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分左右辨善恶
政界、学术界、经济界、外交界有很多“左”、“右”之争，标准混乱不堪，“左派”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是中下层人民利益代言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肯定是左派，只要不是“极左”，左派是有助于共同富裕的。经济方针其实无关左右，只有限制与开放区别，一般适用于商业，计划经济也无关左右。税收再分配区分左右，看看税收是用来花天酒地还是改善人民社会保障就清楚了，很多以“左派”自居的政客是披着羊皮的狼。有的村，集体光环挺出彩，集体所有，看GDP可以说是富的流油，但普通村民花钱得打报告村长批，除了村长等少数人，多数村民像是养在金丝笼里的麻雀，我不认为村领导是左派。北欧左派掌权，税率很高（当然给国民回报也高，没什么苛捐杂税），一样可以诞生诺基亚、爱立信等世界级企业。外交领域的民族主义者一般被称作右翼或鹰派，和政治派别的左右划分无关。左派一般是反政府的，右派多数是统治阶级内部不满者，一方面，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政权是社会秩序地维护者，政府太弱，公民素质不够高，社会就容易陷入混乱甚至动乱状态，特别是在外界引导下。
“社会主义”、“左派”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并不矛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只是在再分配时向劳苦大众倾斜，而不是用锯桌子腿式手段限制个人才干发挥。真正的“集体主义”、“团队主义”核心是协作，不是内讧，不是压制精英、庇护无能者的港湾，如果是，“集体”或“团队”领导肯定是自私无能的家伙。“公平”和“效率”也不是反义词，公平对立面是不公，高效最怕官僚主义捣乱，只有通过公平把绝大多数成员积极性都调动好，才能获得最高效的成就。多数怀才不遇的国度，往往是世系或裙带确立的森严等级社会，伟大的农民革命家陈胜说得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只要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怎么能出人头地怎么干就是。社会主义主张“按劳分配”，按劳分配的实质是按能力和贡献分配，反之则是假社会主义。
中国的老右派大部分是过去的遗老遗少，打击过后，“右派”只是称谓而非立场，甚至可能成为新左派的源头，因为失势，体制内的投机者目前多以左派面目出现，利用“双轨制”发财的官商往往是形左实右的右派中坚！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社会主义加大国沙文主义，何鲁晓夫时期是修正主义加大国沙文主义，苏联的解体是专制和扩张主义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如果北欧灭国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东欧剧变”，苏联主要领导者和受益者都是旧官僚，其他国家是工人和知识分子，当然反对旧政权的主力都是工人，按照列宁的定义，“苏维埃”在苏联早就名存实亡，“剧变”后得益的首先是腐败的旧官僚，这也是前苏联各国复苏相对乏力的原因之一。
欧洲大陆发达国家大部分是左派掌权，美英体系右派掌权的多。好像是法国政客克里孟梭说的，年轻人不信社会主义，那是没良心，老了还信社会主义，那是没脑子。前半句好理解，后半句往往产生歧义被误解，老家伙限于身份没仔细讲，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从人性自私的角度，绝大多数年轻人有社会保障更容易出人头地，因此要支持社会主义。到老一事无成自然还是要支持社会主义，但凡有脑子的，肯定能有所成就，社会主义要把自己的部分勤苦所得救济穷人，阶级属性决定阶级立场，因此不能再鼓吹社会主义！个人万岁是克里孟梭说这番话的出发点，呵呵！同样，还是从个人利益角度，多数既得利益者肯定是反对革命的，一般站在右派的立场上，内心拥护实际的社会整体不平等，如果非既得利益者也站在右派一边，不是被洗脑洗傻了就是天生的奴颜卑骨。在历经无数坎坷后，我想我是一个有脑子有良心的青年。相信有朝一日，全世界人民会唱着“英特纳雄耐尔”团结在一起，进军外太空。
2006旧作《把窗户纸捅开》一部分，2007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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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学眼光看风水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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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和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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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术误国和“民主误国”
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儒家主张的“王道”和“民主”就是古今重要的大趋势，然而，现实和理论似乎是严重脱节的，实行儒学的古代游牧民族和建立民主形式的很多当代国家并不安定，更不用谈崛起，甚至有“儒学误国”、“民主误国”等说法，原因何在？
首先是“王道”或“民主”的真假问题，“王道”和“民主”都是主张不与民争利的，后者甚至主张人民当家作主，如果倡导和实施的主体是贪婪的专制者，叶公好龙在所难免。叶公好假龙，叶公豢养的大小奴仆自然也乐得浑水摸鱼。自幼学儒学的明朝皇帝懒得上朝，汉代以后仅存的修正主义儒学精髓也无法发挥。“不患寡而患不均”，建立民主形式，却在发展过程中搞特殊化，“开明君主”宝座反而可能不如独裁者稳固。
今天世界各国，真民主假民主先不区分，有几个专制国家元首敢公开宣称自己独裁呢？过去很多“开明君主”和“有为君主”，部分政绩得益于实际民主，治水咨询水利专家，打仗咨询经验丰富的军人，也是民主的体现。仅仅形式民主，很多时候是伪民主，在非实质问题上扯皮，就是伪民主的表现之一。所谓专制效率高是制度过分牵制造成的，低效率不一定是“民主”社会才有，中国官员推诿功夫源远流长。墨子主张，用人必须授予相应的权力、足额的俸禄还有正式的职位，想提高效率又保证少惹乱子，对官员重在监察而不是牵制。民主是为了集思广益，而不是为了扯皮而扯皮，为了具体的目标探讨，民主是良药，反之则未必，只要大家敢于说真话，不是互相攻击或讨好领导，民主还是能落到实处的。如果在具体问题上，内行领导外行，内行不用对牛弹琴，即是实质民主的体现。
其次是起点不同，强大的国家内讧不严重不怕外国干涉，小国、弱国就不一样了，看到人家日子好就生搬民主和联邦制，等于自己制造内乱根源。标准的制订者从来不会因为自己制订的标准吃亏的，吃亏的时候往往是标准以外的原因，或者更有生命力的新标准已经问世，却跟不上形势。面对身高体壮的对手，徒手搏击多半会自己找揍，何况人与人之间差距很难超过50%，国与国基础差距往往高过1000%。对手吹嘘徒手搏击，小个子最好找把刀甚至AK。
“桀犬吠日，各为其主，国之利器，不可假人”，“大邦下流”是褒义，“下流”采用今天的贬义也可以，短期内无法超越的大国可以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边小国跟着学样，可能为两国的合并制造机会。当代美国大肆推销民主，和中国古代大肆推广王道是一个道理，好东西没有足够的消化过程吃多了可能撑坏肚子。更何况出口型和自用型往往采用双重标准，过去中国主动输出儒学，却不主动出口《孙子兵法》，现在美国金融机构在全球攻城略地，中资银行等却不能在美国遍地开花。
孟子虽然宣扬商汤、周文王崛起时候如何如何，真实的历史怎样，因为缺乏可靠的详细记载，只好任由他胡吹，看地图，泾河流域、淮北地区的纵深决不止方圆百里这么可怜。后世的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家，从来没搞过什么王道，论地盘，他死时的控制面积应该比商汤王和周武王直属领地大多了，王莽复古，全尸也没有留下。夏、商灭亡根本原因是桀、纣治国。孟老头（叟）不远千里向齐宣王和梁惠王推销，却不肯辅佐友善的滕文公。王道也好，民主也罢，择其善者而用之可以强国，生搬硬套只会灭亡。当然，这不应该作为古人抵制儒学或今人抵制民主的借口，胡人中的有识之士也知道不学不行，“胡人无百年之运”，根本原因是文化和制度的落后。汉化最深的鲜卑、契丹选择了主动融合，满清吸纳了大量关外汉人，因此国运长久。他们都是主动融合的，不是刺刀下被动接受的。
第三是路线选择，平等、自由、民主、博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逆反这一程序不比逆反上述观点结果好到哪里。无法把复杂的过程简单化，就无力把简单的目标落实。平等、自由、民主是奋斗的结果而不是过程，没有刻苦的训练，花架子再好看也只具备观赏的意义。
言必称儒学或民主的家伙，要么是不懂装懂、生搬硬套的混混，要么是糊涂蛋或不安好心。“友邦”一边对难民高喊民主可以救国，一边阻止他们入境，和反问饥民为什么不吃肉类似，不同点在于前者是无知，后者是无耻。
真正的儒学精髓在孔子死后不久就失传了，《诗经》、《周易》、《尚书》相当部分是后世的国学大师无法理解的。孔子死后百年出场的孟珂被尊为“亚圣”，也只能对齐宣王说出应该做到什么，却不知道该怎样实现。汉代以后“儒生”往往只推销珠宝盒，外加一盒子效忠的坏水。中国儒家一代不如一代，跟打着孔子旗号的家伙把“射”、“御”、“乐”剔除有重大联系，应该文武双全的儒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缺乏艺术细胞的书呆子。“士，诚小人也”，元末辅佐张士诚的儒生是其中一部分。
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晚年夹在鲁哀公和三桓斗争中游刃有余，子贡出使，却齐、存鲁、弱吴、霸越，中国外交史上只有苏秦、班超可以媲敌。主张克己复礼的孔子对“仁”身体力行，后世的“儒家”对仁义道德只存在表面尊重和利用。孔子决不是“君要臣死”就抹脖子的榆木疙瘩，公开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不惜率领心爱弟子当古代盲流。“复周礼”不是尊周王，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周礼”还是有助于社会“稳定”的，朝鲜只学到儒学皮毛，居然存在了600多年，王朝晚期内忧外患不断，金九刺杀日本人被捕后还为明成皇后叫屈，这也是“礼”的毒害。《礼记》中率先提到的“大同”、“小康”，不是以人均GDP作指标，而是分别指人人自觉、依法治国，“小康”社会，礼即是法也是行为规范，首先从贵族抓起。孔子生前诸侯林立，统治者没有孔子那两把刷子，盲目复礼可能会灭国，中山国灭亡与此类同。孔子是圣人，但也只是对弟子讲授“仁”，对统治者推销“礼”，即使这样，统治者也不领情，毕竟，“利”比“礼”好，无利不起早。对实际当权者，“礼”会束缚手脚，只有为子孙后代长期利益着想的君王才推崇“礼”。“礼”行天下，“礼”和“利”都在自己和子孙的掌握。孔子还是希望实行“仁”的，但除了弟子，几人能接受呢？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孔子广兴私学和留下的文字判断，大部分解读者像土财主误读“养猪大如山老鼠头头死”那样理解错了，个人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比较符合孔子的一贯作风。除了杀少正卯，在“礼”上过分执著，孔子还是无愧于伟大的称号的，“私学”为下层子弟开启了事业之门。
古代没有文凭，也没有“X士”论文答辩，滥竽充数比今天还容易。剔除不合时宜的“周礼”，儒家的权术并不亚于法家，不过缺少明确具体的教材，只能靠私下传授和学生顿悟。晏子和墨子先后批判孔子的厚葬学说，孔子面对宰予的一年之丧说法，回答是心安做就可以，《礼记》记载他也认为三年之丧太长，反对富人越礼治丧。孔子讲究因材施教，墨子因为反对儒家的厚葬学说反出师门，教他的老师明显水平不高，两千多年后寂寂无名。孔子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向很多不如他的人学习，面对争论太阳远近的小孩也不花言巧语，后世“儒生”打着孔门旗号，考上以后向主考官拜师，真正的老师往往丢到一边。孔子希望和年轻人一起游泳唱歌，后世讲究“师道尊严”。孔子死后两千多年，儒家一代不如一代，洋洋洒洒几万字的《孟子》是“四书五经”中最粗浅的一部，远比不上只纪录孔子只言片语的《论语》，北宋宰相赵普晚年靠“《论语》半部”提高政治水平。不知道谁最早把“四书”“五经”并提，“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只是《礼记》中的两章，数以千万计的阅读者不专门纠正。礼不礼，礼哉，礼哉！
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可以说打着孔子旗号的“儒教误国”、“儒术误国”，但不应说“儒学误国”，即使很多精髓已经被可以摒弃，儒学仍然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瑰宝，墨子和韩非子就师从儒者。儒学的传播首先从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出于自发自觉推广而很少通过“圣战”进行。同理，所谓“民主误国”也是人们对假民主的憎恨导致，自己争取、自己奋斗的渐进民主不会误国。
套用列宁对完全出版自由的观点，形式民主不会把国家的许多弱点、错误、缺点、毛病（毫无疑问，毛病多着哩。括号内内容是列宁观点）除掉，因为这是打着“民主”旗号的敌国不愿意的。
过去的“礼教”和现代的所谓“民主”，很多是专门单方面约束下层的条条框框集合，不给统治阶级戴上马嚼子，单纯高呼概念的“礼教”、“民主”实际是人与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等级制度的精神支柱。即使已经形成所谓共识的理论，自然科学定理以外，多数要么是一定条件下的假设，要么是“御封”的荣耀，只配吓唬无知百姓。第二次海湾战争战后，伊拉克武装力量无疑是分散削弱了，抵抗的力度和成绩反而增强了，拥有大量伪军，所谓“高科技”数字化士兵甚至白磷弹等化学武器也安定不了局面，谈什么军事技术革命？伊军初期的溃败，胆怯是第一因素，纳西里耶的51师充分证明了非精锐武装坚决抵抗的战斗力。古今中外，谁掌握了舆论，谁就能占领道义的制高点。普选制有比没有强，但普选制只能作为手段，而不是目标，19世纪末恩格斯认为：“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从中国国家利益和民主实践出发，我殷切期待美联储主席、CIA负责人、FBI负责人统统通过全民直选产生。
2006旧作《把窗户纸捅开》一部分，2007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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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军国民主义强国
因为种种原因，“宰相家奴七品官”，但不管奴才多嚣张，全是仗着主子权势，大部分恶行也出于主子的纵容甚至直接指挥。在过去，奴才的财产甚至小命，主子想收回就收回。《红楼梦》里贾府衰败，贾琏就打奴才家产的主意。掌握主子“爬灰、养小叔子”丑闻的功臣和出任县太爷的奴才后台都自身难保，小老百姓就更别提了，主子想要，一句话的事情，等着效劳者主动交差的好消息吧。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什么“毋侵夺私产，毋霸人妻女”，什么“从不以文字罪人”，只要被统治者没有自卫实力，统统是骗人的鬼话。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保卫人民政权，也要靠人民自我武装起来。列宁说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苏维埃就是自由武装的工人和农民。
中国历史上汉、唐两代军事的强大，与刀、箭等轻型武器自由化不无关系。美国枪支泛滥造成的犯罪不少 （感觉按比例并不高），主张禁枪的声音很大，却无法驳斥“枪支应掌握在人民手中”的观念。如果全民武装，不得人心的统统者肯定要惶惶不可终日，外敌入侵的难度更大。宋代以后中原军事无能，最重要原因是中央集权程度太深，只要中央腐败，全国军队战斗力都跟着滑坡。女真、蒙古、八旗入主中原前后，全部人口也赶不上中原的大城市。如果地方上有一定的军事自主权，人民尚武，中央再腐败游牧民族也难以长期深入中原。唐代藩镇格局，只有在中央腐败无能的前提下实现。在现代国家观念深入人心以后或交通、通讯便捷的条件下，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且基本武装单位是小地方，想整合必须通过中央。地方农村禁枪前，流氓地痞比禁枪后老实，抢牛贼不敢进庄。文革对当时的广大工人农民而言，应该没有想象中那样恶劣，据说那时候大工厂都拥有迫击炮、高射机枪等重火力。当今国力最强的美、俄、德、法、日，好像日本普通人搞枪最难。虽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很高，不过从各国游记分析，相对富裕程度，普通日本人生活比欧美国家艰苦许多，吃救济金的西欧人似乎比勤奋工作的日本白领舒坦多了。
持枪自由化，可以作为捍卫改革深入的保障，实现程度是各地官员对政绩是否自信的重要指标。
当然，这只是一个奋斗的目标，不是希望中国立即放开枪禁，那样会天下大乱的。打破镇压黄巾起义后安定团结局面的贾栩，如果不是性命有关，估计也不会煽动战乱。持枪自由化，可以期之于五年、十年，可以从退伍军人和大学毕业生开始。为防止武器扩散危害国际安全，边疆地区适当从严。
持枪合法化要和政治军事教育相结合，国民仅有健康的体魄而没有健全的心灵，有武装也没有用，鲁迅弃医从文就是受了日军纪录片中麻木中国人的刺激。老百姓害怕报复不敢反抗不敢报案，固然有司法腐败因素，胆小怕事的本质是主要原因。武器最好用于震慑而不是杀人，胡文海杀第一个人后，除了把政府推翻，只有死路或暂时的逃亡然后死两个结果。没有暴力武器，面对非法侵害，合法反击手段也很多，上访一定要书面回执，即使是不被受理。某些地区通过“跳楼秀”讨薪是违法的，在两会期间向两会代表诉苦肯定不敢列入违法行为。如果遭遇黑社会侵犯而警方救助无力，把掌握的相关黄、赌、毒、枪等向隔级公安部门举报好了，就算是对方又“结识了一路朋友”，破财免灾荷包也要大出血的，帮助他继续“交朋友”好了。官员即使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但肯定在乎头顶的乌纱，摸准脉，掌握好时机分寸一次就足以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不用担心打击报复，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值得用生命作筹码的，伤害他人的犯罪分子往往仇家很多，死人对黑社会也是麻烦事情，能不能查出是你做的还两说呢。面对地方政府的非法侵害，还是先忍耐再找中央找说法吧，没有结果我建议当缩头乌龟，不要暴力抗法。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政权稳固后，无论起家多么血腥，有脑子的最高统治者会最大限度的维护保障既得利益者的既定游戏规则，最多利用程序作为官场太极推手，否则有少量被统治者不按常理出牌了，政权就岌岌可危了。虽然赞扬美国“民主”的文章很多，但马列主义者对资本主义黑暗本质的描绘，依然适用于美国，而且不仅仅限于黑人等少数民族族裔。
没有武器也不用怕官和商，如果合法权益被严重侵犯，有足够的技巧，利用媒体就足以把正县级实权干部拉下马：下跪的副市长、坐军车任由司机惹事的县委书记、类似璩美凤录像似的精彩片断……合法权益被所谓的强势人群侵犯，记住以下维权原则：联合一切被非法侵害的公民，在合法和非暴力的前提下，损敌利己、损敌不利己的事情尽量干，损敌伤己的事情看好时机掂量着办。如果合法权益受到算计，或想出对付非法侵害的高招，告诉更多的人。不推崇通过打官司维权，对穷人成本太高，即使是富人，有个外国笑话说法学院高材生刚毕业就打赢了父亲几年没打赢的官司，身为律师的父亲痛骂得意的儿子，你知道你学费是怎么来的？过去昏庸的皇帝不怕老百姓被欺负，但绝对怕老百姓造反，精明的皇帝则怕老百姓饿肚子，从来专制者要防止臣子结党营私和招兵买马，各级官吏都有不得不关注的必须秉公执法的领域，找准了会得到父母官的免费尽心服务的。记者报道少女为抵制强迫卖淫而跳楼有良心，评论者很多就没心肝或者没脑子了，光讨论贞节和生命问题，不质疑在哪儿发生的，为什么会在那里发生，不少犯罪分子和颟顸的官吏逃过一劫。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严刑骏法下，中国没有发生起义的朝代好像还没有一个（短命区域政权不算）。科技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使得中下层获得了更多的发言权。经常看到有的“学者”认为，面对自动武器和发达的交通，起义（成功）已经不可能。不知道他们政治和历史是怎么学的，马克思高度赞扬了火药对市民打破封建专制的作用。康熙乾隆这么精明的“主子”，一个把原始机枪发明者戴梓流放，一个禁止火枪作为武举考试的科目。“苏东巨变”，“一夜之间”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并曝尸，估计KGB和CIA都始料未及。
交通的发达、分工的专业、严格的枪支管理只是使“稳定”状态下迅速割据成功不太可能，而不能阻止一个政权被内部武力推翻。相反，大大增强了这种可能。“发达的交通”除了直升机和士兵的两条腿，很容易被有预谋的破坏。发达的交通和现代化技术改变了“天高皇帝远”的历史，也为新反抗模式创造了条件。非洲、拉美部分国度频繁的政变，搁在冷兵器时代是无法想象的。稍微用一下心，一个初中文化的残疾人都可以制造惊天动地的爆炸案，其实，汽油等常见物用好了威力比“硝铵化肥”、“毒鼠强”大多了。虽然疑点甚多，但初中文化的人在禁用硝酸铵化肥前制造大量炸药的确没多少困难，雷汞-雷管等引爆装置自己制作稍微难一点。
没有腐败的政府配合，拥有枪械的反政府武装也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如果政府人心丧尽，拥有正确政治策略和战术指引的城市游击战就会成为专制政权的梦魇。当年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正确的，如果同时在部分城市开展游击袭扰而不是罢工和武装起义，相信反动政权崩溃更快。部分书籍把车臣格罗兹尼战斗和巴格达战斗归入城市游击战范畴，个人认为不妥，格罗兹尼战斗是巷战不是游击战，巴格达战斗巷战和狙击战成分更重。城市游击战应该侧重打击秩序和心理而不是有生力量，条件有利时也不放过好机会。城市游击战不是利用“人体炸弹”等制造恐怖事件甚至针对平民，而是在相持中瓦解敌人的统治，把“伪军”争取过来，甚至和敌人中下层达成暂时的默契。虽然有伊斯兰教，比起当年越共对美军的打击，现在的伊拉克反美武装斗争水平还有待提高。
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对农村影响肯定比农村对城市影响大。游击队员不需要武装到牙齿，土造定时炸弹和手枪就够了，“莫洛托夫鸡尾酒”简单实用。特种兵可以徒手轻易杀死训练有素的士兵，用不入流的禁用刀具等作案，不如加强自身体能训练的歹徒危险。不是蒙元或满清那样的时代，公开禁刀枪可以，公开禁止体育不太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傍晚在繁华街道看到几拨平推着装修工具的民工，心惊胆战。
文明的进步，通讯的发达，重演对内的灭绝性大屠杀并泰然处之困难重重，旧有的行径也可能被“秋后算账”。虽然很反感在王府井乱撞和天安门伤人等伤害无辜的行为，但不得不承认，两位犯罪嫌疑人良心还不是很坏，“玩”的动静只是引发关注，还主动投案。如果心狠一点，破坏力超过胡文海是轻而易举的。
在现在的伊拉克，如果能掐断反美武装的武器来源，武器坏一件少一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工业国，不用专门的兵工厂，小镇工厂也可以迅速批量生产步枪和炸弹，强悍的车臣人很多武器是手工自制的，换成制式武器俄军伤亡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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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冲突与歪嘴喇嘛
除非某一宗教是全民性的，或者教义是很松散的、缥缈的指引，类似佛教、道教，否则政府迟早要和宗教人士发生冲突。罗马强盛时期是不允许基督教合法传播的，雍正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时，批示相信天主，置人主于何地？宗教指引下的文明冲突，不把异教徒全部消灭是无法彻底征服的。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过去势不两立，现在互相防范，将来仍然有“圣战”的可能。教规越细致，和其他文明冲突可能性越大，宗教可以帮助统一，也可能导致分裂，南斯拉夫的“穆族”本来只是信仰回教的塞族，奥斯曼土耳其和克罗地亚人铁托先后把他们分化成势同水火的仇敌。很多曾经强大的民族或国家，因为宗教衰弱。单一宗教国家，除非教主自动兼任元首或元首的奴仆，政教合一有助于巩固统治，反之则可能是内乱的根源。
凭心而论，有影响力的宗教创始人都是圣贤，非邪教的教义肯定是教导人心向善的，而且在自律方面对教徒要求更严格：天主教义认为思想犯罪就是犯罪，伊斯兰教要求和邻居和睦相处，“穆斯林”翻译为“睦斯邻”也不错，按《古兰经》规定小偷是要被剁手的，很多宗教教义都规定了善恶行为可以导致将来进地狱还是天堂……然而，好经往往被自私或愚昧的歪嘴传教者念歪了，道德沦丧死于梅毒的教皇们，借宗教鼓动叛乱和教派冲突的高级教徒，按各自教义都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因为历史等原因，古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政教合一的，创始人以外，有资格有能力继承衣钵并发扬光大的不多，很多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做坏事，中世纪天主教会坏事做尽，古代土耳其苏丹等部分伊斯兰国家元首是酒鬼+色鬼，却打着“圣战”的旗号祸害教徒。当代阿拉伯世界，拥有上百个子女的酋长，子女总不是四个老婆能生出来的吧。
有观点认为伊斯兰教有排他性，原因在于平等和单一神论，我不敢苟同：伊斯兰教扩张并长期存在原因是传教者在教内的权力。按照教规，教徒有很多事要由阿訇办理，教民要去清真饭店，吃的牛羊由阿訇屠宰。传教者既要有口才又经常拿牛羊练刀，还有内部牛羊肉贸易的经济利益，传教保教的才干和动力就诞生了。在此，不由得不佩服穆罕默德的远见卓识！伊斯兰教有排他性的另一原因是行为规范类教规过细，在当时技术条件下有积极意义，一昧地坚持却不利于健康发展。就像不允许作人体解剖，现代外科手术却离不开手术刀。譬如死后三天由教职人员把尸身毛发剃干净，仅此一项就足以吓倒很多感兴趣的人。无论古今，自认为是伊斯兰教徒的人，相当部分只是知道部分教规的冒充者。战乱中阿富汗妇女没有包裹全身的衣服不敢出门，富庶的东南亚群岛居民装饰裸露程度惊人，游记显示，巴厘岛是妇女的性乐园，阴道“整容”和男妓是传统。论开放程度和对酒的嗜好，中亚地区比中国内地更生猛，虽然被认作是“逊尼派”。《古兰经》禁止吃猪肉是因为不洁，自称是伊斯兰教徒的某些人认为猪是“祖宗”，把猪叫大爷。德国右翼攻击土耳其移民的歌词，有“浑身恶臭猪一般”的词句，不过德国政府要利用土耳其牵制俄国，对土裔比较纵容，部分“东突”组织总部就在德国而不是土耳其。赴北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吃猪排时遇到中东同学觉得尴尬，对方却若无其事，私下里到非清真饭店吃猪肉食品的中东面孔并不少。源自也门的苏菲教派对中国内地穆斯林影响很大，不知道对清真饮食有何影响，有外贸人员称，什叶派的伊朗商务人员来上海，一般清真饭店的饭不吃，然后有礼貌的告辞，最后通过询问伊朗领事馆才找到正宗的饭店。很多误会是不了解宗教教义造成的，印度政府在新德里公开宰猪，印度伊斯兰教徒吃牛肉，都没什么不妥。
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为了广大信徒的幸福，教规也应该与时俱进，否则欧洲和中东等地应该是原教旨主义的一统天下。部分教规受古代科学限制可能不利于信徒健康甚至是不正确的，譬如男人和女人肋骨是一样多的，用土洗浴可能损害健康，和平年代多妻制不利于平等和照顾妇女……明白了这个道理，一些民族问题就好解决了：对以宗教为护身符，行民族分裂之实等罪项的犯罪分子决不应该姑息养奸，考虑实际情况，对罪行不彰的初犯者可以用严格的教规限制。如果明代以前规定，满汉通婚要剃掉辫子或留辫子，相信绝大多数人是不能接受的。对因为宗教抵制民族融合的家长要说服教育，不要因为宗教等制约影响子女幸福，伟大的萨拉丁可以让亲人嫁给异教徒，对两相情愿的事情，现代普通人有什么想不通呢？欧洲崛起前后，是绵延不断的宗教改革，西欧受天主教廷影响小的国家发展更好一些。阿拉伯帝国叱咤风云年代，对异教徒非常宽容，受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媒体影响，外国人感觉伊斯兰教徒和恐怖分子特别接近。现在阿拉伯国家想重新恢复昔日辉煌，必须先恢复穆罕默德掌权时代的宽容与平等。
无助的荒野的确需要精神寄托，比起某些歪曲善经的假佛，宗教创始人甚至拯救教徒的伟大英雄（譬如解救藏族农奴的毛泽东）更值得供奉。我深信，经常索取活人器官当法器、挑拨内乱的妖僧是烧不出舍利子的，在清初，冒牌货就曾转世为害。很多后来的宗教领袖本身就是唯利是图的小人，影响最大的基督教，至少中世纪的很多教皇是披着圣衣的撒旦，一直搞不明白耶稣没有自封教皇，后来怎么会有教皇，彼得是自封的还是后人强加的？教皇仅仅由梵蒂冈一小撮人选出，却想对全世界的基督徒指手画脚，无论从何种角度都不符合我所看到的《旧约》，都是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无耻行径！医学解剖证明，男人并不比女人少一根肋骨，《圣经》在这类问题上都出错，上帝显然是假的。如果真有上帝，现在广为流传的《圣经》已经被撒旦和他的传人篡改，中世纪的很多教皇就是撒旦的门徒，现在圣像主人公是真实的撒旦，赐给人类智慧的“大红龙”才是真正的上帝，教徒们应该批判学习《圣经》。
无论何种宗教，非邪教的嫡传教义，肯定不会自私到规定以子孙为继承人，任何“规定以子孙为继承人”类型的分支没有特殊原因都是歪曲教义，任何违反教义者指定的继承人多半是撒旦的种子。孔子不强行要求宰予遵守“三年之丧”，中国士大夫过去推行“儒教”，守丧期间不耽误和小老婆生产下一代。“打倒孔家店”不是打倒孔子，不是否认孔子的伟大思想，而是弘扬孔子首创的真正的“仁”。
真正的儒学精髓在孔子死后不久就失传了，《诗经》、《周易》、《尚书》相当部分是后世的国学大师无法理解的。孔子死后百年出场的孟珂被尊为“亚圣”，也只能对齐宣王说出应该做到什么，却不知道该怎样实现。汉代以后“儒生”往往只推销珠宝盒，外加一盒子效忠的坏水。中国儒家一代不如一代，跟打着孔子旗号的家伙把“射”、“御”、“乐”剔除有重大联系，应该文武双全的儒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缺乏艺术细胞的书呆子。“士，诚小人也”，元末辅佐张士诚的儒生是其中一部分。
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晚年夹在鲁哀公和三桓斗争中游刃有余，子贡出使，却齐、存鲁、弱吴、霸越，中国外交史上只有苏秦、班超可以媲敌。主张克己复礼的孔子对“仁”身体力行，后世的“儒家”对仁义道德只存在表面尊重和利用。古代没有文凭，也没有“X士”论文答辩，滥竽充数比今天还容易。剔除不合时宜的“周礼”，儒家的权术并不亚于法家，不过缺少明确具体的教材，只能靠私下传授和学生顿悟。孔子决不是“君要臣死”就抹脖子的榆木疙瘩，公开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不惜率领心爱弟子当古代盲流。“复周礼”不是尊周王，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周礼”还是有助于社会“稳定”的，朝鲜只学到儒学皮毛，居然存在了600多年，王朝晚期内忧外患不断，金九刺杀日本人被捕后还为明成皇后叫屈，这也是“礼”的毒害。《礼记》中率先提到的“大同”、“小康”，不是以人均GDP作指标，而是分别指人人自觉、依法治国，“小康”社会，礼即是法也是行为规范，首先从贵族抓起。孔子生前诸侯林立，统治者没有孔子那两把刷子，盲目复礼可能会灭国，中山国灭亡与此类同。晏子和墨子先后批判孔子的厚葬学说，孔子面对宰予的一年之丧说法，回答是心安做就可以，《礼记》记载他也认为三年之丧太长，反对富人越礼治丧。孔子讲究因材施教，墨子因为反对儒家的厚葬学说反出师门，教他的老师明显水平不高，两千多年后寂寂无名。孔子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向很多不如他的人学习，面对争论太阳远近的小孩也不花言巧语，后世“儒生”打着孔门旗号，考上以后向主考官拜师，真正的老师往往丢到一边。幸好“子不语怪、力、乱、神”，否则“儒教”治下迷信奉行，“打倒孔家店”以后都练转圈功了。孔子希望和年轻人一起游泳唱歌，后世讲究“师道尊严”。孔子死后两千多年，儒家一代不如一代，洋洋洒洒几万字的《孟子》是“四书五经”中最粗浅的一部，远比不上只纪录孔子只言片语的《论语》，北宋宰相赵普晚年靠“《论语》半部”提高政治水平。不知道谁最早把“四书”“五经”并提，“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只是《礼记》中的两章，数以千万计的阅读者不专门纠正。礼不礼，礼哉，礼哉！
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2006旧作《把窗户纸捅开》一部分，2007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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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眼镜蛇”
证书和资源浪费
信息化最后一公里的系统工程
用科学眼光看风水命理
君子、小人、流氓、无赖
流民和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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