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公民基金”可以救中国
惊闻政府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以稳定就业局势，打算让高利贷这个社会毒瘤合法化，这表明决策者处于严重的两难困境，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甚至不得不朝令夕改、饮鸩止渴。
助长高利贷的盘剝，会害死成千上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企业；而允许企业继续压低工资，则从根源上压死了民众的内需。沿用这些连资本主义都已经弃之不用的昏招，不是救国爱民，而是祸国殃民。
只有社会主义的举措才能有效地应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这已经成为包括资本主义体系在内的全球共识，为何反其道而行之？
笔者再次呼吁：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防止通缩、促进经济增长，最具备社会主义性质的、最直接有效的“标本兼治”的办法就是发放各种“公民基金”。
具体的办法也很简单：给每个中国公民颁发现值约贰万元人民币（数额可议）的“公民就业基金”；法定该基金只能抵押贷款而不能兑換现金，激励公民凭此基金联合创业和携资就业。
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力逐步给每个公民颁发社会保险基金、健康医疗基金、教育基金、住宅基金和养老基金，彻底免除公民后顾之忧，理顺社会主要矛盾。
依此方案，好钢就用在了刀刃上，不仅可以快速地解决内需问题，中国的就业问题、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城乡一体化问题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等一系列难题都有望迎刃而解。
1. 就业问题。
我国有约一亿城镇居民和二亿农民工面临充分就业问题。也就是
说，首批要发放的“公民就业基金”大约为六万亿元人民币。
公务员、就业稳定人员和中产阶级以上的私营业主已解决了就业问题，大多数人不会为这份“公民就业基金”而改变生活轨道去重新就业；因此，何时领取“公民就业基金”成为公民的自主选择。
农民领取“公民就业基金”的前提条件是用每人的“份地”向国土资源银行来交換，也就是将土地流转权交给国家。这个过程是可逆的，即：在双方约定的时效内，农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換回按级差地租计算的“份地”，并鼓励公民向人少地多的边远地区迁徙。
转行就业条件不成熟的农民暂不会放弃土地，而宜采取入股农业合作社的方式维持生计；因此，农民以“份地”向国家換取“公民就业基金”从而脱离农业的过程将是一个稳健、逐步的自然过程。
“公民就业基金”的依法设立和自主领取，将开创史无前例的公民携资就业或自主创业的自然过程。简言之，把公民的经济权利归还给公民，让公民自己以自然合理的过程自主地解决就业和创业问题，政府将会收到“为无为，则无不治”的奇效。
2. 内需问题。
数万亿元人民币的“公民基金”投入社会，就会迅速转換和放大为更大规模的内需。就业者领到工资会购买生活资料，创业者要购买各种生产资料，服务业再度兴起，市场将被全面激活。
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案的首批受益者是面临就业生存难题的贫困大众，其激励效果是立竿见影，直达本源，事半功倍。国家给民众的只是斧头而不是一堆柴，经劳动大众之手却能创造无尽之财。大多数手捧金饭碗的公务员目前不会去拎这把斧头，衣食无忧的富人们更是不会瞥一眼这把斧头的，只有面临生存问题的人们才急需这把斧头。劳动者挥起几亿把斧头，将为自己和国家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
相比之下，东莞发“红包”，领到款的都是最困难的家庭吗？这堆柴烧完了，是否再接着给呢？各地政府救楼市，维持泡沫，增大民怨，只能激起反作用推迟房市的启动，对于拉动内需有何益处呢？而国家投巨资修铁路和大型工程，对国家虽然有利，但工期长久，其投资去除外国技术资本和国有垄断行业的盈利以及灰色损耗，各行业的民工领到只是维持生存的工资，对扩大内需的作用将是強弩之末。
发钱给每个公民，不符合中国国情。首先，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位，民众拿到钱一般都会存起来；其次，发钱或发消费券只能形成第一轮的消费，由于长期不公平的分配对平民欠账太多，第二轮的消费难以持续；再次，发钱对就业没有直接帮助，国家不可能像发工资一样每月发钱，其启动内需的效果只会是昙花一现；最后，发钱给并不缺钱的人，是浪费国家极为紧缺的财力。
3. 中小企业资金短缺问题。
中小企业承担了多数民众的就业，却长期遭受着融资政策的限制，得不到资金的中小企业在日益恶化的经济环境中苦苦挣扎和大批倒闭。国家迄今为止尚未拿出资助中小企业的有效良方。
“公民基金”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企业总要用工的，如果每个工人都持“公民就业基金”来就业，100个工人将给企业带来200万元的低息贷款，企业的日子就好过得多了。企业随意解雇员工，或虐待员工而使工人携资另行就业，就自然失去了资金的支持。
同时，在私有制经济占主体的现状下，工人们手中握有经济筹码，同时就拥有了由经济权利所产生的政治权利，企业家还能轻视、虐待员工吗？这正是“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 的原理。国家向公民发放各种“公民基金”后，工人的各种待遇将从根本上得到保障，企业的负担也大为减轻，劳资关系和企业内部外部的生存环境必然都会好转，实施《劳动合同法》所面临的两难处境也将迎刃而解。
直接促进了就业，解决了企业的经济困难，又缓解了劳资之间的矛盾，改善了企业的生存状态和自主创新的能力，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公民就业基金”可谓是“四两拨千斤”，一举多得。
4. 城乡一体化问题。
马克思说过， “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共产党宣言》）这不仅是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正确道路，而且是人类生存居住方式的总趋势。
以中国农业和人口的基础条件来分析，如果任由大资本兼并土地，強力将农业人口挤入城市，跟在西方的后面发展“现代大农业”和 “现代大都市”，恰恰是“扬短避长”，是一条逆历史趋势的歧路。
我国农业有十几亿人口基础的国内市场，应以保障全体国民的粮食和食品安全为首要目标，发展劳动密集型精耕细作的中、小规模的传统绿色农业，聚“公民基金”为财源发展深加工产业，在滿足国内市场的基础上，人性化绿色产品可以逐步供应全球大市场。
绿色农业产品深加工及其相关产业市场可容纳2亿至4亿劳动力，这就是“人口更平均地分布”的社会基础，像在围棋棋盘上布子一样，从农业中自然析出的人口与从城市分流的人口将城乡资源和市场融合为生机勃勃的经济体，并生成数以万计布局合理的小镇。
这是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正确方向。有亿万城乡劳动者和数万亿的“公民基金”的投入，中国的城乡一体化有望加速实现。
比解决上述具体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每个公民以“公民基金”的方式获得了经济权利，就会真实地掌控与之相对应的政治民主权利。从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入手，与之相对应的政治民主变革会自然产生，中国必将稳健地走上一条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光明道路。
若青 2008-11-18 于广州（修改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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