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曾阅读过一本《西方文化艺术巡礼》，里面的一小段内容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亚历山大东征以及由此而展开的长达三个世纪的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6-前31年）却具有不同的性质。亚历山大是历史上第一个有计划地把西方文化扩展到全世界的君主。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不是通过兼并而是通过融合获得共存，为全人类文化的繁荣作出贡献。亚历山大指挥大军统一了希腊半岛，然后于公元前334年渡过赫勒斯海峡，侵占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直达印度的旁遮普，公元323年患恶性瘟疫病逝，时年33岁。……亚历山大军队所到之处，都建立希腊式城邦，从希腊腹地到非洲、中东直至印度，绵延不绝的希腊化城邦像驿站一样把希腊文化传播到四面八方。”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翻阅的其他诸多艺术史中，对亚历山大东征及其对艺术的深远影响并无太多的笔墨描述，而在其传记中的描写里也更多的侧重于在政治军事上的辉煌胜利。在当时，马其顿的军队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把战争带给敌人，将财富留给自己。”这句话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雄辩家苏格拉底说的，而年轻的马其顿国王听到后嗤之以鼻：“为什么还要把财富带回来？把整个波斯大帝国的都属于自己的不就行了，苏格拉底真是个聪明的傻瓜。”这句看似无心的话语却在随后成为了事实，并且伴随着一次次战争胜利的是希腊文化的不断扩张。在当时，文化的传播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笔墨或口述式，但都只限于小面积的传播，而另一种则是战争，用新的文化去代替旧的文化，战争虽然可以毁灭一切造成文化的中断或倒退，但却是最直接有效的大面积传播——一条最快的捷径。而一句“把灿烂的希腊文明带给全世界”则拉开了亚历山大征服东方的序幕，带着一支少得可怜的远征军（随军的还有一批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生物学家、探险家、工程师、哲学家、诗人和医师等），向着熟悉而又陌生的东方进军，一场著名的远征就这样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时希腊的文明极为发达，但是在这场朝着东方的征服中，中西文化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其中在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时，这群远征军并没有费一兵一卒就征服了那里的国家和人民——这就是我要说的文化的嫁接。埃及人自古以来就信仰拉神（太阳神），而亚历山大则一直被希腊人称为太阳神阿波罗的化身，于是为了征服这个神秘的东方民族，亚历山大就巧妙地将他所熟知的希腊文化（亚历山大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进行了变异，称埃及的文化与希腊的文化是同源的，信仰的是同样的神，希腊的太阳神就是埃及的太阳神，这并无不同。于是，亚历山大就极为自然地被埃及人奉为太阳神的转世而成为了埃及的法老王，而尼罗河三角洲的文化名城亚历山大港（前332-前331年，位于地中海岸的一个港口，也是埃及最重要的海港）就是在那时候建造的，这座城市成为了希腊文化传播交流和求知运动的中心，并逐渐取代了雅典。
事实上，亚历山大是历史上第一位有计划、大规模地将文化加以扩张的君王，所征服之处无一不加以文化的移植，并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一批军事工程队，以最迅速的时间建造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各种城邦，使它们像驿站一样将希腊文化连绵不断地向四面八方拓展。同时也正是由于这次远征，希腊的文化被传播到了印度，使印度文化分为了马土腊文化（印度的本土文化）和犍陀罗文化（受希腊化影响），直到孔雀王朝才得到统一。在希腊化的影响下，《那先比丘经》不是采用传统的阿毗昙式的论义，而是采用希腊式的记述和辩论体裁，这在一般佛典的结构上是罕见的。而“犍陀罗艺术”也使希腊雕塑中的阿波罗形象融入到了佛教造像中，并且逐渐与印度的宗教思想融合在了一起。此外希腊精湛的铸币工艺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例如在一枚迦腻色迦十七的钱币上刻有穿着希腊服装的释迦牟尼像，并在周边用希腊字母拼成“佛”字。
在这里，所谓的文化嫁接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异变，也就是使这一文化本身在新的土壤里能够更适合地生存下去。这种异变一种是外在的，一种是内在的。外在的诚如刚才所述通过外在的环境因素进行人为的变异；而内在的则是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变得更为本土化。例如中国的佛教已经同印度传来的佛教有了很大的区别，更多的带有中国的本土化特色，而中国的佛教造像或是壁画人物的演变亦是如此。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就较为典型，早期的飞天带有浓郁的西域色彩，头戴宝冠、袒胸露背，而之后则逐渐演变成头束发髻、裹衣博带的艺术形象。
那么，我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文化首先是为政治服务的，或者说主流文化必然是为政府目的服务的，这点不论是中西方皆然。纵观历史，文化的兴衰演变一直在不断交替，这其中的每一种文化，都是被不同的历史阶段所需要而走到历史舞台前的。例如，最为典型的是唐代敦煌壁画中出现的经变图，这里所谓的经变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说法图，而是更多地去描绘西方净土世界中仙乐飘飘的极乐美好，显然早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壁画中的舍身饲虎（见428窟《萨埵那太子本生图》）、割肉喂鹰（见254窟《尸毗王本生图》）等佛本身图中宣扬的忍辱牺牲、舍己为人的思想已经不再能够为政治服务、为人们所吸引。而那些表现大唐盛世繁荣景象如同天上极乐则更能为统治阶级服务，并且佛、菩萨、天王等造像也更为世俗化和生活化，被人们所广泛接受。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现在的文化战争，简单来说就拿中国当代的书画市场举例好了，这里面所体现的一些特点是比较明显。一般而言，关于书画的收藏取决于收藏者对于作品价值的判断，在我看来书画的收藏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或艺术精品，这类的艺术作品较能反映艺术家自身的创作风格、技法和文化内涵，具有收藏和研究的双重价值。其次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要具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或理论体系，一件没有思想的作品无异于一件印刷品，艺术的价值在于反映艺术家同这个时代的共鸣，因此在我看来，那些在历史环境中具有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的艺术家或作品，是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文化内涵。其三，中国的文化往往具有浓厚的承传性，因此艺术发展演变的脉络体系也极为清晰，因此师从往往是作为研判艺术定位的参考要素之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来讲究“名师出高徒”，但门派之别并非是狭义的固步自封，而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青出于蓝胜于蓝，冰出于水寒于水”。其四，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艺术作品，都需要有自己独创性的东西融入在艺术创作中，例如独创的哲学理论或笔法，诸此等等，具有不可替代性。其五，对作品本身的鉴赏研判，这不单包括作品的艺术性、艺术家的思想和创作理念等内部因素，还包括作品的真伪、保存品相、市场估值等等外部因素。
然而就近几年来当代书画拍卖市场来看，炒作问题和艺术泛滥较为严重，由于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人民币的升值以及当时国内艺术品市场的估值同比国际市场较低等因素，一些西方艺术投资基金和画廊热炒中国的当代书画市场。一方面，是对一些没有名气的画家进行作品的垄断（例如签约几年内该画家的作品全部归画廊所有，诸如此类的手段方式众多），然后再进行市场的炒作，这样的作品收购成本极低而投机利润极高，有的甚至一幅画在苏富比拍卖成交价为一千多万元港币，而其他的大部分也在几百万元港币不等。而在中国并没有多少买家真正懂艺术，跟风的国内画廊、个人投资者和企业居多，当然炒作的“炒家”更多，因此这些作品最后将由谁接最后一棒，其结果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在全球高级艺术品和奢侈品拍卖市场，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拍卖行拥有约90%的份额，形成双寡头垄断的格局，并由此获得了全球高级艺术品和奢侈品的定价权。[①]”而国内的北京嘉德拍卖行尽管引领着内陆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但并没有引领世界拍卖新潮的国际定价权，因此也就丧失了一种对于文化的引导权。而西方资本主义正式通过市场经济的逐利性而进行了对中国艺术的扭曲，并通过提升那些“打上深刻西方文化烙印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价格，在打压中国传统艺术的同时进行对中国文化的入侵。那些带有后现代主义的画作，丑化中国人的想象或是曲解中国政治图解的内容往往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欢迎，于是中国的画家由迷茫变成了顿悟，迎合西方艺术市场的中国当代艺术被竞相仿效，中国当代的艺术品市场从头到尾彻底地被涂上了一层媚外的色彩。
事实上，早在六年前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已经走进了一个迷惘期，我称那时候的艺术创作为“迷惘的一代”，而“什么是传统”以及“中国画将何去何从”成为了我当时大学课堂上所必须教会给那些学生的内容（详见我十六岁时写的《传统？！——关于“什么是传统”与学生的对话》）。那么，我在此要说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思想深度和功力究竟有多少呢？看一下前几年在中国比较流行的达达主义、波普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这些从西方现代的艺术思潮被引入了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一时间模仿成风。然而这些作品尽管现在卖价甚高，但在我看来并无什么大的价值，是经不起历史淬炼和深层次推敲的，原因何在？在那时候的艺术展览和画廊中经常可以看到那些涂满黑色或红色的画布，又或是面目丑陋狰狞的中国人形象，对其称之为某某主义，但事实上这样的作品是没有根基的。在二十世纪哲学思潮泛滥的西方，一个艺术思潮的诞生往往有大的环境和哲学体系在里面作支撑，也就是说，这些艺术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记而引起那个时代人们的共鸣。例如二十世纪初达达主义体现的是一种无意义主义，“DADA”一词取自于偶尔在字典里找到的单词，意为空灵、无所谓。这些达达主义的艺术家通过反美学、无政府主义的艺术运动，表达艺术家对生活无意义的绝望，正如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的一首《为了写一首“达达”的诗》所写的那样：
拿一份报纸拿一把剪刀
在报纸上挑一篇
跟你想写的诗长短相当的文章
剪下这篇文章
然后把文中每一个词
仔细剪下，放进一个口袋
轻轻的摇动它
然后把里面的纸条逐一取出
按照他们离开纸条的先后次序
认真的抄写出来
这就是你的诗
于是你就成了一位十分独特，
具有美妙感受的作家
纵然不被凡俗所赏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中国当代的艺术创仅仅将那些外在的、没有生命力的表现形式向蜣螂那样搬了回来，却丧失了作为一件艺术品所必需存在的、并且是艺术家独有的哲学思想去支撑的点——或许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大写的“达达主义”。当然我也同样悲哀地看到一些颇具名望的艺术家将自己的艺术置于了这种状态之中，且美曰其“风格的转型”、“中国艺术的求新和求变”，诸此等等，或许在他们看来，完全不需要潜心追求艺术价值的随便涂鸦之作更能够体现艺术市场的经济价值吧。西方资本主义正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着一种新的文化侵略，国人不得不引为警惕啊！（中·待续）
2008年7月9日
[①]载自《奢侈品投资市场两大拍行掌控定价权》一文，来源《新财富》。
文化的战争——关于文化嫁接的一些思考（中）
曾听人提出这样一个关于金融战的问题：如果给你一百亿美元，你怎么攻击一个国家？什么样的市场最适合阻击？我的想法是，越相信自由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国家，这样的市场越适合阻击；其次是向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国家。在我看来，市场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效的，并且市场往往是错误的。在越依靠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情况下，失效的情况就不可避免，令人担忧的是，对市场秩序的过度信任反而会导致政府经济职能的削弱。事实上，只要存在市场就必然会有错误，而延迟纠正市场错误的后果，就是政府必将蒙受巨大的损失。那些认为“只有市场是永远正确的”人，和那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才是完全效率体现”的人，显然忘记了得出这个结论所必需的大前提：即只有处于完全竞争下的市场，才永远是正确的，“只有在完全竞争成立时，市场机制的优点才能充分体现出来。[1] ”这里所谓的完全竞争是指：“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或个人足以影响整个市场的价格”，也就是说，在不存在垄断及其他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下——显然，所谓的完全效率的自由市场经济，仅仅是一个猪笼草的诱惑。
西方资本主义对这种他们一手炮制出来的体制极为熟悉，并且对如何阻击这样的市场并获取利润的最大化是他们信手拈来的把戏。那么假设当我们市场出现错误时，难道仅仅靠市场自己去纠正？抑或是像有的人所坚持认定的那样，市场永远是正确的——即便在它发生错误时？我想说的是，当市场发生错误以至于受到了那些资本主义势力集团的阻击时，仅仅依赖自由市场的防御显然是可笑的，以卵投石，安得不败乎？！以已短攻彼长，这点首先在战略上就无法立足。须知：“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见《孙子兵法》）
当自由市场经济出现错误时，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政府的经济职能和政策手段去纠错，这段话曾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明确写道。因此,我们唯一能够通过市场经济跟他们对抗的，就是我们的政府职能对市场干预的有效性、及时性和准确性这一手段的运用。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放弃了，认为市场是唯一正确的，那么在与西方资本主义金融战的正面冲突中还有何胜算？在我曾阅读过的《香港金融危机全解密》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写得极为生动：“一个集权政府加上他所掌握的大量外汇储备，将是一个最危险的对手。”而其中关于索罗斯与塔夫特的对话也在此摘录片段：
索罗斯叹了口气说到：“按照惯例，香港政府一向不插手股市，因为那涉及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直接干预股市的副作用是值得考虑的。虽然这次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还是可以理解的，但这还不是我最怕的。”
塔夫特眼睛一亮地问：“你最怕的是什么？”
“香港政府的权力！”
“权力？”
“是权力。”索罗斯肯定地回答：“香港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的、严格规范、法制健全的金融管理体系，这我早知道。但是在香港政府的这次行动中，香港的立法机关的成员无一例外地抱着支持的态度，静待行政机关行动，而并不是要求透明度。因为任何谘询和透明度，都会使反击行动计划泄漏，使行动拖沓而无效率，这就为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直接干预市场大开了方便之门。香港政府的行动完全不受掣肘，自然是措施快捷、果断、有力，快如闪电，剑及履及，而我们事先却丝毫不知情。”
“这很有意思。”塔夫特示意索罗斯继续往下说。
“要知道在欧美这样的自由社会，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索罗斯略微沉吟了一下说：“香港政府抽紧银根，迫使银行把多余的头寸交给金管局，造成坚壁清野之局还不算，香港银行间的即日交收结算制，更使得政府当日就可知道哪家银行抛售或借出大量港元。香港金管局对于那些不听招呼的和仍然借钱给基金炒汇的银行予以警告。甚至对那些所谓的‘港奸’银行严加惩罚，办法之一是它们为填补借出的港元，不得不向金管拆借时，把利率升到1000厘之高，要它们尝到割肉之痛。这种预警制度和惩治办法，正是亚洲地区其他中央银行所没有的。这就使得我们很难获得大量港元短期贷款，在极高的投机成本下只能是望而却步。”
“你认为北京方面在关键时刻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大幅调降利息，是不是对香港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塔夫特放松了一下坐久了的身体，站起身问。
“在政治宣传和稳定民心的方面来看，有一定作用。但是那些关于人民币要起‘弃守’的传言同样是宣传，要不就是外行话。”
“这怎么讲？”塔夫特踱了两步转身对着索罗斯。
“当前人民币面对的压力是升值而不是贬值，而且作为一个没有开放的金融市场，人民币根本没有受到外来袭击，何来‘弃守’？”
那么回到我们的主题，如果中国有100亿美元会去美国打金融战争吗？我的想法是，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靠金融和战争发展起来的，这是他们的长处，这点我们要看到。同样，我们也并不擅长这个。那么，什么是我们能够拿得出来、并且是信手拈来的强大软武器呢？那就是文化！在这里我希望能够提出我的信念：将中国的文化带给全世界，用文化去征服世界，并让他们用朝圣般的心态来看中国！
首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的文化。可以明确的是，中国的文化是多元化的，这样的文化本身就具备一种包容性，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文化不是指单一的某家学说或某一流派体系。下面简单来看一下老庄玄学和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出来的作用。显然老庄的思想更适用于那些怀才不遇或政治极端黑暗的历史背景，而“无为”和“不争”的思想带有极大的避世性，深受文人的青睐。例如魏晋时期，明帝托孤，司马懿政变，在政治上一方面标榜名教，一方面又大杀名士，于是才有了竹林七贤“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的玄学诗风。例如阮籍在《咏怀诗》中抒发了对政治黑暗、“使竖子成名”的悲凉凄清；同时又融入了庄子的讽喻深沉、得意忘象的人生境界。“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中始终充斥着一种人与鸟都立身世外的孤独感，而诗人夜中不能寐的原因，通过孤鸿哀号和翔鸟悲鸣流露了出来，人和鸟一样孤独地在深夜徘徊，看到的都是些令人伤心的世事。
同样的，汉代为何独尊儒术？而在孔子所身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为何偏向于重用鬼谷子捭阖纵横之学呢？例如苏秦游说赵秦阳君共谋，合纵韩、赵、燕、魏、齐诸国抗秦，而张仪任秦相辅佐秦惠文君，使连横术破六国合纵而成就了其后的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格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对照《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阅读《资治通鉴》）。我们要了解，孔子的思想首先是“仁”，它是最高的超乎完美的存在，以至于在说到仁的时候不得不谦恭，并且对于君子来说，这样的存在甚至于应该超过生命，如“志士仁人，有杀身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卫灵公》）。其次是“君子”的品格，是一种站在整个宇宙之上对生命泰然处之、安适自在的境界，这种对生命的透彻了然是建立在永远保持自己标准的基础上的，君子应当是永远知道如何自处的。“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虑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于物无不受也，无不裹也，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惛；此之谓全德之人。”（《吕氏春秋》）用这一段话概括君子德行的品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最后是“礼”，“礼”是为了更好地推行“仁”，故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孔子思想的礼不是简单的被定义为举止优雅的礼节或法律制度，而是一种立足在君子品德基础上的德行操守，其中提出了儒家思想中的重要主张——“中庸”。中庸之意在于“不偏不倚”和“恒常”，也就是一种有节制的、合乎天道循环的平衡和谐（内容涵盖较多，在此不加以展开），以及构成社会经纬体制的五伦，即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然而，这些思想在春秋战国战乱纷起、都想一尊独大的政治背景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孔子的思想尽管在当时传播较广，但并没有在政治上受到重用。而在汉代统一之后，汉初时期老庄的“无为”和“无争”已经不能为政治所用，“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而当时政治所迫切需要的正是孔子思想中的仁德、君臣和大一统去教化人民，去其蛮性而规乎于礼来为政治服务，也因此有了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统一六国却要焚书炕儒呢？究其原因就在于天下统一、法令已定，而六国的思想不能统一，各种各样的学说就会评议法令和抨击社会，令百姓不努力农业生产而对教化产生迷惑。于是诽谤言论由此丛生，结党营私就会生成，君王的权力就会下降，战乱纷起而不得不一一平定。因此焚书炕儒是为了统一六国不同的文化和思想，其目的和统一度量衡、货币以及文字的意义是一样的。（下·待续）
2008年7月10日
文化的战争——关于文化嫁接的一些思考（下）
谈到文化的战争，就不得不提起文化的产生及其外衍的力量，所谓的文化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仅仅是一种哲学理论或是一种思想，随着这种思想的传播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并加以系统化地发展时，这种思想就成为了一种体系。伴随着这种思想体系在其他各个领域外衍扩展的形成，例如文学、美术、音乐、宗教、政治等等，就成为了一种文化。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为什么文化是需要时间淬炼的，而不是朝夕形成的。那么，在一种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如何运用这种外衍的方式而使之更适合引领和推进这个时代的发展，这就是文化战争所必须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文化是为政治服务的，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政治秉性。如果一种文化脱离了政治，那么尽管这种思想体系仍然会随着自身的发展出现一些外衍形式，但最终会被另一种更具有新兴力量和更为时代所迫切需要的文化所替代。在此，我首先要说的是思想体系外衍中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存在形式——政治外衍。所谓的政治外延是指当一种思想体系成为了一股政治力量时，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外衍形式往往具有其特定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同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一样，这种力量的初始也仅仅是一种思想的探索，直到其思想体系的逐渐成熟和外衍形式的不断丰满，最终成为了一种时代的力量。例如十九世纪中期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随之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的政治革命力量——无产阶级革命，伴随这一政治外衍的是在全世界掀起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运动。有谁能够想到，从十九世纪早期不成熟的、甚至有些幼稚的空想社会主义，一直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出版，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这里，一个思想体系演变成为了一场浩然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文化的政治外衍成为了一种推动时代向前的雄浑的新兴力量。
二、另一种接近于政治外衍而特殊存在的文化外衍形式是——宗教外衍。在我看来，宗教在成为信仰之前，它的根源首先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而存在的；其次是完全脱离了本身的哲学思想体系而独立存在的，这是由于哲学思想在不断地发展演变中出现了异化。当然这种异化现象事实上并不少见，原因在于它在仅仅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在传播过程中不能被所有人所理解，于是就会被一种更易于理解或被简化的的认识所替代，而逐步形成了所谓的思想偏差。例如道家思想，更多的是一种哲学上的意境，它的价值来自于它所独特的看待事物的角度和方式，同时也阐明了一些事物内在的道理并不如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老子的思想是通过一种深沉而清澈的静——“不争”，来达到一种合乎自然的无上的动——“无为”，因此“浊而净之，徐清。安而动之，徐生。”将自己达到一种无上的静止，道自然就会像水一样承载精神，这样就可以得到宇宙无限微妙的自然完满，“无为而无不为”。而庄子思想中则带有一种全然崇尚自然的“无用之用”，或是晓之以喻、借重之言，或是谐趣讽刺、意喻横生，以一种简朴自然而又直观深刻的方式阐明“无为而无不为”、“无用而是大用”的哲学思想。
“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沈，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
匠石归，栎社见梦曰：‘女将恶乎比予哉？若将比予于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若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庄子·人间世》）
不材之木正是由于自己的无用而免遭斩伐，这对树木而言正是它自己的有用之处啊。道家的思想也正是用这种自然宇宙循环的道理，来揭示为人的处世之道。但需要注意的是，道教这一道家哲学思想的衍生物，是以一种全然脱离“道家”哲学思想的方式而兀自存在，作为一种宗教外衍形式将这一文化在唐宋时期兴盛了起来。道教更多的是一种对于肉体永生的追求，通过巫觋方术、阴阳五行、医学拳法等方式，以期能够做到活着是好的，多活一点就更好，能够永远活着最好，这与道家的哲学思想却又是截然相反的。道家认为，生命的起初是无为而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也不具备形体和气息，天是无为而清虚的，地是无为而宁寂的，夹杂在一片混沌恍惚间。直到天地无为相合，万物开始出现了变化，气有此而生又变化成形体，形体产生了生命。因此生死的变化就好像四季运行一样，死亡也不过是又回到了生命的初始一样，“亡又何恶焉！”
文化是一种包含诸多外衍因素的综合物，如果仅仅把文化作为一种人文主义的东西，或是某种广阔而没有实质涵盖的虚词，那么就难以对文化的概念做一个很好的定位。文化所包含的其他诸多外衍形式我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接着我想要重点阐述的是文化的精神——在此与其说是文化的教化作用，我倒更愿意用文化的精神力量做形容。因为文化的力量不单单是一种文明的传播，更是一种可以种植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精神力量，当然一种扎根浅的文化必然会被扎根深的文化所替代，如同罗马人征服了希腊而被希腊的文化所征服一样。也就是说，文化的教化作用仅仅是一种浅层次的定位，更深层次的看，文化应该是一种可以把人民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应当形成为一股势，引导其在教化过程中的趋向，以便使这种人民的价值认同或取向能够升华为一种民族的精神，或者说是一种立国之本。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没有这种像脊椎一样支撑的精神，人民对国家的依附就容易产生迷惑，那么也就容易造成混乱和滋生出一些分裂主义的东西，这些就是文化的缺失所造成的。
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当前的文化呢？这个在过去极易回答的问题在现在则变得十分艰难。我们过去的传统在文革时期出现了断层，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我要说明的是文化本身并没有出现断层，事实上一种新的文化替代了原有的传统文化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民族根本——那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毛泽东的思想在那时成为了一种文化，以不同的外衍形式出现并扎根在人民之中，成为了一种民族的精神。那么在这之后呢？当毛泽东思想的文化被逐渐淡忘之后，还又没有相应的文化得以替代时，文化出现了缺失——这也正是当前我们所不得不重视和面对的问题。你瞧，外来文化不断地通过媒体、舆论、生活、学校等各个领域侵入我们的生活，哈日、哈韩、哈美之风所产生的不单单是一个“哈”字，更多的是一种丧失了民族根本精神的亲日、亲韩、亲美而唯独不亲国的“媚”字，如果我们的文化被替代，我们的民族精神丧失了，那么还有什么能够支撑这个祖国和这个民族呢？或许有人会说，我们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是的，这是值得我们全中华民族骄傲的文明，但如果连我们的子孙都抛弃了这种文化而去“媚”外呢？这种文明也将会随之而丧失了它的精神。
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不断地用丑恶的谎言、谩骂、诽谤和野蛮粗暴的行为攻击我们的国家时，我看到的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崛起，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血脉仍然维持着这种被逐渐模糊的文化精神；但同样的，因文化缺失而脑壳空空的人们也正日益被某些西方的文化所侵蚀——一种极端的利己主义和金钱万能的思想。需要正视的是，我们那些理应对文化的精神加以引导的教化手段被用来宣扬某些毫无用处的东西，再看看那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正在用这种手段欺骗着全世界，诸如“记者无国界”、“CNN”、“BBC”变成了一个遮掩着事实、真理的谎言大手——一个丑恶的弥天大谎！当然，需要记住的是，马克思的思想也是最初通过《莱茵报》逐步走向成熟，并转而成为一个唤醒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时代心声！
从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回归，这个也正是缺失了文化精神的现在所迫切需要的。那么我们当前迫切需要建立的是何样的文化精神呢？我的想法是，由于文化的建立是由一个思想体系通过各种形式的外衍而逐步形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必然需要经过时间淬炼的东西，但这并不等于我们没有了适合的文化精神，恰恰相反，无论是古代诸多的文化精神还是毛泽东思想，都是我们信手拈来的宝贵文化精神财富，这也正是我们在当前各种软战争（文化、经济等非武力形式的战争）中所持有的最为强大的武器——征服一个国家不如先征服那里的人民。
2008年7月12日
文化的战争——关于文化联合的一些思考（上）
文化不是单独形成的，因此我们在研究文化时就不应将其孤立起来，而应当放在整个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下进行探索和分析；同样的，一种文化的形成也必然是以人为基础而进行自身的衍生和扩张的。那么所谓的文化战争就不单单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软性战争，更应该是以人作为基础核心进行文化的扩张或思想的替代，而其中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手段就是通过文化的特殊形式——政治外衍来进行文化的扩张，因此如何将文化联合为一种力量并凝聚起来，是文化战争所必须要研究的问题。
我曾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对描述战争的书籍极为感兴趣，凯撒、叶卡捷琳娜、拿破仑、希特勒等传记都是我那时候的每天阅读，在我看来与其说这些人改变了历史，不如说他们是被历史的洪流孕育出来的。但在那个时候，中国近代史并不受到我的喜爱，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清末开始衰败后就一直处于一种懵懂的混乱状态，这段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印刻在骨骸深处的耻辱。直到十九岁开始涉及国际共运史，并进而真正仔细阅读毛泽东思想时，一种新的思想拓宽了我的认知视角，并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其运动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也由此在当时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联合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党派，团结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并以中国为核心将这股特殊的文化外衍力量加以凝聚起来。
文化的扩张是作为一场特殊形式下存在的战争，之所以如此重要，是由于它所影响的不单单是某一个时期或某一代人，而是一种可以延续几个世纪甚至是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精神的发展。那么承接着我在文化嫁接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我们当前迫切需要建立的是何样的文化精神呢？在此我需要提出的是文化战争的根本力量之一——文化联合。所谓的文化联合是一种立足于更高层面去看待历史文化的推进，它不仅需要站立于某一地域或某一国家的角度，而且还应当站立在全世界的角度去看待文化的进程，就好比是必须站在宇宙的角度去看地球一样。那么，从文化联合的角度去分析当今世界文化的格局，何种的思想力量是我们在文化战争中争取胜利的战略根本呢？我的想法是，文化的力量在于一种几乎信仰的凝聚力，而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就目前而言缺乏一种扎根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并且也正是由于这种精神更趋于哲学思想的深邃，无法在短时间内迅速深入根植到资本主义的文化国度中，因此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更具有国际性了。
显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的特殊政治衍生形式本身已经在国际上驻扎着深厚的根基，除了至今仍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朝鲜、古巴、越南、老挝以外，还包括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以及十五个加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立陶宛、摩尔多瓦、拉脱维亚、吉尔吉斯、塔吉克、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爱沙尼亚）、东欧各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东德、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以及六个加盟社会主义共和国（塞尔维亚、黑山、波黑、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东亚各国（蒙古、赤柬和柬埔寨）、西亚和南亚各国（阿富汗、南也门）、非洲各国（埃塞俄比亚、贝宁、安哥拉、刚果、莫桑比克、索马里），此外还有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党派。
思想永远是推进人类进步发展的必然动力，当一种文化已经在全世界人民心里扎根深厚时，为什么不将其引导并兴盛起来呢？当然，我这里要说的不是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而是要把这种文化的政治外衍力量凝聚起来，这个才是文化战争的关键。目前的国际形势，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战争（包括软性战争）正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大，造成了极端严重的政治威胁和经济、文化危机，这将必然引起诸多国家对美国和资本主义丧失信心，并进而引发许多国家武装抗争的爆发。首先我们要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来自于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式、新市场以及企业产业组织的新形式，而从当前以美国为核心的货币体系来看，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因此要了解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先弄清楚美元在货币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处的作用是什么。这里先要说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立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世界上建立了一种将黄金从货币系统彻底脱钩、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也由此建立了一种不对称的市场体制。在此之前，无论是在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还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货币的发行与黄金的储蓄是按照一定比例关系实施的，所有的货币总量是受到国际黄金储备量控制的。显然在这样的对称体制下不利于美国控制世界货币金融，因此也就有了之后的马歇尔计划、英格兰银行危机和第七次美元危机等一系列实施“用美元绑架黄金”计划，堪称是步步为营。
当全世界以美元来结算黄金和石油的期货价格时，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杠杆关系：黄金是硬货币，美元在外汇结算的贬值意味着需要用更多的美元才能换取原本所能购买的黄金量，因此黄金的价格得到了上涨，但这种价格变动并不意味着黄金供需的变化。另一方面，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稀缺性资源俨然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命脉，而美元作为一种货币是外汇的一种，因此石油的定价以美元作为唯一标准也就形成了一个货币杠杆。当美元疲软、美国的经济出现问题、或是当美国透支了他们的储蓄时，就可以通过这个杠杆工具让全世界为美国买单。首先，美元贬值使美元定价的石油价格得到了上升，使世界上任何购买石油的国家都必须先买进美元，然后再去购买石油。美元的需求由此得到了提升，从而能够再次很好地继续支撑美元的币值。其次，由于美元需求量的增多势必意味着美国需要发行更多的美元货币，但这些是基于黄金和石油的价格上涨也就是美元贬值的基础上，而美国的生产力是相对固定的，那么突然间需要多发行的美元势必将造成全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其三，由于美元的发行根本已不再是原本的黄金储备，而是以美国国债为基础，购买美元就等于变相购买了美国国债，因此美元贬值就意味着全世界购买美元的国家将为其买单。
那么接下来再看一下替代了金本位制的新一种货币发行制度——以国债作抵押的准备金制度。由于美元不直接与黄金兑换，因此存款准备金制度也从原先保证银行体系流动性转向为调控货币信贷状况。假定A购买了B发放1000元债券，然后B将所得到的1000元货币存入他所在的银行账户中，如果B对存款保持100%的准备金，那么就不能创造货币（供给）。但假定存款准备金率为10%，那么剩下的900元可用于放贷或进行投资。假设贷款人C信贷获得了900元并把它存入另一家银行的账户，则这900元将很快被银行支付出去——然后全部银行一起完成了一个在单个小银行无法完成的事实：将准备金多倍扩大为货币。例如，“假定联储在一周内买进价值2.5亿美元的政府公债，以10%的准备金比率计算，货币供给的增加潜能25亿美元。相反地，联储卖出2.5亿美元的公债，则最高可以收缩25亿美元的信用。 [1] ”因此，货币同黄金兑换的脱钩，市场的严重不对称性造成了货币发行过度，也就是货币膨胀，然后才是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往往就需要提高利率甚至是准备金率来直接影响银行信贷，以收缩货币的流动性，所以货币紧缩之后才有了通货紧缩。
显然，以美国为核心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不对称性，这个也就构成了现在美国经济一出问题，全世界都要给他买单的结果。同样的，这种的货币发行制度从它的本质而言，是一种被巧妙掩饰下的负债关系——对未来储蓄的提前预支。也就是说，这些货币消费的本身是建立在债务的基础上，当然这种对未来的过度透支往往需要通过掠夺他国的储蓄来加以弥补。因此，资本主义的本质仍然是剥削——以别人的血汗养活自己，将自己的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本质一直以来都是清晰的，那就是少数人获得利益而大多数人受到剥削，而那些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国家也势必会出现弱肉强食的情况，这是这一阶级本质特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由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必须再次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不应该抱着不必要的空想，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所谓的“民主”、“自由”或是其他诸此等等。历史已经通过一次次的教训告诉了我们，两个阶级的对立是必然的，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除非你接受他们的剥削，或者是坚持武装斗争打倒剥削者，此外没有第三条路。
我曾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或许这也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何谓美国的民主？”
“今天，对印第安人的剥夺，经常以一种正规的或者可以说是合法的形式进行。
当欧洲人开始进驻被一个野蛮部族占据的荒凉地区时，美国政府一般都先向这个部族派去一名官方信使。随后，白人将印第安人召集到一个空场里，同他们大吃大喝一通，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在你们祖先的这块土地上能干出来什么？过不了多久，你们就得靠挖他们的骨头来生活。你们居住的这块土地怎么就比别的地方好？难道除了你们住的这个地方，别处就没有森林、沼泽和草原吗？难道普天之下，除了你们这里就没有可住的地方了吗？在你们看见的天边那些大山后面，在你们的土地西面尽头的那个湖的对岸，有一大片还奔驰着许多野兽的土地。请把你们的土地卖给我们，到那边的土地上去过幸福生活吧。’讲完这一番话后，他们就在印第安人面前，陈列出一些火枪、呢绒服装、成桶的酒、玻璃项链、金属手镯、耳环和镜子。假如印第安人看到这些宝贵物品后还不动心，可以慢慢说服他们不要拒绝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并向他们暗示将来政府也不能保证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结果会怎么样呢？印第安人在一半说服和一半强迫之下离开了他们的土地。他们来到新的荒凉地区住下，但白人也不会让他们在那里太太平平地住上十年。美国人就这样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了欧洲最富有的君主也买不起的大片大片的土地。”（中·待续）
2008年7月19日
文化的战争——关于文化联合的一些思考（中）
文化战争不同于任何其他形式的战争，它的结果是不显而易见的，而它的过程也是极具有隐蔽性的，但它的影响力却不小于任何一种战争形式，甚至在扩张力上更大得多。这场战争不仅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西方国家之间在二十一世纪进行的一次最为重大的较量，也是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所进行的再一次决死的战争。全部的问题就在这里，战争的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战场的概念被模糊化了，但战争的本质并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下面讲一下战争双方具有如下特点：
（一）美国方面：第一，由于资本主义是具有掠夺性的，因此它们的经济和军事扩张极为迅速，并且在掠夺的过程中扎实了深厚的财富根基，所以它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力量是强大的，这是它们发动战争的基本条件。第二，由于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对世界的霸权性，就产生了美国战争的霸权主义。时至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国，由于次债危机引发出了国际对现有货币体系的怀疑，同时一系列内部和外部的矛盾也开始激化，致使美国不得不加紧步伐和举行空前的大规模冒险战争，将自身面临最后的崩溃或创造出新的结构。从社会进程来看，美国已不是兴盛的国家，战争和过度挥霍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不断走向衰亡，这种从内部爆发出来的问题通过外部环境的作用使矛盾更为尖锐，从而在自身的创造中毁灭——这个就是资本主义本质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加上美国又带有军事的霸权性，必然产生战争的野蛮性和退步性，从而最大地激起国内的人民矛盾和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这也是美国将必然失败的主要依据。第三，美国战争虽然是在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有其人民力量方面的不足。美国的国度较大，资本主义的发达使其大量的财富聚集于极少数寡头手中，在这样的社会模式下，当个人的需求可能在某个时候得到充分满足后，推动其继续生产发展的储蓄将所剩无几，甚至在信贷扩张过度的市场经济模式下，这种储蓄已经被负债所替代——令人惊异的是，新的欲望总是被不断地扩大或是创造出新的欲望。美国统治者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打破固有的经济结构，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却是更倾向于不劳而获地掠夺，它们想方设法从战争中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因战争的消耗而变得更加困难，战争将人民仅剩下的那么一点可怜巴巴的东西也消耗掉了。在此情况下，作为一个仅成立了二百三十二年的移民国家，缺乏深厚的人民基础，国内阶级对立的内部矛盾必然日益激化。第四，美国虽然在国际上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正随着其霸权主义政治权利的不断扩张，以及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战争和剥削中减弱；同时，另一种人民的力量也会逐渐地增长，并将最终施压于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自身，这个是失道寡助的必然规律。
（二）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仅在一个多世纪前，我们的国家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正严重地遭受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为了解除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和彻底转变被侵略掠夺的处境，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并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土地革命、第二次国共合作、解放战争、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文革后、改革开放直至现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是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经过一次次的革命运动、武装斗争和遭受了一次次严重的挫折后换来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依靠着人民的自力更生，这与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剥削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人民的财富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而逐渐增长起来的，并且一旦遭遇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剥削，则更延长了这一积累的过程。事实上，中国及他的人民一直以来都处在这种境况下，因此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仍不如美国之强。第二，中国近代近百年的抗战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有着丰富的同资本主义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国今天的发展离不开这种不断进步的运动基础。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人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正是在于它的力量来自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而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只有依靠人民、团结群众，我们的斗争才是正义的、进步的。中国共产党也必须是依靠群众和为人民服务的，只有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才能唤起全国人民的团结，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那么将必然被人民施其压力于自身。第三，中国是如日东升的国家，然而今日的中国依然是薄弱的，因此单靠自身力量难以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对抗，就势必将继续受到剥削。要打破美国的掠夺，就必须打破这种他们长久以来苦心经营、步步为营的世界经济结构，然而单单依靠某一国的力量是极其困难的，必须借助一种能够被国际上广泛认同并且有着深厚根基的思想力量加以联合，并在不断团结联合的过程中发展和衍生更多的革命力量。尽管大多数曾经的共产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鼓吹下纷纷分崩离析，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共产主义精神的消亡——只要有人民的地方，只要存在剥削的地方，就能够让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扎根在他们心中，因此我们必须争取全世界人民的联合！第四，战争仅仅是政治手段，目的是为了政治，只有当政治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才用战争去解决问题。简单来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而政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作为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往往是将核作为一种威慑手段，正如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年之间的苏美冷战，更多的是通过软战争进行侵略。那么作为文化的战争，毛泽东思想无疑将是这种力量的凝聚核心，这也正是中国能够联合国际共产主义者的立足点。当然，我们也同样需要争取和团结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兄弟国家，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只有全世界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才能够同万恶的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抗争到底！树倒，则猕猴散矣。当然，作为文化的战争，我们要传播的——仅仅是一种思想！我们将这种思想的力量首先定义为文化，并且仅仅作为一种文化在国际上传播，也就避免了上升到同资本主义国家武力对立的高度上，至于这种思想会发展成什么性质的外衍力量，这个将是历史要考虑的问题。
目前，资本主义尚能勉强利用其强的因素加紧向中国进攻、向世界扩张，我们的抗争尚未造成妨碍其进攻的根本削弱。然而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由于我们抗争的进步性和敌之战争的退步性，加之在战争过程中不断地推动文化这一有利的影响作用，以及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规律，我们的有利因素和敌之不利因素将随着战争的延长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应当看到，敌人的国际孤立因素方在变化发展之中，而共产主义之有利的因素正在起着积极的作用：
——“前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总书记玛瞿穆达曾在1968年说过：‘中国的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席。’[1] ”而今，他们的后继者印度毛派运动正在日渐壮大[2] ，他们坚信：“这是一场人民战争，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要让人民明白，改变他们的生活，要靠武装斗争，而不是选票。”
——在今年的4月10日，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CPN-M）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下，坚持了十年坚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迎来了全国民主选举的胜利，并且据联合国电台当天报道：“今天投票的特点是选民对这一历史性选举的极大热情。”
——如今俄罗斯人民越来越开始怀念过去苏联时代的强盛，重新怀念斯大林“将一个破败不堪的庞大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和军事大国”，“斯大林为国家积攒了1.2万吨黄金，现在只剩下可怜的300吨”，越来越多的人着眼于这位“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领导人[3] 。
——据共同社7月12日报道，日本共产党人气大幅飙升，年内将新增两万名党员（日共现有党员40万），日共选举对策委员会称：“这是近年来少有的反响。”
——据美联社7月20日报道，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敦促儿童必须学习社会主义和信仰社会主义，阅读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经典著作，鼓励青少年成为社会主义者，并且指出资本主义“剥削、迷惑并毒害儿童”。查韦斯表示，为了公正平等的世界“不会闭嘴”！
——台湾共产党在历经连续十四年的申请后于7月20日获准成立，创党主席称“决定走社会主义路线”，主张“国家福利”与社会互助，解决台湾的社会问题。[4]
……
到新的一个阶段时，这种强弱程度上的优劣形势将发生大的变化，随着全世界人民逐渐对资本主义本质面目的清醒认识，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将会更前所未有的团结强大。现在这种扎根在世界各国的力量还比较小、比较散，没有联合起来，然而他们一旦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并联合起来时，那么就足以形成一股洪流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帝国主义将不可避免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人民应当做那历史的车轮，而不是那些被轮子碾过的人。那么，作为这种思想力量核心的中国要做的将是什么呢？我们的答案是：要成为那只推动历史车轮前行的巨手。（下·待续）
文化的战争——关于文化联合的一些思考（下）
（一）建立广大的统一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
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一切为了人民的责任感正引导着全国人民走上了解放自强之路，中国人民始终以一种乐观向荣、强国奋进的姿态进行着自身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善。但是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不但想把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受牵制、经济上受剥削、领土上受分裂的国家，还妄图让中国变成一个受他们文化统治的国家，并以此谋得自身的利益和资本主义的继续生存。随着反华、反党声浪的喧嚣而起，媚外之风也日见渐盛，于是中国人民又回到了一个老问题上来了：中国向何处去？
文化的战争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战争，如果没有认清楚文化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重大影响和作用，而仅仅将文化当作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片面地去认识文化的问题，那么在文化的战争中必定要吃大亏的。另一方面，就国内而言，我们在过去有着许多优秀的文化，但是在当前确实存在着文化精神上的缺失，如果在战略上不重视这点，不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难免会在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战争中失利。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革除敌对文化中的反动成份（显性或隐性的），就要建立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精神，坚决拥护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建国、立国、强国的立足之根本，因此在目前的形势下建立广大的统一民族文化精神的战线是极为重要的。
（二）文化战争中所要认清和反对的
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侵略的认识是非常必要且迫切的。长久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以及所秉承的精神，在我看来是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混合，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混合的文化一直都是西方政治和经济的根据。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文化精神，我们来研究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古希腊文化。
自公元前八世纪开始，古希腊逐渐形成了城邦民主制度，这是民主政体下的奴隶制社会，民主带来自由的商业环境，但也仅仅是少数人享有的民主权力，并且这样的民主是用来妥协各个阶级之间利益的政体形式，在这些民主权力之下的，依然是被残酷剥削压迫的、数量庞大的奴隶阶层。由于剥削阶级的本质引发了强权的扩张，到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马其顿帝国的扩展和公元前二世纪初叶罗马帝国的建立，一个以希腊精神为核心的帝国文明成为了西方文化的中心。
希腊精神是一种战争的精神，这点从希腊神话中得到论证。首先，希腊人认为英雄是神的后裔，如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剌斯[1]、珀耳修斯[2]等，在力量上超越于人，不仅嗜战、而且善战，且拥有雄辩的口才，是力量的象征，但却不能脱离人的悲剧性，因此是一种介乎于人神之间的存在。其次，英雄是神在人间的代表，能够行使神的权力，比如用战争去“惩罚”对手；同样的，希腊人也赋予了神带有某些“人”的特性，因此神之间的斗争也是经常性的，这就构成了希腊文化中以神之间和人之间的战争为主导的战争本质。例如在著名的特洛伊战争中，以赫拉、雅典娜为首的支持阿开亚人派，同以阿波罗、埃阿斯为核心的帮助特洛伊人派的战争。第三，希腊神话中的三大美男分别为战神阿瑞斯、战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这意味着希腊人独有的价值认同，即一种对战争、荣耀以及自由放纵的崇拜。
在希腊人的意识形态中，神和人都具有相同的“人的”特性，因此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实际上是将“人”（少数权力者）置于一种等同于“神”的定位上，并进而以一种几近于“正义”的姿态进行自身的扩张，这种希腊精神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以及对殖民地和奴隶的残酷压迫剥削披上了漂亮的外衣。显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继承了这种希腊精神（战争精神）的秉性并将其衍传至今，打着民主的幌子实行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进而霸权扩张。
随着罗马帝国自身扩张的停滞和衰败，公元三世纪罗马统治者君士坦丁大帝认为需要以一种新的宗教来稳定军队和国家，于是作为一种因赎罪而忍受苦难的宗教成为了拥有合法地位的国教，基督教至此迅速发展起来，并于公元十一世纪再次进行了大肆的文化扩张，即著名的九次十字军东征，战争的侵略又一次带给了西方意想不到的好处，同时也将这种“极有用处”的信仰火种在人们心中点燃。作为基督教来说，自身具有极大的排他性，将任何其他信仰都视为异端邪教，包括它的来源之一——犹太教。但另一方面，基督教又被用来告喻世人应当爱世人，并且以爱世人的名义去顺从，或是说出于赎罪而去忍受苦难，因此，“像羔羊一般的顺从”是基督教精神整个的核心。例如耶稣在山上宝训中说道：“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3]。”而在是否纳税给凯撒的问题上，耶稣这样回答：“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4]”。这种出于赎罪的“爱”和“顺从”的教义恰恰是资本主义所迫切需要的，并且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宗教能够如此恰适地、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的理想来为其剥削阶级提供服务的：他们要的，就给他们；他们要你的肉，你就给他们；要你的血，你就给他们；要打你左脸，你就把右脸也送上去；他们要剥削你们，那么你们就把你们所有的财富，连同自己的妻儿都献给他们……因为到那个审判的日子，夺走你们的终会还给你们。——你们应当要像羔羊一样温顺。如果说在希腊精神中以“民主”的名义去剥削侵略尚不足已的话，那么就用基督教的精神去教化世人“宽恕”和“顺从”敌人，这不单是资本主义政治的需要，更是帝国主义企图再一次发动文化战争的用意所在。
（三）中国文化战争的战略特点及其认识
中国文化战争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贯彻共产主义思想价值观；第二步，是同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的联合，二者是紧密结合的。文化战争发展的特点在于人民的动员和政治的进步，我们的战略模式是通过敌我力量的转化，将战略防御变化为战略反攻，战略内线也将随着战略联合而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在为其自身的扩张扫清道路，这时的新的文化殖民主义已经不再是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侵略，而是以适合资本主义发展为目的的侵略。因此，我们需要在思想上对这种新的侵略方式有高度的认识。
第一，提倡爱国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创造自身的思想文化精神是发展强盛中国的基础和条件。在文化战线的战略思想上，我之文化精神的强大使敌之思想武器的削弱；反之，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会利用一切手段分裂、奴化、异化我们的思想文化。因此，我们要通过一切形式团结和联合文化上的国际同盟。
第二，文化人和青年学生的引导教育是这场文化战争中首当其冲的重要问题。现实生活中这部分人也是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影响比较多的，因此我们要让这部分人切实地了解到：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共产主义的先进性；洋枪、洋炮的战争是属于旧的战争范畴，经济、文化的战争才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战争。若想要打一场文化战争的大胜仗，就要组建一支文化的生力军，并且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以新的精神和新的文化为武器，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包括哲学、文学、戏剧、电影、绘画音乐、雕刻、建筑等各方面）同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第三，现在的国际环境是否适合我们全面地推行共产主义？是否适合同整个资本主义开战呢？就目前的形势而言，资本主义正处于由盛转衰而中国正处于由弱转强的过程中，这种变化的相互转换是长时间的，需要一个成熟过程。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思想存在，政治外衍是其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全面推行共产主义仅仅是一种思想文化的传播，这种文化思想是人民大众的。那么既然将推行共产主义思想定位于一种文化的传播，那么也就谈不上所谓的“同整个资本主义开战”。要知道，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是在发展成熟的条件下自然形成的，资本主义的衰亡也是有其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帝国主义扩张只不过是加速这种衰亡，因此无论共产主义其最终以政治力量推动历史进程，抑或是其他，就当前来看我们所推行的是一种思想的文化，仅此而已。
第四，文化的战争几乎是历史上主要的交流方式，但在全球化时代是否会转变为以和平交流为主的方式呢？这里要弄清楚一点，那就是文明本身并不存在冲突，冲突的是相互之间的利益，如前所述文化的首要目的是为政治服务，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变，那么就必然会存在两个矛盾阶级的抗争。而全球化进程只不过将这种抗争的形势变得更具有隐蔽性，因此也就更依赖于除了战争之外的文化、经济等软性形式来表现。只有当这些形式不能达到其政治目的时，那么才会上升至军事的战争——战争仅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已。
第五，有同志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是否有这么一种可能，即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来规避经济危机，并通过立法来限制其掠夺性，最终在全世界高度发展为一个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从而转化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呢？又或者说，战争是一种财富再分配上的历史进步？这种理论显然是违背客观现实且没有科学依据的。
其一，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通过剥削来促进其自身的发展，没有资本主义的剥削也就没有了作为被剥削的无产阶级，那么也就没有了与资本主义矛盾对立的社会主义和它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因此共产主义社会不应简单地被理解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5]”，而是只有不存在剥削、改变这种阶级矛盾的社会模式，才被称为共产主义社会。
其二，通过立法解决剥削问题在理论上可以，但这种形式同资本主义的本质相矛盾，这就如同经济学里面的“完全效率市场”那样，是建立在半空中的漂亮楼阁，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因此，只有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才能够建立正确且坚定的共产主义思想价值观。
其三，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是矛盾对立的，当资本主义扩张形成为一个大的帝国主义时，有多少人民被残酷剥削，又有多少国家的领土会被侵略？因此，帝国主义转化为共产主义只有一个可能性，即帝国主义的全面崩溃，而非帝国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过渡。
其四，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如果是单纯的为战争而战争，那只有战争狂才干的事。战争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战争的目的则在于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谈不少所谓的历史的进步。
最后，文化战争是一个通过文化的传播去教化民众，最后达到精神上大一统的过程，因此在深厚建立共产主义国际联合这一人民基础的同时，还要牢牢抓住民族的精神这一重要的力量。记得我曾在十四岁的时候广泛阅读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我想要知道这其中有什么共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被世界认可的、站得住脚的思想或者一些其他的什么。然后我发现，有的获奖者即便在遥远而偏僻的国度，但是却将民族性特有的精神融入到了作品中，也就是说只有民族的，才是被认可的。那么对于这种民族精神的文化又该如何去传播呢？西方资本主义依靠经济的手段去影响艺术品的市场价格，从而使自身成为一个文化扩张的风标导向，那么中国的文化推广是否也是如此呢？我认为我们的文化思想必须要依靠政治力量去推广，因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立足之根本，并且无论是什么国家，只要是优秀精粹的文化，在这个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时代其传播和接受的速度都是惊人的。与之相反，在过去，共产主义的革命进程带给了西方帝国主义极大的威胁，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也是从艰苦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为了尽可能避免现阶段条件的不成熟而可能产生的国际纠纷，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应当仅仅立足于这一思想文化的本身，通过民间有组织的进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更深地融入到世界人民中去——因为只有人民，才能创造历史，推动历史的进程，成为时代的主人。
2008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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