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人祸的背后
马跃
2008年以后，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形势，中国进入多事之秋。重大恶性事件频仍，从2-15雪灾、3-14西藏暴乱、4-28火车相撞到5-12地震，以及6-28贵州瓮安事件，7-19云南孟连群体性事件，7-21昆明公交车连环爆炸案。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每年发生几起重大事件，本来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但可怕的地方在于，这些重大恶性事件的间隔时间变短，频率加快。在未来的岁月之中，重大恶性事件是否会从每月一起变成每月两起或者三起？让人实在不敢想象。
这些事件中，有些与人类活动无关，比如地震，不管这个地球上有无人类，地震总是要发生的，但有些明显与人类活动有关，包括地震所引起的次生灾害，如泥石流及山体滑坡。为什么这些恶性事件集中发生在公元2008年以后的中国？在这些天灾人祸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加可怕的因素？本人认为，这些事件之所以凑在这个时间和这个空间，与下面三个因素直接有关。
一是连续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引起生态环境的重大变化，已经达到生态环境可以容忍的某种限度。
中国有几千年文明的历史。正因如此，生态环境到了非常脆弱的程度。远古时期，黄河不是黄的，而是清的。因为农业的早熟，过度开垦，战争，宫廷建设，民居，坟墓，风俗习惯，关中和中原地区本来稀疏的森林逐渐被砍伐殆尽，植被被破坏了，造成大规模水土流失，黄河变黄。隋朝以前，中国经济的重心依然在西北地区，那里曾是最繁华的地方。后来土地沙漠化了，许多文明古国淹没在沙漠之中。这是农业文明对环境的破坏。从隋朝开始，中国经济的重心就转移到江南地区。从此，粮食不能自给的北方无法离开南方。大运河的主要功能是把南方的粮食运到西北地区。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其生态环境也在被破坏的过程之中。同样地，农业过度开发会造成森林和植被的破坏以及水土的流失，长江正在变成第二条黄河。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引进，使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更是雪上加霜。经过上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使中国迅速成为工业大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使全世界的资本朝中国转移，使全世界的工厂蜂拥到中国，特别是江南及沿海这些地区。从理论上说，这些工厂不管办在任何地方，都对地球环境带来影响。但这些工厂办在中国，必然对中国的资源、能源和环境带来直接影响。工业文明对环境的破坏更加严重。随着工厂的聚集，人口的聚集，城市的聚集，南方在经济繁荣的同时，生态环境达到某种限度，各种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已经超过北方，超过贫困地区。
对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对于那些资源稀少、生态环境已经脆弱无比的地区来说，发展未必就是硬道理。对这些地区来说，投资越大，发展速度越快，人口越多，不仅发展不起来，而且使这些地区的环境更加恶化，资源更加稀缺，人们更加贫困。好心所办出来的不是好事，而是坏事。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的思想，提出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思想，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思想，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思想，都是非常有见地的。把这些思想贯彻落实在行动上，对于保护好我们的家园，对于减少各种自然灾害发生的次数，减轻自然灾害的强度，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二是原始的资本积累，不管在任何国家，总是表现出一定的残酷性和野蛮性。在中国，也许更加严重。
从历史的定位上说，我们依然处于原始的资本积累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大量贫苦的农民蜂拥到城市和工厂门口，以最低的报酬获取工作岗位。这个时期最有利于资本的成长和壮大。因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因为劳动者之间的残酷竞争，资本处于优势地位，处于强权地位。从理论上说，资本与劳动都可以相互选择，但实际上，资本因为其稀缺而显得身份高贵，劳动因为数量过大而给了资本无限选择的机会。
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而且是农业人口大国。我们面临几亿农民急于朝城市转移的特殊形势，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特大规模。对于资本来说，没有比劳动力更好找的东西了，劳动力成为最低贱的商品。在这个历史时期，其他国家也存在资本欺压劳动的现象，但在中国，用毛泽东的话说，工人阶级所受到的压迫与剥削更加严重。在劳动面前，资本达到为所欲为的程度。当然，资本家以为中国工人不会反抗，以为那些被剥夺了资源的工人农民不会反抗，所以就加重这种压迫与剥削的强度。但是，我们知道，压迫与反抗总是相伴随的。于是，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资本与工人农民之间争夺各种资源的矛盾，这些冲突往往就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爆发出来。
因为资源的稀缺，因为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中国底层社会所特有的那种水浒气和三国气，资本在成长过程中，总是与暴力及强权结合在一起。这种暴力资本已经渗透到交通运输、休闲娱乐、房地产开发、矿山开采等各行各业之中。强权、暴力与资本的结合，使某些民间资本显露出更加可怕与狰狞的面孔，形成豪强势力的复辟，由此加剧暴力资本与暴力资本之间、资本与劳动之间、资本与大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政府的职能应当是扶助弱势，抑制强势，达到社会的均衡。但实际上，政府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总是喜欢强强联合，权力与资本联合。政府鼓励和放任资本的作为，甚至乱作为，在资本搞乱天下的同时，企图通过控制大众，使大众修炼到无限忍受的境界。当然，通过途径来实现天下大治，这是不可能的。
三是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政府权力太大，缺乏制约，造成官民关系和干群关系紧张。
1953年以后，我们从苏联引进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全面管制的社会体制，计划分配的经济体制，高度统一的新闻文化体制。这种体制在推进国家工业化、实现社会一体化，促使国家走向强大等方面都起到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的发展道路。
与经济体制改革比较起来，政治改革推进的速度相对较慢。随着“四大”的取消和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的终止，政府的权力不仅没有削弱，而且处于不断加强的过程之中。政府的权力太大，并且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制约政府的权力。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工人下岗、城市建设中的拆迁补偿、城市与厂矿建设中的征收农民土地等这三大信访热点问题都与政府的权力有关，都是政府与人民、干部与群众关系的表现，甚至说就是政府行为造成的问题。
与西方政府比较起来，中国政府的权力太大。市、县甚至乡镇领导的权力超过美国总统在国内的权力。美国总统没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这些权力，他可以想拆迁哪道街就可以拆迁哪道街吗？不可以。他可以想卖掉哪个国有企业就可以卖掉它吗？不可以。他可以想征收哪个村庄的土地就可以征收并且可以为政府转手谋取暴利吗？更不可以。但是，我们的各级领导，甚至乡镇领导可以行使这些权力，并且可以在没有任何制约的情况下，在受到奖励的情况下，行使这些权力，使部分公民财产毁于一旦，使一批又一批工人和农民陷入重新寻找工作岗位的境地。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最高权力的皇权是对付各级官员胡乱作为的主要制约力量。随着皇帝制度的消失，作为人格化的最终所有者和最终责任主体也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抽象的沉默无语的观念上的国家。同时，历史上官场最干净的时期总是暴君执政的时期。在缺乏民主资源的社会里，暴君执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必要的约束力量。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对待各级干部的问题上显得过于仁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纵容和放任的态度。放任地方领导任意行使权力，哪怕造成严重的官民冲突而不受追究。全国那么多地方领导，每天都有可能惹出麻烦。治国必先治官。如果不能把各级官员控制住，如果放任他们搞乱天下，如果仅仅压制民众，不让民众乱说乱动，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治理天下，达到稳定与和谐，这同样是不可能的。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同时，人民群众的怨气越来越大了。从这些重大恶性事件之中，我们分明看到了那一股又一股的民间怨气，正在集结、升腾、聚合、转化。人民群众在呼唤各级领导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领导者，特别是高层领导者，不能仅仅满足于治标，更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治本上来。也许因为年龄问题，因为任期制问题，谁都不想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因，甚至想把这些更加复杂的问题留给下届政府。但是，如果重大恶性事件发生的频率继续加快，各级领导和抢险人员就会在东西南北中各个战场上疲于奔命，总有一届政府要承担最终后果。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不解决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样的问题必然会在不同的地方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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