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破除迷信，解放思想。20年之后的1978年，中国兴起了解放思想的浪潮，50年之后的2008年，又号召继续解放思想。半个世纪以来，解放思想成了执政党的一大法宝，但这一法宝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灵验，1958年第一次用导致了失败，1978年第二次用见到成效，之后也常讲什么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断续解放思想，但收效甚微。毛泽东倡导破除迷信，现在到了破除对解放思想迷信的时候了。
解放思想并非万能法宝，有时灵，有时就不灵。有人之所以迷信解放思想，在于认为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可以年年讲。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看，人的认识永无止境，总是不断地突破原有的思想观念，今后也无止境。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或者说一定的制度范围内，解放思想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无止境的解放下去。西方经济学提供了有力证明。18世纪由亚当·斯密开创的政治经济学，到了19世纪末马歇尔所讲的经济学，有个牢固的传统观念，那就是迷信市场万能，否定国家干预。这一传统观念，还能适合18和19世纪的生产力状况，因为这时处于轻工业化阶段，没有政府干预，市场可以自动调节。到了20世纪，西方国家进入重工业化阶段，原来的自由市场经济已不能适应，显露出弊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最早发现这一问题，于1926年发表《自由放任的终结》一文，可说是从自由主义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大力倡导国家主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1929年开始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苏联搞计划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市场经济遭到一次大的失败。各国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纷纷从自由主义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泰勒倡导效法苏联的计划经济，美国总统罗斯福声称要搞有计划的资本主义。二次大战结束，西方国家继续解放思想，学苏联的计划经济，搞国有化。但这种解放思想有一定限度，首先是受意识形态的制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计划经济如日中天，明显的比市场经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但有些西方学界从意识形态角度反对计划经济，如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哈耶克于1944年发表《通向奴役之路》，指责计划经济限制了人的自由，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冲突。二次大战结束，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大搞国有化，这也是一种思想解放，但到一定限度就遭到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而无法持续下去。二战后，英国2党长期执政，建立起一套社会保障制度，广大民众得到实惠，同时又搞国有化，将一批大型企业收归国有。到了1978年保守党上台，撒切尔主政，大搞私有化，这也算是解放思想，但解放思想有一定限度，只限于私有化，不敢改动工党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1991年苏联解体，叶利钦在俄国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这也是一次思想大解放，推行激进改革，所谓“休克疗法”，结果遭到失败。1996年开始搞私有化，同英国搞私有化有个根本不同之处，英国有大量的资本家用自己的钱购置国有资产，俄国没有资本家， 私人没有钱购置国有资产，这种私有化的唯一出路就是官员用手中的权力来购置国有资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银行中贷款，用国家的钱购买国有资产，一转手转化为私有。据多种资料证实，俄国的大富翁有90%是苏联的原高官，私有化实质上是一次大掠夺。叶利钦可说是一个最敢于解放思想的人，但仍有一定限度，他始终不敢改动苏联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1999年普京主政，用铁腕将富人掠夺的国有财产收归国有，在诸多方面回归到苏联的老传统，在自由派看来，是最保守的政治家。从近二、三十年历史看，解放思想并非没有止境，而是有限度的，象撒切尔和叶利钦这些最敢于解放思想的政治家，仍有一定的限度，谁也不敢改动关系民众根本利益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苏俄近20年的历史看，思想解放并非都正确，叶利钦的思想解放，其执政方略就是一种不公平非正义行为，遭到民众的反对。普京不解放思想，其执政方略体现了公平正义，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从历史经验得知，解放思想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可以破除僵化思想推动社会进步；一面滋生出强盗和贪腐行为。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发扬民主方面，确有必要大力解放思想，30年来所讲的解放思想，全集中在经济体制上，而在政治体制上，则丝毫没有解放思想。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解放思想已没有了空间，搞私有化，势必导致少数人大量掠夺国有财产，会遭到最广大民众的反抗，爆发社会冲突。那种迷信解放思想，视解放思想为万能法宝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要特别警惕那些以解放思想为名，实则掠夺国有财产的强盗逻辑和贪官哲学。为此当前解放思想的重点应集中到政治体制改革上。
当前，人们之所以迷信解放思想，在于30年前搞的思想解放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效，从而就将思想解放当作万能法宝。仔细观察，1978年时，有当时的特定条件，解放思想能见成效，现在条件变了，解放思想不一定见成效，乃至重踏叶利钦的覆辙，遭受大挫折。为此要揭开1978年解放思想的奥秘。 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以下称实践一文），一石激起千重浪，由此兴起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本是一篇平常的哲学文章，之后文章在万篇以上，讨论会也在千次以上，年年讲思想解放，都未见有当年的轰动效应。由此笔者领悟到，思想解放并非万能法宝，不能迷信，而要科学地看待。为什么思想解放运动先轰动而后平淡呢？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1978年初，文化大革命尚未正式宣告结束，中国仍在迷路上徘徊。《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中国涌动着要求变革的思潮，同时也有一种维持原状的思想存在。在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就存在两派，一派坚持维持原状，即所谓凡是派，一派要改变现状，进行改革。中层领导也存在两种对立思潮，当时有个典型例子，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宣称，包产到户是独木桥，不能走独木桥，要走阳关道。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针锋相对的回答：“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吴象据此写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实践一文是由一两位不知名的人写成的，此文并未提出新的见解，只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作一番通俗解释而已。毛泽东于1963年11月在对一篇文章（九评）的批示中，加上一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传》2003年版，第1290页）。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宣称将实践看作唯一标准，是一种实用主义，仅仅宣扬经验。（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49页）实践一文是遵循毛泽东的哲学观点，背离列宁的哲学观点，更远一点看，文章宣扬王阳明实学，有违程朱理学。可见实践一文是一家之言，经不住辩驳。据笔者所知，当时就有人加以批驳，但无处发表。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讲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年大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后来证明，发明和掌握实践标准的伟人毛泽东，并没有从实践中得到正确的思想，可见，实践标准并非万能法宝，伟人用也不灵。到了1978年，一个小人物写出篇小文章，却引出一场大事件。对此，20世纪后期兴起的混沌学可揭开其中奥密。混沌学指明，混沌系统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系统，处于一种临界状态，其内部各种力量正在僵持，整个系统正在敏感的边缘上蓄势待发，此时，最微小的力量也可产生无比巨大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美国气象学家劳伦斯发现，蝴蝶扇动几下翅膀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大风暴，原因在于，当时的气象条件正处于临界状态，如不处于临界状态，原子弹爆炸也不会引起风暴。在社会领域也有类似事件，如清末时发生的杨乃武案件，一个平民女子杨氏，到京城为其弟杨乃武伸冤，告倒了102个省府县官员。原因在于，当时两江官吏为两江总督曾国藩旧部，同中央政府对立僵持着，满清政府蓄谋罢去这批高官，就是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一个弱女子的微小力量，就掀起了一场政治地震，导致102名高官下台。
1978年时，中国人心思变，社会酝酿着一场大变革，正处于临界状态，发表文章，开讨论会，解放思想，也就产生出巨大的影响。后来，改革收到明显成效，社会处于次稳定状态，写文章开讨论会很多，数次吹起思想解放号角，但收效甚微。再者，30年前，社会思潮处于僵化状态，同人的利益没有什么关联，如前面讲的两位省委书记关于包产到户的辩论，纯粹就是一种认识问题，也就很容易通过解放思想而纠正错误认识，一个有力的证明是，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杨易辰，是第一个出来支持实践标准大讨论的省委书记。当今社会，出现了一些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到既得利益，并继续谋取私利，这根本不是思想认识问题，也就不可能通过解放思想来解决，如同地主不可能通过解放思想而赞成土地改革一样。还有以前社会思潮是一元化的，上边号召解放思想，下边即响应，并按照领导意图来解放思想。现在社会思潮是多元化的，下边民众并非都按照领导意图办。如根据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功大于过，通俗的说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当时绝大部分人赞同决议。现在有一部分人赞同决议，还有一部分人完全肯定毛泽东，也肯定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另有一部分人全盘否定毛泽东。现在不断有人提出重新评价毛泽东，这是想按照自己的意图重评，但今非昔比，民众不会按照其意图评价，即使中央再作什么决议，民众也不会象1981年那样一致拥护。对这个问题确实要解放思想，那就是摆脱由领导层决议的方式来评价，毛泽东作古30多年，已成为历史伟人，应由司马迁和司马光之类的历史学家来评价。
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以往行之有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不一定完全有效。如二三十年前行之有效的解放思想，今天的效能就大大衰减。其原因在于，解放思想讲了二三十年，人脑产生了类似抗药性的机制，从而效果递减。如这次新的解放思想是打算帮助左翼人士解放思想，而这些人已用了二三十年，有了抗药性，成效不会大。再者解放思想的立足点是破旧，当前中国的问题，主要是靠创新来解决，根据多年经验，破旧易，创新难，我们应集中主要力量抓创新。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在当代中国，创新特别显得突出重要。首先是制度创新。中国的改革实质上是一种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未动。原来设想，先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而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没料到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了层层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极力维护自身的利益，成为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力军，这个权利集团的形成有其一定的轨道。
在19世纪，马克思发现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阶级对立）是社会冲突的根源。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以后，消灭了私有制，但财产不可能由几亿人控制，只能归有权者托管。在私有制社会，财产权和政治权分别由两个集团（官员和有产者阶级）控制。在公有制社会财产权和政治权由一个集团控制，有权者可能转化为有产者，无权者永远是无产者，这就出现了有权者与无权者的对立。同时有权者还掌握舆论工具，垄断话语权。毛泽东首次发现这个人类历史上新出现的问题，称有权者为当权派，无权者为群众，有权者与无权者的对立，同时也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他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权力私有者。他的一大创见，是发动无权者（群众）来监督有权者（官员）。毛泽东首次发现并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当权派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是采用的造反派手段，即由群众起来夺权，称之为文化大革命，又称大民主，结果带来一场灾难。西方国家从13世纪英国搞议会制起，700年的经验证明，解决有权者问题的出路是靠制度建设。用制度建设来监督和制约有权者。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应是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果，解决公共权力私有化问题，主要是依靠民主制度。西方国家和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不能全盘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正确的选择就是进行制度创新，着重于解决权力的监督和制衡问题。
另一个举措是大力推进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讲的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实现共同富裕，公平正义，这些都是左翼人士的口号。而实际行动上，是鼓励私营经济，扩大贫富差距，倡导效率优先，这些都是右翼人士的主张。由此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人们称为“开左灯，向右拐。”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导致了社会思潮混乱。改革初期，社会思潮的主要问题是思想僵化，靠思想解放来解决。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思想混乱，单靠思想解放远远不够，主要依赖于理论创新。
以前社会思潮是单一化的，人们都一致的跟着中央走。思想解放的结果，导致了思潮多元化，人们不全按照主流媒体的调子唱。如中央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人提出伯恩斯坦的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真传，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列宁和毛泽东是搞修正主义。还有人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论断，将当代中国定位为新资本主义。以前人们都将社会实践当作万能法宝，现在这一法宝也不灵了。如以前用实践标准否定了“文革”，现在有人用实践标准肯定 “文革”。有人根据实践标准证明改革好得很，有人根据实践标准证明改革糟得很。当前人们的思想最活跃，也是最混乱，学界人士和民众在争论激辩，政界人士不搞争论，一退下来，也积极参加争论。历史经验证明，每当发生大变革时，必然引发大争论。靠已有理论无法解答争论问题，只有出现新理论才能破解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从而圆满地解答争论问题。如中国从春秋末到秦朝，儒家的王道说和法家的霸道说争论了200多年，到了西汉初年，陆贾作《新语》一书，提出了逆取顺守说，即夺取天下靠武力（霸道），治理天下靠仁义（王道）。这套观点提出来，为历代政界学界人士所接受，之后的两千年，再也未出现王道与霸道的争论。还有，从南北朝到南宋，儒释两家争论迭起，长达700年之久。南宋时朱熹创立理学，贯通儒释，至今900年，再未发生过儒释争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这类事也颇多，如光的粒子说和波动说，在17世纪末牛顿和惠更斯开始争论，持续200多年，到20世纪初期，量子力学产生以后，才将二者统一起来，争论得以结束。从历史经验得知，长期争论的问题靠已有的理论无法解决，依赖于理论创新，思想解放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思想不解放就无法创新，从思想解放到理论创新，还有一段长的路程，停留在思想解放，还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推动经济改革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而对政治体制改革则未见有什么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5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文件，规定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成员。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还是原封未动，细心观察，在经济体制方面，改得面目全非，而政治体制方面则依然如故，这是导致官场腐败的根源。当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最大障碍，并非思想认识不清，而是利益集团维护其私利，只有从制度创新上来解决。思想理论界的争论无法靠权威来解决，而是要靠理论创新。当前仍有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但更为重要地是推动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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