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几件事，都牵涉到"真相"问题，一方面是警方（或官方）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告诉大众，事情的真相就是如何如何，另一方面是大众对官方告知的"真相"，或者多有怀疑，或者干脆就完全拒绝，结果是真相的公布，不仅无助于消除大众的怀疑，甚至更进一步加深了大众的怀疑，加剧了官民双方的互不信任和对立气氛。
对任何一件事情来说，完全的真相只有一个。任何已经发生的事情，要百分之百弄清真相，确实是件困难的事情。一件事情发生发展，参与的人多，涉及的因素多，信息其实是分别掌握在不同的当事人手中的。就我们现在的环境来说，官方最有能力掌握足够信息，并依据已经有的信息，拼接出一幅接近真相的图画。这个时候，民众从知情的角度，要求官方公布所有并非"敏感"的信息，或直接告知真相，这样的要求，对一个现代政府来说，应该不算过分。
问题在于，或者受制于当事者或地方的利益，或受制于对当下"政治正确"的理解和需要，真相成为奢侈品，官方公布的真相，不仅无法接受逻辑的检验，有时甚至离常识甚远，在"事件"本身伤害大众的同时，违背常识的真相，对大众再进行一次更深伤害。
所谓真相，就是对事实本来面目的揭示。而所谓常识，则是一般大众不需要专业知识，主要从日常经验中就可以就某种事实作出判断所具备的认知水准。对于涉众甚广的事件，真相与常识不可以相距太远，也就是说，真相不可以挑战常识，如果真相确实超出常识很远，那么真相的发布者有责任给出足够的证据或细节来证明自己超越常识的判断的正确性，甚至需要对超越常识部分作出理论解释。
陕西周老虎，陕西方面给出的"真相"是，纸老虎为周正龙一人所拍，照片造假过程与任何官员无涉；上海杀警事件，上海警方的解释是，警方依法文明地盘查了租车的杨佳，杨在不断申诉并致使上海警方两次去北京向其解释后，仍行凶报复；翁安则是因为少女无因自杀，被黑恶势力鼓动后产生激烈的反政府暴力。
上面三件事的"真相"，与真相的距离有多远，难以判定，但与常识的距离，却实在远了点。
真相或者说为大众接受的真相，其实只有两条途径获得：１、司法途径。也就是说，某事件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当事的所有各方均依法拥有称述自己所知道的事实的法定权利，然后由不受任何一方控制的独立的法官作出接近事实的判断；２、由独立的第三方进行调查，同时配合自由的舆论，找出真相。这两条途径的共同点是：一是由独立的第三方力量来做判断，二是当事人各方都有陈述事实和举证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两点，其实就难以有真相，或者说，难以有大众能够接受的真相。
现在上述三件事，恰好违背了获取真相的基本常识。宣布真相的，正是事件的当事一方，上海的事由上海警方宣布真相，而上海警方正好是受害的当事一方；翁安事件在还没有走完司法程序之前，就对事件已经定性；而陕西的假虎事件，陕西省警方因为受政府"领导"，不能算是独立的第三方。更重要的是，在现在的真相里，相关的当事其他方，完全没有发出声音。杨佳没声音，周正龙没声音，翁安的被逮捕、打击的"黑恶势力"更没有声音，这就违背了获得可信真相的最基本常识：单方面的事实陈述，不能被接受为事实真相。
可叹的是，官方不仅违背常识宣布了"真相"，更在宣布的真相中，挑战了普通人的常识。陕西说周老虎是周一人所为，且做法是用折叠的年画虎放到山中拍照形成假虎照，而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从没摄影经验的农民，用警方查获的道具，是无法获取早先发布的虎照图象的，更何况这些道具是周造假几个月、遭到全国质疑后，在周的家中查获的，这两者均违背常识。上海警方对杨佳袭警的说词，反复说明自己是文明执法，且出示了一小段录音，并告知公众，因为杨寻求赔偿，上海警方曾两次上京调解、说明，但一方的如此超级文明执法，实在难以得出杨佳何以要残忍杀害警察的结论，如果按照上海警方的说法来推论，只能得出杨有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类疾病的结论。瓮安嘛，略好一点，那就是，虽然宣布真相是自说自为，且一开始就把所有"过错"推到群众不明真相和黑社会煽动上，但后来毕竟意识到当地政府的责任，但是，真相的宣布，还是违背了常识，即单方面宣布，且没有走完司法程序，更没有对少女的死因和其叔的被打做出任何常识可以接受的解释。
对中国社会来说，真相的道路还很长。在上述事件中，我们看到政府的强势，没有独立的第三方力量（司法或社会调查），政府或部门作为当事一方，强行宣布真相，本就容易遭到合理质疑。上述案例更说明，政府或部门在违背"真相常识"中，因为地方、部门利益或政治正确的需要，更是把强行宣布的"真相结论"肆意扭曲，罔顾大众的常识逻辑，其可信度只能每况愈下。现在我们既没有独立的大众可以信任的第三方力量，更难以对有扭曲真相动机的地方或部门利益和政治正确的紧箍咒形成有效约束，真相的对峙，在信息逐步开放、矛盾日渐激烈的今天，只怕是会越来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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