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对我们有什么？
针对经济发展而道德沉沦的现状,众多学界人士提出“文艺复兴”,“道德重建”、新“延安整风”等等，以及新中国开始至今就没有停止的所谓思想意识改造和不断以各种形式各种说法各种名义进行的经济、政治改造或革命，或许都是极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却又都不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或进步与否的根本。不管提法、说法多不一样，再大的文艺复兴（革命）、文化复兴（革命）、道德重建（道德诉求、道德批判）、思想作风整风（反对腐败、反对官僚主义）、社会建设（改造人、改造社会）等，还有能超过“文化大革命”的吗？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无论农、工、商、官、士，无不看到意识到中国现在存在的严重问题，或如章立凡所言：“全社会追求物欲的急功近利心态，使执政党内腐败风气上升，知识精英社会责任感沦丧，其道德后果在邓逝世十年内日益凸显：领导为彰显政绩而罔顾民生，官员因谋求私利而贪赃枉法，商人因所追逐利润而摒弃诚信，学者为出名而弄虚作假，百姓因蝇头小利而你争我夺，企业为追求效率而忽视安全环保------”的“历史遗产中的债务”，还有“改革的危险来自内部”：“政治上实现社会民主，经济上实现分配公正，将远近积累的历史问题作个了断——这是邓小平身后留下的三道待解之题。”但一道题也没解。形势或直白如老百姓所言：不改革是等死，改不好是找死。在上述众家众精英之言中，多有真理之闪光，多有中国现在严重缺失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又难以共融一炉，难以取得共识，难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何况芸芸众生呢？
为什么？因为在这些“文艺复兴”、“文化复兴”或“文化革命”、“道德重建”或思想意识改造、思想作风整风、包括用工农兵的、“共产主义”的或“全盘西化”的或儒家的抑或法家的、经济的政治的改造或革命或改革之上，还有更具决定意义或叫法乎其上的东西，这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经济、政治、文化等的东西，可称之为马克思的思想的理论本质,即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如果要用中国哲学语言表达应称之为正道，科学社会主义正道、劳动者、无产者正道（即至今被完全错误荒谬的理解为****专政）。若哲学不解，正道不明，则再高明再理想再真诚的言和理也难行，难实现！这已为苏联走不通已失败的传统社会主义历史，和中国也走不通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辟中国特色新路的传统社会主义历史所证明。而上述众家之言，众多之理，均在这样的正道之中，又均在正道之下。
而从理论认识而言,首在对“文革”的认识理解,因为其中所包含的一些东西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现在更多人是说对“文革”酿成灾难甚至罪恶认识得还很不够，这当然是重要的一面，深刻教训的一面。以至有文化权威人士说要建“文革”（罪恶）展览馆。但“文革”还有其作为历史探索、理论探索的一面，通过探索实现进步的宝贵经验一面，这一面则认识理解得更不够 ，对人类社会和中国的科学和进步而言，这应是更为积极更有意义的一面。以毛泽东的威望、才能和魄力，从文艺、文化、道德、思想、和经济、政治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方面面进行摧枯拉朽的决一死战，结果却以不能再惨痛甚至再残酷的失败而告终，那么依 诸 君所言，再来一次文艺的文化的道德的思想的作风的经济的政治的全面复兴、整风或改造、革命，又能如何呢？可能连既改革又稳定，既发展又进步的第一步都迈不开，何谈其它呢？如果能从付出这么高昂的代价的“文革”的失败中得到理论的升华，哲学的升华，那对实现进步才是最有意义的！
由于历史造成的理论断裂和理论造成的历史断裂，现实的中国的政治已经市场化、市俗化、实用主义化，这是一种进步，也是自然的、必然的、真实的。因为居于其间的是各种现实的利益选择。政治说到底不过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问题在于，由于与此同时的历史和理论的断裂，人们高尚的、纯洁的、真诚的、热情的、忘我的对理想的追求，近乎成为一种傻得不能再傻的历史笑话，成为一种不可理解、不可理喻的疯狂。一切严肃的科学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几乎成了调侃、嘲讽、讥笑的对象，而一切贪婪、卑劣、丑陋，甚至无耻的、残暴的、血腥的、黑暗的东西却大肆泛滥。可怕的蒙昧主义。这是历史的惩罚，也是历史的悲哀。
回顾人类历史，法国大革命因为雅格宾派的专制的集权的公民民主、人民民主、多数人的民主，导致的严重的内战、内乱、暴行而彻底失败。即使如此，它仍然是一场推翻封建王朝的非常时期的民主革命。法国人主要不是在实际上得到更多的民主，但确实实实在在地增进了民主意识，使热爱“民主、自由”成为法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不自由毋宁死”，“我愿自由而有危险，但不愿安宁而受奴役”。至今法国人以这样的精神为自豪。而震撼全世界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呢？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留给中国人什么？是可以完全抹去的历史一页？“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进步”？但有什么能挡得住毛泽东所主张的劳动群众、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震撼力呢！由于理论的混乱，毛泽东这面旗帜是靠人为维持着的，是由历史教训中得到的理智维持的，而不是靠科学理论和对毛泽东的真正理解保持的。这和目前中国的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混乱状况是同质的。
“文革”是一场绝大的灾难，是一场最大的政治改革实践的失败，但“文革”也是一场最深刻的理论探索，历史探索。因此，对“文革”否定容易，控诉容易，调侃更容易，但反思不易，发人深省更不易，而对“文革”的科学的理论理解是真正的理论进步。其一、表现了广大群众对更美好更进步社会的追求,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注和关心国家大事的高涨的政治热情。史无前例。其二、传统社会主义存在民与官或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对立,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官僚腐败，以及种种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像毛泽东所言，平时群众就有气有怨甚至有冤有恨,平时是敢怒不敢言,运动一来出气，泄怨，伸冤甚至报仇。这个问题现在依然存在，甚至更加严重了，更恶化了。解决这个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官民矛盾，史无前例。其三、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所谓“反修防修”（或叫防腐拒变），防止和平演变、亡党亡国的问题，是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并必须正确解决的历史课题。史无前例。因此有其四、对毛泽东真正的理论理解，而不是实用主义的肯定和否定。在这样一场失败了的探索中如果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或者不能像法国人从中得到什么，那正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统治的恶果，更是中国科学思维、理论思维的悲哀！
那么”文革”的本质是什么?“文革”是一个历史伟人毛泽东,改造共产党和改造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一场代价惨痛的伟大探索的失败。不幸，历史从不相信眼泪，中国至今仍处在这样的改造或改革之中，即使你用温情、温和的用语称为改善、完善之中，在本质上这并无不同。而对国家的批判是马克思的理论的重要内容。从马克思至今，这个历史并没有停止过也远远没有完成.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从来没有所谓的人民国家、公民国家。在阶级消亡前,所有的国家都是统治者的统治性质的国家，而且有史以来所有国家的统治者，都是以人民或公民或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有统治者就有被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官与民，或干部与群众矛盾、对立，甚至分裂对抗的状况是必然的，工农阶级、工农大众建立的新国家也毫不例外。任何国家无一例外的都具有两种基本功能,一是统治的功能,一是管理的功能，而且几乎所有的国家论者都认为理想的国家是统治的功能日益削弱,管理的功能日益增强。问题是迄今为止,无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功能都没有削弱，而是增强。而且没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对自己的这种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提出质疑和挑战。只有毛泽东是站在历史潮头，对历史积弊的洞察者,是一个勇于探索，勇于对现实提出质疑和挑战的伟大忘我的开拓者，但可惜同时也是受历史局限者。只有毛泽东史无前例地（至今如此）认为他亲手缔造的新中国并没有真正成为工农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一个存在官民分裂对立的社会。他认为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的变了质的共产党官僚，即所谓的修正主义分子统治工农群众、人民群众。因此，如果不采取坚决的“防修反修”的措施,和平演变，亡党亡国的危险随时存在。毛泽东的这个目的和观点是非常明确的。 1964年12月15日 至 1965年1月14日 ，中央开了一个月的全国工作会议。在一次“很小规模”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当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毛和刘少奇发生分歧和争执。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毛泽东把这种危险和倾向，称作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共产党变“修正主义”。其一、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是一个在内心深处与中国工农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人，因此，他始终高度警惕共产党人、共产党变质变色问题。还在延安整风的时候,他就向全党推荐郭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革命成功之后，不要像李自成一样腐化变质。他始终思考着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提出的共产党如何走出中国历朝历代新统治者“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其二、新中国至今的历史和苏联前东欧亡党亡国事实都表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变质变色的危险始终严重存在。其三、毛泽东对产生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变质变色的原因、性质的认识和判断都是错误的。他错误地认为，问题存在的总根源是国内外依然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和在阶级斗争影响下变质变色的干部特别是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经济、政治工作和从事经济、政治工作的官员或干部，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须的必要的，但同时经济、政治并不决定也不解决人的社会的进步问题。这种人为地制造敌对斗争，把党政干部推到对立面去的历史错误和血的教训，在中国追求进步的历史奋斗中，绝对不能再重犯，重演。其四、毛泽东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甚至是荒谬的。毛泽东采取的方法，在本质上正是马克思批判过的救世主式的方法。尽管毛泽东主观上并不认为自己是救世主,但实际上他仍然没有摆脱历史的局限,仍然是作为中国的工农大众、人民群众、老百姓的大救星,也就是中国最大的领袖、最大的官，来反对中国的官僚和官僚政治，这正是毛泽东的无奈之处，也是可悲之处。这种领袖式、救世主式、大救星式的和训导式、改造式的运动,不能丝毫改变和提高这个社会每一个人的真正的自我解放、自我发展、自我进步意识和程度，这就决定了这场运动的必然失败。这种强加于人，外在于人的改造，或斗批改，也是事与愿违，终失人心的哲学原因。即使成功了也必然仍是一朝新天子一朝新官僚，老百姓也仍然是期待 明 君清官的子民顺民，这个社会并没有真正进步！但毛泽东仍然是第一个向传统社会主义提出挑战和实行政治改革的伟大探索者。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意识到并不惜个人身败名裂以毕生之力来解决共产党国家仍然存在继续革命或不断进步的问题。
毛泽东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还是搞官僚主义，搞封建个人迷信,这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这并不只是对毛泽东个人的认识、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共产党人、共产党的认识和理解。现在的不少对“文革”的结论等于说,毛泽东一面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封建主义，一面又大搞个人独裁、个人迷信。这是自相矛盾的，完全混乱的。个人迷信或领袖崇拜、领袖化的本质，并不是个人意志，更不是个人品质，而是国家机器、政党工具的人化、人格化，从而使国家行为、政党行为具有神化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权力。先进政党，以人的劳动者的彻底解放为己任的政党，也必须认识并实践从这种历史局限性中解放，解脱出来。说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根本不能自圆其说。那有甘冒个人身败名裂，向自己亲手创建的共产党和共和国宣战，并情愿如果失败则为工农大众重上“井岗山”，那有这样无所畏惧、无私奉献来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这样来理解毛泽东是很荒唐的，不仅荒唐了毛泽东，也荒唐了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上,毛泽东从动机和目标来说，是坚决反对并想彻底铲除官僚主义、封建主义，但由于理论错误和历史局限,实际上是用工农兵群体,来反对官僚群体。这在哲学上就是错误的,不过是用一种形式、条件,来反对另一种形式、条件。
正因如此，完全以付出代价的多少来认识、评价历史是不全面的。如果这样认识问题,一切革命战争和探索进步的改革就都不要进行了。人类的进步几乎都像人学走步一样,从跌倒中爬起来,在不断探索中，不断付出必须的代价中，不断开拓中进步，而且最终成功只有一次，跌倒却不知会有多少次。从苏联解体到找到一条符合人类理想，同时也能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真正幸福和光明前途的道路,其间可能付出的代价就一定比“文革”小吗?从现在前苏联人民遭受的苦难看,是要大的多。虽然这种改变也是历史的必然。但如果中国也出现苏联前东欧那样的解体,而大乱，而倒退,中国可能发生的灾难和付出的损失、代价则更难以想象。这并不是要肯定“文革”，而是说,苏联发生的事情值得让我们深思,我们是否真正从“文革”的错误中得出了正确的理论认识、理论反思，从而走出一条新路来。换言之,一个错误并不能说明另一个的必然正确。相反，只有从一个错误中获得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那样“文革”中人们付出的代价才算真正有了价值。
“文革”是一场失败的理论探索、历史探索还是历史反动？(之二)
正道堂主
“文革”：国家统治和国家消亡问题的错误
有一种说法说，是共产党把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由国家来主宰和支配社会，这种说法尽管表达了一种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但仍是不科学、不准确的。这同简单套用异化理论一样,等于说共产党作为领导者就异化于人民，是共产党使国家凌驾、主宰和支配社会。显然这是不能被共产党人接受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显示科学社会主义应有的品格,仍然存在着国家压迫人主宰人,仍然存在着资产、资本压迫人主宰人,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这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始终希望努力克服，努力解决的,也是共产党人希望突破的理论重点之一。至少在主观愿望上如此。因此，说共产党是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当然是说不通的,也必然是不能被共产党人接受的。我们只能说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没有解决也解决不了马克思说的“国家机器这个祸害”问题，但这却正是共产党人信仰的科学社会主义应当解决的。这只能说明传统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信仰、所追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或你根本不是信仰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这说明，在关于国家消亡问题上的一个明显的错误是,人们总是从对国家采取什么办法来使国家消亡，这种思维本身就是不对的。国家是人的国家，人却不是国家的人。把人作为国家的人，正是封建意识的本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而按哲学语言来表达则是，人的劳动者的不解放不自由，正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结果。国家的功能之一就是统治功能，你千方百计地去想消灭统治功能是徒劳的，因为，只有这种功能不再需要时,这种功能才能消亡。人的解放自由程度是其本质，并不论你信服什么或高喊什么！人类的历史发展表明,统治不是因统治者而产生统治，恰恰相反,统治者是因统治才出现的。氏族社会最初的首领，是因有统领的需要而由人们推举出来的，正因如此,这个首领不是世袭的，这才有中国原古时期的尧传位于舜，舜传于禹的事。当然，一旦这种统治成为传统时,尽可能稳定也成为一种需要，于是统治者维护统治也是必然。天赋皇权、世袭以及三纲五常的一整套政治、道德纲领都是为了维护这种稳定，当然,这首先是包含统治者的利益。因此，统治的消亡和统治的产生一样,只有当人，当劳动者自我解放、自我发展、自我进步到不再需要统治时,国家的统治功能也就消亡了。在哲学和进步上（并不包括生产和管理），只有民不再为民(包括臣民、市民、公民、人民等等)则官不再为官。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根本区别，在于谁自觉认识和主动推动这种人的劳动者的自我解放、自我发展、自我进步，因为只有当人，当劳动者真正成为社会主人之时,国家统治的功能才会真正消亡。而这种进步对任何国家都是同样的。社会没有这样一种性质的进步，用任何形式的、外在的、强制的，条件的、工具的，斗争的，改造的方式方法（包括上述种种复兴的革命的或改革的可贵的宝贵的主张）想消亡国家和国家机器弊端都只能是空想、幻想。
由于这种传统政治和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无产者正道不分，追求真理、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又坚定不移地希望通过自己的领导来实现社会进步，其结果必然是共产党什么都要管，共产党成了国家党、政府党、政治党、军事党、经济党、生产党、技术党、文化党，甚至造反党、痞子党，或精英党、权贵党等等（取决于什么意识形态占居上层建筑），所有的国家事务、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全部由共产党管理起来，包办起来。由于共产党的特殊地位和绝对权威,所有的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社会分工职能全部演变成领导职能、官员职能或干部职能即统治职能、统治权力和权利。国家统治和管理的职能高度合二为一,统治成为绝对的统治，权力、权利成为绝对的权力、权利。这使本应是劳动者、无产者的追求进步的共产党，变成了与传统国家并无二致的统治党、权力（也是权利）党、官吏党或干部党。这种不容置疑的特殊权力和权利，使共产党人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成为一个抽象的口号,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每个官吏或每个干部的时髦空话,使人民勤务员、普通劳动者成为一种辛辣的讽刺。国家机器固有的统治权力，成为无法无天的绝对腐败的权力和权利,国家机器固有的管理权力，成为麻木不仁绝对的官僚权力和权利。这使无数高尚而优秀的共产党人深陷在这样的理论泥沼中难以解脱。
1945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时,和毛泽东有过一段关于历史兴衰周期率的对话。黄炎培希望共产党诸君找到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问题恰恰是人民并没有起来监督,人人也并没有起来负责，为什么?不是毛泽东、共产党没有在这个方面下功夫下力量。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几乎都离不开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发扬主人翁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反对官僚主义，监督共产党的干部，到“文革”时已经发展到要对每一个干部批判、斗争的程度。不能说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决心不大，态度不坚决，但这个周期率并没有真正跳出去,“政怠宦成”的腐败（腐烂）问题越来越严重,可能发生“人亡政息”、“求荣取辱”严重后果的危险也并没有解除。
毛泽东的改革思路或继续革命的思路，是从社会的改造到国家的改造，从国家的改造到共产党的改造，但却没有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和框架，也就是仍然是传统的权力政治、统治政治、国家政治、政党政治、阶级政治等。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每个劳动者，并没有真正成长，真正获得自由，甚至连作为劳动力的独立自主的自由也没有获得，虽然他们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但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是从一般政治到正道，从一般经济党、政治党到正道党、进步党，从权力党、执政党到劳动者党、无产者党、自由人党。因此，苏联前东欧传统社会主义党和国家的彻底失败，就是对真正的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最严峻的历史提问和最彻底的清醒剂——没有人的劳动者的自我解放、自由就什么进步也没有！
对“文革”的理论反思
因此，“文革”的悲剧正在于，人，劳动者仍然是工具，或绝对服从组织需要的螺丝钉，并没有任何自我进步。而被发动的或有些人称作被利用的幼稚的热血青年和群众中的绝大多数，是怀着对革命的满腔热情和忘我的献身精神而投入继续革命的运动。从现在的社会风气来看，应当可以肯定地说，当时绝大多数人是单纯、真诚和善良的。尽管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为一种错误而奋斗，而献身，也仍然掩蔽不住这种为真理（尽管是误认为），为未来理想（尽管是落空的）英勇献身精神的伟大。千千万万的群众起来关心并实践他们认为是伟大、正确、光荣的事业，这里昭示的正义和力量难道不感人吗！虽然这是多么大的不幸或悲哀，但我们却不能说都是卑劣的、阴暗的、龌龊的（尽管有的人是）。因为它至少表明当群众为真理，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时，可以表现出的伟大、真诚、英勇和高尚。悲剧正在于这种付出得到的是失败，是内乱，是灾难。而不给这样的历史悲剧以科学的理论说明，给人留下的只能是良心良知的沦落和灵魂的麻木不仁。不幸，荒唐历史仍被历史荒唐，庸俗历史仍被历史庸俗！
事实上，对于“文革”的认识或反思，亦存在非“社”即“资”，非中即西，非左即右等绝对化、教条化、概念化的倾向。如被称作“西马”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称谓就是一种教条主义表现)，认为“文化大革命”体现了马克思的反官僚主义的民主理想，而有的中国人也对此持相同观点，这就成了大逆不道的事。不仅这些“西马”们，被有的人讥讽为“自诩担负着为人类指明方向的重任，所以像‘文化大革命’这么耀眼的‘明灯’被吹灭了，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道路‘出了问题’真是让他们痛心疾首，但马克思若见到这帮隔山打牛的‘原则家’们，又会是什么表情呢？”。这些与所谓“西马”持相同观点的中国人，也被讥讽为“一班‘西马’的中国弟子们”。其实对“文革”这么重大又复杂的历史事件，全面正确地从理论上加以理解，科学而严肃认真地评价，本来就是一件极其重要也极其困难的事，见仁见智也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并不是人人都必须把“文革”当作一场不折不扣的法西斯运动，历史的反动才正统，或者非官方、非正统的观点则注定不正确。你可以不赞成他的观点，但却要尊重其观点，尤其要尊重其表达其观点的权力，并且绝对不因不赞成其观点，而去作一丝一毫不利于其畅所欲言的事。如果连这点思想言论自由都没有，说什么人的进步，只能是自欺欺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正是“文革”最大的可怕之处：只许拥护，不许反对。仍然以这样的方式，来大一统对“文革”的认识和理解，这表明并没有真懂什么是基本人权，什么是人类文明。
“文革”正反映了，毛泽东虽然对封建意识、官僚恶习等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等深恶痛绝，但却非自觉、非主观意愿地造就了最大的现代封建意识（“三忠于四无限”）、最大的现代官僚（“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运动，最大的人的，劳动者的不解放，不自由。他本人成了最不愿当钟馗的现代钟馗。毛泽东“文革”的失败，是因其理论错误包括方法的错误导致的失败，而不是因其个人品质、品德和动机、目的，也不是因什么卑劣小人不管把他们称作什么而导致的失败。我们如果把历史道德化、动机化甚至卑劣化、小人化（这大概也是改造啊复兴啊的起因），那历史将永远是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不会是任何科学和进步，而是一种自我诽谤，自我愚昧，使历史也使人阴暗而龌龊。人常常处于对某种本质的东西，并不认识、不理解即不自觉之中，如在“文革”中起作用的广大人民群众、工农群众的主人翁精神，这是毛泽东震撼世界的影响力之所在，但同时也是人民至上、工农至上的错误理论、观点，导致毛泽东的失败之所在。由于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对“文革”加以认识，跌了大跟头却不知道为何而跌。不幸，我们现在仍然在给前面的历史抹黑，给前面的人抹黑。
如果我们不能真正从理论上解决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无产者正道，什么是进步时，我们又理想化目标化地人工地人造地人伪地搞文艺复兴、文化复兴或革命、道德重建、思想意识改造或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整风，以及社会改造式的经济、政治改革或革命等，难道我们搞“文艺革命”、“文化大革命”、“三忠于四无限”、“讲用会”以及“五讲四美”、“三讲”等等还少吗？但人、劳动者并没有向着自我进步成自由人前进一步，甚至连原来的道德文明也快丢光，那么，我们除了走老路，跌跟头，或陷于空想，还能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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