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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哲学之道进步即进步之道哲学(之1、2)

正道堂主 · 2008-10-30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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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水火探讨毛泽东思想之精华  

                      正道堂主  

读《水火:土地私有化,再造新中国!》(http;//www.wyzsx.com/Article/Class4/200810/55351.html)一文,因其以下说法而引为道合者:“只有创造伟大的文明的民族,才能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伟大的文明必须有伟大的思想作内核,伟大的思想是什么?哲学。”“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都是建立在一系列伟大哲学平台上的。”“直到出现毛泽东,中华民族才有了焕然一新的哲学体系。文化大革命就是悲天悯人的毛泽东,用这套哲学体系重塑中华民族灵魂的运动。”  

能这样来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思想,“文革”时罕见,当今中国亦罕见。林彪可算毛泽东哲学上的半个知音。周恩来是毛泽东虔诚的崇拜者和得力的大管家,但在哲学上并非毛的知音。江青是毛泽东的最亲的崇拜者和拙劣的描摹者,对哲学一窍不通却自以为是。邓小平是实干家和实用大师如“猫论”,却对哲学失聪,敬而远之。其他人则无论可言。因有以上共同语言,所以借‘’与水火探讨中国前途命运的哲学之道进步即进步之道哲学。愿道合而求同存异。唯左右者,唯经济政治者勿扰。  

“道不同”与非理论解决  

“道不同”就是哲学不解,或叫理论局限。“道不同而相为谋”,就叫“非理论解决”。人类关于自身进步的理论从上个世纪初至今并没能走出外在的、工具化的、矛盾的、断裂的困境,仍然处于哲学不解之中。  

澳大利亚的哲学家G-普里斯特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哲学走向何方?》中对此作了很精当的描述和概括:“20世纪的哲学是从反抗德国的唯心主义开始的。这种反抗------体现在两位哲学家的著作中。这两个人都是讲德语的,即弗雷格和胡塞尔。”“对数学性质的关心导致他们对逻辑性质进行分析。两个人都对逻辑中的心理主义进行了批评。这样就促使他们考虑意义的问题:事物是如何意味的?又是以什么方式意味的?他们就触及了20世纪最为核心和最常出现的问题:语言呈现和思想呈现的性质。”“弗雷格发展出来的主要武器就是我们现在称为现代逻辑(形式的和哲学的两个方面):量化理论,真值函项,以及相应的涉及到的概念和对象、涵义和指称等等语义理论。相反,胡塞尔发展出来的武器则是现象学,即对自身呈现出来的意识性质的分析。”“逻辑工具所确定的现在通常被称为‘分析哲学’;现象学工具所确定的现在有时被称为‘大陆哲学’。”“在分析哲学这一边,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不仅在数学哲学中使用新武器,而且,他们还用新逻辑来分析实在、语言和心灵的基本性质。逻辑实证主义者,如赖欣巴赫、卡尔纳普、石里克,拿起了新工具,并且积极地把它应用到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去,希望在总体上以清除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等同于实证主义加现代逻辑。------实证主义在美国也有自己的形式,体现在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中。在‘大陆哲学’那一边,海德格尔接纳了胡塞尔现象学方法,但却抛弃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意识悬搁,他允许现象学对世界自身提供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对此在(Dasein)的分析,即对人这样的存在者的分析。海德格尔的这种方法被其最著名的学生萨特和其它现象学家如梅洛-庞蒂所吸收、发展和改造。”但工具必然表现工具的性质,工具的局限——为之器,不论语言呈现还是思想呈现。因此20世纪的哲学从乐观阶段走入悲观阶段。“大量的攻击来自外部。例如在分析哲学这一边,库恩推翻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表明科学并不是像实证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发挥作用。在大陆哲学一边,受巴什拉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所启发,福柯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同时攻击也来自内部。“在分析哲学一边,维特根斯坦自己就抛弃了《逻辑哲学论》,这曾是那个传统中最为坚实的成就。”在大陆哲学一边,“海德格尔的转向就使得他对回答‘存在问题’这样一个早期的工作不再那么乐观,并且直接批评那样去作的方式。”“奎因表明,逻辑实证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的原则最终隐含着摧毁他们所认为有价值的一切东西。同时,德里达扩展了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不能表达存在的论证,由此得出的结论则是,语言不能表达任何‘先验的意义’,也就是说语言不能有任何终极意义。”其后,“有意义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发生在处于学术边缘的传统之中,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个世纪的前半叶,马克思所打造的理论工具得到了应用和扩展。例如卢卡奇和格拉姆希就发展出了阶级和阶级意识、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思想。”“然而,人们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表述马克思主义,以至于人们不再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其核心内容,什么是其基本理论。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20世纪大部分哲学图画,是对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但最终不堪忍受其本身的重负而崩溃。”“每个哲学家都有不同的关注点和不同的追求:反实在论、模态和必然性、分配正义、组合的形而上学、解构、对他者的责任、理性及其社会背景,总之,都处于多样化和断裂的状态。”因如此,我以为重要的是在哲学处于多元和断裂的同时,其它诸多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也就同样处于多元、矛盾和断裂之中,特别是在人类关于自身进步的理论上。  

   

中国老子的“道可道也,非恒道也”非常准确地说出了人类关于自身进步理论上的哲学症结。道是可说(表达),可认识,可理解的,但又不是通常的、平常的、一般的道理、学问、学说,不是任何规律、规范、规约,也不是任何教义、教条、教材。道总是处于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运动、变化之中。你越是把它表达、描述、确定为什么,它就越不是什么!但道却绝对不是不可知的、实证的;唯心的、唯物的;形上的、形下的,以及任何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等等,即不是一切市俗的非市俗的恒道,虽然道包容、涵盖它们。道可道,道非道,道无道。无道即有道,有道即无道。理解并掌握又不模式,不教条,不同一,不划一,即可道、有道。没有理解道而模式、教条、同一、划一等即非道。没有达到道的高度层次,无道无不道,无在无不在,无是无不是。道始终是人对自身理解的理解,是由人所处的自由必然状态决定的,因此始终是既有进步也有愚昧,既有真理也有局限。可惜的是人类关于自身进步的理论,却一直在反其道而行之——把非恒道归为恒道来理解、认识、表达,经常是唯正(经济、政治)为正,唯一(大一统、教条、教义)为一,结果却是唯正不正,唯一不一。而道在为用、为器和理、言、行之上,也就在语言、思想、经验、实证的逻辑和现象学之上。或者说,不在道这个层次上,不在本体、主体、总体、整体上加以理解,一切都处于这样的矛盾百出,千疮百孔之中。如同马克思所主张的东西本质上是批判,力求非庸俗经济学、非庸俗政治学,非道德诉求,但却被其信仰者和实践者高度经济化、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教条化、教义化。令马克思绝对不可容忍。对毛泽东的理解也有类似之处,当然毛泽东本身也有局限。  

在理论上,把本体、主体、总体、整体,放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或道中来理解和思考,形成的概念、判断和得到的结论则会大不相同,名似形似而本质非。  

例如关于本体。本体不是本性。本性是自然主义、人本主义的。也不是“本是”或“是论”的、“本在”或“存在论”的。这个本体,是以历史、社会为条件、为基础或以传统经济、政治为条件、为基础的本源、本质、本真的个人生命本体。又如“正”。一般的公正、正义是市俗的,传统经济、政治的,民主法治的。是孔子曰:“政者正也”之正,统治之正、政权之正、政治之正。无产者正道之“正”,是哲学之正、进步之正,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正道之正、正治之正,人的生命自我之正,自正之正,实践、实现的正上之正,正为之正。不能把这些东西总是混在一个层次、一个系统里来认识、理解。  

同时,如果没有“道”这个最高层次,没有“道”所具有的“哲学容纳”,许多正确的理论、认识则“无处安身”,“无法可置”。例如现在针对或批判传统理论,出现了许多有创见、有新意的观点和理论,却因为不能被一个整体的总体的理论贯穿把握起来。有如一块完全区别于秦砖汉瓦的现代混凝土构件,我们看到也意识到它们的不同,它们的新,但却不知是什么现代建筑物上的构件。这就叫“无处安身”,“无法可置”。结果,这样的一些正确观点,一遇到人性、人格、人道、人本、人权,阶级、社会、国家,民主、法治、自由,经济、政治、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复杂的传统理论概念,就很难分清楚,讲明白。或很容易陷入混乱,陷入纷争之中,仍然迈不过传统理论这道沟壑。  

由于“哲学不解”,或叫理论局限,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包括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三个重大的方面都没有获得解决:1)、在信仰和思维方面。如关于观念、意识等。2)、在实践、空间的识别、选择方面。如关于方向、道路、阶段等。3)、在标准、法度方面。如关于法的关系、法权,包括宪法、国法,关于方式方法等。

  正因如此,传统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存在诸多的非理论解决或哲学不解造成的错误和挫折,求进步而不进步。也只有以这样的哲学思维才能理解毛泽东。这些哲学不解的表现是:(未完接之二)  

哲学之道进步和进步之道哲学(之二)

 正道堂主  

之一发后,有网友曰云山雾罩,标题就不知何意?只好解释如下,即哲学的最高道理,最本质的是进步,而进步的最高道理,最本质的是哲学。人之思想、思维之高下莫不以此为判。如此,“修养论”、“猫论”与毛泽东的差别、差异则是,“面包会有的”和“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差别、差异,高下立判。大白话:没有一个统治者不会说“民以食为天”和“仁者为人”,但有用吗?  

 因上所述,传统社会主义及新中国存在许多这种非理论解决即哲学不解:  

(1)、传统社会主义的哲学本质仍然是力量逻辑、数量逻辑、物的逻辑、资产、资本的逻辑,也就仍然是“胜王败寇”的逻辑、权力的逻辑、统治的逻辑。而今由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证明了马克思的资本必然造成危机而物化人,异化人。传统社会主义并没有走出这个陷阱。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民主统治、民主专政或叫人民大众的民主、工农阶级的民主、多数人的民主等,都是一种进步,一种选择,但仍然是无奈的,不得已的,不自我觉醒觉悟的与自然和社会的妥协。按马克思的语言,仍然是史前期的状态。  

   

(2)、正是在这种总的状态下,毛泽东企图以工农大众的、工农阶级的主人翁精神、人民民主专政和多数人的权力,来改造和推进人与社会的,人与人的根本关系。因此,除了表达了毛泽东一心为人民,为工农大众的动机、愿望及与资产阶级势不两立的决心外,在哲学上并站不住脚,是自相矛盾的。当然连传统社会主义仍然没有脱出史前期状态这样的问题,都丝毫没有察觉的人,就更谈不上和毛泽东在理论上在哲学上相比了。如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也就是说,毛泽东是深刻地察觉到了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严重问题,或叫共产党人的官僚蜕变问题,不继续革命,不再进步问题。因此,他说,新中国仍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性质(在理论上,科学准确地表达应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却仍然是由资本生产关系、资本法权主宰、统治的性质。在这个哲学意义上,水火说,毛泽东是用一套新哲学体系改造中华民族的灵魂并不错。)但由于在理论上并没有真正解决,或者说所依靠的理论仍然没有脱出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因此毛泽东大胆探索的努力遭到失败也是必然的。  

   

(3)、由于中国社会或每个人总体上处于这种状态,所以当任何一个人成为这种权力、这种统治的对象物时,都是无奈的。当权者无奈,百姓无奈,士工农商学官皆无奈,上上下下无奈。传统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或在权力上、在统治上必须高度集中,这是社会所要求的稳定和秩序的必然。但是,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因此,不断在经济上、政治上出现消极力量、消极现象。正是这种哲学上的自相矛盾的状态,造成想实事求是却难以实事求是的难堪,和走不出周而复始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虽然毛泽东用其毕生努力,特别是其晚年甘冒身败名裂而企图走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是一种伟大的失败,因失败而伟大。因其思想、哲学的高度和灵魂的纯粹而伟大。这从正面说明了理论解决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也从反面说明了非理论解决即哲学不解必然会产生的弊端甚至恶果。  

   

(4)、人与物的(自然、社会的)关系的发展程度,或所达到的自由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人、人类的总体的、整体的利益关系、权力关系,也就从总体上、整体上决定着人、人类的存在状态包括意识的发展状态。这种自由,按老子的语言,就是为与伪,真与假,实与虚的根本差别。马克思并不会像神一样改变这种发展状态。(认为一种政权形式和所有制形式就能改变这种状态,正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荒谬。中国至今仍然在继续着这种荒谬。)而在马克思的思想之后,开始改变的是,历史应当倒过来,从人被动地无知地愚昧地服从于物的关系,变为主动的科学的发展提高与物的关系的性质,从而根本性地发展改变人的存在状态、生命状态。人的独立自主,独立自由是这个新历史和这种新状态的起点。这是马克思的理论对人、人类进步的最伟大的启蒙,也是最伟大的贡献。但传统社会主义正是在这种意义的理论理解、哲学理解上出现了种种偏差,也就造成了种种历史挫折、历史曲折。实用主义、实证主义与这样的哲学理解差之千里。中国为此正在付出高昂的代价。  

非理论解决还存在种种片面性,这些片面性包括:领袖化(救世主化)、英雄化(人民英雄化、政党英雄化、国家英雄化等);庸俗化(天道、神道、王道)、市俗化;教条化、经典化(宗教化、规律化);理性化(经济化、政治化)、科技化(计划化、市场化、技术化);道德化(人性化、人本化、人道化);法权化(民主化、法治化)。这些方方面面既有真理也有片面性。例如“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即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实行按劳分配。以上这些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标志,在理论上、原则上是不能反驳的。”就是一种非真理的“真理”,非科学的理论教条,非宗教的宗教。这种假真理,伪理论,真教义在当今中国比比皆是。不过对这种假真理的认识,只有当理论真正上一个哲学层次,达到哲学正道的高度,才会恍然大悟。  

   

(5)、如果按道、名、言、行,四个哲学层次来对照,“实事求是”更多的只是言、行这个层次的,没有达到名,更没有达到道这个层次,没有达到生命自我、生命自我进步这个最高层次。而人的文明、人类文明的本质就是复归生命自我、生命自我进步的本真,“自己绝对不需要骗自己”,因此,显现、复归生命自我,生命自我进步的本真,同时就是复原、透视经济、政治功利本相,实用主义、庸俗经济学、庸俗政治学本相。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哲学之本。换言之,经济、政治本来就是功利的,你却拼命想让它不功利,岂能不是空想,幻想。只有当人能开始拥有最充分地追求光明、进步的意识、权力和自由,也就同时开始拥有最充分地批判、抵挡、消亡黑暗、腐朽的意识、权力和自由。因此,人最不能失去的是生命的本真,人最可悲的是老子所言的“伪”(不是为,有为)——愚昧的自欺欺人,无知的自欺欺人,无奈的自欺欺人,有意的自欺欺人。中国的假大空,假伪劣,假丑恶已到了无以复加自害,自毁,自灭的程度。人类以往之所以崇尚本真,厌恶虚伪而不可得,也包括共产党倡导“实事求是”,要求“实事求是”却难做到“实事求是”,并非追求和理想的问题,努力和奋斗的问题,也并非理性和道德修养问题,以及调查研究等方式方法的问题。根本原因: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达到可以跨越生存文明的程度,不得不无奈地或愚昧地淹没在生存压力之中。二是未达到哲学高度,哲学正道的高度,哲学正道与经济、政治的混淆不分,使人的生命自我进步的本真,和生命生存(经济、政治)的是非混淆不分。或者说是哲学之道、进步之道不同而相谋,本来道就不同又何以求是?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可以使人类理想社会不再是梦想、幻想、乌托邦,也正在于这两点:其一、资本以难以想象的前所未有的能量使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足以打破生存文明之必然;其二、科学社会主义新哲学,无产者哲学正道使人复归生命的本真,实现生命自我进步,而生命自我进步足以打破传统经济、政治即传统资本法权之必然,实现生命文明的自由。但可悲的是传统社会主义对这两点的理解都是错误的,既消灭资本,破坏生产力,同时又专制集权地禁锢生命。结果人为地求“大一统”、求“一人堂”、“一言堂”,又岂能实事求是?只有“人人向上,人生向上”,才能使人人如老子所言:自“甘其食”,自“美其服”,自“乐其欲”,自“安其居”;也只有人人自“甘其食”,自“美其服”,自“乐其欲”,自“安其居”,才能使“人人向上,人生向上”,社会向上,社会进步。如果我们连上述的哲学之道进步和进步之道哲学的内涵和逻辑都不理解,又何谈去理解毛泽东,理解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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