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必然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和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虽然意识形态对前面的有反作用。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前面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认识一个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脱离不开马克思的这个基本理论。要想改造社会，也脱离不开这个基本理论。
我在我的许多文章中都明确地指出：改革前我们错误地把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国家所有和政府所有等同起来，并在实践中依次取代。其实质是用官为主取代了民为主，用国家主义、实质是用官僚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官僚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基本国情。
因为搞社会主义，前无古人。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体制，落实好公有制的民主管理问题，结果滑进了官僚主义的泥坑。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孳生令他痛恨的官僚主义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深刻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他错误地认为中国已经走过了封建社会，并且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改造，官僚主义的出现只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残余。他认为要紧的是来个文化思想大革命。他发动人民起来，实行四大自由，通过这样的途径来打掉党内的官僚主义，打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错，毛泽东生前搞文化大革命，用他的权势以及人民的力量，极大地压制了官僚主义。但是，毛泽东一去世，就由不得他了。因为毛泽东没有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官僚主义的体制。结果，毛泽东最终失败了。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实际走了一条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国内现在的情形远远比三十年前复杂得多。在过去，毛泽东领导人民搞文化大革命，都没有打掉单一的官僚主义。现在，我们的敌人要比毛泽东时代强大得百倍、千倍。而革命的人民的力量远不能和毛泽东时代相提并论。倘若主张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怎么可能取得成功？！怎么可能！倘若一意孤行，必然引发社会动乱！这是我们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这些热血的左派人士头脑应该冷静下来了。
诚然，我这么说，并非排斥革命。不是，中国迫切需要革命。没有这个革命，中国就不能焕发新生。但这个革命不是从文化入手，而是从根本的制度和体制入手，要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官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各种腐败丑恶现象的土壤。否则，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能重蹈覆辙了。详细参见：《现时中国各阶级之分析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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