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米做成熟饭，意思是造成既成事实，而且过程一般不可逆。把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或把封建个体经济变成社会主义经济，都是生米做成熟饭，都要经过一定的过程，都要经历一定的阵痛，但难度不是极大，成本不是极高。把个体农民组成互助组、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封建主义个体经济就变成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没收官僚资本归全民所有，“赎买”民族资本归全民所有，资本主义就变成了社会主义。自愿或强迫，社会改造由此完成。搞了几十年的公有制，觉得不好了，又想变回去，变成私有制，谈何容易，这叫“熟饭做成生米”，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代价巨大，过程复杂，稍有不慎就出大乱子。
农村改革容易些，解散生产队，包产到户，口粮地、责任田一分，初步成功了，但后来毛病百出，三农问题突出，现在，要不要土地私有化正是焦点，极难解决。
城市改革，或者说企业改革，基本失败了。企业资产包括土地、设备、厂房、产品、专利、商标等，大部分是不能拆分的，不能像农民分土地那样拆开分给职工，再则，全民所有制企业凭什么分给职工呢，不同企业之间如何平衡呢，理论障碍就难跨越。张维迎说改革就是把当年拿人家的东西还回去，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当年没收的官僚资本，有的由国民党政府所有，现在还给国民党政府吗，不可能，有的由国民党官僚私家所有，现在要还回去，可这么多年时过境迁物非人非，增值如何算，利息如何算，是很难算清的。至于民族资本，当年就是“赎买”的，现在只能“卖”回去，同样有时过境迁物非人非的问题。更多的企业，既不是没收来的，也不是“赎买”来的，而是新建的。说来说去，城市企业改革的主要出路就是卖。把公有制企业卖给个人，解决产权不清、机制不活、效率不高等问题，听起来似乎合理，问题是卖给谁，谁能买得起。公有制下，职工工资不高，差别不大，厂长书记工资高些，还往往高不过老职工。外商买得起，但国家只能卖一小部分，把太多企业卖给外商是不行的，仅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就不行。一句话，改革就得卖企业，但真要卖，国人没有谁能买得起企业。
真卖，就卖不出去，改革就得停顿。要深化改革，就得卖，真卖不成，就假卖，实际上是变着法子送或任人侵吞。白得或侵吞公有企业，当权者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
如此这般改革，还有两个障碍，一是法纪，二是民主。法纪好说，国家本来就法纪废弛。民主则通过修改宪法来限制，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强说成是文革的特产加以禁止，并通过其他各种方法扩张官权压制民权。
在法纪废弛的情况下，改革注定是一场当权者盗窃公有资产的闹剧，再加上官权扩张、民权遭压制，盗窃干脆变成了抢劫，企业领导以及党政实权人物大肆侵吞、瓜分公有资产并对职工群众残酷镇压，改革不是理清产权、搞活机制、提高效率，而是侵吞资产、搞垮企业、职工下岗、政权变色。
有一个办法是，国家大力扶持个体私营经济超常发展，待私营经济发展到足够强大时，由私营经济购买公有企业，行不行呢？不行。如果这个过程在完善的法纪和强有力的民主监督之下，必然过程漫长，国家等不及，急着侵吞公有资产的人也等不及，况且法纪民主都毫无保障，这样的办法只能是空谈。
把企业资产分成股份，平均分配给职工，不行吗？这个办法不好，但总比企业资产被当权者侵吞好。俄罗斯曾经实行过，结果完全失败。在中国实行会不会失败，说不清，问题是一则当时股份制还没有兴起，二则权力阶层也不会设计这种对自己不便的方案。
让企业领导贷款买下企业，不是很好吗？问题是，贷款要抵押，企业领导是拿不出什么来抵押的，再则，银行是公有的，贷款买企业，等于用公有的钱买公有的企业，有理论障碍。而且，就是这样的贷款责任，企业领导也懒得承担：国家急着“卖”企业，别人买不走，就是不贷款，企业横竖要落到自己手中。MBO，即管理层收购，搞一阵，还是不行，因为没有法纪和民主，管理层自买自卖，从资产评估环节开始就一路作弊，自我无限优惠，往往实际出价难达十之一二。
把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错了。多少年后，把社会主义改回资本主义，是错上加错。
1950年代的三大改造，错了。几十年后，要改回资本主义，结果只能是一场浩劫，没有回到资本主义，倒是改到官僚资本主义的邪道上了，快引发革命了。
既然生米已做成熟饭，就将就着吧，非要把熟饭做成生米，难得有好结果。
熟饭做成生米，做出来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像米，更像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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