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林毅夫：最好的制度并非内生
2008年6月2日 《经济观察报》刊登林毅夫的专访，他并不否认民主制度的终极价值，可是他认为今天的中国问题不是简单的民主制度设计就能了事。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着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但不能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他认为经济发展未必是实行宪政体制的结果。他还认为制度决定国情，只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逐步探索逐步完善，由此得出结论：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有关系。
笔者认为这些话很有误导性。
首先他承认民主是具有终极价值的，笔者的看法恰好相反，民主有其必然的价值，但说它具有终极价值就未免超越了民主的适用范围，因为民主绝对不是万能的，它有它的缺点和弊端。在此林毅夫认定民主的终极价值有可能把中国的改革方向导入歧途。因为中国比较迷信那些什么世行的高级头衔。
其次，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民主制度设计就能够了事的。他的看法前后联系似乎挺有道理，但更容易误导国人，似乎说我们缺乏民主。要说中国目前没有民主那真是太可笑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国的带薪休假以及全国放假制度就是国务院放给下面去做的，这是典型的民主特征。遗憾的是民主就到这一层为止了，那个被委托的清华大学课题组长（好像是）蔡继明并没有采取民主方式，而是用专制方式定出了一个全国沸沸扬扬的可以说是怨声载道（尤其农民工）的放假制度。因为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和很多发达国家比我们的休假制度是非常落后的，咱们整天嚷嚷着和国际接轨，在这件事情上却远远地躲避着国际轨道。让老百姓多放几天假就那么难吗？但 蔡 教授就是不允许。真有中国人民天生就是劳动的而不能多休息几天的嫌疑，那不是剥削阶级的资本家的心态吗？民主在 蔡 教授和平民这一层并没有实现。
可以说我国目前最高管理者胡温基本上实行的是民主作风，但是除此以外下面的几乎根本不考虑民主，如果有那也是做秀，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上行下不效的作为，还有那么多的违法乱纪的现象。关于此笔者想要说得清楚一点。中国目前的权力分布就像一个大肚皮的人，头顶代表胡温，脚代表平民，上下两头的权力微乎其微，而中间的大肚子却有着相当大的权力，他们制定法律，出台政策，改革各种规章制度。他们主要以专家、名流、商界精英、政界精英（部省市级干部）为主。其实别看他们没名没姓，但他们是真正的管理国家进而操纵国家的人。从常识我们都知道，虽然出台什么政策要胡温签署，但是关于具体措施我们的书记和总理并不可能一一仔细详查，时间的关系。再加上那些居心叵测之人，把一部法律搞得洋洋洒洒一大堆，假如纯心要欺骗人在中间穿插几条损人利己的条款是很容易的。一个政府要制定一项措施，最高拍板者并不是这个措施的具体制定者。比如一个大学，校长书记是不可能亲自过问每一项管理学校的具体措施的，而这个具体措施的制定者往往是这些中间阶层的有实力的人物，倘若他们心术不正制定出来的东西就直接影响整个体系，而上面由于无法接触到下面或者说下面也不敢说就无法了解真相。
所以说中国目前最有权力的是中间这个阶层，也就是我们今天网络上频繁诟病的主流和精英。这个阶层心术不正中国就难说了，而这是胡温却没有办法知道并发现的，或者说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不能破坏了这个所谓的民主程序。这就等于被所谓的“民主”绑架了。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的头顶就被中间的大肚皮牵制了，遭殃的是我们这些底层的人民。中国若想要政体英明，非得把中间这个大肚皮阶层好好地减肥不可。倘若我们不能防止他们心术不正就应该尽可能减少他们的体积和人数，才好让人民监督。因为，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已经或多或少地发现我们中间的这个大肚皮已经被一些卖国贼所影响和控制，这显然有利于对我们图谋不轨的什么“和平演变”计划的实施。
再者，林毅夫认为“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着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但不能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前半句话是废话，这话谁都会说。而后半句也许说到一些人的心坎里了，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对现有的宪政体制改革。笔者认为我们的确不能轻易对现有宪政体制改革，因为那是动大手术，搞不好就会死在手术台上，会带来国体的动荡，最后遭殃的还是老百姓。但不是说现有宪政体制有多好，但林毅夫似乎回避了这个问题，认为现有宪政体制是无辜的。其实我们现有宪政体制有很多毛病，离题太远了。
还有，林毅夫认为经济发展未必是实行宪政体制的结果，他的意思是经济发展和体制没有关系，这就有点天真了！由于对我国的宪政笔者也不是了解得太清楚，说不出具体的缺陷出来，但是今天的经济发展的弊端绝对是政治思想落后的标志。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无疑非常正确，但不加限制性条件就有问题。所谓限制性条件是“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循规蹈矩的还是违法乱纪的？是勤劳智慧的还是坑蒙拐骗的？是普通大众还是士大夫？是自己国家的人还是外国人？是自己的亲属还是其他不相干的人。这个限制性条件就是体制。看今天汶川大地震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这次地震中一个学校里60年建的教学楼没有倒塌，80年建的也没有倒塌，倒偏偏是97年建的教学楼倒塌了，这说明了什么？规矩没有定好就开始游戏肯定会乱套。可惜呀，这一乱套教学楼里面压没了多少年幼的冤魂！
还有，林毅夫还认为制度决定于国情，只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逐步探索逐步完善。这话也有问题，也许说国策决定于国情可能更确切一些，但“只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逐步探索逐步完善”却是非常错误的。德国的K·F·齐默尔曼教授对政策的看法是：“不要仅仅关注物质资本的直接增加，而是首先建立正确的制度。”笔者认为正确的制度可以让物质的资本增加得更快、更好，而不是我们看到的在八级地震中使用了四十多年的建筑好好的，倒塌的却是使用了十多年的建筑。毛泽东的同学萧子升也认为“物质进步远比道德进步快”，说明道德的建设远比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忽视道德的建设经济的发展最终结果就是胡吹乱造。
最后，林毅夫得出的结论“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的历史、文化等有关系”。这句话缜密地分析也是错误的，但其中有一个关系说的是正确的。这个关系就是制度（并非最优的制度安排）是和历史、文化等有关系。这其实和他前一个说法有矛盾了。从德国的K·F·齐默尔曼教授的“首先建立正确的制度”这句话里我们知道制度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既然制度和历史、文化有关那我们如要制定一个正确的制度就应该首先研究历史和文化再制定制度然后发展经济，可是林毅夫说“一面发展经济一面逐步探索逐步完善”显然十分盲目，搞乱了前后秩序。此论还有“摸着石头过河”不负责任之嫌。这也是我们今天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现象的原因。
最后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最优的制度安排是内生的”这句话里的多处错误。第一，一举系统理论，制度可以是内生的但必须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没有外来干扰因素。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实际。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我们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都是盲目模仿国外的结果，比如基础教育十年制改成十二年制，别提多愚蠢了。因此中国今天的制度主要是外来干扰的结果。第二，内生的制度并不是最优的。倘若“最优的制度安排是内生的”这句话正确，那么任何一个政党管理国家都可以诞生最优的制度，如此国外的民主选举还有意义吗？还需要政府的管理吗？为了追求共产主义我国几千万同胞抛头颅洒热血还值得吗？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是瞎折腾了？这显然经不起推敲。第三，“最优的制度安排是内生的”这句话里还藏有一个哲学错误——宿命论调。我们知道物质决定意识，但意识可以反作用于物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管理历程里都有制度，但最优的制度绝不会是内生的，是改革来的，是民众追求来的，奋斗来的，努力来的，抗争来的。“最优的制度安排是内生的”的意思就有点像“最好的生活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这句话只有懒鬼或白痴才会相信。
对中国最优的制度一定得靠我们中国人民自己想办法创造出来。外国人是不可能给我们的，更不会帮助我们争取。妒忌的人不在中间挖陷阱我们就应该烧高香了。为了创造出一个最优的制度我们必须摆脱这些假洋鬼子的蛊惑，发奋图强才有可能摆脱内外羁绊，获得人民真正的自由生活。
2008.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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