说，过去的下乡工作组随时可以免去违纪的村干部，现在的村干部发了财连市领导也敢骂。很多影视作品都在污蔑知青，好象所有的女知青都被村干部随意奸淫，其实当时破坏知青工作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农村人天生善良胆小，和现在动辄包二奶的官员比连千分之几也没有。无庸质疑，就干部队伍的廉洁程度来讲，那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可以说群众手里拿的“帽子”就是尚方宝剑。
随着社会进步，社会问题进一不复杂化。单靠群众监督，在技术取证和量刑方面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的确冤、假、错案逐步多了起来。改变监督方式应该是合理的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在理论界有些人对那个时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没有经历过，也不好多说什么。
九十年代盛行一时的由国务院牵头搞的每年一度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工作。我有幸参加了几次，并且每次都担任两、三个人一个检查组的小组长。我敢说，那时的检查效果比现在强百倍、千倍也不止。由于直属中央且有罚没提成，检查组人员工作积极性高，不仅不殉私情，也不敢向被查单位提出个人要求。我带的组从那时起到现在几乎每年都是第一，罚没提成有时能超过工资（因目前为止，本部门专业对的仍占不了5%，所以第一对我不难）。被查单位主动派车接送检查组，组长要自始至终负责整改落实情况。单位的整改过程和结果要逐级上报。那时，总有单位和个人因此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这一阶段，尚方宝剑从群众手里顺利归到专业队伍手中，并且由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着。也就是说外部监督变成了中央直统的专业化内部监督。
只可惜好景不长啊，记得那年开会宣布取消一年一度的“三大查”工作时，首先肯定了十几年来，三大查取得的一系列不可否认的成就。然后又说，“三大查”成本过高、经济耗费较大，并且不利于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工作。那时主要是外资，其实大家应该明白发达国家的反商业贿赂机制比我们更健全，再说人家私企多，根本不会为少许贿赂拿自己的钱打水漂。不难看出，取消当年纪检、监察工作这一重要环节真正的受益对象是谁。现在持否定意见的专家、学者还有一个更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当年的“三大查”没有立法、程序上也缺乏法律依据，但为什么不立法反而取消呢？
明朝末期，曾出现过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类似中央直属的政府内部监督体系，初期也的确在扼制官员腐败方面起过些积极作用。但以阉党魏忠贤为首特务机构逐步取代天启皇帝执政，并最终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原因不外其二，一是天启皇帝只顾做木匠活多年不理朝政，二是监督权和执政权划分模糊不清。个人以为，我们只要象现代成熟的社会制度那样把两权严格分离，再有目前胡、温组合这样深受万民拥戴的杰出领导人不应该有此担心。
现在各级政府的纪检、监察工作虽说是受上级机关和本级党委、政府的双重领导，甚至政治规格也比同级政府的其它部门高出半格，人员也享受国家几十元象征性的岗位津贴。但由于一把手法定是本级党委副职兼任，加上政府在法律之外又规定了对什么级别干部立案必须报更高级别政府的批准，本级纪检、监察工作实际上形同虚设。很多地区的纪检、监察机关成了经费严重短缺的部门，专业人员不愿去，非专业低学历的老弱病残占去绝对多数，整天游手好闲准备退休养老。即使上级政府布置下的检查，如果上面不搞重点抽查，也多半是为节约经费坐在家里报几个空白表交差了事。我听过不同级别纪检领导的讲话，使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把查出问题处理几个人当成目的，工作目的主要是服务。怎么服务呢？给大企业挂个重点保护牌匾，名曰：防止三乱；每年向下面摊派几本上级刊物；办个班，收点学费凑个节日奖金啥的。
不得已下了基层单位，也象个贼孙子似的讨好被查单位领导：“没关系，查出问题自己赶快处理掉，千万别让上边查出来，否则给本级政府摸黑。实在不好改了，咱们本级先处理一下，谁来了也不可能再处理第二次的。” 说起来好笑，现在很多基层部门由于业务少得可怜，连个罚没票据、罚没帐户都没有，有时候要借其它部门的帐户；明明是处罚别人大额支付现金，却要求人家再提着大额现金缴罚没款。现在的官员都很聪明，遇到例行检查说不清的资金去向，县里查说到市里跑项目花了，市里来了说在省里花了。任凭谁也不敢再深究。生怕把将来上级投入减少的罪责自己背上。下去执法帮人家做假帐倒成了领导交代的任务和被查单位的份内要求。美名其曰：调帐。
时间长了，这种检查在系统会上被戏称为“搽屁股纸”，大家只是相视一笑表示理解。现在，各级政府监察、审计部门大部分工作都由一把手主抓。表面上看好象很重视，实际上是副职管上不好检查正职和其它副职，也不能站在全局上考虑问题。每到政府换届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人选就很费劲，又要应付上级布置的工作，还要对本级的安定、团结、名声负责，影响了招商引资，罪过可大了。政府部门都在搞信息化而且是年终考核顶重要的环节，各部门的简报全部是成绩。可纪检呢，能说查出了多少问题，多少人涉嫌违纪嘛，不能。那样，上级机关和以罚款为目的的政法部门还不象苍蝇一样围上来。所以，每年除了开动员会，各单位纪检部门信息得分最低。
“搽屁股纸”，造价低得可怜、软弱无力、洁白无瑕，工作职责就是把污点搞到自己身上。平时摆在无人问津的角落，偶尔需要摆在桌面上让别人看看，表示屁股已搽干净。
最近几年，在狗屁学者、专家们的倡议下，我们仿发达国家颁发了很多监督、监察方面的法律法轨，什么统一的文本格式、规范的程序、行政复议等等。可惜低估了中国国情和文化的创造能力。倒是给具体工作增加了很多没必要的工作量。比如说检查前三天下通知、单位认可签字、报本单位领导签发、检查报告送达被查单位、申请行政复议、答复等等，一个检查要下去十几次，不仅基层疲于应付浪费接待费用，作为工作量最大的基层纪检、监督单位，很多人身兼数职，光是找忙于应付大小会议的领导签发通知书就要等好久，加上机构臃肿副职领导多用车紧张。三天后你想去时，单位连续几天没闲车你还是去不了。到了被查单位，领导不在，接不上头不能马上开展工作。找到了，人家不配合说会计不在，你也没辙。打电话找说家里没电话，派车去接人家单位车出去了。找到了会计经办人出差了也不行。好容易查完了，给对方送检查报告，对方不同意签字也不行。拿回本单位领导说这问题不能往出捅还不行。我曾经查一个乡镇延续了四十多天，真正工作只干了五天，其余时间都在为这些破事扯皮。有的影视作品里说某纪检人员铁面无私、钢正不阿。狗屁，人家没派你，去得了吗？检查结果不签字你能报出去吗？有人总结这叫“杂杂实实搞形式、轰轰烈烈走过场”。
说实话，政法部门的立案检查相对要硬一些，媒体上也常有报道，但多年合作的经验告诉我，背后的事情更可怕。自查出来的问题，以罚没款为主要目的，大事化小了。因为他们有罚没任务和返还比例，可以充实自己的经费。上边指定的立案，他们要视上级的重视程度以服务本级政府为目的。一个企业占地纠纷案，村民集体上访告村干部贪污。为保护牵连到政府各部门领导，把直接和这些部门打交道的村干部往看守所一送，老百姓失去了证据来源自然了事。一个告执法部门靠“三乱”盖办公楼的私企老板，告赢了官司怕报复，人却跑到了澳洲不归。以上两个案可都是上了报纸的地方反腐大案，相关检查人员谈冠相庆，领功受奖。
这行当流行一句话，“与其被查单位花大钱找领导平息，不如自己把问题贪污不上报交几个朋友，报点饭费、弄些烟酒弥补科室经费上的困难啥的。”反正报上去，最终也是不了了之。当然正直的纪检、监察人员也有很多，有的还多次受过表彰，其结果呢？不是明升暗降，就是被调离了原工作岗位。能坚持做些工作，并留在这岗位上的确不易。
我认为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纪检、监督部门政治上丧失了独立的执法地位。缺乏和检查组挂钩的独立经费，走到那，吃到那，玩到那。吃人家的嘴能不软吗？河北不就出过审计人员猝死酒桌的怪事吗？再有对基层来讲，一个单位七、八位副职领导等着回家养老，上班也不过是到基层坐坐叙旧、打会小麻将啥的。却造成了人为的办公用车紧张。而办案这种事，一旦没有随组的专用交通工具，被查单位人员外出或需要对外取证根本就无法开展。时间久了，只能不了了之。
2004年有人举报，外省某村跑个五万元的项目，到了农民手里不足一半。检查院立案，处理了个处级干部。2005年开始了专款拉网式检查。头一拨派出十个检查组，历时两周查了四十二个单位，结果全部报空白表上来，一个问题也没有。外出回来的纪检委书记怕上级来查时交不了差，点名要我陪他再捋一遍。其实俺也知道把俺安在办公室负责协调的目的是单位领导快退休了，怕俺出去惹事。但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点名要人，他也抗不住。一开始俺也糊弄他，都是本单位中层干部带组查过的，我能怎么的。经不住大领导的忽悠，说从大局考虑别让上级查出，弄个声败财空。三十天下来，我们两个人查出三十二个无法再隐瞒的问题，象征性罚款近百万元。上级来检查时，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我们成了唯一没被处罚的地方政府。大、小会上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不断地口头表扬俺。上级政府还专门给了两个先进指标，结果政府纪检委书记和单位领导一人一个。实事求是地说，这一点我很理解，毕竟自己和人家不是一个级别的嘛。可是，年底评先进单位，其它部门都不愿意投我们的票，奖金少，弟兄们也开始有牢骚了。罚回百万资金已经以弥补办公经费的名义如数退回去了，原来不能花的专款转眼变成了随意支取的普通经费，他们有什么不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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