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平民阶层
在写这篇文章前我特地在汉字词典中查了有关“平民”的相关定义。所谓“民”，在古代中国指黎民百姓，与君、官等统治阶层对称；在近现代中国则指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作为“民”的定语“平”则作“普通的，一般的”解释。所以，“平民”就是平头百姓，普通老百姓的意思。
1949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949年，全国总人口为5416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48402万人占89.4%，城镇人口5765万人占10.6%。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特征。毛泽东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分为：（1）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产物；（2）中产阶级，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3）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家，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阶、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属于这一类；（4）半无产阶级，包含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5）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业的产业工人；（6）游民无产者，为失掉土地的农民和失去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等。
1950年中国进行土地改革时，为了给当时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划成分提供标准和依据，政务院发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这个文件把当时的农村人口划分为13个阶级和阶层：（1）地主：恶霸、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破产地主、管公堂；（2）资本家：手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3）开明土绅；（4）富农：反动富农；（5）中农：富裕中农；（6）知识分子；（7）自由职业者；（8）宗教职业者；（9）小手工业者；（10）小商小贩；（11）贫农；（12）工人、手工工人；（13）贫民、游民。农村各地在土改时便据此对农村居民的成分进行了划分。不过，到土地改革结束时，国家并没有公布过农村各阶层阶级的具体数字。有学者做过估算后指出，土改前地主占总户数的5%，富农占3%～5%，贫、雇、中农合计占90%。
1952年到1999年，中国的从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化和公有制的建立，到改革开放后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截止到1999年，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如下表的变化。
这是中国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初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经过三年多时间,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全国规模的抽样问卷调查，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十个社会阶层。并且同时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五大社会等级及其十大社会阶层勾对关系。如下图：
但是，截止到2005年，中国社会经历了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大量外商独资的扩张，跨国集团的进入以及公有制企业改制，私有制企业的壮大，中国社会各阶层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当代中国，如果用净资产占有额来分析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大体应分为：（1）外来大资产和私有大资产阶层，是经济全球化和私有资本壮大的产物，包括跨国企业和大型企业主，他们的净资产以上亿元计算，年收入在几百万元以上；（2）高级资产阶层，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包括中型企业主、外来企业主和特殊专业人员，他们的净资产以上千万元计算，年收入在百万以上；我们同时将同时将高级领导干部归为这一类，虽然他们没有百万元的收入，但因为他们的特殊政治地位，不能单纯的以资产占有额或收入多少来区分。（3）中级资产阶层，包括小型企业主、大中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等，他们的净资产以二百万元以上计算，年收入在十万元以上，是典型的中产阶层。另外中级领导干部因特殊原因并入这一阶层。（4）小资产阶层，包括在微型企业主、家庭手工业主、大中型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中级专业人员，他们的净资产以一百万元以上至二百万元之间，年收入在五万元以上。同样原因基层领导干部并入这一阶层。他们有房有车，衣食无忧，是典型的小康阶层。（5）平民阶层，包括手工业者、个体工商户、大中小型企业的中初级管理人员、事机单位办事人员，初级专业人员、大中型企业的产业工人等，他们的净资产以百万元以下计算，年收入在五万至二万之间，属于生活有一定保障型的。（6）农工商阶层，包括小型微型企业的工人和服务人员、基层事机单位小办事员、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民工等，他们有相对固定的收入，年收入在二万至一万之间，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可能有小额存款，一旦生活发生大的变故就可能入不敷出；（6）游民阶层，年收入在一万以下，包括没有生活贫困，没有就业保障的失业或半失业工人、无业人员、贫困的农民，以及从事黄赌毒黑等夜色行业的人员等。
从大的范围来讲，我认为中国的平民阶层应更广泛，它应包含小资产阶层、平民阶层、农工商阶层。他们虽然收入上有差距，但因为生活成本的不同导致他们可支配收入即收支率没有多大的差别，同时这三个阶层对社会是以智力和体力为主的执行型贡献，这与更上面的阶层对社会以资本和决策型的贡献不同。
我自认为属于大范围内的平民，也就是在我国人口中属于占绝大多数的平头老百姓。我的现状是：73年出生，男性，2005年我的年龄是33岁。财会专业，年收入在四万元以下。 我于2004年结婚，有自己二室一厅70平米的房子，无车。妻子也是财会专业，现年28岁，年收入3万元以下。我们暂时没有小孩，因此即使有点余钱也不敢花掉，因为现在夫妻的经济水平在维持房贷和赡养双方老人的情况下尚不足以负担一个小孩抚养支出和教育支出。2005年7月至9月,我已有3个月没有找到工作，仅凭妻子每月的薪资维持生活，暂时游走于平民阶层和农工商阶层之间，所以压力还是很大的。
人们都说三十而立，是讲人到了三十岁以后，从生理和心理，从家庭和事业，从性格和思想都有了一定的成型和成熟，也就是说可以看到或可以规划三十岁以后的人生了。在这段失业期间，我重新思考我三十多年的生活工作经历，以及我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现状，以一个相对成熟的目光对自己的生活工作经历和我所处的社会进行一次阶段性的小结。
1949——1966
1949年的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苦难终于独立自主了。政治上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军事上完成了对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并通过抗美援朝、支援越南的独立战争、1962的对印反击、中苏的边界军事对抗等逐步巩固了我们的国家政权。经济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业上建立和发展了公有制，农业上则建立了人民公社式的集体所有制。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社会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鲜明特色。主要表现在以户籍身份是把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主要是农民）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相互很难转换和流动的阶层。在经济层面上，农民不能选择到城镇就业，只能在农村务农，即使在农业生产上没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自主支配权和自主分配权，只能通过国家渠道，因此农民的粮食而被无偿地占有了大量收入（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在社会层面上城市居民、干部和职工都有较好的社会保障，老了有退休金，病了有公费医疗，农民则要靠子女养老，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只参加合作医疗。在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方面，城市居民之子女，在公办学校就业，只交少量学杂费，农民子女的教育由农村集体所有制承担，如校舍设施要集体集资建设、购置，教员多数是民办教师（也是农民）的工资等；城市的道路、电力设施自来水都由政府出资建设，供居民共享，农村的道路要本村本队修，电力和自来水等公用设施都由农村集体所有制集资建设等等。
在农村以人民公社（现在叫乡镇了）为中心，下面是生产大队，再下面是生产小组。在生产上，人民公社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本公社整体的农业生产规划，生产资料和粮食的分配调拔，兴修农田水利、开办农村教育等组织领导；各生产大队则负责具体的组织执行工作；农业的日常生产则在生产队长、生产小组长的带领下，社员们像工厂一样按时出工，按时下工，根据男女劳力和强弱不同，评工记分。那时农村生产力低下，生产队主要生产粮食，一部分交公粮，剩下只够口粮、种子和饲料。一年下来，劳少劳弱人多的农户，只能分到一些粮食、柴草和其他实物，勉强地吃完烧完用完之后便两手空空，名义上还欠生产队一笔钱。而劳多劳强的农户，在分到一些粮食、柴草其他实物之后，也是两手空空，名义上在生产队有一点现金存着，但不能兑现，所以生活水平也同其他农户一样,没有什么差别。
这种体制只能实现名义上的按劳分配,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大束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为什么建国三十多年来农业产量增长不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那时还有农业的生产力不高，一个生产大队只有几台农业机械，农业耕作基本上还处在手锄牛耕的自然界段，农业改良品种少，杂交水稻等在中国北方还没有大规模的播种，化肥等农用物资使用几乎为零，农业没有大的增产的可能性。但是这种高度集中的生产方式在农田水利的兴修方面产生了巨大作用。在我们家乡有一条从洪泽湖一直到黄海的苏北灌溉总渠，以及其沿线纵向每隔三四里就开挖一条灌溉支渠，保证了农业的用水和防洪排涝。这样的农业水平工程完全是农民们用铁锨和扁担开挖的，即使在今天用机械操作也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水利工程在全国各地兴修了很多如道路、水库、灌溉河渠、防洪堤坝等，大多数都是用最原始的人力完成的，而且直到今天还发挥作巨大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的奇迹，是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化体制下的产物。
我是凭收集的各种资料写上面这一段历史的。在收集和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深觉得辩证法的重要性，客观全面评价那一段中国历史是我们的责任，这样才能有利于我们总结经验，更好的开创中国人的美好未来，也不辜负那些孜孜追求中华民族独立自主，重新发展和国家繁荣富强理想的前辈们曾经有益的探索。尤其在实行经济市场化，保障私有财产今天，在贫富分化严重的今天，医疗教育产业化的今天，在社会公平被严重破坏的今天，有一部分人全面否定前人的摸索和经验，这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仍像建国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全面拒绝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一样，全面否定前辈曾经的有益探索和总结的经验，那么我们同样在犯极端化的错误，这就是我们今天自称现代人的悲哀和愚昧了。
我们今天总结人民公社化运动时，还不应忽略人民公社化的成因及发展过程。
1950年9月－1951年5月实行土地改革，土改以后，农村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由于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关系调整了，农业生产发展了，市场恢复了，对农产品需求很大，农民的收入普遍有了较大的提高。原来的中农、富裕中农生产生活继续提高，原来的贫雇农因为无偿获得了土地，生产生活也有了根本的改善，而且政治上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这两者约占农村农户的85%－90%，出现了所谓中农化的趋势。二是因为客观上农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散的农户要抵制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还有困难，所以很快出现了社会分化。一小部分农户因天灾或家庭有病人或经营不善而不得不出卖土地，或者借债，生产生活陷入了困难。另一部分农民因经营得法，而很快富裕起来，买进了土地，甚至雇起工来，扩大经营规模。
这种分化被认定是与社会主义目标不相符合的，所以要加以改变。首先，政治上对私有制的否定是产生人民公社制度的政治前提。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人的一贯奋斗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全国解放后，在中国农村如何引导农民向公有制过渡，什么才是中国农村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当时在党内关于公社问题也引起了不少争论，但争论的内容和实质是“快”与“慢”的问题，而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这也说明在最终消灭私有制方面党内是高度统一的。其次，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化的客观需要是产生人民公社制度的经济前提。尽管公社制度表现出了较差的生产效率，但公社体制却有利于以小农经济结构为基础的农业剩余的最大提取，从而为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最大的农业支撑。再次，农民的平均主义是公社制度产生的文化诱因。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穷人对公社的积极性要高于富人。这是公社产生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通过公社，穷人本质上是平均了富人的一部分财产，同时也平衡了自己的平均主义心态。
所以中共中央做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决定。随着农业合作化步伐的加快，并且循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步骤终于走向了人民公社的历史必然。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人民公社已初见萌芽，1956年完成了高级合作化后，每社平均200户左右。1957年冬和1958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又出现了联队、联社。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以大搞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需要，觉得需要办大社。1958年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1958年7月１日《红旗》杂志第３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1958年８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就这样，在人民公社体制、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和户籍制度等三种制度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农村内部铸就了一个经济上平均、政治上以身份为阶级划分标准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和户籍制度则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
在中国进行农业合作进程的同时，中国的工商业也同时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建立。
1957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经济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现象，提出“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同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要在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12月，刘少奇向全国公布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口号。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会议还调整了“二五”计划的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会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工业提出“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农业提出“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进一步夸大了2倍。
随后，全国各行各业都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大跃进过程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大跃进”。
“大跃进”以后在工业和农业上刮起的“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农业生产便大幅度下降，农民生活日益困难，农村形势紧张起来。从195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并着手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到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1962年１月召开的７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是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
与此同时，1959年全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北方出现了大规模的旱灾，且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等。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来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这就是从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巨大的灾难今天的人们主要有两个争论：一是自然灾害还是责任问题，二是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首先，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旱，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别外，在五十年代末期我国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的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大跃进”决策错误、中苏关系恶化、西方强国的持续封锁以及当时中国生产力落后，应对自然灾难能力差是在天灾基础上造成巨大经济困难的社会因素。
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当年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以后的党史、国史著作在总结其原因时，大都是从这三点表述的。
那么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到底饿死了多人呢？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另外很多学者专家以及包括部分在网上发表的文章的数据资料则给出非正常死亡超过3000万，更有甚至给出5000万的统计数字。这此非官方的文章用1958年的人口基数、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以及1958年前中国人口死亡率一直呈下降的趋势编成数学公式进行计算。这些文章在网上反复转载，确有夸大与刻意敌视中国共产党的现象，忽略了当时中国大陆地区推行的单一配给口粮制是确保更多人免于饥饿而死的有利条件，忽略了在灾难中人类生育能力必然下降的事实。但是不可否认，这场天灾加人祸的灾难中死亡人数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我们今天讨论这场灾难，应持正确的态度。首先必须承认这场灾难，其次分析灾难的成因，最后应该是我们是否已经汲取了经验教训，并在以后的工作是否进行了避免和改进。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1962年1月召开的7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具体措施包括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加快粮食品种改良、增加化肥的施用量、增加农业机械使用和农业用电、并着手增加粮食的储备和进口粮食弥补国内不足等等。
下面两个图表分别从历年的粮食产量和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两个角度进行的比较：
1966——1978
1973年，我出生在苏北盐城地区阜宁县农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我是我们家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小孩, 男性。我上面有大哥、二哥和一个姐姐。
在我有记忆后，听母亲讲，我的出生纯属侥幸。在我姐姐出生后母亲就不打算再生了，因为那时候农村是集体生产，大人们完全靠在生产队的挣工来分粮食来生活，家里只有我父母二个劳动力能挣工分，加上三个小孩共五口嘴巴要吃饭，已经很困难了。母亲想去动手术绝育，但我的父亲不高兴，希望能再添一小孩，而且最好还是男的。
农村普遍重男轻女，因为农村的男孩子长大成人后都是一个壮劳力，这是以手锄梨耕的农业现状的和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决定的。某户人家如果有几个壮劳力，在农业上的精耕细作能大大提高农田的收成和改善家庭经济生活。同时某户人家如果有几个壮劳力，那么在涉及与其他家族间的利益冲突或其他矛盾时就能立足于强势地位，保证在暴力冲突时吃不了亏。这与国家设立军队，加强国防作为保证国家领土完整和利益不受侵犯是同一个道理。所谓的“家国天下”在农村这种以家庭家族为基本原素组构的农业社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农民普通重男轻女，还缘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理作为家族命脉延续和防老养老的现实需要。在中国几千的历史进程中，农民从来都处于社会最低层，是最受愚昧、最贫困，最没有保障的巨大群体，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如果没有子嗣就只能沦为乞丐死去。就是到了工业文明的今天，中国农民的养老问题还是靠这样传统的方式解决的。
所以，在我成人后，对那种说农民重男轻女，多生小孩是愚昧落后的评论是深恶痛绝，这是一种典型的关门读了一点书就自以为是，粗暴武断地对民生大计指手划脚的误国殃民分子。政府讲“计划生育，利国利民”，凡是有理智的中国人都是支持的，包括绝大多数农民在内。但是在支持计划生育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有所调查研究，分析农民的生存现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养老问题。解决的途径有（1）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减免农民税费，使一对夫妇能养活四个老人加一个小孩。（2）给凡是遵守计划生育的农村老人提供养老保障，如由政府出资兴建福利性质的养老院等。这对政府来说很难，负担过重，但是政府必须努力这样去做，否则农民就会对政府失去信心，政府照顾不了大家，农民自己的小家还是顾得了的，继续生呗！
话提转回，1972年底，就在我父母还在为要不要动绝育手术争执不下时，村里的妇女主任来了，宣传少生优生的政策，动员我母亲去做绝育手续。我父亲见政府有政策宣传，虽然政府不强迫，但还是有道理的，也就不好坚持了。那时的农民特别纯朴，特别相信共产党，认为是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还是饿着肚皮跟党走，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历史上多少的农民造反都是在土地被兼并，没有饭吃时开始的，导致了多少朝代的崩溃。
村妇女主任一下子动员了村里不少已经有了小孩的正值生育年龄年青妇女一起去乡卫生院去做绝育手术，浩浩荡荡一批人应该很是壮观。在乡卫生院等待手术的时候出事了，年轻的农妇们听说要在肚子上开口子，越议论越害怕，越想越害怕，轰的一下子全跑了，只剩下我母亲一个人呆在那里。主治医生一看，几乎跑光了，得，今天不做手术了，你们村下次再组织来吧。事情巧得很,我母亲回来后就怀上了我，于是我得以来到这个人世。
讲述这一段事情，我主要是想说明，中国共产党起码从1972年已经有意识的控制人口了，只是没有采取强制措施，以宣传引导为主。直到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实行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大力提倡晚婚晚育。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才真正严格开展和执行起来。
1973年的中国农村， 是以1962年经过调整后的以生产队作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生产资料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所有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制度。
对于文化大革命那场十年运动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冲击不大。生产队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在生产之余也会开一些会，主要是学习中央的一些文件，批斗很少，且是象征性的。因为进过人民公社化后，旧社会的地主、富农等和普通农民一样都是生产队的社员，同样必须参加集体生产，按劳计酬的，所以生活水平与农民没有任何差别。但在政治上差别在于这些人由于出生于曾经的地主、富农阶层，在选任干部、升学、征兵、招工等前途命运方面受到不平等的对待。
根据我所接触的资料和后来到城市工作后接触的从文革十年中过来的同事，得出这样的印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文化路线的斗争，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各种性质，涉及面相當广泛，上自国家主席、各大元帥，下至地方干部，左自文艺界、教育界、科技人員，右至政治、军事、外交的各级人員，均受到了深厚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５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阶段是文革十年中真正的混乱时期，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批判。 “红卫兵大串连”，“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等运动清理所谓阶级队伍，诬陷迫害老干部，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大批的案件。这一阶段以“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和江青等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为一段落。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 中共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和农场进行改造。“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这一阶段“以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和1973年８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为一段落。
第三阶段：从1973年８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这一阶段以“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为特征。1976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1976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1976年10月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977年８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对于文革十年，今天的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褒贬不一。另外在1960年代初国家便开始逐步推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人们回忆和评论的一个焦点，并形成了所谓的知青文学。
在我的意识中，文化大革命更像是一场高层政治人物之间为政治权利和政治理想的实施而进行的一场扩大化了斗争。这场斗争虽然结束了，但他的影响直到今天还留存在有知识有理想的中国人记忆中，他造成的思想冲击力甚至影响着中国以后的发展过程。
1978——1982
在我的记忆中，1978前后的中国农村无疑是贫困的。那时农村每家每户都住在土木结构茅草房中，砖木结构的房子非常少，衣服的数量和款式也很少，饮食上以杂粮为主，没有多少余粮，难得吃上一顿干饭，但要说营养不良似乎也很少。中国农民对既有的社会制度没有多少抱怨，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只要再努力几十年，一定能过上现代化的生活。社会治安良好，没有什么偷窃，农民们几乎夜不闭户。在土地公有的情况下，经济生活有一定的保障，所以生存压力并不大。那时农村有赤脚医生，农民医疗也有一定的保障，寿命逐步提高。每个村几乎都有小学教育，几乎不收什么费用，没有读不起书的现象，只是教师大多是民办教师，没有受过正规的教学培训，一般是初中水平教小学，高中水平教初中，所以农村教育质量普遍不高，再加上那时国家大学招生名额有限，所以农民子女上学更多的是为了增长文化水平，上大学是几乎不敢报指望。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农村无疑是贫穷落后的，生活枯燥乏味的。但在我的记忆中童年生活并不是这样，农村小孩大多数在农村式的孩童游戏和玩耍中度过的。我和同村的孩子们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外，成天都泡在一起玩乐。经常的游戏有捉迷藏、跳绳、跳方格、下草杆棋等。春天可以捉蝴蝶，逮蜜蜂，采洋槐花，编草帽；夏天可以游泳，钓鱼，粘知了，捉萤火虫，用芦苇编玩具；秋天可以捉鱼，采菱角，挖藕；冬天则可以烤山芋，堆雪人，滑冰、捉麻雀，并玩一些能取暖的游戏如斗膝盖、挤人墙等的。
那时农村生活无疑是相对贫乏的，人们大多数靠大队的有线广播了解国家大事和接受农业知识培训。如果谁家有一台收音机便成了农民和孩子晚饭后的汇集中心，大家一起听新闻、戏曲、相声和评书等。
大队每个月一次到二次组织的露天电影更是全村人的盛事。我们小孩更是激动，互相四处奔走相告，打听电影的片名，企盼着太阳快点落山。好不容易天黑了，孩童们胡乱的吃了饭，便急不可待的搬着板凳从四面八方涌向村学校的操场，抢占好的地段摆好凳子，然后就等待电影的放映和大人的到来。最令人生气的是那几个电影放映员，总是在酒足饭饱之后，在人们焦急的肮骂声中才不慌不忙地踱过来。在放映员调试放映机时，人们终于静下心来，一心一意的盯着屏幕。每次电影放映过程中几乎都有电影断片和发电机息火的情况发生，人们在稍作等待之后再次咒骂起来，直到再次放映。最可怕的是放映机或发电机故障而且无法修好，在夜色中等待的农人们只好败兴而归，小孩子们则计算着下一次电影放映队到来的日子。
童年的我经常与小朋友们玩得天昏地暗，忘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在多次家长呼唤不着的情况下终于被父母拎着耳朵回家的。
1978年底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用自己的智慧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2月在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农民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偷偷摸摸地把一些麦田、油菜田承包到自己家里去种，搞起了“包产到户”。当时村干部和十几户农民按手印立下的大包干秘密协议，协议上写着：如果村干部坐牢杀头，其它农户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到18岁。坐牢杀头的情况最终没有发生，而包产到户的结果却是加快了生产进度、抓住了季节，这便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
1979年10月，小岗村包干到户见成效，粮食总产量6．6万公斤，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1980年，小岗村产粮6．95万公斤，1997年增至38万公斤。全村年人均纯收入分别由原来的22元猛增到1997年的1300元。1980年初，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来到小岗村，逐户慰问村民，正式肯定了村民的做法。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重大改革。他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当时著名的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的形式予以肯定。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由于“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打破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上的“大锅饭”，使农民有了真正的自主权，因此受到中国各地农民的广泛欢迎。到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推广。
此后，政府继续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中国农村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相当一步分地区还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
在我们家乡，应该是从1981年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我们家第一次有了余粮，不用再为温饱发愁，每到新年，父母还会给四个子女扯上一身新衣服。后来随着化肥的使用和改良水稻的推广，粮食更多得堆满了吃不了，交完公粮后剩下的粮食卖了又不值钱，就增加畜禽等养殖来转换成钞票，这样农民逐渐有了一定的储畜。农民们有了一点钞票后干的第一件事是拆掉土木结构的草房，改建砖木结构的瓦房，经济条件好的则干脆建二层的楼房。那时候农村到处是大兴土木，崭新的瓦房一幢幢拔地而起，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式集体所有制是对人民公社式集体所有制进行的一次不改变所有制性而改变具体经营方式的一次成功转变，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既能适应分散的家庭式的小规模经营，也能适应相对集中的适度规模经营，因而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这也与当时我国生产力落后，农业机械化没有大规模使用，化肥和粮食品种改良还没有全面铺开，单亩产量低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同时由于我国家工业化程度还无法消化如此巨大农业人口的现状，决定了这一制度还要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外有一点我们不应忘记，那就是人民公社时期兴建的农田水利工程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引进的大型化肥生产设备的投产保证了杂交水稻推广的用水和农业大规模增产的可能性。
我对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评价还是基于实践的、发展的、客观的辩证思维和历史的辩证思维来认识的。
针对近年来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务工，出现的农田大面积抛荒，农田水利工程年久修，农户收入来源多样化，而且一家一户为单元的小规模生产，力量单薄，扩大再生产受到限制，在生产经营中，农田机耕、灌溉、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销售、生产投资贷款、先进技术推广难等问题的出现，有提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已不适应农业发展的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而到了一定的阶段，它内部的一些弊病便会暴露出来。因此这些情况的产生是必然的，确属事实，但是我认为应本着自愿承包的原则，对于那些有心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可以扩大其承包面积，以利于集约化增产和推进科技用于农业生产提高产量，并解决土地的抛荒问题。对于那些仍不愿或不敢放弃土地的农户，在其保证农田生产能力范围内应继续给予定量的土地承包。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应削弱，而且应该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加强组织农田水利工程的维修、农业灌溉的集体规划，负责起农田机耕、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销售、生产投资贷款、先进技术推广，达到保障粮食产量和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
我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永远不能忽略中国农村人口巨大的事实，在中国人口尤其农业人口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和大规模缩减的现实情况下，企图的通过快速工业化手段消化农业人口，企图快速走集约化农业道路，或企图以土地私有化方式进行土地兼并达到将农业人口赶进城市务工的做法都是幻想，而且是极其凶险的，更有可能将中国再次推向灾难和混乱的境地。就是在今天，农业人口大规模进城务工情况下，如果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失去了土地，仅仅靠务工收入是不足以解决他们住房和温饱问题的。而且一旦工商业经济停滞不前或倒退，这些失去土地的进城务工人员将毫无退路，必将带来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所以我们政府的每项经济政策必须结合实际情况，要有全面的细致的调查研究，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大多数人的利益，谨慎的决策；千万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贪功冒进，步子迈得太快，犯我们前人同样的错误。中国太大，情况太多，问题太复杂，每项决策涉及的面太广，所以我们不能不小心。尤其是在大政方针的政策层面，这些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慎重从事。
1982-1990
无忧无虑的童年就这样不知不沉过去。大概是1980年，我刚好七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发现同我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神气活现地背着书包，在家长的引导下去村小学校报名。我虽然不知道上学读书意味着一步步走向成人走向社会，各种生存的烦恼就会随之而来，但觉得我既然别的小孩上学，那么我也应该理所当然这样。于是我缠着妈妈，闹着也要上学。这天夜里，父母房间的灯熄比以往要迟。
那一年，我家仍住在三间土木结构的茅草房里。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大哥二哥就两个人一张床住在一个房间里，我和我姐姐则与父母挤在另一个房间的一张大床上。不知在几岁的时候我终于被父母赶到大哥二哥的房间，与他们挤在一张大床上睡觉了。这一年，我大哥已经在读到中学且住校，我二哥和姐姐则在村小学读书，当时学校的收费很低，但我家四个小孩的书本费合计每半年也有近百元，这对于以土地为生，没有其他收入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是，书必须是要读的，不能让小孩做睁眼瞎子，我那只有小学水平的父亲和只读过两年书的母亲不但希望自己的小孩能读书识字，甚至抱着希望孩子们能通过读书上大学这条途径取得城市户口，做国家人，跳出世世代代做农民的苦难宿命。第二天，我母亲花了半天时间给我取了正式的名“毅”字，寄寓意于我能象电影中抗战时期在我们盐阜一带为农村打天下的陈毅一样有出息。当时我还很奇怪，因为从我记事起，母亲好像也不喜欢看电影，即使村里放电影，她几乎没有去看过。成人后，我终于懂得，一个要扶养四个小孩衣食的农村妇女，有干不完的农活和家务活，更需要的是好好睡上一觉，补充精力和体力，是没有精力去享受精神粮食的。从些，我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我觉得我算得上是一个正式的人物了。当然，我同时也开始了长达17年的读书生涯。
我母亲把一个补丁叠着补丁的帆布包，它是一个从我大哥传递到我二哥，我二哥传递到我姐姐，我姐姐又传递到我的，背负我们家下一代跳出农门希望的书包，挎在我肩上，带着我到村小学交上人生第一笔学费。算起来我们兄妹三个，除了我二哥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学业，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光学费就不知花了父母多少钱，尤其是我姐姐和我仅读大学就花了好几万元钱，这在96年之前的不富裕的农村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对当时城市普通的工薪阶层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从1996年工作之后，到2001年之间，我的收入很低，经济上始终没有能力继续人生的婚娶大事。年过半百的父母，体弱多病的父母准备将仅有二万左右的积蓄企图为我的婚姻计划时，遭到了我兄长和姐姐怎样的愤怒和反对。我是惭愧地，无地自容地，先后两任女友在谈婚论嫁时终于离我而去，我只能弃之不顾。我知道，我不能再花父母的钱，我甚至有过有无成婚的必要，我一度失落在成家和立业的先后次序之中。
我的父母秉承了中国农民吃苦耐劳，凡事节俭的传统，但他们同时还有当时大多数农民所没有的远见和经济意识。
早在大集体的时候，我父母就顶风冒险做起了贩卖棉花的小生意。每年秋末，正当棉花上市的季节，我父母将自家自留地种的棉花和在四处收购的棉花装上好几大麻袋，约二三百多斤，在深夜倒几趟车到遥远的江南挨门逐户的零售。在计划经济年代，相对富裕的江南人很需要这些计划供应中紧缺的棉花。这种在夜色中以走单帮形式进行的供销活动是不能见阳光的，白天，我父母则躲在当地的农户家中，晚上才能走村窜户的悄悄进行兜售。每次这样的经济活动大概要花费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纯利约有二十多元钱，从每年的秋末到春节约四个多月的时间，能挣上一二百元。这样的收入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要知道，即使在当时是城市上班的人一个月才有几个工资。我们兄妹四人的学费就是这样积攒起来的。学校是一年分两次缴费的，当同村的农户为孩子的学费发愁时，我父母则能一次性地拿出上百元的钞票给我们从容的继续学业，同样是年复一年的叮嘱：“这钱是爹妈要血汗挣来的，一定要用功读书，才能对得起父母啊”！我们每学期则尽可能的拿回鲜艳的奖状来慰藉父母的辛劳。这时候父母就很高兴地把奖状贴在毛主席头像的上方，一张紧紧挨着一张，整整齐齐，洋洋大观。家里来客人时，进门的第一眼就能看到这些醒目的彩纸，这是父母不用说出口的荣耀和骄傲。当然父母还有一个不敢说出来的奢望，那就是希望子女们能凭着这一张张奖状踏进高校的门槛，跳出农门，彻底摆脱祖祖辈辈劳碌的命运。
年幼无知的我开始坐进破旧的村小学课堂。我并不知课堂上老师讲了什么东西，放学后也草草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成绩自然好不了。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三年级，我从未拿过一张奖状回家，这个记录在我们四兄妹中是独特地。三年级的时候，我父母找老师让我留了一级，我的成绩才有了提高，开始往家里拿奖状了。
我们村的小学生是破烂不堪地，五年制的小学校虽然一年级只有一个班，共五个班级，但是校舍还是不够用，另有两间教室是土木结构的危房。我小学二年就是在这两间四面透风，不遮阳不避雨的茅草屋中度过地。更为重要的是学校的师资力量严重落后，只有校长和一位教师是全民职位，其他的都是初中毕业后升学无望，托人找关系进来的民办教师，他们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教学训练，因此教学质量太差了，几乎是惨不忍睹！举一个例了，我们三年级在一次全乡统考中得了个倒数第一，留级生的我是全班第一，但这个第一是两门１００分的卷子，没有超过六十分的，也就是说，我们全班没有一个及格的。我父母决定给我转学，转到邻村的小学，这个学校隶属于另一个镇，它的教学水平比我们村学校要高。在三年级的下半学期，我来到距我们村二三里路的邻村小学读书。我深切地感到这次转学的必要性，从此我在学业上开了窍，学习成绩真正的提高了。很难想，如果我在我们村小学继续读完小学，恐怕连初中都考不上，更别说上大学了，今天的我也将不复存在，只能象父母一样成为农民，一辈子靠土地维持基本的生存。
小学阶段最辉煌的是在六年级，我与从另一个新转来的学生较上了劲。原因是他的到来抢走了我的班长宝座，这使我忿忿不平，发誓要在学业上与他一较高下。在临近毕业升学考试的几次摸底考试中，我的两门学科的合计成绩都名列第一，他则一直排在第二名。看作鲜红海报上公布的成绩排名－我一直高居榜首，我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满足。我所以要争第一的另一个理由是学校只允许一名学生报考镇中学。当然这是为了保证挨在一起的同村中学的生源素质及以后升学率而作的一个协议，通过谎言来掩盖真相的。那一年，我毅然报考了镇中学，但是在自愿表交上去后被班主任改掉了。理由是我在最后一次的摸底考试中比那个父亲是班主任校友的同学底２分。事实上，在最后一次考试中，那个同学的作文比我莫名其妙地高了六七分，我们之间的差距本来就不大，这样一来我只能比他低了２分。那个同学如愿的到了镇中学读书，我因为志愿被改，无法被录取，只在小学旁边的村初中读书。后来，我听说那个在镇中学读书的小学同学初中未毕业就辍学了，具体原因不详。听到这个消息，年幼的我头脑简单的庆幸自己没有到那所镇中学读书，否则也一定没有好结果。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因为人际关系成了别人的牺牲品，我蒙胧地意识到社会环境对人前途命运的影响。
1987年，也就是我15岁时以优秀的成绩升入初中，开始了初中三年的生活。我大哥这时已经在镇高中三年级读书，一年后如愿升入高校，成为我们村几十年来第一个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人。我二哥已于二年前结束读书生涯，以19岁年龄开始走上社会，先后学过木工和瓦工，以出卖体力开始挣钱补贴家用。我姐姐正在我同村的初中三年级，正在为考中专而全力以赴。
初一的两个学期，我的成绩开始下降，原因是任课老师都是高中毕业生，没有受过师范教育的专业水平，课讲得不好，让人接受起来比较困难；另一个原因是初中的教学主要在课堂，平时几乎没有家庭作业，让我这个习惯于小学教学方式的学生一下子失去了学习的压力。这一学年，我破天荒的连续两次没有拿到一张奖状，平时没有时间也不过会教育孩子的父母这才知道他们小儿子的实际学习情况，对我严加责备，初二开学时问我是否有决心读下去，否则就干脆回家种田算了。我这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不读书就只能种田，那太苦了，我当然不愿意。在我信誓旦旦地保证下，我得以继续学业。事实上，我们兄妹四个在初中时都曾有过一段危险期，学习成绩一度一落千丈，连升高中都没有希望，这与农村小孩在小学受到极差的基础教育有关，一旦上了初中，新的课本知识是以前面的基础知识掌握良好为前提的。我大哥在初二时因为学业跟不去，几乎丧失了再读下去的信心，主动提出回家务农。结果遭到我父亲的一顿暴打，同时让他从我们镇中学转学到我们邻村的村初中，也就是我三年级转学后所就读的村小学旁边的初级中学。后来我们兄妹四人都在这个村初中就读过，并有三个人从这里升入高中。我二哥同样原因，初中时的学习成绩也不理想，他见同龄的小青年有不少已经外出打工挣钱，新闻中有不少农村靠养殖业发家致富，主观上彻底放弃了再升学念头，希望初中毕业后凭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那时我们家只有父母二个人，要种六个人口田地，严重缺乏劳动力，我父母在与二儿子协商后终于放弃了对他继续读书的希望。年仅18岁的二哥开始走上社会，成了我们家又一个劳动力，他先后搞过养殖和培育，都失败了，或因为技术落后或因为远离城市，培育的东西无法远距离的销售而放弃，他后来学过木工和瓦工，开始挣一些钱，当然靠体力是发不了财的，只能挣一些钱补贴家用罢了。我姐姐也是在初中留了一级后才能升入高中的。应该说我们兄妹三个在当时农村的同龄人中是幸运地，先后上了高校，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又有专业技能，终于结束了祖辈面朝土地背朝天的命运。究其原因，一是我父母的竭力支持，二是我们自身的努力，三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高校开始逐步扩大招生。
1988年，我大哥一举考上了大学，成为我们农村十里八轰动一时的新闻，这也给了姐姐和我极大的鼓舞，原来考大学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也是在这一年，我那在初中留过级姐姐仍然没有挤过考上中专的独木桥，被一所镇级高中录取，在大哥通过高中升入大学的激励下继续她的学业，圆她跳出农门，转为城市户口的通天之梦。上了初二我开始意识到读书是我唯一能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我主观上开始努力学习，并按老师的教学特点有计划地每天进行复习和预习。也是这一学年的下半学期，我们初级中学一下子分配了三个师范毕业生，都被安排到初二年级跟班教学，他们相对专业的教学让我们普遍感到课本知识很容易吸收。我的学习成绩开始回升，到初二结束时已经在应届生中名列前茅了。
少年时代的我精力充沛，接收能力是相当强的。在有计划地学习之余，我的生活变得充盈和有条理，我开始“大量地”读课外书籍。所谓的大量是相对而言，那时农村孩子根本没有课外书籍，学校连一个图书室也没有，我们都是相互之间你一本、他一本、我一本借书看，以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求。我父母是绝对不能容忍我看与课本无关的书的，认为那是不务正业，我只能在放学的路上看，躲在茅草房里透过巴掌在窗户偷偷摸摸地看，或在晚上父母睡了之后就着煤油灯看。我的眼睛就是这时候近视的，胡乱配的眼镜又加剧了眼睛的近视，这就是今天的我，为什么是一个戴着浓度近视眼镜的人。我练过毛笔字和钢笔字，后来是无疾而终。受我二哥的影响，在小学时就开始喜欢画画，后来按一套山水画辅导教材还自学起毛笔画，在宣纸上有模有样地挥毫泼墨，自娱自乐，一直坚持到高中二年级才彻底放弃。这个时期的我在同学们中是多才多艺地，我也惊异于我的才能。成年以后，我偶而回忆起这段生活，感叹当时农村孩子们的条件贫乏，如果有好的条件和一个好的良师益友，有多少象我这样某方面有特长的孩子就能得到有益的引导并可能得到发展，甚至有所成就，也感叹现在的我，惭愧自己的懒散和无所事是，没有定力。经过多年为生计的苦苦挣扎，我只剩下唯一的爱好——文学，能让我舒缓神经，自得其乐。
我成绩上来后，父母希望我能直接考上中专，早日完成户口性质的转变。但是，当时中专学校招生名额有限，又有很多象我这样的农村孩子都争相挤这条路径，竞争非常激烈，几乎是千人考生中才能上一个，所以没有十分优秀的成绩是不可能指望考上的！我父母打算让我在初二留一级，但在初三上课，这就等于在初三留级。因为当时政府教育部门考虑到的中专考试竞争的公平性，规定了凡是在初三留级的学生中考录取分数线要比应届初三生中考分数线高20分才能被录取。由此可知当时农村学生为了能考上中专所要面临的残酷竞争。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就有了成绩优秀的初二学生却要留级的滑稽现象。这是中国农民的悲哀，更是中国的悲哀，农民及他们的子女被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严格限制在土地上，只有通过升学这条唯一的途径来取得城市户口，改变命运。有人问了，干嘛不上高中，可以上大学不是更好吗？我的回答是你不能以现在情况套用90年代以前的中国的现状。那时中国还是计划经济，大学的招生是有计划地有针对性的确定招生名额，同时也计划好了这批招生几年后的工作分配，所以只要你考上了就意味着工作不愁，生活无忧。不象现在这样，高等教育产业化后，高校招生不光是为了培养专业人才，更是为了挣钱，所以大都疯狂的扩招，甚至不管设置的专业是否为社会所需要，反正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后学校不用为本校学生的就业发愁，自己找呗，没有接收单位就意味着失业，与学校没有关系。这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同，计划经济更多的表现了人类用智慧控制社会秩序，体现出人性的一面，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的竞争发展和扩大就业方面有其不可否认的优势，但时一旦任其信马游缰，其残酷性就一览无余，有时甚至灭绝人性。
话说我父母为了我在初二留级，以便达到考上中专的目的，于深夜跑到我所在学校一位他们熟悉的老师家中进行了协调。这位老师是我大哥初中时的班主任，因为我大哥是他教过的学生中为数不多的考上高校的得意门生的缘故，所以与我父母认识。我父母简单地以为只要通过这位老师的帮助就可以达到目的，并没有与学校其他有职权势的老师和校长沟通，更没有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包括我大哥初中时的那位老师。当然我作为我们班的优秀学生，我的班主任也非常希望我能留级，以便能考上中专。真正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形势一片大好，我开始准备为考中专而信心百倍。但是我最终没有能留级，原因就不用多讲了，老实巴交的父母是不懂也不会处理这种人情关系的，年幼我只能叹息只能叹息命运的不公，感觉受到的打击特别大，写了一篇叫《云雀》的文章，记述了一只飞天的鸟儿奋斗不止的精神，寄托了我在遭遇挫折和失败后心路历程，当然也揉合了我在后来人生中的感受和不屈服于现状的呐喊。
初三时，敝了一肚子气的我的各科成绩全面开花，在班级中总是排在前几名，有一次物理考试竟得了满分。但是在我内心里，已经对学科有了偏向，文科方面的课程我显得从容有余，而在数理化方面则完全是因为升学的缘故而勉力为之。例外的是我对化学的学习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的兴趣，原因教我们化学的老师是一位师范专业毕业地年青教师，教学中注意循序渐进和趣味性，容易让人接受和消化。我是班级的的化学课代表，理所当然化学成绩应该比其他同学好，因此也得到老师的厚爱，经常被他的当众表扬，这进一步激发了我学习化学的热情。学生是有虚荣心和自尊心地，这种教学中的鼓励和认可对促进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另一种类型的教师在教学中则疏于鼓励和和表扬，比例我们的物理老师，他是一个有二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了，教学水平没得说，但他在课堂上不苟严笑，很少表扬学生。就说我那次物理测试考了100分的事，他连一句表扬也没有，好像怕我骄傲自满似的，这让我有点兴味索然。在十多年的受教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教育总是习惯于求全责备，希望学生们成绩不断地提高，对学生努力取得的点滴进步往往故意视而不见，既影响了了学生的自尊心和积极性，又犯了欲速则不达的错误。人是一种要面子的动物，尤其对处于生理和心理成长期的青少年，一句表扬和勉励抵得上千万次的责备和批评。
虽然我的成绩还可以，但是我知道以我一个应届生的水平要想与大批在初二留过级的学生进行竞争，几乎是不可能如愿地。可是我父母和大哥都一门心思地想让我通过考上中专，早日达到取得城市户口的目的，所以在填写报考志愿时只让我报考了中等专业学校，理由是即使今年考不上，就再复习一年，那就有把握了。我也是他们同样的想法，只是在高中一栏自作主张的填写了省重点中学—江苏省阜宁中学，心想反正阜中每年的录取分数线与中专录取分数线差不多，中专考不上，阜中自然也是不可能考上的。就是这样一次的无心插柳，却以仅超过阜中分数线2分的成绩被录取了。我拿着录取通知书，懂得了什么是“造化弄人”了，得，自然是辛辛苦苦考上的，我就坚持上，理由是阜中的升学率几乎是100%，上了阜中考大学就有把握了。父母没有办法，同时也知道我说得有道理，就遂了我的心愿。1990年以后，随着国家专业毕业生的增加，中专生毕业后的就业成了问题，有的甚至没有单位接收，这使我再次庆幸当年那次无心地选择。九十年代后期，随着教育产业化的改革，中专、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市场化，得靠自己找工作，文凭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刚开始走向社会的学子们能否就业和就业好坏。1996年以后，首先是大专生就业成了问题，再后来连本科生就业都困难了。2000年以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高校毕业只要专业不好，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失业！怎么办？很多人选择继续深造，读研究生，考博士或者出国留学搞一个洋文凭回来。市场经济社会给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曾经的天之骄子们同样是难以幸免地！
1989年5月份到6月初，中国政治上发生了一起政治事件，就是八九年所谓的“6•4事件”。起因缘于经济上的物价改革导致物价上涨，人们生产生活成本加大；社会上出现的腐败行为，让建国以来一直生活在清廉政治中的中国人很不满意。于是一直自称传承“五四精神”的北大等高校学子们站出来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游行集会，然后就在天安门广场搞起了静坐绝食。大众媒体和社会舆论普遍同情大学生的良好愿望，事情弄大了，政府总理和党的总书记出来接见这些学生代表，接收了他们一片爱国热忱的请愿书，还安排北京的各大医院救治因为绝食生病的学生，但是这些静坐绝食的学生就是不回去，事态进一步恶化，似乎要有人要坚持将事件一直闹下去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苗头。6月3日，政府媒体发表了中央措辞严厉的通告，有经验的人说要用军队了。6月4日，果然政府运用军队将学生驱离天安门广场。当时仅初中水平的我不明其中奥密，以为大学生都是有知识有头脑的人，况且又是为社会大众呐喊，应该是不会错的！历史上的五四运动不就是大学生闹起的正义行为吗！成年以后，我思想相对成熟，查阅当时的历史资料和各种评论，结合近年来国际上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终于明白这起事件的背后蕴含的奥妙。
首先，我否认大多数闹事学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你们游行集会也罢，静坐示威也好，无非是想政府知道你的想法罢了。按道理政府总理和党的总书记也接见了你们，你们的愿望应该是达到了，见好就收嘛。但是你们搞起了绝食，以进一步博取群众的同情，让政府下不了台，而且还没完没了不肯散去，更有组织地成立巡逻队伍取代政府治安部门的职能，看住静坐的绝食的大学生，不让他们自愿来去，这就是别有用心了。后来，还用煽动群众暴力烧杀维护群众集会秩序的警察，这就说明你们不是仅仅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发表政见那么简单了，是有与政府对抗的性质了。还是从血腥风雨中的老革命见多识广，该出手时就出手，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也能保政权，军队终于发挥了他该有的作用。据当时从大陆回到台湾的商人讲，从香港有大批有资金汇往大陆支持这次学生运动，参加游行集会和静坐的学生可是有可乐喝的。1989年的中国喝炭酸饮料可是高档消费，诸位要是不信可以问问自己的父母或者从80年代过来的人。这使我想起了今年乌克兰和乌兹别克发生的颜色革命，那都是背后有国内国际支援的呀！拿外国人的钱闹中国的事，就是做外国人的走狗，在中国叫汉奸，可耻啊！另外当时农民和工人虽然同样不满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但大多数该种田的种田，该上班的坚持上班。人啊，还不就是为了挣钱吃饭，改革开发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在不断提高的，物价涨了是不好，但是相信政府是不会不管地，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对政府还是有信心地。老百姓是最现实地，解决我的吃穿住行，不懂也不愿听什么民主啊，人权啊，那是胡扯。用他们的话讲，国家社会乱了，还发展什么经济，提高什么生活水平，纯粹是“吃饱了撑地，闹什么子事？”“秀才革命，十年不成”，毛泽东说：“北大池浅王八多”真是形象呀！共产党的天下是靠一帮没有饭吃的泥腿子打下来，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是最知道他的执政基础—老百姓需要什么，所以共产党首先要做的是让人民群众吃上饭，吃好饭，这样你们秀才还能革谁的命。
1990—1996
九十年代前后，中国农民不再为温饱而发愁，每户储存的粮食可以与人民公社时代生产小队库存的余粮相比，老辈人回忆说就是过去的地主家也没有这么多的余食。与此同时农民开始为把粮食换成钞票而发愁，因为这几年来国家粮食收购价不但没有上涨，而且粮食收购量反而比往年减少了。这件事我后来才弄明白，原来中国政府那几年迫于美国政府的政治压力，开始从美国进口我们并不需要的粮食，所以中国农民自己的粮食当然没有地方卖了。政府这样做自然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尤其89年“六四事件”后，西方国家以人权、民主等理由对中国进行政治围堵、经济封锁，中国政府不得不给美国这头驴子一点胡萝卜吃。我只是感叹五千年的中国，每一种社会制度、每一次社会变革或变故，受苦的总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农民，然而每一次拯救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人又都是这些泥腿子，他们是这个国家存亡的主宰力量，是国家经济发展或强大的基础力量，同时又是这个社会最容易被漠视，最易被侵犯的利益群体。
国与国本质就是只有利益关系，什么人权、民主呀都是借口，用来豪取利益的同时还干涉你的内政，最好是把你搞乱，让你无法发展经济，自然也就无法强大了。可是我们国家内部还真有一帮所谓的精英，认为凡是欧美人讲的都是真理，理由是人家欧美这么富，就是因为讲西方式的人权，讲西方式的民主，搞完全的市场经济才发展起来的，全然忘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以武力对亚非拉的野蛮掠夺，以及为争夺世界资源而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实，忘了美国靠二次世界大战卖武器发家致富的事实，更忘了中国曾经因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遭受的百年苦难。精英们所津津乐道的二战后日本、德国的重新崛起，实质上这两国是由于欧美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抗，不遗余力的支持才发展起来的，同时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得利于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计划政策，使国家得以集中精力，有目的，有重点，有计划进行建设。另外90年代崛起的亚洲四小龙更多的是靠特殊的地理位置，以贸易立国发展起来的。精英们最怕别人用印度这个建国时间与中国差不多，人口和国土面积又与中国相近，又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来类比社会主义中国，因为他们无法反驳，只是一个劲地讲这是特例，不能抹杀资本主义国家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有过一段发展的快速期，后来就慢慢地止住了前进的步伐。主要原因是农业是一个发展程度有限的经济产业，农业产量不可能在农田面积没有增长的情况，粮食产量无限制的增长，就是搞集约化机械耕作那也只是减少种田人口，提高人均生产效率，绝不可能提高多少粮食产量。现在有人提出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甚至主张实行土地私有化，把农民赶到城市中工作生活。但是中国有13亿的人口，我们需要增加多少工业企业和多大的第三产业才能将其消化掉，这是中国经济短时期无法做到的事，如果有一天我们能让一半的中国人完全依靠城市生存，那就已经是经济奇迹了。原谅我的不乐观，我纵览世界各国，凡是与我国国土面相防而生活富裕的国家，第一是他们的全部人口还不到中国的零头，而且他们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富强，莫不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相应的历史机遇造成的。所以，我坚持认为中国的发展急不得，只要我们保持住社会稳定，只要我们以发展经济决心不变，我们就有时间来实现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千万不能急，要有忍心，否则可能生变，甚至导致灾难。公有制时期中国搞过大跃进，想多快好省的建设国家，结果造成了巨大有灾难。现在市场经济中国如果也搞急进，同样也会带来不可预测的灾祸。中国人可以承受一个虽然贫困但贫富差距不大的社会，绝对不能承受部分人绝对富裕，大多数人相对贫困的社会，老百姓可能穷极则反。苦难的中国再也承受不起内战的混乱，真要到了那步田地，中华民族就永远没有机会再站起来了。
实际上，从1985年以后，中国农业生产几乎是停滞不前的。一方面农民因土地使用化肥而贫瘠，因此在农业生产投入被迫加大，而粮食产量却没有增加多少。另一方面物价上涨，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再加上因为河渠水源的污染，又增加生活用自来水的支出，同时随着电力普及也增加了相应的支出。再有农村原有的医疗制度破坏和农民得癌症等大病的概率急剧上升，医疗费用不断增加，有的家庭因此重新陷入贫困，甚至于有的农户干脆生了大病不敢去看，无奈地在家里等死。同时期农民子女学费支出逐年增加，农民要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几乎要付出他们一生的辛劳。唯一没有涨价的是粮食，但是精打细算的农民决不可能放弃土地，因为土地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虽然利用农闲到企业打工，但他们没有专长，大多只能靠做苦力挣一点钱补贴家用，他们在企业里没有任何保障，最终还得回到那块生活成本比城市低得多的土地上生存，靠子女养老送终。按上面所说，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而且应该下降才是！但是，90年代前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兴起，为农民提供了新的经济收入来源，尽管他们的收入比正式职工要低，但对于农村家庭来说等解决了他们农业投入与支出倒挂的问题，还能解决例如小孩的学费等其他支出，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很多农民生活水平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提高了一些，比较惨的则是那些没有富余劳动力的农户，只能完全靠土地为生，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
1990年，我升入县中，我姐姐则在读高三，面临高考的压力。我大哥已经工作二三年了，他与我二哥在这一年先后结婚成家，他们在经济上并不宽裕，只能顾好自己的小家，曾经以为可以帮上父母和弟妹的理想只能屈服于现实。因此我父母在两个儿子成家后，因为姐姐和我学费问题，负担比以往更重了。我终于明白母亲说过的，“让你们读书挣前程，是为了你们自己，父母是享受不到地！”的话的含义。随着中国经济的放开，计划经济时代走单帮贩棉花挣钱的机会已经消失了，我父母只好另辟挣钱的途径。春寒料峭时，我父母到江苏省高邮县的街头摆摊卖各种蔬菜的种子。刚开始两年生意还行，一个季度能挣八九百元，后来做同样生意的人多了，也就挣不到钱了。隆冬腊月，我母亲会到江苏省建湖县街头叫卖炒熟的花生瓜子。我至今仍能记得上头发花白的母亲每天只吃早晚二顿饭，从凌晨到深夜，在刺骨寒风中朐偻身子，跨着沉重的大竹篮沿街叫卖的情形。这种只能在寒冷中进行的工作，生意收入虽然足以支承两个子女的学费，但却是极其的辛苦，尤其对于一个风湿病缠身多年的妇女是残忍地。每年春天到来，我母亲都因此大病一场，她的身体质量也在一次次的病痛中越来越差。1997年11月，已经工作的我因为第一任的女友离去而悲伤不已，我向单位告假来到建湖，企图从母亲那里得到一点温暖。但当我亲眼目睹了母亲的艰辛后，伤痛几乎不治而愈，我这一点伤痛怎抵得上母亲一生的辛劳，我没有任何理由颓废和沮丧，况且我的无能只能进一步增加老母亲的悲伤和心理负担。几天后，我决定回宁上班。那一天母亲没有送我，因为她舍不得那怕一丁点时间来耽搁生意。这是我一生的记忆，一生的伤痛，正因为姐姐和我，更因为我刚开始工作时的不如意，给父母带来怎样的悲伤和辛劳。
进入省重点中学阜中后，我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差距。阜中录取的生员都是全县最优秀的，而我的成绩仅超过录取分数线二分，与其他同学相比差距不小。我还真切地感受到阜中汇集几乎全阜最优秀的师资队伍，他的教学水准是普通中学不可能达不到的。原来在各个地方的尖子生，在这里只是最普通不过的一分子，“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生活在这样一群抱着非大学不上心态的集体中，在学习上的彼此竞争程度是超乎想象的。每次班级测试结果，排前十名同学的总成绩只有一二分的差距，前十名与后十名的总成绩差距也不会超过十分。我们文科班发生的两件事可以反映阜中学子们对自己前程积极主动的负责态度。一件事发生在高二，我们班的同学认为数学老师的教学水平太差，用起哄的方式将老师赶离教室，迫使学校另调一名有水平的数学教师前来任课。另一件事发生在高考前的一个月,学校决定将文科高三（6）、（7）两个班级合并，以节省师资。近一百号人挤在一个教室里上台阶课，桌子挨着桌子，人靠着人，根本无法静心听课。我们觉得学校这是拿我们的前途开玩笑，在一个上午，我们（7）班的学生不约而同地回到原来的教室，不去大班上课了。学校派来多名老师前来劝说，我们仍坚持恢复原来的两个文科班的编制的要求。没有老师上课，我们就自己复习，有组织有纪律地坚持己见。后来原（7）班的任课老师出于同情和责任，也陆续过来给我们上课。最后阜中历史上罕见的罢课事件以我们胜利告终。在小学、初中受到较差的基础教育，使我在学习上颇感吃力，我文科方面的成绩尚能保持在中游水平，但在数理化方面则落后同学很多，以致于班级排名总处于倒数几位。经过一番努力后，仍无起色，我决定放弃理科的学习，把希望寄托在高二时的文理科分班上。高二时我按计划进入文科班，我的语文、英语、历史、地理和政治经过努力已经在班级达到中上游水平，但数学却彻底向反方向发展，几乎每次考试都达不到60分，因此总成绩只能是中下游水平。众所周知，文科生高考时完全凭英语和数学两门分高低，其他几门功课再好，其总分也很难取得20分的优势。于是，我开始担心两年后的高考，但我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回家务农是万万不愿意地，只有升学一条路，可是我数学这么差，很难在当时高考录取率还不高的情况下如愿考上大学的。我不得不再次思考升学的其他途径，我决定报考美术学校，只有该专业不需要数学成绩，凭我对美术的擅长，只要专业考试通过，文化成绩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我再次说服父母，在1992年暑假花钱进入美术辅导班开始学习绘画。正如我所料，在专业美术教师的辅导下，仅仅不到一个月，我对美术的感性认识在绘画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我比那些专门上了二三年美术辅导班的学生画得还要好，得到了辅助老师的惊叹和夸奖。这使我信心倍增，感觉这次终于选对了路，升大学应该不成问题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2年，中国开始实行教育产业化变革，高校开始分公费生和自费生进行招生，当然招生人数开始逐年增加。1991年高考失败的姐姐，又复习了一年后，在高考时的成绩仍然不理想，决定自费上盐城的教育师范学院，但需要一次性交纳一万多元的学藉费。我父母在经济上毫无准备，多方筹措资金未果，找到放假没有回家，还在县城学习绘画的我，和我商量能不能退出美术班，因为那样就可以筹到几百元学费。我觉得姐姐这次能上大学是十分难得的，如果再复习一年，谁又能保证她能考上公费高校呢！我不得已终止了美术学习，又重新回到文化升学的道路上。
那是一个深夜，我结束了最后一节美术课，踩着昏暗的灯光，行走在县城空寂的大街上，心情悲凉到了极点。我觉得当年升学的希望已经没有了，就是来年复习，我也不过能保证数学成绩能提高多少。但是我没有退路，即使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仍然必须努力学习。这种明知没有成功的结果而不甘心放弃的心态是奇特的，在以后近一年的高三时光里，我都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学习的，这也是我一段难忘的生活和心理历程，而且对我以后的性格塑造产生了很大影响。
高三阶段的学习是勤奋地。每天，从早上6点钟我开始学习，中午胡乱吃了饭，仅午睡十分钟就准时醒来继续学习，晚上一直到十一、二点才睡觉。这就是寒窗苦读了，我内心希望通过其他其他科目成绩的提高，来弥补在数学上的差距。高中三年的生活是艰苦地。我深知父母钱财的来之不易，每顿只吃三角或五角的食堂炒菜，根本没有什么营养可言，我经常饿得头晕眼花。那时，我每天晚上还坚持锻炼身体，结束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更加感到饥饿，看到不远处的小饭馆，我总是扭头快步走过。我那时每月只有约三十元的生活费，仅能勉强填饱一个月的肚子，多吃一碗面条的钱也没有。工作多年后，我衣食不愁，又有了自己温暖的小家，但仍然胖不起来，我怀疑是不是与当年处于生理发育关键阶段-高中时，我生活一直缺乏营养有关！
高中阶段，我读了一些正规的文艺作品，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起，并偿试着写一些文字，包括现代诗歌、古典诗词和散文等，记录下我当时生活的一些零星片段和心情。
此时的我已经是一个年轻人，象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遇事缺乏理智，好冲动。上面讲述的罢课事件我是积极参与者和中坚者之一。1990年，在我拿到阜中录取通知书后准备到校报道的前几天，差点卷入我们村发生的抗税抗暴事件中。
1990年，一些基层政府为弥补财务亏空，无故向农民增加税费的事越演越烈。九十年代初，全国范围内的基层政府利用职权向农民摊派名目繁多的费用，使本就不富裕的农民生活出现困难，有的地方甚至造成了家破人亡的惨剧。一些有文化的农民，包括一些农民党员在中央政府文件中没有找到地方政府强制要求上缴费项，他们提出异议，拒绝缴纳不合理的税费，并向高级人民政府或媒体反映。然而县官不如现管，最终执行和解决问题还是这一帮乱收费的人，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减轻，而且还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农民们只能消极地能拖则拖，能躲则躲，有的农户干脆农闲时全家离开家乡，去城里打工，但是大多数农民，特别是老弱妇孺是没有地方去的，只能呆在家里应付收费的人。县乡政府层层下达的收费指标因此总是无法完成，不断向下施压。为了完成任务，一些乡级政府竟然组织民警和各村的大队干部、民兵营长等一个一个村，挨门逐户地进行强制收费，实在没有现钱的就强行扒农户的粮食和其他财务冲抵。这是共产党执政以来，地方政府的一些愚蠢行政者，以极其少有的，非法暴力的手段对待他们的执政基础-农民群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些地方农民互相组织起来，一旦发现收费的人进入村子，就通报全村的人拿起扫帚、棍棒驱赶这些令他们痛恨的收费人。那一段时期，是中国农民因为不堪忍受重重税费，或以消极躲藏、或以个人暴力，或以集体暴力与基层政府对抗的日子，应该说这不是自称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发生的事，更是中央政府预料不到的事，一些基层干部素质低下，令人叹为观止。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夏夜，经历一天农忙的人们在沉睡中被一阵阵杀猪般惨叫声惊醒。“杀人了，杀人了……”，一家有难众人帮，身强力壮的男性农民纷纷随手操起家伙冲向发出求救呼叫的地方。先期到达的几个农民还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被几个身体健硕、手脚灵活的家伙打倒在地，我的二哥也是其中之一。后面赶过来农民愤怒了，把那几个看似流氓的人围在当中，开始群欧。我们村的大队干部适时出现了，警告并劝阻愤怒的人群。事件稍有平息后，人们终于弄明白，这户农家的老人和媳妇在夜间被乡政府组织上门收费的人员打伤了。在家度暑假的我也来到了现场，看到那个端坐在农户堂屋里，大腹便便的副乡长，彻底愤怒了，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你是什么东西，共产党的天下全被你们这些肥头大耳的家伙搞乱了，……”。那人看出我是一个读书人，恐吓说：“你是那个学校的，名字叫什么？敢在这里放肆，胆子不小！”我母亲见状赶紧把我向后拖，生怕我也被卷入其中，毁了前程。我满腔怒气，大骂不止，被母亲拖离了现场。那个肥胖的副乡长一面继续恐吓涌过来的人群，一面私下里通知乡派出所派人过来维护局面，生怕有什么不测。围观的农民见当官的在场，又听说派出所要来人,心有惧怕，放松了对那几个动手打人家伙的围攻。这些人见群情激愤，悄悄地溜走了。老实巴交的农民虽然不在动手，但仍围住收费人员，包括那个副乡长，要求派出所和大队给一个说法。在大队干部当众作出赔礼道歉，并答应给受伤人员以治疗和适当的经济赔偿后，这件事才算过去。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历的群众自发性质的抗暴事件，开始明白中国历史上许多民间暴乱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是群众自身利益不断被侵犯，人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通过某件事暴发出来的，它有一段酝酿的时间，是一种情绪积累的过程，是从无意识的个人反抗发展到有意识的群体反抗的过程。近年来，每当中听说民工为讨回拖欠的薪水，在求助多方无果的情况下，不惜以身试法的事情，我只是沉默，我根本鄙视报纸上所谓的法律专家和社会学家夸夸其谈的言论，他们永远不会懂得那些处于社会最低层群众的苦处，他们没有多少知识，没有社会关系，他们只能默默地生活，靠血汗和身体的健康在挣钱，他们不会成天讲个人尊严和权利，因为那些不能当饭吃。只有当他们的血汗钱拿不到手时，他们才会求助社会和法律，如果还不能奏效，那就会用鲜血和生命来索取。他们可能不知道法律的具体条款，但知道“杀人偿命”的道理，可是当法律不能帮他们解决问题时，这个法律就不是他们的法律，没有办法遵守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个中国几千年文明留下的社会公义，只能通过“杀人偿命”的手段来实现了。 这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悲哀，任何一个社会，无论你经济再怎么繁荣，法制再怎么健全，当如果连“欠债还钱”的基本社会公义都不能保证时，就说明社会的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已经被少部分人占有和使用，那么只能导致另一种社会公义“杀人偿命”地不断实践。
也是这一年，中国四川省的一位农民因为交不起税费而自杀，引起了中央的震动。在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和依法行政的要求下，农民群众和政府的对立情绪才缓和下来。2005年中央政府为稳定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直接取消了农业税，说明中央政府深知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在国家建设过程中的有房屋基石般的重要性。
1993年高考结束了，我以低于江苏省高校录取分数线20多分的成绩名落深山。在准备复习时我被粗暴有父亲揍了一顿，理由是这小子不打一顿不会知道好歹。1994年高考前的一个月，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个女友，这是我所认识的同龄女性中第一个让我产生理反应的女人。当然只是认识，因为高考即，是没有心思考虑其他事的。1994年夏天，我数学虽然只考了75分，但总分达到一类大专录取分数线，我被南京经济学院会计学系大专班录取。同年9月开始为期两年的大学生活。
两年的大学生活，我认为是我人生中最没有价值和进取心的日子。第一学年期间，我搞了一份家教，解决了大学日常生活的经济支出问题。但到了第二学年，刚好开始工作的姐姐从每月的工资中拿出二百元钱寄给我，我生活不愁，没有再继续搞家教。无聊的我与不少象牙塔里的学子们一样与高考复习时就认识的那个女孩子开始了一段有始无终的恋情，将宝贵的大学时光毫不吝啬地翻了过去。
十几年寒窗苦读的学子们已经没有了升学的压力，且距离走上社会还有一段不得不过的光阴。自觉得春风得意的，实际上却是幼稚可笑的天之骄子们忙于参加各种集体组织和社团活动；互相攀比着看谁先找到女朋友或男朋友，若谁没有异性恋人就好象没有个人魅力和价值似的。在校园幽静的树荫下，草地上，或某些阴暗的角落里，特别是晚上，你总能看到成双成对，亲昵似蜜的身影。这是一道青春亮丽的风景，也是一段闲极无聊，缺乏进取心的日子。
意气风发的学子们平时豪情万丈，挥折方酋，携朋将友，玩得不亦乐乎。到了期末才想起课本还是崭新的，这才忙着加班加点，通宵达旦地学习。浮华轻狂的学子们很少考虑父母钱财的来之不易，平时交往出手阔绰，花钱如流水，不到月末往往弹尽粮绝，忙不迭地写信或打电报回家催晌。饭菜也由平时的大鱼大肉改成了大白馒头加榨菜和辣酱。
我对我们学校和教师都没有多少好感。它只教了我们一套专业知识，并没有教我们的一些应付生存技巧，在思想和品格上有所训练，以及在人生方向上加以引导。任课教师上课象赶场子，来时匆匆，去时也匆匆，奔波于各校之间挣讲课费。以致于我们走上社会之后茫然失措，专业不能很快胜任工作，人际关系处理上恐与应付。我以为大学应该是育人，而不是育才，要么以专业特色闻名，要么以学术研究见长，可是我们大多数学校连育才的专业设置尚且不适应时代需要，更谈不上育人和术业有专攻了。原谅我对母校这样的评价，我的真实感受的确如此！
1996年毕业时，高校产业化发展如火如荼，各高校都放开手脚，扩大招生。高校政策上已经没有了公费生和自费生的区别，大学生毕业后一律自主择业。同学们这时才清醒过来，开始唉声叹气，但又不得不发动各种社会关系，为工作四处奔波。我也不例外，经过千方百计的努力被一家国有工业企业同意录用，但前提是自己解决户口问题。我和我的家人又挖空心思地在南京找到一个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亲戚，好在这位亲戚很热心，解决了我的户口问题，我终于长出一口气，安心地度过剩余的大学时间，等待上岗就业。
1996——2005
1996年8月，24岁的我终于走上社会，开始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我所供职的单位在南京燕了矶附近化工区，是一家在汪伪政府时代就已经存在的生产输变电绝缘瓷件的制造型企业。九十年代初，也就改革开放后第十个年头前后，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基础电力设施配套行业迎来了它的大发展时期，该企业也不例外，无论从企业生产规范，还从在职人员数量，都达到了它发展过程中的黄金时代。此后，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基础电力行业进入平缓期，如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由于缺乏技术革新的动力和主动应对市场的主观积极性，企业重新呈现出效率低下，人敷于世的衰退状态。它的唯一现代化的分厂，其产品在全国占有垄断地位的火花塞分厂已经与德国人合资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彻底与企业分离开来。我到职后的企业只剩下绝缘瓷件的生产车间和一条从法国巨资引进的，仍处在在建工程状态的用于生产玻璃绝缘子的现代化生产线。此时的企业有二千多人的职工队伍和一千多人的退休工人，每月仅工资福利支出就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企业生产处于半停工状态，机器设备老化闲置，人员因为没有工作可做，三三两两扎堆聊天逗趣，打发时光。厂房还是六七十年代的砖混结构，没有涂料，黄褐色砖头直接裸露在外面，厂区的道路是高低不平的水泥路，早已破损，四处是杂乱无章的废料和没有清理的积水。整个工厂在陈旧房屋和杂树乱草的掩映下显得十分破烂，没有了曾经的生机勃勃。
我们同一批进来的大学生有十多个，其中以财务专业招聘进来的有四个人，三男一女，包括我和我同样同班级的副班长。由于没有多余的职工宿舍，我们被暂时安置在工厂生活区的招待所，四个人挤在一间十多平米的房间里，只有四张床和一个共用的床头柜，其余的就是过道了。企业中午有食堂供应盒饭，早晚就只能靠自己解决，由于我们新职工的工资只有三四百元，不可能天天在外面吃饭，于是我们住在一起的四个人共同出资买了电炒锅和碗筷，开始每天自己买菜做饭。企业有八九辆接送住在城里员工的上下班车，我们在有事进城时才会坐一次，晚上再坐公交再返回破烂的工厂招待所。
不管怎么说，这是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主观上我们比较珍惜，工作也很积极努力，企望有一天企业能重新焕发青春，使我们的状况也能随之改变。正式开始工作后，我很快就发现这是自己一厢情愿和天真的想法。首先我们被安排跟班实习，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只做一些简单的凭证和现成表格填填算算工作，那些有具体工作的老员工不愿意将手头的工作全部托出教我们，好象生怕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似的，所以根本接触不到财务的实质性内容。当时国有企业正在进行改制，能合资的合资，太差的就破产，缩编人员，截员下岗是经常的事，谁也不知道我们企业什么时候也来个人员精减或被外国人合资呢！这些没有专业特长，由师傅带徒弟出来的人只懂手头的工作，没有全盘财务概念，其他人的工作根本不懂，所以他们这种吝啬和防备是可以理解的。带我的师傅是一位初中毕业的老会计，有五十开外的中年妇女，负责公司的总账核算。由于我为人质朴，尊敬长辈，工作上又积极主动，更由于她也有一个与我相仿的儿子，所以她对我的印象不错，在我试用期满前两天让我亲手做了一个月的总账报表。只些一次，我就知道公司财务核算有僵硬和机械，根本没有什么水平可言。拿公司的那条花了二三个亿从法国引进的生产玻璃绝缘子的自动化生产线来说，实际上该工程早已完工和进行生产销售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和公司账面盈利的需要，迟迟没有办理完工结算手续转为固定资产，也就不能计提折旧，这样冲减利润的费用无故就少了一大截，公司账面能不盈利吗！这样的做法放在今天的企业中是不可能发生的，现在的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如果不想方设法多计费用，减少利润，该缴给国家的税费都守法按时交了就已经是很有社会责任感企业家了，这就是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的区别。公有制企业更多的承担了社会的职能，如接收残障人员就业，支付退休人员工资，提供住房福利等，不应该承担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企业领导为了上级领导的政策需要或表现个人工作业绩，则会虚增企业利润，多缴的税算什么，反正都是国家的。现在的私有企业连国家强制性的职工统筹保险都不愿提供，员工加班加点是常事，至于加班费则是象征性地给一点，以避免人怨天怒，让他们虚增利润多缴税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与国有企业相反，虚增各种费用，连家庭的日常开支都拿来报销，老婆孩子爸爸妈妈岳丈岳母叔叔婶婶都作为在职员工按月发放工资，这还算好的，更有甚者销售不开票，也不入账，或者盗买增值税票来冲抵进项税，偷逃税款。当然他们也会做一些公益事业，但多是象征性的掩人耳目，更多的是为了获取优惠政策或谋取不正当的收益。
一年多的工作，我发现所在的单位是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地方。单位的同事都把持住部分工作份额，不容他人插手，分配给我的工作只有两三科目可以用，每个月我只是登登账，做一二张凭证，其余的时间就是发呆、聊天或看书……每天我只能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看不到希望和未来。另外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是二十人左右财务部因二个领导分管职务的不同，竟然分成两个派系，即资金销售派系和成本总账派系，工作上互相争执，暗地里彼此拆台，背后议论对方的不是。这是我预料不到和茫然失措的事，因为我是新人，只想好好工作，学些有用的东西，不愿卷入是是非非之中。可是在这样的集体和环境中你是无法完全置身事外的，我每天除了做的工作并不多，却得小心翼翼的周旋于是非之中。追根逆源，财务部的两个派系的形成缘于公司最高层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权利的分工，可以说公司自上而下无形中也分成两个派系。
1997年秋，第一任女友工作后从理性出发选择离我而去，给已经工作一年多的我，满怀未来希望的心灵一次现实的警告。然而更大的警告来自我的单位，我那位大学时的副班长兼工作后的同事。他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和分管资金的那位领导的信任，悄悄地买了一本现金支票，累计挪用公款60多万元。1998年春，中国农历春节前夕，他最后一次从银行提取一大笔现金逃之夭夭。春节后我回来上班才得知这件事，心里是无比惊诧和胆寒惶恐。再后来，从其他学校分配来的年轻同事也因挪用小笔资金事发于1998年底先后被单位开除，又一次给我心灵深处产生巨大的振憾。我感觉人类社会象一个物欲横流，到处充满诱惑的陷井，如果你稍不留心就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或是走上一条不归路。个人对于社会就象汪洋大海里的一叶小舟，在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行进，时刻充满了惊险和刺激。我感觉我所在的单位就象一潭死水，没有多少生气，还能淹死人呢！我还能再呆在这里吗？可是我又能到哪里去？工作二年了，还没有掌握整套财务的操作，出去应聘能胜任工作？家中的父母也坚决反对我离开公有单位，出去了就没有保障，连住的地方没有，让你走人就走人，是朝不保夕。可是我在这里又能得到什么呢？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仅够自己吃饭用，也没有住房分配，连个老婆也讨不上！我陷入迷茫和无助之中，苦苦地思索未来的出路，我吃饭没有了味道，睡不着觉，开始抽烟。199年近一年的时间内，我变得沉默寡言，开始不太注意形象，工作也没有精神，深夜经常一个人一边抽着劣质香烟，一边默默地走在公司到往城里最近的公交车站之间的路上，来来回回，走走停停，面无表情，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1999年底，我下定决离开这家单位，理由很简单：与其在一个没有希望，充满凶险的地方，不如到另一个充满凶险，却可能博取希望的地方。很快，我在城里找到了一家做餐饮的小公司，担任其主办会计工作。工资每月固定一千一百元，没有统筹保险我就自己交；没有住房，我在附近的农户租了一间十平方不到的平房供自己住宿烧饭用。在这家小公司，我干了近一年，认识了第二个女朋友。我这个女友江浦农村的女孩，中专师范毕业后没找到教师工作，在我单位附近的茶馆做服务员。考虑到以我们现有的收入水平永远不可能购房结婚，我与女友决定辞了工作，自己开一家小餐馆。事实上仅凭我们两个人的资金只能租一个十几平米的门面房，还得计划购买餐饮用具和桌椅，厨师也得请，其窘迫和缺乏考虑是显而易见的。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投资决策，没有任何经验可言，完全凭想象和热情，指望从小做起，逐渐积累资金，慢慢做强做大。就这样，凭一腔热情我们的餐馆顺利开业了，但是我们很快发现做餐馆必须要有特色，否则就没有顾客光临。我经过考虑，推出当时南京流行的酸菜鱼和东山老鹅，并掌握了香料配方。可是我们请的厨师怎么也烧不出那个味道，换人也不行，因为我们开不了高工资，请不到一位合乎要求的厨师。可怜的我和女友每天忙得没有白天和黑夜，一天收入也做不到二百元，除去房租水电及原料成本，只见出钱，不见进钱，我那本银行存折上的钱一天比一天减少，那种景象真是愁人啊！于是我结合实际情况开始做快餐，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但接踵而来的是资金问题，单位订餐一般是按周或按月结账，我们那一点资金根本不够周转的。女友见没有希望，也做累了，闹着不肯干了，我坚决不同意。两个由此闹掰了，女友所得抽身而走，我一个人是无法支撑整个餐馆运营的，只好关了经营了不到半年的餐馆，第二段恋情也就此结束。
这次自主经营的失败使我真正理智和成熟起来，分析我的能力和现状，我只能继续找单位工作生活。2001年，我进入南京一家由国有企业转制为私人股份制的商业企业，重新做了一名会计核算人员。这是一既具有国有企业用人特点，又具备私营企业无限制追求市场和利润
最大化的特点。在其疯狂扩张的过程中，我主动请缨到外地筹备连锁新店，一年的时间内主持筹备近十家连锁分店的财务工作，可以说为公司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我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升任其第一个分部的财务负责人，收入自然水涨船高。这期间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并于2002年贷款买房，1994年结婚，完成了我梦寐以求的城里人的正常生活。问题也就出在我结婚的这件事上，虽然我事前按公司制度请民婚假，但是公司的财务总监和分部总经理很不满意，认为我作为分部的财务负责人缺乏责任心，不应该为了结婚影响到工作，找了一个借口降了我的职，实际上是想赶我走人。我没有办法，向公司提出走人可以，但公司得付我赔偿金，因为我在公司干了三年多，有劳动合同在身，属于无理由辞退。公司的人事部门经过向上级请示后再安排我工作，让我到售后部门做一个结算员。我没有办法，作为个体，在与一个作为合法社会组织的劳动纠纷中是无法通过正常途径维护、争取个人权利，这些社会组织利用自身的组织优势，可以将你的个人合法权利化为乌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员工和民工无法争取自己合法权利的原因了，在那些掌握着社会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集体面前，个人是渺小的，那种天真地希望通过法制渠道规范社会行为的想法和做法只能是空谈和欺骗老百姓罢了。我没有办法，只好辞职另谋出路。
在这家企业，通过对其整体资本构成和其他应收款科目，我了解到国有企业是如何转变为私人企业的。首先将国有实际资产低估，之于无形资产中的货源渠道、销售渠道是不可能计算的。然后原国有公司的主要领导人出资将国有资产收购，当然钱不是他们自己掏的，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资金，而是用其他应收款-个人应收款的形式从企业的资金中借取的。取得企业股权后，这些原国有企业领导人摇身一变，成为企业的大股东。再下来利用掌握的企业的原有资源和无形资产，全力扩大经营，年终制定丰厚的分红方案，拿到红利后再将其从企业借的钱逐步还上。这就叫天衣无缝，这就是国有企业转制，这就为什么企业国有时经营惨淡，而转制后还是原来的那帮人，企业经营马上就蒸蒸日上的原因了。我们国家的国有资产就是这样被侵吞的，我们社会上很多的私营企业家就是这样鲜光照人的走上市场经济的舞台的。为什么我们的很多私人企业家害怕登上福克斯百富榜、胡润百富榜，因为他们的资本原始积累都有一段见不了阳光的内容。看看那些被查出问题的企业家们，他们曾经发家致富的原始资本很多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和渠道攫取的。所以，那些改制企业的工人为什么要闹，并不是象当今主流经济学家说的那样，国有企业改制就是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牺牲了一大部分人的利益，牺牲了国家的利益，是巧取，是豪夺，是将所有原国有企业职工的财产塞进少数几个人的腰包。国家可以通过税收弥补损失，可是那些可怜的原国有企业职工不但应有的利益被抢走，还丢了工作，不得不自谋出路，由工人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我并不是反对现行的市场经济，而是反对完全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反对那种利用手中的社会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侵占国家集体资源，侵害普通劳动大众利益的市场经济。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有优势和缺点，两者应该并存，互相学习，互相竞争，互相监督，各取所长，发挥优势，使中国经济走向一个有序的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使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得不是太大，使社会普通大众有相应的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维护自身的权利，让资本家不敢随意侵犯工人权利，施欠工资和恶意的加班加点。这样才能不用成天喊着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才能做到真正的相对公平，社会才能保持长期稳定，国民经济才能进行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国家才能真正强大。
2005年，我先后在两家私营企业就职，又先后离职而去。
前一家是医疗器械制造型企业。该企业老板满口仁慈，富于社会公德。实际上他所谓的社会捐款都是无偿给他的业务单位，是为了稳定业务关系的需要。他所主张的不能偷漏税是要求财务人员用会计核算的高超方法来帮他偷漏税，以免让被税务部门查出来，遭受得不偿失的罚款。他想方设法增加企业费用，他及他的家人所有的支出都在公司报销，他的家人，包括他那仍在上学的女儿以及他的老丈人虽然不是公司员工，但每月都能拿到一份不蜚的工资。他要求我作为财务经理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政府优惠政策，低级到要求我争取到企业不能同时享受的优惠政策。他要求我规范生产核算流程，但当我准备按材料进货入库登账、生产领用记录进行成本明细归集核算、产成品入库及销售出库建立明细账等健全的企业核算体系时，他终于明白如果这些东西都规范了，核算精确了，他就再也不能利用销售不开票也不入账的方法偷漏税了，他得完全合法经营，按章纳税，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于是他一次又一次的找我谈心，让我能不能拿一个既能规范企业核算管理，又能偷漏税的财务管理体系。我没有办法，以能力不足为由辞去了工作。
后一家是做医疗保健仪器销售的商贸企业。该企业老板以前是开地下赌博业和经营色情洗浴桑拿起家的。挣了不少钱后，来到南京开起了合法公司。他根本不懂市场策划和推广，利用招商手段让有意代理医疗保健仪器销售的商家先交一二十万元的销售保证金，完成销售任务才返还保证金，否则就予以没收。这种手段是否违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凡是有经验的生意人不可能上他的当。正如我所料，招商再次没有成功，只有极个别的呆子上了他的当。眼看着公司每天只有支出，没有收入，老板急了，动起了做传销的主意。我赶紧打烊走人，骗人的传销我是不会干的，再公司即使不做传销，也要再次裁人，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公司总经理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这之前已经有一套管理班子因为同样的经营失败被请走了。
于是，我再次失业。直到今天-2005年11月7日，我仍然没有找到合适有单位工作。每天在家里上网找工作，跑人才市场，整整持续了四个月，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完全靠妻子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我知道我肯定还能找到工作，可是人生好象又一次陷入困境，看不到希望，我不得不再次思考人生的出路……
后记
经过一个多月我无事生非，我终于完成了《屁股决定脑袋》的写作。我首先要感谢我这次持续四个月的失业，使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我的人生和我所处的时代。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我有自己的思考和分辨能力，尤其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各种思想和学说铺天盖地，每一种理论都有它的经济基础，代表一种社会阶层的利益。这就是我为什么用“屁股决定脑袋”作题目的原因了。改革开放进入二十五年，中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公有制体制下单纯的农民、工人、商业企业服务人员和国家公职人员分化为以资本持有数量为特征各种社会阶层，同时一些为自己利益集团代言的各种学说和理论层出不穷。媒体宣传导向也转为以资本持有者发家致富为主题的报道，以及各色挣钱能手-艺员明星的各种娱乐新闻的报道，即使有一些关注社会普通大众的新闻报道也多数都与资本有关，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文化书籍中最畅销是各种成功学书籍，以及各种市场经济理论的研讨书。总之，满眼都别人如何挣钱，你应该如何挣钱，以及与钱有关的各种故事和宣扬市场经济的种种理论。这是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最大的变化，但我却找不到一本记录市场经济条件下平民的工作生活和理想追求的书籍。我就是一个平民，我不熟悉其他社会阶层的生活，那些理论和学说也说服不了我，平民自我平民的生存状态和要求，所以我写了这个东西，为自己为中国平民呐喊一两声，但愿没有伤害到其他社会阶层的人。
我还要感谢新浪网开了个人博客的内容，使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个人主页，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研讨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没有人同意不要紧，这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美女能在网上叫春，我作为一个平民自然也可以叫两声。没有人看也不要紧，咱自娱自乐，自我陶醉也不失为快乐的事。
我写这篇东西并不是反对现行的市场经济，而是反对完全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反对没有规范和监督的市场经济,反对那些利用手中掌握的社会组织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以改革的名义侵占国家集体财产，恶性掠夺资源和破坏环境，侵害普通劳动大众利益的市场经济。任何制度都有两面性,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是各有优势和缺点的，两者应该并存，互相学习，互相竞争，互相监督，各取所长，发挥优势，使中国经济走向一个有序的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使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得不是太大，使社会普通大众有相应的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维护自身的权益，让资本家不敢随意侵犯平民的利益，如恶意施欠工资，随意加班加点等。只有这样我们就不用成天喊着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社会才能做到真正的相对公平，才能保持长期稳定，国民经济才能保持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国家才能真正强大。
这就是我写《屁股决定脑袋》的目的，拔开市场经济的迷雾，喊醒一部人，提醒一部分人，尽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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