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者，原意指一种动物也，后被泛化，成为一个象征词，例如香港把女朋友叫作“马子”，盖因其地好赌马，无论输赢，均沉迷于斯，恰如不管结局如何，也要喜爱自己的恋人是一样的道理。
桶者，一种盛水的容器也，一般为圆形，为何是圆形？盖因受中华文明“天圆地方”之说影响，水乃地之精灵，哺育万物众生，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不争的世界乃和谐世界，因此人们以天堂比之，故而装和谐之水乃“天圆”之桶也。
桶后来又泛化，既实指，又代指，延伸出的饭桶原意是盛饭的桶，升级版后变成“白痴”的代名词，但最有意思的莫过于桶与马的结合，马桶的出现，不仅很文明地解决了人类三急问题，还将人类认为最污秽的排泄物加以高级包装，用品牌的思维打造出了一种排泄物文化，美其名曰：马桶文化。
但，世界万事万物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只蝴蝶扇扇翅膀就有可能引来一场暴风雨，中国汉朝的一位将军因罪被贬守边疆，却引起了整个欧洲的动乱，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事物的因果关联，看似复杂，实则简单，从马桶文化延伸到政治，就是一个复杂却又简单的关联物，有时能左右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命运。
马桶因排泄而生，政治急斗争之需
马桶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更加文明和有品位的排泄，使污秽之物和气能集中于一隅，不使之扩散至整个房间，大有牺牲一人而“环保”千万人的英雄气概；政治的主要功能是解决利益纠纷，革命是暴力政治，对话及谈判是和平政治，其实质就是明争暗斗，是斗争或叫战争的继续，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马桶与政治都是斗争的需要，马桶的盛装物乃人之粪便也，人的肠胃与食物之斗争导致了有粪便的产生，粪便与肛门的斗争才有了排泄的需求，排泄与文明环保方面的斗争才有马桶的应运而生，（大街小巷上写的标语就能看出：不准在此大小便），故而两者之间也有相近之处。在中国古代，马桶原名虎子，至唐代，由于要避李世民一个叔叔的讳，故改名为马子，至现代后，才改称马桶。马桶的发明被称为一项伟大的发明，它解决了人自身吃喝拉撒的进出问题。后来又演变为利用虹吸、螺盘虹吸等原理的抽水马桶。在解放前的城市中为了环保不得不产生一批粪车和粪工，以此来收集各家各户的排泄物，从而来净化城市和生活，所以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马桶也起到一定的净化作用。
而政治呢，中国五千年文化是政治的最大温床与摇篮，古代政治叫“经世之学”，胸怀天下，放眼四海，各种学说，各种经世之道，王道、霸道、帝道、人道一一登场亮相，各抒己见，相互斗争，值得一提的是有三次 “道”的斗争，改变了中国，影响深远。一是秦时利用法家治国，采用霸道，用严刑峻法规范社会，可谓是世界上最早实践“法制”的国家，也是在此朝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二是汉时“罢诎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不仅宣告了儒家学说的彻底胜利，还不可逆转的使中国走进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帝道之轨，其社会结构之稳让人惊叹和佩服，但也因此使中国长期缺乏活力与动力，停滞不前中使“天朝上国”的优越感荡然无存，成了世界各国嘲笑的“病夫”；三是毛泽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引进、改造和最终胜出，宣告了中国穷人第一次得到了政治上的承认和地位，第一次用国家法律的形式保护了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权利而不是占少数富人的，乾坤就此颠倒，从此也使得中国只能踏上人道的道路，向前奔驰；但也因信仰斗争的需要，打破与打乱了帝道所残留的传统文化纽带，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却没有成功，后在邓小平时代来了个反复，富人崛起后，穷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一撅不振，几近消失。
马桶有时会杀人，政治有时被人杀
马桶的“牺牲”精神与政治的“利他”精神，虽然存在着合理因素，是解决一些问题的手段，但他们所隐藏的风险也不能低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隐患：
一是缺水堵塞风险。当屁股与马桶肌肤相亲后，粪便就出世了，出世的“婴儿”需要洗澡才能干净，粪便需要水来冲冲，才能到达安全的地方。如果它的通道受阻，也就是利益受损时，不仅后来的进不去，还会爆发粪便集体抗议，它们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都晾在那里，不说话，搞静坐。不一会儿工夫，便恶臭难闻，呈扩散式的传播，搞得人心烦意乱，一阵狂呕，最后不得不请人修理或推倒重做。政治上的风险何尝不是这样的呢？美国攻打伊拉克时，为何刚开始有那么的伊拉克民众支持美国侵略自己的家园？我看并不是美国人所宣传的那样萨达姆是独裁政府这么简单，究其原因，有外因和内因，外因当然也与统治者长期漠视民生有关，内因那就是与美国一开始就切断伊拉克的民用设施有关，在美国的精准“误炸”下，许多电厂、水厂被当做军事设施炸毁，那些用惯了马桶的现代人，因马桶缺水而发生长时间堵塞时，保小家舍大家的思想就有了传播和扩散的可能。于是乎，民众与敌人达成高度的一致，推翻现政权才有可能让马桶从新疏通。萨达姆的军队那么快就溃败，并不代表伊拉克民众就没有什么抵抗力了，试看如今的伊拉克局面，地方游击队时而出没，弄得美军疲于应付，你能说他们没有抵抗能力了吗？
二是传播疾病风险。经常在外出差的人都了解，酒店的马桶一般是不能蹲的，怕它有传播性病的隐患。为何？主要是蹲的人多了，也就成了公用马桶，一人带点细菌病毒，那就积少成多，成了大隐患了。马桶本是服务于人的，却于这时有害人的可能。政治上也经常会有疾病四处传播，比如历朝历代的政治改革，改良派的改革大都是保守的与温和的；暴力派的改革大都是先进的与激进的。如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孔子，鉴于春秋的“礼崩乐坏”，就主张“恢复周朝礼仪”，就主张统治者“内圣外王”学三黄五帝，这也就是为何中国古代自孔子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的缘故，因为孔子及他的儒家学说本身就是一个保守和有点倒退的思想体系，有此思想影响下的社会，再加上他的徒子徒孙的历两千年的苦心传播，穷其一生钻进考证古圣人的言行举止的死胡同，只看过去，不管将来的儒家学说成了整个社会政治惰性的一大顽疾。还比如汉之王莽的改制，全面恢复周朝礼仪及官制，是孔子的形而上学的虔诚信仰者，结果如何呢？短命王朝而已；再就是中国唯一个女皇帝武则天，本来在民生上还有所建树，但在政治上始终逃不出孔子的影响，结果女皇帝就只到她而止，第二个女皇帝的土壤最终也没有被培养出来；还有就是康梁派的改革，都是沿用孔子及儒家思想去实践的，结果以“百日维新”而草草收场；最后说说邓小平的改革，其实也算是一种倒退，私有制的观念自古就有，商品经济在宋朝就已经很发达，他也只是在民生方面改善了些，其政治建树相比毛泽东差了十倍百倍都不止。宋朝的经济在当时的世界是一流的，可国家实力并不很强，一个游牧落后民族竟然捆绕了这个世界经济强国两百多年，最后还是被落后的游牧民族打败，变成了元蒙的奴隶。而如今的中国经济是世界第四，却始终成不了强国，驼鸟政策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首选，连周边的小国都摆不平，谈何崛起？
再看看暴力改革所具有的先进性，陈胜、吴广的起义打破了贵族世袭统治的权利与规则，让人们意识到原来天子也是可以更换的，第一次让统治者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意愿。太平天国的起义，也是打破了儒家学说的一统局面，第一次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并予以实践；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同样是打破了地主富人世袭的神话，穷人和被压迫的人们第一次完全、彻底的翻身，建立公有制，提倡集体主义，消灭剥削，消除贫富差别，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些，都是进步的实践，比之那些保守和倒退的改革，影响与历史功绩要大得多。
中国温和派的改革政治就如公共马桶一样，始终都逃不过感染疾病的可能。如现在的和谐社会的提出，就是想要治疗邓、江时代所留下来的“疾病”，如贫富分化严重、贪污腐败严重、三座大山的压迫、资源恶化、产品低级化等等制约发展的问题，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就如同不清除病毒一样，不可能有痊愈的那一天，只可能延长寿命而已。
三是自我净化风险。原来的马桶是直冲式的，在虹吸式没有被提出来之前，大家都认为用水直接冲冲就可以了，可是一旦新的提法被普及后，再回头看看原先的方式，大家都觉得那简直是太愚蠢了。中国当第二次洋务运动开启后，就一直有人提议在中国实行西方民主，并且不惜用一些激进的手段，如六四事件，政府的镇压是与学生及民运的激进手段不无联系的，单说一边的不好是不切实际的。这之后，当政者就意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就开始反击；再后来，92年市场经济提出并确立后，就不再反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趁势扩大，于是腐败铁三角越来越牢固，贫富差巨越拉越大，党群关系越来越对立，社会冲突越演越烈。这些都是自我净化不彻底所造成的，主要表现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与有效的民众参与。现在的当政者害怕发动群众起来监督与制约，所以就给了那些想走西方道路的人鼓吹与兜售西式民主的机会及土壤，也给了国际上反华人士的“负面新闻”素材，他们说中国有这么多问题，就是没有实行西式的民主所造成的，以此来鼓舞国内的“鹦鹉”配合其搞大合唱，唱衰中国现在的党是假，唱衰中国是真。其所谓的西式民主除了在美国本土成功之外，在世界其他国家几乎上都是失败的占绝大多数，拉美地区近几年向左转、俄罗斯重新将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收归国有，不再依附西方，连总统做完再做总理这样的事也会发生，可见其也是意在摆脱西式民主的干扰，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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