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独力难支。
法治，承载了太多的期望，超过了它的承载能力。我们期望通过法治实现什么，太多了，民主、自由、根治腐败、转变社会风气、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良性互动发展、促进良好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建立等等。然而，法治究竟是什么？是上帝吗？它一出现，这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显然不是。既然不是，对它寄予这么高的期望，让它承受它无力承受的东西，是对还是错呢？
一、法治与民主
依据西方古代法律思想，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是法律是国王还是国王是法律。如果国王是法律，那就是人治。如果法律是国王，那就是法治。我国现代法学家称前秦法家“一断于法”的观点并非法治思想，理由是法家还有一个观点，是法自君出。其实无论法自君出还是法自民出，这都并非是法治与否的试金石，而是法律制定过程民主与否的检定标准或是政权性质的判定标准。法自君出还是法自民出，是表明立法过程，不表明是否是法治。法治只是一个治理方法，或实现人民管理的方法，而非终极目的。民主是民主，法治是法治，岂可混为一谈。法治可能是在民主基础上的法治，也可能是专政基础上的法治。而民主可以是在法治状态下的民主，也可以是乱作一团的混乱无序的民主。只要参与决策的人中以多数人的意见确定就是一种民主的方式，而涉及全国人民利益的事情由全国人民中的多数人说了算就是人民主权基础上的民主形式。只要决策按法律既定的程序进行，就是法治，而不问有多少人参与了决策程序，是否由多数人说了算。
黄炎培在延安问毛泽东，历代王朝都没有冲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共产党人是否能冲破这个怪圈？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民主。黄炎培回到重庆后评价说，或许可能成功。建国后，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恢复了国民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大力推行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建设在前进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总的来说，文革以前，党的政策是政治上推行人民民主与经济上发展国民经济并重。通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努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整治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国民经济。在土改与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是十分重视发扬民主，发挥群众的力量的，但却忽视的法制的应有的作用，这种现象到文革时期发展到了顶峰，一定秩序框架内的民主模式被无法无天的大民主代替，激情昂扬的群众闹革命时，踢开的不仅是党委，还有法制。本已退居社会矛盾次要地位的阶级斗争，又被人为的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阶级斗争被扩大化了。人们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阶级斗争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段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极为混乱的时期，人们的道德风尚、社会风气却没有明显败坏，贪污腐败、走后门、拉关系、自私自利的行为是受人们广泛的唾弃的。甚至到了文革结束后十年左右，如果有人靠关系办成了什么事，还是遮着掩着，怕让人知道了丢人。这与当今时代，某人靠关系通过非法途径办成什么事反而津津乐道的社会心理大异其趣。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这里哪有法治的影子。无论怎么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提出，检查工作得失成败的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的提出，对于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和越穷越革命的错误理念是不可或缺的。中国经济有今天的发展，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国际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提出功不可没。有的企业上的标语“翻身不忘毛泽东，致富不忘邓小平”，确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改革开放后接近二十年的发展，经济上取得的成就的确引人注目，然而，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腐败这一顽疾逐渐恶化的趋势，像一团挥之不去魔影，常常困扰着执政党。环境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也摆在了执政党面前。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标志着执政党对法治这一治国方法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1997年到现在，又是十年多了，法治似乎也没有发挥其预期的作用，然而，人们的梦还在，期望着真正法治的实现，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通过这一历程的回顾，可以总结出这样一条治国理念上的认识过程：民主——大民主（文革）——经济建设——法治。
二、实现法治的重要辅助力量——道德
徒法不足以自行，古人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自周开始，秦除外，汉以降，中国法制史就没有脱离德主刑辅的圈子。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的几十年，也没有忘记道德教化的作用。是让法律成为国王，还是让法律成为国王治理国家的工具，曾经在法学界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这是法治的理想派与现实派之间的争论。从我国推行依法治国十多年的过程和国外被称为法治典型的欧美主要国家的现状来看，让法律成为国王不过是理想派法学家的一个难圆的梦。在法治的前提下，法学家们、行政学家们、社会学家们为了解决以腐败为首的各种社会问题，探索着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和程序设计，虽然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迹象。亚里士多德说，法治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有良法，二是良法得到执行。其实，亚氏忽略了一个重要条件，即良法需得良人方能得到执行。无论制定多么完美的法律，设计多么精良的制度和程序，没有一支政治素质与法律专业素质都较高的司法队伍与执法队伍，没有良好的法治的外部环境，一切都是空谈。
有趣的是，在文革及以前，人们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高，整个社会的道德修养水平也较高，我们却忽视了法治这个问题。现在，人们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较低，整个社会的道德修养水平较之那个时代也低一些，我们又大力宏扬法治精神。立法机关拚命立法，且不说立法水平是不是真地科学、真地符合实际，单就司法人员与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及职业自律水平而论，也难以做到按立法机关的本意去司法和执法。行政机关立法权力的扩大，又出现了国家权力部门化、公共利益部门化这一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东西。不良的立法与不良的司法人员、执法人员交互作用，社会离法治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没有法律的适用与执行，法律将永远是纸上的法律。而对于一个违法行为人来说，不仅规避法律容易，规避执法人员与司法人员也很容易。嚣张的米凤君、程维高、王怀忠们之所以如此之迟地被发现，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司法人员、执法人员并不是无处不在，再说，对于狡猾的违法犯罪分子来说，要取得证据也往往是很困难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一条定律不适用这一范围。法律的遵守与执行，与道德修养水平有着莫大的关系。纸上的法律只是法治的原始阶段，由执法、司法将其适用一调整、规范社会关系时是达到了法治的中级阶段，法律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内心信念时，才达到了法治的高阶阶段。而要达到法治的高级阶段，没有道德修养做为后盾，是不可能的。
其实，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是非常注重对党员的纪律和道德的培养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念即便没有存在于当时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心中，至少也存在在大部分共产党员的心中，正因为如此，在当时那样恶劣的环境中，共产党才没有被反动派的屠刀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又前进了。有了这样坚定信念的共产党，的确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建国后，第一代党的领导人仍然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董存瑞、白求恩、邱少云、张思德、雷锋的光辉形象，又鼓舞了几代人。改革开放以后，对生产力的发展的重视忽视了道德教育的作用。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在意识到道德教育弱化带来的不利后果后，又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讲和以德治国，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以八荣八耻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道德新理念以及明明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官的要求，都表明了党的领导人对道德教育重要性的新的认识。可惜的是，基层党政干部及广大群众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明显不足。即使是在中央的强力督促下，三讲在某些地方还是被当作过场来走，而在刚刚提出依法治国之后提出的以德治国，则受到神经过敏的法学界人物的质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八荣八耻则在集中学习过后，又被许多单位仅仅是挂在了墙上。现在看来，这些主张的提出，是多么明智的抉择。
三、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培育
虽然人们内心道德信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要比法律规范的约束力所起的作用要广泛得多，但道德观念的形成远比法律知识被人们掌握要慢得多。要促进人们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必须把握这条规律。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通过分阶段制定五年计划的方式往往容易完成，道德建设也应借鉴这一办法，如果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人们会因为预期不能达到而放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其实，榜样不仅要树立起来，还要求树立起来的榜样的事迹是真实的。这次抗震救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事迹对道德修养的促进会起很大的作用，除了大地震对人们心灵的震撼效应外，就是因为真实。而这几年宣传的一般英模，则脱离实际，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比方说，媒体在叙述一位离世的英模时，为了表现其在群众中的威信及群众对他的感情，往往要找个相关人士哭一番，而据相关情节，伤心欲绝的人又与主人公关系并不密切，虽然一个好人的离世都会引起人们的伤心、悲痛、惋惜，但很多人不会用大哭来表达，关系密切的亲属朋友除外，而新闻制作人为了拔高英模形象，不惜造假，结果是哭来了制作人职位的晋升，哭去了社会大众的信任。而宣传来宣传去，后来又被发现存在严重道德问题的、纯粹编造出来的英模，则不仅不会有感召力，反而使人们怀疑其他英模的形象。近来被揭露的新闻造假现象，更是使社会大众对新闻中宣传的英模形象的信任降到了冰点。可能因为新闻出版业是垄断行业，竞争不够激烈的原因，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一根本原则至今未引起很多新闻媒体的重视。部分媒体甚至乐造假而不疲。
除了新闻造假对道德建设造成的负面影响外，促进道德建设还存在一个误区。即不看对象，千篇一律，不看结果，宣传完毕即认为大功告成。上级派下来的宣传任务，开个会传达一下，弄个挂图挂一下、贴一下就算完成任务了。汇报总结也是以出动宣传车辆多少台次，发放宣传资料多少册，张贴挂图多少张为主要内容，效果总结多是以受到干部群众一致好评或收到良好成效一句话带过。至于收到什么样的良好成效呢，自己也不清楚，上级也不细问，随它去吧。殊不知，上级安排宣传社会主义道德的任务，目的并不在于车辆、宣传资料的多少，而正在于被一句话带过的成效。现在一提起道德宣传，很多人会哂笑，会认为是假的、虚的。这主要是因为，宣传者对宣传对象的了解不够，宣传内容不能被宣传对象理解和接受。如果是这样，就必须降低宣传要求，把上级要达到的目标分解到几个阶段进行，让宣传对象的认识在每个阶段上升一步，这样应该可以达到预期效果。宣传者也不能站在高于宣传对象的位置，而要给宣传对象一种像他们一样的人现身说法的印象，这样效果比教导式要好得多。
社会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中还需要注意的是身教胜于言传。让一个超生的人做妇女主任，宣传计划生育的效果可想而知。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群众的眼睛越来越亮了。他们不光看你怎么说，看你说什么，还看你怎么做，做什么。宣传禁止公款吃喝，却到处大吃大喝，宣传反对贪污受贿，却到处收受礼品，自律不严，何以律人？白宫书记张治安的父亲张家顺，一人得道，十个亲属升天，而当毛岸英的一位表舅向三立请毛岸英通过毛泽东为向三立的另一位亲戚在长沙方面谋一个厅长的位子的时候，毛岸英在回信中说：在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的思想已经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两相比较，对社会风气的影响真是天壤之别。
四、积极向上的文化对法治、道德以及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积极向上的文化对法治建设的促进及道德习惯的养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近年来，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音乐作品中都有一批佳作，在社会主义法治与道德的建设中，都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但是也有许多作品还总是离不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是只反映现代社会中富人的生活，而反映平民百姓生活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更是少之又少。音乐作品相对来说要好得多，一般是抒发平民百姓对生活的感受。在社会主义法治与道德建设中，一定要善于运用文化这种形式。
总之，民主、法治、道德、文化在社会的进步发展中各有各的作用，过于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某一方面会显得重要一些，但决不能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不然，可能后悔都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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