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没有看错，的确是“纯洁高尚的权力欲”，人们通常把权力误解为一种控制他人、甚至决定他人生死的工具，所谓“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其实这是价值观方面的两个很顽固的谬误。
权和钱，一直是人类最大的价值误区，其实，权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社会认同，因此对权力的追求，真正的目的是对社会认同的追求，是一种实现人生价值的追求，而不是为了控制社会、掠夺利益。至于钱这东西，它的流通必须以广泛的认同为前提，但是这个认同是一种“信用认同”，就是说，人们普遍相信钱能够交换等价的商品，这与对人的“价值认同”有本质的区别，因此钱的多少从来不能衡量生命的价值，对钱的追求也不能等同于对价值的追求。
通过对本能和欲望的分析，我觉得佛教对欲望的分类是不科学的，当然，宗教本来就不是科学的，但是它把声色口舌之类的享受作为欲望，偏得有些太远。欲望是一种生命特有的需求，我把生理方面的需求归纳为四种，求生、进食排泄、繁衍和占有，它们都只是一种生命活力的体现，因此无所谓善恶、无所谓美丑。而将与价值追求有关的社会性需求，归结为权力欲和名声欲，其中名声欲是一种比较直接的价值追求，而权力欲，的确隐含着某种异常强烈的、纯洁高尚的动机，挟带着人类对于公平正义的无限认可，几乎就是“高尚”这个名词的发源地。
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汉书·律历志》
权的本意，是一种称量、评价与分配的动作，称量的前提是公平、称量的目的是分配，评价与分配的基础是公正。权力是一种进行称量评价、负责分配的资格，公平与正义是赢得这个资格的前提，因此西方神话中用天平象征权力。
原则上，这个资格是由社会在对某些个体的品格普遍认可后赋予的，但是历史上，这个资格通常由某个利益集团用暴力或者阴谋盗取，“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对权力误用的困惑。
靠暴力窃取的权力，由于缺乏那个“赋予”的步骤，是不完整的，窃取之后总是需要一些补救措施、付出一些努力来弥补缺失的社会认同。
古代的皇帝们对这方面的认识不够深刻，他们只是在掌权登基时，下意识地向老百姓分派一点好处，展示一下权力的分配职能，然后就赶紧把这个分配的职能收藏起来，因为，如果分得太多，他们会很心痛。更多情况下，他们试图用隆重的加冕仪式弥补那个“赋权”的环节，很明显，不论加冕仪式多么奢华、多么隆重，都无法体现社会的认同。
从价值观的角度看，人类追求价值，表现为追求社会认同，而权力本身已经隐含了这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认同”，因此获取权力无疑是实现价值的一条捷径。
实现价值究竟有多重要？可以说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混吃等死”，都希望超越普通生物基本的生存状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为了这个目的，人可以放弃生命。比如温家宝总理吧，这些年确实没少忙活，对于积累下来的农民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问题均有所突破，每逢自然灾害，也总是立即赶到现场跟着受罪，这么大年纪，他图个啥？一、回报权力中所体现的、社会对他的信任与认同，二、无非是想做个“有价值的人”，不想在这世上白走一趟。
劳动的目的是生存、占有的目的是更容易生存，我们大部分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生存，但是对于人类而言，把生存作为生存的目的，在逻辑上是难以接受的，因此，“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生存目标。
如果从追求价值的角度看追求权力的欲望，它应该是一种十分崇高的追求，权力欲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人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社会认可他的理性、公平与正义，成为一个能够得到社会认可的人，因此，这个追求是纯洁的、高尚的。
我琢磨了这么久，居然发现权力欲是高尚的，比较意外。
既然权力是实现价值的捷径，而“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又是人类生存的目标，为什么贪官们感觉不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有价值的人”？一个已经实现了人生价值的人，还会继续贪婪吗？
这与人类对权力的误解有关、与其他欲望对权力欲的污染有关。老百姓不认可的权力、靠暴力维持的权力，不再能够成为社会认同的象征，官员们也就难以获得价值实现的成就感。
从这个角度看，无法实现人生价值却仍然坚守岗位的清官们，似乎都是些没有追求、缺乏进取心的家伙，反倒是贪官，一旦发现权力不能满足价值追求，立即锲而不舍地寻求其他途径，这才是真正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一群，只不过追求的方向错了。
我们人类有一个很坏的恶习，就是追着追着就忘了追的是什么了，上帝他老人家虽然比较虚无缥缈，可是用词一向很精准，比如：“迷途的羔羊”，这些得到了权力、实现了价值、却依旧试图用钱来证明自身价值、贪婪不已的人，的确是很典型的“迷途的羔羊”。
与普通生物的唯求生存相比，这些抱着价值找价值的迷途的羔羊，更焦躁、更强烈地被那种“精神需求上的饥渴”所困扰，因为它们总觉得自己不仅仅是一只“普通的羔羊”、还应该是一只有理想、有抱负、应该获得更多“？”的羔羊！可是这更多的“问号”究竟是什么？它奋斗了一生以后忽然找不到了。
以称量为手段进行社会分配是权力的主要职能，分配之前需要先管理分配物，然后才能以公平为准则进行分配，这个管理分配物的过程相当自然、顺理成章地激活了掌权者们的占有欲。
当管理变成了占有、分配变成了“恩赐”，权力的本质便彻底扭曲、掌权者的社会价值也自然沦丧。
于是权力变成了占有的手段，变成了毁灭人伦的毒药、变成了“最好的催情剂”（基辛格贴牌，克林顿口服）。
权力观的扭曲在封建社会、尤其在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最我严重，中国的皇帝，与其说是封建主义黑社会的大头子，不如说是奴隶社会里最大的奴隶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至少在理论上，土地、盐铁、乃至群臣百姓的小命都是属于这位社会当中“最有价值的人”的。
因此，中国的所谓封建社会，其实是一种介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畸态，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化体制倒是颇为神似。
我们封建社会里的市场，所流通的，实际上都是皇帝的财产，即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贵，连小命也都是在皇帝手里攥着，所谓的“富可敌国”，只是一场大梦罢了。和绅之类的老小子就想不开，辛辛苦苦地把那么多银子攒起来，搞得市场上几乎没有银子用，那时的老百姓又愚昧，想不出向外国廉价出卖资源和劳动力换银子的精英招法，流通停滞当中只能干熬，最后还不是便宜了嘉庆？
同样，我们现在的市场上，所流通的，也都是“人民”的财富，即使最富有的房地产商，在土地国有的前提之下，也没有半分土地真正属于它们，所谓的亿万身价，也只不过是国土管理者借给它们的罢了。某些人物也确实想不开，背着无数房奴的诅咒把那么多帐面上的数字攒起来，搞得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硬是连个立锥之地都难求，最后还不知道便宜了哪个？何苦！
从社会认同某人的公平正义的品格而赋予他权力，到权贵们你死我活地“争权夺利”，这是占有欲、乃至性欲进食欲对权力欲的重度污染，争夺“分配权”以获得优先占有权，是对权力的亵渎。
解放思想，应当先解放封建思想，治理权力污染；转变观念，先得转变权力观念，应该象温家宝那样，尊重权力中所体现的，社会对受权人的信任与认同。
各级政府代表人民，掌握着全社会的资源，人民不需要你拿这些资源去赚好多钱，而需要你把它们公平地分配以改善人民的生存条件，人民赋予你的，不是占有权、更不是经营权，只是分配权。因此，各级政府应该经常自问：“今天本政府分配了没有？是否在分配过程中体现了公平与正义？”.
人民代表，代表社会成员把这庄严圣洁的分配权赋予政府，赋权这个活儿五年也就干这么一锤子，不能赋完就完了，剩下的时间也不能一天到晚地在家里得意洋洋地嘀咕：“我干了件赋权的活，市长的权也是俺赋予的”，还应该代表人民监督这分配权的使用情况，应该经常地问政府一声“今天你分配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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