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历史感变迁
一、乐观主义的线性历史感
小的时候，我很乐观，因为历史教科书给我展示了一个历史不断进步的过程，即使偶尔发现历史会开开倒车，但历史老师总告诉我们历史是不断进步的，那些个挫折只会将人类越挫越勇，暂时的退一步总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进步作准备。正如培根所言“知识就是力量”，人类的探索求知的精神不灭，那么历史总是前进的。
“读史使人明智”，历史上的那些事可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并将指引我们规避许多不好走向美好的未来。初中毕业之前，我仅知的历史进步的模式就是马克思的线性历史观：奴隶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对于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教科书明确告知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级，20世纪末我们可以进入小康，到21世纪中叶我们才能达到中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在更遥远的将来就达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水平，那时社会主义也就基本实现了，再后面的共产主义社会物品极大丰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国家也消亡了，地球村出现了，人类大同了。不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线性发展，需要我们以及我们以后好几代人的努力，总之，在这场“马拉松”里的只有一两步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虽然隐隐感觉是与那“乌托邦”区别不是太大，但还是全盘接受了。
这就是我的线性历史观，所以那时我的历史感也是乐观的，我坚信人类是肯定会不断前进的。由于那时的我认识到自己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所以对未来生活的追求也是有限度的，心态是平和的，周边的人也差不多。是啊，既然历史已经给我们这代人所处的时代定了位，穷一点、苦一点、落后一点那正常也不过了，而且将来总是美好的，不用担心。
二、“一箭穿心”的鲁迅
鲁迅发现了满纸吃人的历史，不过他的这一发现却并没有对学生时代的我造成多大影响,因为囿于校园之内的学生是不可能真正看懂鲁迅的文章的。但一旦看懂了，乐观主义的历史感是会瞬间崩坍的，我就有被鲁迅“一箭穿心”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缘于看懂了教科书以外的鲁迅文章。鲁迅在《厦门通信》中有一段文字：“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是啊，走上社会的我看到的是，伪市场经济冲击下，人性的丑陋一面毕现，社会道德底线不断被击破，世风日下，但还有人在不厌其烦地“请你看桃花”，的确很乏味。更为可怕的是鲁迅在《失掉的好地狱》对于历史轮回的思考，他认为人类已“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狱的大威权”，所争的并非是对“天国”的统治权，而是对地狱的。再行翻开历史教课书慎思之，果如其言，我可怜的乐观主义历史感有了动摇。
后来进一步知道，鲁迅和胡适这两位中国现代文化史里程牌式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不属于任何“主义”，鲁迅不相信“天国”，他认为那跟地狱没有什么区别。自从亚当夏娃偷吃了“青苹果”后，充满欲望的人类不可能再建立起自己的天国，所有想“建天国”的努力只能将人带入更深的痛苦之中，这或许是人类的宿命吧。林语堂批评后期的鲁迅“党见”日深，我想只是“两权相害取其轻”的权衡吧，那时的中国只有先救活了再说。林语堂经过一番反复后彻底放弃了所有抗争，以“闲适”自居起来，最后皈依了基督，其实从其“苏东坡情结”就可轻易获见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既然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不如从内心去寻找安宁吧。但林语堂最终一直未回大陆，我想他也是害怕“好地狱”吧。他也未能逃出鲁迅的如喙大笔的“剑指”。
鲁迅把线性历史观里的终极目标给“取缔”了，最终有些读懂鲁迅的我有些痛苦，我的乐观主义的历史感指向了虚无。
我一直有一个难解的疑问：为什么鲁迅的文章对于孩子们来说那么晦涩难懂，教课书里却按排了那么多？那些文章又被老师们错误解读为鲁迅是“某某主义”的，而胡适对民主和自由的阐释是那么简单易懂，教课书里却又是看不到的。是不是每个孩子将来都得接受一下线性历史观先架构再崩塌的折腾。
三、《万历十五年》告诉我一个不同的历史观
1997年，我在一轮经济衰退中饱尝了失业的痛苦和求职的艰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知被什么怪物给屏蔽了，所见的到处都是下岗职工的悲惨境遇，街面上随处可见为生活所迫而摆小摊的人们，不过电视里仍有一些天使般的明星还在高唱“从头再来”。我很奇怪，鲁迅为什么总能"穿越时空"告诉人们他说的都是对的?此情此景，谁还有心思去“看桃花”。
那本《万历十五年》就静静躺在新华书店不起眼的角落里，“人生识字糊涂始”，或许有点文化的人在痛苦的时候总喜欢找些文字来排解吧，我便信手翻了翻，却被深深吸引住了。这是一本超越时空的书，黄仁宇于1976年写就，时值“四人帮”带领大家“看桃花”将中国变成“好地狱”的时代，当然不可能在国内出版，直到如今才出第一版，但在美国早已成为欧美学生教本。我算幸运的，一上架就被我大块朵颐。
《万历十五年》用“显微镜”去检视了中国传统官僚体制运行中的种种弊端，从技术上考量了明朝官僚体制运作的细节（当然后来黄仁宇还从财政角度作过类似的技术考量），这是一个全新的观史角度。“细节决定成败”，黄仁宇从万历十五年发生的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等几位关键人物去世的“小事”对明朝的影响出发，以技术分析的手法对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的进行梳理，抽丝剥茧般地将明朝必然走衰亡的宿命展在世人面前，更能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
黄仁宇通过《万历十五年》告诉我们要用大历史的眼光来观史，正如其所言：“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一国社会结构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那么历史不过是在进行一些低效的重复，所谓从奴隶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分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黄仁宇对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进行了描述：“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是一块大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黄仁宇的这段描述是很形象，其实时下的中国也并没有能彻底摆脱这种间架性的结构，这一点在后来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里又有提及。
从此，我的历史感不再线性，也不再“看桃花”。
四、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式彻底颠覆线性历史观
初次接触到汤因比的宏著《历史研究》感到很是痛苦，不过缺乏痛苦的阅读对我来说也没有吸引力，这部书花了汤因比整整40年时间，他是以人类的文明为单位，而不是以种族、民族甚至国家为单位进行观史的，其立意的宏观性又远超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汤因比穷毕生精力考察了数十种人类文明，有现存的文明也有湮灭的。
更确切的说，汤因比的这部《历史研究》应该是一部历史哲学，要读懂读透对我来说实在可望不可及，恐怕此生也未必能如此愿。然而开卷有益,汤因比提出的人类历史是一种"挑战——应战"模式对我极有启发性。汤因比认为文明的起因来自于挑战。这种挑战,有来自艰苦自然环境的挑战，有来自人文环境的刺激，如埃及文明的发端是埃及人与尼罗河下游的恶劣自然环境作斗争的结果，奥斯曼帝国里的基督徒受到社会歧视性惩罚却被迫在商业领域获取生存技巧并为基督教文明注入新的元素等等不一而足。那么，是不是有挑战就必然激发应战并成为文明发展的动力呢？未必，当挑战过于严厉，文明也会因此消失，也就是说人类的文明在与外界环境发生巨大冲突时，胜负难料。
汤因比考察过很多“流产的文明”和“失落的文明”，所谓“流产的文明”，就是指那些从一发端就因外界挑战过大而流产的文明。例如，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的景教徒试图摆脱希腊化对基督教会和罗马帝国的优势，结果被彻底扼杀，不过他们未竟之业却被后来的穆斯林完成了，文明总不缺乏候选者。失落的文明，就是曾经辉煌过的文明，只是后来却遭遇巨大的灾难而陨落了，这些文明成为后代考古者乐此不疲的发掘对象。例如玛雅文明就是在遭遇巨大的热带自然环境的报复中彻底消失的，而我们的楼兰文明也是因为沙漠化的自然环境最终湮没在千里黄沙之下。由是观之，迄今为止，只要是残存的文明都曾经历过非常惨烈的挑战—应战，倘能一息尚存就说明他们也曾煇煌过，活下来的文明都是伟大的，我们的少数民族的文明跟我们的文明同样值得尊敬，思之所及，我对他们肃然起敬。
汉文化数几千年生生不息，其顽强生命力令汤因比惊异无比，因此他将中国人的文明当作特例进行考察。在西方文化日趋衰弱的现代，由于社会达尔主义从未消逝，西方文化仍然保持一种表面上的强势，这可能把世界拖入文明的衰退。汤因比对此深感忧虑，他把希望寄望于中华文明，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有着很多“人性化”、“内敛性”特质，最终将承担起挽救西方文化乃至全世界的重任。
不过，我们自己的儒家文化在过去只在士大夫阶层有过最广泛的共识，自从汉代之初转化为儒教并形成实质上的“政教合一”之后，儒家文化成了士大夫治理天下和知识分子获取精神优势的工具，对社会大众只具有规制作用，其教化意义走向极致后最终走向反面，成为扼杀人性的利器。也就是说儒家文化从来没有在草根阶层的意识里真正成长过，又何谈在挽救世界文明中挑大梁呢。况且，时下的中国深受经济理性主义之冲击，三十年如一日的巨大冲击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对我们的思想、文化取向的改变是亘古未有的，相较之下，西方文化对我们的改变远胜于我们对西方的影响，我们自己的文明已处于存亡之秋。正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得出的结论，文明是不能承担无以复加的挑战的。
五千年里没有发生的事，不代表以后就不会发生。
五、发现一个被颠覆的世界
2006年至2008年，中国资本市场大起大落，很多人因为贪婪经历了生死轮回般的折磨。2007年，全国充满了乐观主义情绪，曾经向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建议的温元凯出书《牛市一万点》，经济学家的智商其实并不比普通人高明多少，后来发生的事给了这些经济学家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是个爱琢磨的人，虽然不具天份，但好奇心极强。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支配着中国经济发展。从高善文晦涩难懂的《资产重估理论》到向松祚的《不要玩弄汇率》，从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到廖子光的《金融战争》，从袁剑后来被网络封杀的《奇迹的黄昏》到何清涟的《现代化陷阱》等新老旧书一并饱览。由此我发现了一个被颠覆的世界，一个被美元颠覆的世界，美元在改变着历史的轨迹。
由于美元国际结算货币地位且已成为绝对化的“法定货币”，美元霸权是不可避免的既成事实。正是这个美元霸权，使得我们的经济成了“奶牛经济”，我们成了厨房，他们那儿成了食堂。我们被残酷地固定在产业链的末端。日本、德国经过四年就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而我们却用了整整三十年还未能竟业。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可以用自己创造的财富来使我们过得很好，但我们创造的财富中很大一部分一方面以美元储备的方式输送给了美国，另一方面由于美元霸权致使美元泡沫不断膨胀,引发持久的通货膨胀,不断吞噬我们的财富。原来所谓“美国神话”是这么来的，而初级阶段理论竟奇怪的迎合了这个神话——将自己对社会进步的期望降到很低，将自己改善得很慢的生活看成是理所当然。
我们本来可以过得更好，至此，我对线性历史观产生了些许敌意。
六、经济理性冲击下的历史感
鲁迅先生曾断言: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梦醒了却无路可走。
我猜想在美国政府对接管“两房”犹豫不决的那些日子里，全世界最痛苦和惊恐的应该是那些经济学家了，因为他们明白全球经济已经在“鬼门关”前梦游了一回。不过后来发生的事同样令全世界失色，有人惊恐地预言世界经济会倒退二、三十年。试想，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的话，会怎样？你已几乎忘却的、那些被尘封在“黑白照片”里的痛苦记忆又象幽灵一样回到了你的生活里，过去和当下一下子扯得紧紧的，即使时光倒流、恍若隔世的感觉可以慢慢抚平，但几十年的好生活已如“南柯一梦”，你的乐观主义的历史感将很难承受前所未有的冲击。
即使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金融危机，如果美国仍然打他那张“石油牌”，只要稍稍激怒一下伊朗封锁霍布兹海峡，我敢担保你的生活将会为之黯然失色。当你还在以当下的经验憧憬着未来时，这世界却可能因为“蝴蝶效应”变得面目全非，你的线性历史感会因此被撕扯得粉碎，是的，你就处于这样一个世界里。
世界经济现在遭遇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这是经济理性主义百年冲击的后果，但不知我们的文明是否意识到，这百年冲击如果不能让经济学家走下神坛，这种冲击将不会因为危机的减褪而消逝，还会一次又一次的卷土重来，最终的可能是世界文明划上一个短暂的休止符。既然历史的倒退以前就曾发生过，再来一次的可能性永远存在。
经济学家永远只会告诉你经济问题，社会、人文等与他们无关，经济的问题是经济学家的，社会的问题留给社会学家。正如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道出的秘密：美元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在经济学家占据神坛的社会里，问题永远是老百姓的，他们不愿负任何责任,他们只会象巫师一样不断发展自己的信众,谵妄地认为自己可以让这世界变得更好。“百姓日用而不知”，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这问题奶粉事件，它对我们的改变是极其深刻，它的预警作用就是我们的文明在遭遇前所未有暗藏的杀手——经济理性主义，但经济学家此刻只会告诉你“经济基本面是好的”，并仍在盗用科学的名义大谈“科学发展观”。再看美国在最近危机之前、之后，只要你有心汇总一下经济学家的言论，变脸简直比翻书还快。美国人做完了百年金融“南柯一梦”，我们却还在GDP里话春秋。
是时候听听哲学家怎么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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