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告别经济危机要从改革所有制开始》建言的补充

关于《告别经济危机要从改革所有制开始》建言的补充　　

美国等二十国政府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全体会员国：　　

笔者在　2008年12月2日　关于《告别经济危机要从改革所有制开始》的建言，无渠道送达峰会各会员国，只好通过网媒间接传递。没有想到，网友把笔者在建言中所提出的“生产资料共用制”，被误解为生产资料“股份制”。看来，有必要进一步补充。　　

现行的股份制，是一种单一性的投资体制，解决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问题，而与生产经营相脱离。因此，生产资料股份制，同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一样，在所有制性质上均属“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尽管生产资料股份制是脱离生产经营更纯的一种完全的按资分配方式，但在微观上就企业内的职工入股而言，由于入股职工既是投资者又是劳动者、既是“老板”又是“丘二”，也就体现了“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孕育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中。　　

对笔者的建言，网友还评论道：“美好的理想，残酷的现实。”是的，如果两极分化的现代世界经济危机不消除，由于经济上的两极分化程度与社会上的犯罪率成正比的关系，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若要使迄今为止的无治社会形态、人治社会形态和法治社会形态向民治社会形态即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有效转型，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单一启动“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这种经济制度模式是无济于事的。故，笔者的建言其“改革所有制”仅仅是开始而已，还需要相应的政治制度模式和文教制度模式相配合。　　

政治、经济、文化是任何社会形态的三大支柱。笔者纵观人类社会几百万年的社会形态发展史，以未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视觉设计出了“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的经济制度模式、“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的政治制度模式和“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的文教制度模式。这三大制度模式，对于告别现代两极分化的世界经济危机来说，“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是经济基础，“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是政治保证，“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是人的素质保障。只有这样的“三管齐下”，有效告别当代世界经济危机才有望。其三管齐下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是经济基础　　

要告别现代经济危机，“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是经济基础。　　

我们知道，在几千年的有阶级、有剥削、两极分化的非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生产资料这种“物的所有权”属于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而人力付出的这种“人的劳动权”则属于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所以，这种“物的所有权”与“人的劳动权”长期分离的结果，形成了一种“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这种“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显然不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模式。只有“物的所有权”与“人的劳动权”合二为一的“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才真正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模式。　　

一、历史大回归认识　　

提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模式是“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回归认识。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可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大致划分为三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第二阶段是非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第三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　　

从“社会主义”一词的演变史、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点和社会主义实体国家近百年的实践等诸多方面进行归纳推理，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并非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一种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的人类理想。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体”意义，也就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所言的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此“本质”论，无疑是社会主义“本体”论的同义语。　　

这里的“物的所有权”，是指物质和精神资料的归属权，如生产资料所有权等；“人的劳动权”是指自然人的人力付出权，如生产劳动权、生产经营权等。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两权”的分合，可以形成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当物的所有权与人的劳动权分离时，谁掌握了生产资料所有权，谁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占有生产经营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形成了“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很明显，“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是非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　　

劳动是自然人的一种属性，在人力的作用下可以认识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并创造出大自然所没有的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以满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日益需要。根据现代科学，可以认为人力是体力、智力和意志力的综合力。因此，不存在单纯的体力劳动，也不存在纯粹的脑力劳动，而只存在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的区别，如图所示：　　

社会劳动结构示意图　　

自人类诞生到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出现，经历了几百万年。这一历史时期，就是原始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即通常说的原始社会。在这种人类最初出现的社会里，社会公务性的间接劳动还没有从劳动过程中分离出来，仅仅存在直接劳动。反效劳动是一种伤害直接劳动的剥削行为，在原始社会中也不存在。无效劳动是一种人力的浪费行为，却普遍存在着。而真正推动原始生产力进步的是一种有效劳动。但这种有效劳动仅是原始社会中的一种低效劳动，不存在现代社会机械化式的中效劳动和电脑自动化式的高效劳动。这是由于原始人的体力有余而智力不足，凭着意志力盲撞的结果。所以，原始生产力极其低下，没有剩余物。文化不发达，没有文字。口语往往词不达意，交流思想还是离不开手势。除法意义的“平均”数学概念，更无从谈起。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原始人在采集、狩猎过程中的获取物，不可能是“平均分配”，而只能是谁劳动谁占有、谁少劳动谁少占有、谁不劳动谁不占有的自然分配状态。这就是最早出现的“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形式。这种原始的“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使社会处于无阶级、无剥削、共同贫穷的状态。所以，原始社会就是这样一种原始社会主义社会形态。　　

从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至第一个社会主义实体国家的出现，经历了几千年。这一历史时期含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大历史时期。显然属于非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原始社会主义末期，由于经验的积累，促进了智力的发展，使生产力有了一定的进步。生产力进步的结果，一部分人有了劳动剩余物，开始出现贫富不均的差别。这种差别，不是因为有一个什么机构分配不公，而是由于体力、智力、劳动态度以及一些机遇的差异自然形成。但是，正由于缺乏一种社会调节功能的国家机器的优化作用，也就不存在社会福利救济，于是出现了私人之间的借贷行为。有借有还，天经地义。对于一些无力偿还者，除了以人力方式偿还外，别无其他选择。这种人力偿还方式，孕育了一种新的奴隶制生产关系。随着部落与部落之间原始战争的频繁发生，出现了战败者和众多的战俘。这些弱势群体，被迫服苦役，也就沦为了胜利者的奴隶。这里的债主和胜利者就是奴隶主的前身，而借贷者和被俘者也就是奴隶的先辈。无论债务奴隶或战俘奴隶，都只有付出人力的义务，而无占有自己所创造的劳动成果的权利，甚至成为人力载体，即人也成为会说话的工具被奴隶主占有。人被分为奴隶、奴隶主两大类后，社会上也就出现了相应的奴隶群体即奴隶阶级、奴隶主群体即奴隶主阶级。两个阶级进一步对立的结果，导致了奴隶反抗。奴隶主阶级为了镇压奴隶阶级的反抗，便产生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工具，即奴隶制国家的出现。奴隶制国家的出现，使“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直接变成了“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因而原始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解体了，把历史推向了奴隶社会时期。在封建社会时期，地主凭土地所有权，通过地租方式占有农民的生产剩余物，造成了贫富悬殊。尽管农民被束缚在田边地角上，比较起奴隶来，还是有相对的自由劳动权。但其经济基础仍是“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物的所有权归资本家，人的劳动权属于工人。为了让生产资料发挥作用，生产产品满足社会需要，不得不雇工劳动。资本家雇工的目的，不是为了尽社会义务，而是为了占有剩余价值。工人虽有出卖人力的自由，却同资本家始终处于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这种雇佣关系，就是典型的“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使全社会两极分化。不难看出，奴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虽各不相同，但“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却是共同点。所以，这种阶级社会阶段是非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其经济基础是“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　　

　　由第一个社会主义实体国家的出现至遥远的未来，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迄今为止，这一历史阶段还不到100年，虽有一些历史反复，但不等于历史的终结。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包含中国在内，相继建立了一批社会主义实体国家，使昔日的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实体。这些实体国家，在建国初期，通过阶级斗争手段，剥夺了地主、资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似乎又回到了原始的“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这种回归，不是旧的重复，而是新的螺旋式上升。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已不同于人类最初出现的那个社会。它孕育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源于资本主义股份制。根据有关资料介绍，1820年英国伦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在1862年至1873年的10年期间，股份公司以平均每年递增20％的速度发展。后起的美国，1904年股份公司占总企业数的23.6％，1934年占57.7％，1947年占69％，1962年占78％。到现在，几乎都股份化了。股份制的发展如此迅速，在于它的三大特点：一是社会集资，二是大股东控制，三是凭股分息。股份制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其股东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集体和国家。这些股东所分得的股息，不是根据持股者的劳动状况，而是按照持股的股份数量。所以，凭股分息是“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更纯粹的形式，是物的所有权与人的劳动权更彻底分离的结果。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是人类剥削制度的最高形式。但在众多持股者中，有一种情况可以例外，那就是企业员工持股者。作为员工，他们是“丘二”，而作为持股人，他们又是“老板”。于是，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即企业员工持股者具有“丘二”和“老板”的双重身份。这种双重身份，就是“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的具体形式，预示着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举成功，代表了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其历史意义在于开起了科学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在上述社会发展史中，存在着一种有趣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开始，非社会主义过渡，科学社会主义到来。而对于所有制结构来说，则是：“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开始，“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过渡，“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到来。并且，在时间分布上呈“两头长中间短”状态：原始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非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短，科学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也就是说，历史大回归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未来必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则是当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未来形式，也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模式。即使道路曲折，一时出现了“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但历史的最终还是会回归到“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二、改变所有制观念　　

社会主义的本体目标是：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模式。意识到这一点后，作为以社会主义为前提条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应以此为准星来校正自己的方位，主动而彻底地改变传统所有制观念。　　

　1994年3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标题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署名苏星。这篇文章的不寻常之处不在标题上，而在于整个文章的实质内容，较他人的论述具有更大的科学性。提出，私有制、公有制有两种：一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公有制，二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公有制。并指出，马克思曾经批评过资产阶级经济学混同了这种性质极不相同的所有制观念。不难判断，这一篇文章发表的意义，就在于把改变传统所有制观念提到了改革的议事日程。　　

传统的私有制、公有制之所以不能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其一，私有制、公有制提法不科学。我们知道，私有制的“私”是指个体。个体有两种：一是劳动性质的个体，如工人；二是剥削性质的个体，如资本家。作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其生产资料到底归剥削性质的个体或劳动性质的个体，在措词上是含糊的。同样，公有制的“公”是指群体。群体也有两种：一种是剥削性质的群体，如资产阶级；二是劳动性质的群体，如工人阶级。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其生产资料到底归剥削性质的群体或劳动性质的群体，在修辞上也是不明确的。私有制、公有制在提法上的这种含混性，为资产阶级学者继续“混同”创造了理论条件，将长期模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所有制关系上的姓“资”姓“社”性质。　　

其二，私有制、公有制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点。“私有制”、“公有制”的提法不是以性质的区别命名的，而是以人在数量上的多寡为基础概括出来的，所以可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同点。根据人的多寡，将私有制、公有制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个人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世界所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等，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在奴隶社会时期，中国周代的“井田制”，就是一种奴隶主国家所有制。到了封建社会时期，中国普遍存在的“公田”是一种国有土地，而“民田”则是一种私有土地。印度是以封建土地国有制为突出特点的国家。埃及在封建过程中，经常发生私有土地排挤国有土地的情况。在当代东西方社会，这些私有制、公有制形式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实体国家中也都普遍地存在着。可见，私有制、公有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点而不是区别点。但在传统观念中，却把这种共同点视为区别点，说什么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私有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显然不能作为衡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　　

其三，现实的私有制、公有制在运行中具有剥削性质。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划分出不同性质的私有制、公有制，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只显示出一种剥削性。我们知道，无论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企业，或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企业，其职工的工资都一一进入了产品成本。产品成本是生产产品的必要消耗，不属于扣除成本和税金后的剩余价值范畴。即使用科学的尺度做到了按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领取工资，也不具体体现生产劳动者对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直接占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由非生产劳动者占有剩余价值就是百分之百的剥削。所以，这种进入产品成本的工资是一种佣金制度，表明了私有制是私有雇佣制，公有制是一种公有雇佣制，在本质上都是物的所有权与人的劳动权这“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　　

　　以上三点原因，也充分说明了传统的私有制或公有制，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所有制方向。为了中断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继续“混同”，必须寻求新的所有制形式以代替旧的所有制形式，实现同传统所有制观念决裂。寻求新形式不必苦思冥想，只要在提法上能够把两种不同性质的私有制、公有制区别开来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将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公有制概括为“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而将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公有制概括为“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以此新的一对所有制观念代替旧的一对所有制观念，是切实可行的：　　

第一，不改变原意。从上述可以看出，这一对新的所有制观念的概括，对传统所有制观念既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绝对肯定，而是对其合理内核的继承与发展。所以，无论讲话、作文或文献措辞，用新的所有制观念替换旧的所有制观念不会改变原意。如，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私有制”改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改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改为“《坚持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等等，不但不会改变和曲解原意，反而更准确地表达了原意。　　

第二，性质明确。新所有制观念是以性质直接命名的，所以具有性质的直观性。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是有阶级、有剥削、两极分化的社会形态，当相应使用“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后，就很充分地反映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剥削性质。社会主义是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的社会形态，当相应使用“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后，也就很充分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劳动性质。因此，新所有制观念所标称的性质十分明确。　　

第三，可操作性。新所有制观念，不仅性质明确，而且还标明了实现性质的具体条件。只要物的所有权与人的劳动权分离，其所有制必然是剥削性质。如果物的所有权与人的劳动权合一，其所有制也必然是劳动性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其性质还可以转化。对于实行“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的国家，只要改革的力量居统治地位，实施了物的所有权与人的劳动权合一的制度，其所有制关系的剥削性质就可以直接转化为劳动性质。对于实行“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的国家，如果出现了物的所有权与人的劳动权分离的制度，其所有制关系的劳动性质也就会不知不觉地转化为剥削性质。新所有制观念所具有的这种可操作性，为资本主义国家和平长入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了经济基础条件，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方向明确了具体作法。　　

第四，科学全面。斯大林把生产关系“一分为三”：一是所有制，二是分配制度，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分解，显得支离破碎，在实际运行中难以把握实质。但新的所有制观念正好相反，是“三分合一”，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有利于把握其实质。如，“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就可以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很明显，其所有制形式是劳动占有制，分配制度是劳动占有，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关系。显然，比较起单一的传统私有制、公有制形式来，要科学得多，全面得多，容易把握生产资料的运用性质。　　

第五，应用广阔。其内涵的丰富性，就决定了这一对新所有制观念具有多种应用功能。如，“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同时也可以定义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并且还可以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经济基础等等。这样一来，在运用新的所有制观念时，可视不同情况灵活多变，显得应用领域十分广阔。　　

第六，避免失误。失误是一种自我瓦解，我们不能忽略它的破坏性。到底把生产资料作为剥削手段或劳动手段，这是新所有制观念的实质内容。不言而喻，“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姓“资”，“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姓“社”。由于传统的私有制、公有制是一种单一的所有制形式，也就不存在姓“资”姓“社”的区别，所以成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点。但是，由于私有制、公有制所具有的含混性，往往被视“私”为“资”，视“公”为“社”，人为地使传统所有制观念具有姓“资”姓“社”的特点，从而导致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决策失误。如果使用新的所有制观念，由于在本体上就存在姓“资”姓“社”的区别，又在措辞上相应标明，这也就为避免失误带来了可能性。　　

　　第七，有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经验告诉我们，经济上的公有制，必然出现政治上的集权制，思想上的封闭制。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公有”社会主义，即公有、集权、封闭与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相结合的矛盾混合体。这就不难看出，在传统社会主义中不具有民主因素。1988年3月，苏联金字塔权力结构的塔尖人物戈尔巴乔夫在南斯拉夫访问时告诫说，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共同点。可见戈尔巴乔夫所坚持的仍是一种传统社会主义。当戈氏提出“公开化”原则，进行民主改革时，他完全没有想到会由此一下子就使矛盾混合体的苏联解体了。事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反思：“我们没有使得破坏旧的生产方式同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之间建立必要的同步性。我为此深深地感到不安。”用“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代替传统观念中的公有制，由于“劳动占有”等同于“无剥削”，因此，这种新的所有制观念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在与客观的关系上讲真理，在与人的关系上讲民主，在与行为的关系上讲实效，这样真理、民主、实效就可以同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有机结合。这种意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不能没有民主。戈尔巴乔夫的反思，如果是指这种民主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步性”，无疑是正确的。吸取苏联及其东欧一系列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历史教训，启用“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就可以消除这种公有制观念惧怕民主的隐患，从而有利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科学社会主义社会，走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　　

三、现有企业过渡　　

当今，中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起步阶段。在这起步阶段中，所有制特点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与私有制成分并存。所谓现有企业过渡，就是解决这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如何与“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软着陆。　　

公有制为主体的由来，有其历史渊源。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核心论断：“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用革命手段消灭一种私有制，出现于受压迫、受剥削、受贫穷最深的民族，如半奴隶制、半封建制、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制等性质的国家。俄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1917年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举成功，并在这些不发达国家中先后建立了一批社会主义实体国家。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是把《共产党宣言》变成了物质力量，使社会主义由昔日的空想变成了客观的实体，为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贫穷国家，受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1949年宣布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亦属于社会主义实体国家范畴，也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创造了历史条件。但是，事物还有另一面。这些社会主义实体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受本民族素质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共产党宣言》的科学内涵不能不经过一定的实践后才能深入领会。同时，通过革命手段消灭私有制以后，到底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所有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没有直接而明确的告诉，这在客观上也为后人的正确理解带来了困难。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即　1917年4月10日　，列宁在纲领性文献《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中指出：“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就是社会主义等同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直接由来。所以，列宁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以苏联为榜样，各社会主义实体国家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也就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建立了大同小异的以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体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各社会主义实体国家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的必然走向。当《共产党宣言》发表19年后，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正式出版。不言而喻，《资本论》是《共产党宣言》的继承和发展。消灭私有制后，所要重新建立的所有制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卷尾处，作了科学而重要的论述：“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论述主要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是对以往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第二层是说，由于历史的必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最后会被自己的发展所否定。第三层是说，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不是重新建立昔日的私有制，而是在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在这里具体揭示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及历史大回归，清楚地告诉我们，继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在科学社会主义社会里所要重新建立的既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而是个人所有制。所以，《共产党宣言》所概括的“共产党理论”应为：消灭私有制，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基本论断，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十分重要。但在一些社会主义实体国家中，普遍所重视的是列宁的“公有制”，而不是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使得这一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长期缺少深入研究。由于马克思在这里所论断的重新建立的所有制有“个人”二字，在那个“左”的年代里易与“私有”联想，担心同“公有”对立，也就令人不敢问津。同时，马克思的在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所建立的“个人所有制”，被当时的杜林攻击为“混沌世界”。恩格斯为了回击杜林，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将马克思的主张解释为是重建“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后来，列宁在批判俄国民粹派时，也明确肯定了恩格斯的解释。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解释也就习以为常，在描绘未来的“共产主义”时声称只有生活资料属于个人所有，从而阻碍了人们进入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殿堂。又由于马克思的这一基本论断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章节中出现，对“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述，也就被学术理论界视为经济学的“歌德巴赫猜想”。可喜的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理论界解放了思想，敏锐地认识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便开始了大胆而深入的研究。单就1983年至1990年期间，全国就有数十家报刊对此问题发表了近百篇的理论文章。戴道传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研究》学术专著，终于在1993年4月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也就集中体现了中国的研究成果。专著的，经过系统而科学的研究，揭示了马克思的本意是“重新建立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这同“重新建立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有着质的区别，对于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有决定性意义。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所有制本体是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　　

在建国初期，可以说中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的本意。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实体国家一样，在建国初期通过强制手段剥夺了地主、资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宣布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这符合马克思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在农村，紧接着进行土地改革，将土地等生产资料分成等分，一人一份分给每一个农民，也就重新建立了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在城市，虽然没有将工厂分给个人每人一份，但明确了全部生产资料归劳动人民，每一个职工是企业的主人。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从而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　　

但是，当这种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实行不久，由于一些特殊性原因，农村开始出现买卖土地，丧失了土地的农民有的沦为新雇工，开始出现了新的有阶级、有剥削、两极分化的不良现象。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为了防止旧社会的剥削制度重演，也就采取了相应对策，将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或“合作社”。这一系列措施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国家的整个思路受一种公有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加上理论上的不成熟，当“一化三改造”后，通过人为地划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使得“公有”的速度越来越快，“公有”的范围越来越宽，“公有”的层次越来越高。到了1958年，竟喊出了“吃饭不要钱”、“跑步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农村社员的房屋被推倒，兴建集体宿舍；农村社员的锅灶被摧毁，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也就是说，不仅生产资料公有化了，连恩格斯、列宁所主张的生活资料个人所有也被否定了。并且，在法律上规定不允许任何个人“侵占”公有财产。这种“公有”，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只有概念上的所有权，而无事实上的占有权，也就成了一种“空有制”。这种“空有制”，在名义上广大职工虽然是主人，而不可能持久地产生主人翁责任感。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不可能在这种“空有制”基础上建成。　　

这种不是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基础上横向联合的虚幻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也就难以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这种虚幻的公有制的根本弊端，就在于生产资料只属于空洞抽象的集体、国家法人所有，而不与劳动者个人这种自然人发生联系。我们知道，国家是一个地域性的政治概念，不具有自然人付出人力的基本属性，所以生产资料与法人结合不能直接形成生产力。为了维持这种生产资料与法人不科学的结合，只好通过政府官员依靠行政手段实行计划经济。这就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低速度发展的重要原因。　　

为了解放生产力，改变落后面貌，中国在1978年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为了具有可操作性，其改革的思路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生产经营权适当分离，并通过承包责任制方式运作。因为承包人是自然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生产力。随着承包责任制的进一步运行，在实践中日益暴露出了严重的弊端。由于生产资料不属于承包人真实所有，也就不会像西方资本家那样视企业如自己的生命，因而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短期行为。他们讲利不讲义，包赢不包亏。也就是说，有利私有，无利公有，造成巨大国有资产流失后，因无资产抵押也就不了了之。特别是通过国家权力下放，承包人掌握了除名、晋升、待遇等决定职工的生存权后，一些承包人也就成了无本资本家，使广大职工群众又处于昔日受压迫、受剥削、受贫穷的地位，乃至局部地区出现工潮，社会不安定。这就是虚幻的公有制，在实践中逐步演变成无本资本家实际占有的具体过程。　　

　　上述表明，含混的公有制为主体越来越偏离马克思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不利于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同时也表明，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虽有确切性，却缺乏可操作性，使实际运作容易走样。为此，既要继承，又要发展才可能更加有效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只要稍加技术性处理，就可以转化为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桥梁，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模式。从结构上分析，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是一种生产资料与个人结合的所有制形式。这种结合的前提条件，是在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实行的。所以，这里的“个人”是指生产经营者。不难判断，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就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生产经营权合一的所有制结构。这种结构，就是上述所言的“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在这种意义上，根据《共产党宣言》的科学内涵，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　　

可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体成分。通过改革的方式革除它，也就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要使现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企业与“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软着陆，也就变得十分简单了。具体说来就是：　　

第一，在不影响现有企业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下，可以通过加大折旧的方式逐步归还原有投资。　　

　　第二，一旦归还完毕，原有的私有制、公有制也就转变成了企业职工共同占有制。　　

第三，在企业职工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再根据每一个职工的体力、智力、劳动态度以及在该企业工龄的差异等进行有差别的分配，实现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　　

这三项任务完成后，现有企业就可以实施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即“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　　

四、组建经济实体　　

现有企业的过渡任务，实质上是重新建立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倘若到此为止，不组建不同层次的“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就将会半途而废。　　

当今世界，正处于科学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起步阶段。在这起步阶段中，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尚未成熟，发达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两者矛盾撞击的结果，必然产生科学的火花。继承传统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吸收发达资本主义的科学精华，重新构筑既优于传统社会主义又高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也就会成为必然。“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是建设这种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组建这种经济实体对于实践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基础性意义。　　

组建“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是一项崭新的改革任务，几乎从“0”开始。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它的雏形已经孕育。像资本主义国家的员工持股企业，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股份合作企业等等，就是这种“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的胚胎。只不过这些雏形还需要完善，还需要规范，在提法上只与股份制相联系，而没有同社会主义性质直接挂钩罢了。结合现代经济规律，组建“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必须遵循以下三原则：　　

第一，员工集资原则。这条原则，是组建“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的组织制度。新建企业的开办费叫启动资金，是生产资料的货币形式。启动资金，曾有过不同的积累方式。在资本主义初期，由小生产者的逐步分化形成。像英国的“圈地运动”，则是掠夺农民的产权。当航海业兴起以后，开始向外扩张，也就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则是通过革命的手段，直接剥夺地主、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转化为公有制企业。可是，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组建“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既不能掠夺也不能剥夺，同时并非政府行为。这就要求组建者须量力而行，不能奢望一下子成为“暴发户”，只能依靠科技进步和诚实劳动逐步滚雪球。这就决定了，组建“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只能选择以员工集资为主的方式解决投资问题。作为新企业的创办者，不仅要考虑启动资金，而且设计这种新企业还是一项重大的科研课题。一个即将问世的企业，启动资金能否到位，其生产规模怎样，发展前景如何，员工技能结构是否合理等，都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反复科学论证。论证完毕，按照所设计的员工数分摊启动资金。这种分摊叫原始股金，一人一股。原始股金的标准确定后，依法向政府有关机构登记注册，便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在实施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公开征集，实行双向选择。双向选择是一种资源社会化的优化组合过程，有利于人才、资金和项目的合理配置。这种原始股票，不同于现行的炒股股票，它是一种投资和就业的有价凭证。原始股票持有者，既是“老板”，又是“丘二”，是新企业理所当然的主人。能否成为“铁饭碗”，主要取决于自己，通过原始股票的流动可以自由调整。其过程，一是归还企业，如数退回原始股金，由企业再度公开征集；二是转让，经过一定的技能考核合格后，可以让子女顶替；三是市场交换，在劳务市场中谁买了原始股票，谁就具备了加盟该企业的就业资格。当新企业正常运转后，所需的临时性流动资金，以企业资产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若前景看好，需要扩大再生产，这种扩产股金仍以员工为主，争取多渠道筹资。这一系列措施，有利于让生产资料直接与自然人结合，创造“两权合一”组织条件。　　

　　第二，劳动占有原则。这条原则，是组建“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的分配制度。广义的劳动占有，是指生产、生活资料等一切财富。这里是狭义用法，是指物的所有权和人的劳动权合一的条件下，按照体力、智力和劳动态度的差异，分配劳动成果的行为。这种分配，是一种按效果的“按功分配”。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里，任何一项劳动成果都是社会化的劳动成果，即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所共同创造，仅仅存在着主次之分罢了。这反映在分配上，就是得大头、小头的区别。企业的生产劳动成果，显然是企业的直接劳动为主，社会的间接劳动为辅。同时，在数量上，也是直接劳动者远远多于间接劳动者。尤其是“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企业直接劳动者也更是投资主体。这就决定了，直接劳动得大头，间接劳动得小头。具体比例，需要进行科学论证，旨在有利于调动直接劳动者和间接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并通过法律形式颁布。根据目前国内外的实际税收状况，考虑到有效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等多种因素，应实行低税率。如，“百五开”方案。大自然中的一切资源均有使用价值，可供人类选择使用。人类社会中的一切财富，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还具有社会价值。像资金、工具、信息等要素，只是劳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劳动的必然结果。这种劳动的必然结果，可称为交换价值，它凝结在劳动成果中。既然劳动创造了价值，那么价值便是按功分配的对象。在数量上，价值＝市场价格－成本。根据上述社会劳动结构示意图，这价值是由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共同创造的。因此，价值是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共同分配的对象。如果间接劳动所分配的部分叫“税金”，那么，直接劳动所分配的部分可叫“工资”。工资＝价值－税金。于是，生产成本是企业维持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必须充足保留，不能成为分配对象。但这里的“成本”，不同于现行的成本。主要的区别，在于成本中不包含企业员工的工资，从而引起了有关计算方法的不同。即，企业销售商品月收入－销售商品月成本＝企业月毛利。这种毛利，就是企业的直接劳动者和间接劳动者所共同创造的劳动成果，也就是所共同分配的对象。企业月毛利－国家月税金＝企业月纯利。根据“百五开”方案，国家月税金只能占企业月毛利的5％以下，而企业月纯利也就应当在95％以上。在企业内部，行政管理是公务性活动，亦属于间接劳动范畴。因此，企业月纯利－企业月行政费＝企业月劳工费。参照“百五开”方案，企业月行政费只能占企业月纯利的5％以下，企业月劳工费则为95％以上。在这有限的比例范围内，企业行政人员要想增加工资，唯一的办法是减少行政人员，提高办事效率，尽可能节约行政开支，杜绝浪费，并且努力促进生产。企业月劳工费，就是企业工人月收入总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月工资总额。其具体的分配办法是，根据每一个工人的体力、智力和劳动态度的差异，进行有差别的分配。这种意义的工人月工资，显然不是平均主义，有利于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同时，由于不存在非劳动者参与分配，尽管有差别，却是一种相对的共同富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相同条件下，现行企业的月利润加企业员工月工资的和才等于这里的企业月纯利，因此基数颇大。并且，现行分配原则是国家得大头，企业得小头，个人得零头。可“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的“百五开”分配方案却正好相反，国家得小头，企业得大头。不难判断，实行“百五开”方案后，企业员工的收入将大大高于传统企业。这种高收入为员工选择新投资和改善生活条件带来了可能性，有利于“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的自我发展。并且，实行这种根据体力、智力和劳动态度的差异进行与实际劳动成果相联系的“按功分配”后，其富裕程度的追求往往决定于自己。要想实现超过别人的富裕，就必须超过别人的体力、智力和劳动态度，使劳动成果的质量最佳、数量最大。在此基础上出现的社会差别，是竞争劳动、竞争创造的结果，不会引发人为矛盾，有利于人类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第三，竞争经营原则。这条原则，是组建“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的运行制度。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有利于企业的优胜劣汰，促进良性循环。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施展的场所，所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剥削、竞争垄断。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施展场所，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劳动、竞争创造。这两者是水火不容的。竞争，是不同企业争取社会承认的过程。这种承认，是通过简单的买卖方式在市场中进行双向选择加以实现的。如果经营有方，瞄准了市场的需要，在质量和价格上有竞争力，必然赢得市场，企业就会兴旺发达。否则，就会失去市场，甚至破产。破产是无情的，但不能人为制造。这就要求健全法制，创造全社会的公平竞争环境。由公平竞争所形成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经济，由此决定的市场机制必然推动人类社会向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方向发展。　　

这三大原则，是建立科学社会主义企业制度所缺一不可的内容，也是组建“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但由于时空、地域、行业不同，特别是人所具有的条件和素质的差别，“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不会是一个模式。根据这三大原则，可以组建以下不同层次的经济实体：　　

　　其一，家庭企业。这类企业，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着。其主要特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家庭投资，家庭经营，商品销售收入扣除成本和税金后的纯利由家庭占有。显然，这是“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的小规模层次，是理所当然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但那种雇工性质的家庭企业则不属于此范畴。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家庭企业，不同于封建社会时期的小生产。规模虽不大，倘若电脑自动化程度颇高，能满足现代社会个性的需求，却可以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于家庭企业小巧的特点，不存在“船大调头难”的问题，因此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在各种生产力条件下都可能生存与发展。特别可贵的是，当家庭企业分布到每一个社会细胞即家庭后，有利于全社会的就业，制约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　　

其二，合伙企业。这类企业，是“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的中规模层次。当家庭企业不适应新的市场竞争时，合伙企业就会应运而生。在这种情况下组建的合伙企业，必然打破血缘关系，以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的需要而进行社会优化组合。可以是家庭企业的横向联合，或者是不同层次人才的重新组建。同集体企业比较起来，合伙企业有几点不同：一是入伙自愿，出伙自由；二是谁投资，谁就业；三是人人是“丘二”，个个是“老板”；四是股份私有化，劳动集体化；五是分工负责，全员管理；六是有福同享，有难共担；七是纯利工资化，福利商品化；八是凭股入伙，按功分配。　　

其三，联营企业。这类企业，是“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的大规模层次。类似于现有的集团企业，是不同企业的横向联合。其组合方式，不改变原有企业性质，彼此地位平等。这种联合，既不受地域限制，也不受行业约束，主要是为了形成更大规模的生产力，以适应更大市场竞争的需要而自愿协商所共同组建。同合伙企业比较起来，仅仅是规模高一个层次而已。在分配制度上，仍实行“百五开”方案。即，联营企业的总收入中，其行政费占毛利的5％以下，各企业劳工费则占95％以上。　　

这种员工集资、劳动占有、竞争经营三大原则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企业制度，所组建的家庭企业、合伙企业、联营企业，形成不同层次的“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其最大特点是避免了平均主义，又做到了相对共同富裕。由于原始股金一人一股，不存在剥削性质的凭股分息，也就可以真正实现科学意义的按“功”分配。因此，这种经济实体不会产生懒汉思想。对于社会上的凭资占有者也没有吸引力，有利于消除剥削意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即私有雇佣制，也就很快和平消亡。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劳动、竞争创造的可喜现象，也就会必然出现。　　

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是天时、地利和人和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促使人们在与客观的关系上讲真理，在与人的关系上讲民主，在与行为的关系上讲实效。因此，真理、民主、实效与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有机结合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到来。　　

五、转变政府职能　　

“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在实际的运行中必然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成为社会裁判。否则，在现实世界以竞争剥削、竞争垄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包围下，很难加速发展壮大。　　

根据上述社会劳动结构示意图，政府是社会公务活动机构，属社会间接劳动范畴。这种被规范后的政府职能，主要是履行保家卫国性的国防活动、社会公仆性的执法活动、扶助见义勇为等社会公共行为性的社会福利，以及其他社会性行为等。但现实的政府还要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符合，成为了大政府小服务状态。　　

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其关键是要与一切经济活动脱钩。这就要求，切实规范政府行为，依法行政，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维护买卖双方合法权益，为“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平等条件，杜绝钱权交易，打击腐败行为。这样，也只有这样，才会出现小政府大服务职能的可喜转变。　　

政府活动同科学活动、文教活动一样，国家税收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应仅占全国企业总毛利的5％以下。在这种有限比例的条件下，要想增大社会公共性开支和公务员工资，唯一的办法就是既“增产”又“节约”。“增产”，是指积极配合企业，千方百计增大企业毛利总基数，从而国家税收的绝对数才会相应增大，社会公务员提高工资才有可能。“节约”，是指精兵简政，提高工作效率，杜绝一切浪费和不必要的开支。　　

政府转变职能，并不等于不要政府，削弱社会调节功能。从上述知道，原始社会主义“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后来之所以转变为非社会主义的“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随着生产力发展出现生产劳动剩余物后，人类社会缺乏一种权威性的社会调节机构，防止债务奴隶和战俘奴隶出现，以弘扬理性、抑制非理性行为。所以，在科学社会主义社会里，不能没有国家，也不能没有政府。特别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起步阶段，政府的社会调节功能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加强。凡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有关的职能，更要强化。　　

　　这样，只有从方方面面使“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在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中扎根以后，当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才可能划上一个圆满的历史句号。也就是说，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模式，既不是苏联及其东欧传统社会主义的公有私用制，也不是当今美国及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私有雇佣制，而是优于这两者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私有共用制，即“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　　

第二“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是政治保证　　

要告别现代经济危机，“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是政治保证。　　

自人类社会出现国家以来，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形态中，均是实行的一种金字塔权力结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制度模式，使处于塔尖地位的人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和监督政策均系于塔尖人物一人，其他人皆处于不同台阶的受压迫、受剥削、受贫穷地位。而处于塔基地位，数量又特别众多的则是广大劳动人民。这就是在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中，广大工人、农民等劳动大众最具有革命彻底性的制度性原因。也就是说，这种尖顶金字塔权力结构政治制度模式必然导致个人说了算，从而演变出了争夺塔尖地位的历史，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民主。当历史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三权分立”这种有限民主制度的实行，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尖顶金字塔变为了平顶金字塔，由个人说了算进步到了少数人说了算，但广大劳动人民仍然没有当家作主。显然，历史上的金字塔权力结构政治制度不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模式。由政党、公民、政府这种“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才称得上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做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障多数人说了算，可实现所有的全社会公民都能参加国家管理的民治。　　

一、历史的必然　　

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相吻合的“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的提出，这不是谁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政治制度是指行使国家权力的组织机构及其相应的运作程序。人类社会自有国家以来，基本上都是实行的一种金字塔权力机构政治制度，所以整个社会的起伏变化均源于塔尖人物一人。这与民汉、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的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实质要求水火不容。依据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史可以认为，这种金字塔权力结构模式，孕育于原始社会，问世于奴隶社会，定型于封建社会，改良于资本主义社会，否定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　　

原始社会可大致分为原始游群和氏族公社两大阶段。氏族是由血缘纽带关系所形成的家族。像胞族、部落、公社等，均是氏族型的家庭。在这种家庭式的社会组织中，不是借助强制，而是依靠习惯来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习惯，是人类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习性、惯性势力。如氏族成员间的相互保护和援助的习惯，共同防御危险和侵袭的习惯等。其中晚辈对有经验和威望的长辈也养成了一种唯命是从的习惯。这种习惯，把经验最多、威望最高的老前辈推举为一家之长，即史学上所说的“氏族长”。这就是氏族家长制的由来，孕育了金字塔权力结构模式的雏形。这种家长制往往是“家长”一人说了算，从而反映了原始社会中、后期一些不平等社会现象的出现。　　

金字塔权力模式的正式问世，还是在国家出现以后。几个相互通婚的氏族的结合，叫部落。为了对付其他部落，几个亲属关系的部落结成联盟，这种部落联盟具有军事性质，其主要职能是组织为战争服务的民族生活。这一部落联盟时期，在中国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黄帝时代经过尧、舜、禹三代人后，最后由禹的儿子启袭取父亲的职位。在征服其他部落的战争过程中，启强化了自己的权利，于公元前2200年左右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使中国进入到奴隶制社会，其金字塔权力结构模式也就正式问世。启处于塔尖地位，成了一国之王，掌握着最高权力。　　

金字塔权力结构模式的成熟和定型，显然是在封建社会完成的。所谓“封建”，是指封邦建国，分土列爵，广建诸侯，以巩固中央王权。这是中国西周王朝以利用和笼络商族上层分子的重要措施。因此，封建化与金字塔密不可分。经过春秋战国的战乱过渡以后，秦王嬴政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制度，金字塔权力结构模式也就相应成熟和定型。皇帝、官吏、地主、农民等级森严，自上而下层层加以控制。自殷周以来，奴隶社会的塔尖人物即一国之首称之为“王”。但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后，感到“王”亦不足显其尊贵，就改“王”为“皇帝”，便自称为“秦始皇”，以独揽一切。所以，封建社会的塔尖人物是皇帝。制定政策是皇帝，执行政策是皇帝，监督政策也是皇帝，使整个社会的起伏变化都系于皇帝一人的喜怒哀乐。大小官吏和地主则是金字塔权力结构模式的塔身，处于既受压于皇帝又要剥削农民的双重地位。而广大农民则是最底层的塔基，终身处于受压迫、受剥削、受贫穷的地位。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史上最后一个阶级社会，实行的是生产资料私有雇佣制。因而，资本家所营造的是企业金字塔权力结构模式，使广大工人处于受压迫、受剥削、受贫穷的地位。不难判断，资本家的小金字塔不可避免地要抵制国家的大金字塔。反映这一资产阶级愿望的是国家“权力分立”论，因此，金字塔权力结构模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良。在公元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主张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和执行权。在洛克二权分立的基础上，法国的孟德斯鸠则主张三权分立。这三权是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并且三权之间的关系是彼此独立、对等和并列，成为三足鼎立的态势，以防止一人说了算。这就是现行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由来，使传统的尖顶金字塔权力结构模式，改良成了平顶的金字塔权力结构模式。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仍处于受压迫、受剥削、受贫穷的塔基地位。　　

　　由于社会主义是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的人类理想，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主权在民，实行民治。这就决定了，无论是尖顶的金字塔权力结构模式，或是平顶的金字塔权力结构模式，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都将被彻底否定。代表无产阶级及其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70年代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响亮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1871年3月18日　，巴黎无产阶级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鼓舞下，举行了武装起义，打碎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人类社会形态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创建以后，首先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尝试公职人员公仆制，由工人群众直接选举，并规定任何公职人员的收入不得超过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以防止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1917年11月7日　，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的领导下，正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体国家，使国家性质变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是　1949年10月1日　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并明确向全世界宣布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在政治理论上否定了沿用几千年来的金字塔权力结构模式。　　

纵观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发展史，由个人说了算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显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　　

二、改革的趋势　　

由“一元化”到“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　　

中华民族为了翻身求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几十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　1949年10月1日　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等各界人士举办了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取得共识，通过《共同纲领》，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共同纲领》，如期建立了新中国，所实行的政治制度可概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这种政党、人大、政府“三元分工的间接民主制”。这就意味着，新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同传统的金字塔权力结构模式开始决裂。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区间建立起来的。在这种国情下，一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时期先进科学技术的体验，二是不可避免地要受传统金字塔权力结构模式的影响。所以，毛泽东一提出“一元化”领导体制，就未受到任何阻力而立即付诸了实施，这是造成十年“文革”大动乱原因之一。这不仅是对建国初期的“三元分工的间接民主制”的一种倒退，而且恢复到了几千年前的尖顶金字塔权力结构模式，毛泽东被颂为“万岁！万岁！万万岁！”。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　1981年6月27日　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逐步恢复了党的集体领导优良传统和建国初期的“三元分工的间接民主制”。　　

但从毛泽东晚年所犯“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错误事实不难看出，“三元分工的间接民主制”有其局限性。这种体制，在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其巨大的优越性，但在特殊情况下，如“代表”被个别野心家所操纵，它也就不具有抗拒尖顶金字塔权力结构模式弊端的能力，使广大劳动人民又有可能回到昔日的受压迫、受剥削、受贫穷的地位。因此，“三元分工的间接民主制”不是当代中国科学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未来形式，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1917年8、9月间所写的《国家与革命》论著中，提出了一个事关科学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论断：“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这就是说，根据中国宪法“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倘若让全体公民都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就可能最后不战而胜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已经洞察到了这一点。彭真在　1982年11月26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介绍：“据一九八一年全国县级直接选举统计，享有这种权利的人占十八周岁以上公民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七，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可见，让全体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已经开始从县级启动。不难预料，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恐怕要不了30年时间就会发展到省级、国家级，成熟的、定型的“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就会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我们深信，“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实行之日，就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民治到来之时。　　

三、工作的原理　　

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会有“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也许没有想到，在人们生活中所使用的无线电收音机、手机或电视机等无线电接收机的工作原理，就是这种特殊的“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原型。由此原理所构建的国家机器，是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的有机统一体，既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也不会使政党成为在野党，政府的公务员真正成为了人民的公仆。　　

一元                       二元                        三元    　　

①原始方案                 ④执行效果　　

 “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示意图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一要坚持党的领导，二要保证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三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府的公仆职能作用。要同时实现这三大目标，可以说迄今为止的古今中外任何政治体制都办不到，这不能不是一个异常困难而又必须解决的难题。笔者是重庆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毕业的，在研究过程中所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形态，犹如无线电接收机一样，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其运作的政治体制，亦应当是一部最完善的自动化先进设备。于是，同无线电接收机的结构、制造、工作原理联系了起来，便模拟出了如图所示的政党、公民、政府“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模式。这就是“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的由来。从图形看，公民居中，政党居左，政府居右，这三者均通过四道工作程序相联系，恰似书写了一个汉字的“中”字，因此，也可叫“中”字式的政治制度。　　

　　在奇妙的无线电接收机里，既无人又无任何乐器，仅仅是一些无生命的无线电元器件按照一定的电路所组装，为什么能为人类提供稳定而动人的音乐、逼真的图像和清晰的语言呢？懂行的人都知道，关键是所有的元器件都有具体的分工，并按照电路规定程序工作，形成良性循环机制，使原始信号不失真，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优质服务。　　

这种无线电接收机，共有三大单元电路。第一单元是调谐器，可比拟政党，主要功能是从众多的无线电台信号中选出所需要的节目源。第二单元是检波器，可比拟公民，主要功能是将调谐器送来的信号检波出其随声音和图像变化的有用信号。第三单元是执行器，可比拟政府，主要功能是将检波器送来的有用信号作用于扬声器和荧光屏，还原于人能视听的音乐、语言和图像。　　

这种高保真的无线电接收机，实际上是由现代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所综合起来的一种自动控制机构。由于具有正、负反馈效应，从而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机制，使三大单元电路按工作程序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其特殊功能，也就不存在金字塔权力结构中以塔尖人物为中心的情况和三权分立中出现三足鼎立的态势。这正好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分工性、平等性、协调性和整体性。由此所模拟出来的“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无疑能够充分满足与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相吻合的需要。　　

从示意图看来，似乎很简单，但这种“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却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迄今为止，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所实行的任何政治体制都无法同它相比拟。在这里，行使表决权的不是通常的“代表”或“议员”，而是全体公民，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这里的政党已失去了竞选执政意义，只保留了参政职能。正如　1990年12月30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七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八五”计划的建议》那样，在社会的参政问题上所行使的是一种立法意义的建议权。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表率作用，值得其他民主党派效法。其政党制度，无论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在这里都统一行使立法意义建议权。政党在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形态中处于决策地位，具有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突出性质。至于政府，根据巴黎公社原则，属于社会公仆范畴，也就只能行使依法意义的执行权。政党、公民、政府三元经过这样明确而固定的分工后，再根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集中制程序串联起来，使彼此发生横向联系。也就是说，“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是由具有正、负反馈效应的原始方案、表决方案、执行方案、执行效果首尾串联后所构成。于是，现行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这“中”字式政治制度的特定工作程序是：　　

第一、提出原始方案。这是针对公民自然人而言的。政党负责人、政府官员等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对国家来说，都是平等的公民。对于社会管理的具体内容，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凡年龄在18岁以上的成年公民都有权利和义务提出。这种原始方案是书面形式，公民可以用个人和联名的形式拟出。原始方案提出后，呈送政党机构，并公开化。　　

第二、研究表决方案。这是针对政党机构而言的。中国现行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过去的提法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当代，少了一个“下”字，意味着昔日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已经淡化，其“领导”的现实意义是指带头和召集的作用，反映了共产党和各党派的平等关系。于是，中国的政党制度才是真正科学意义的多党合作与协商，符合“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关于政党的要求。政党在这里的参政职能是，将所受理的各种原始方案，分轻、重、缓、急，并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面对历史，面对世界，面对未来，进行综合加工，立体论证，研究出可操作的法律性条款，以供公民表决的。这样的表决方案研究出来后，呈送表决机构，并公开化。　　

第三、产生执行方案。这也是针对公民自然人而言的，含政党负责人、政府官员等任何成年公民，都有充分的表决权。其组织表决的专门机构是常设的，可由现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机构转变职能后充任。原始方案、表决方案的公开化，有利于国民进行科学比较和完善。经表决后，凡达50％加1票以上的支持率者，其表决方案就自动地转化为法律意义的执行方案。执行方案产生后，呈送政府机构，并公开化，以便全国公民监督和作为人们行为的准绳。　　

第四、反馈执行效果。这是针对政府机构而言的。执行方案是多数公民意志的产物，政府要不折不扣执行。为了更好地执行，有时需要作一些技术性处理。这种技术性处理权归政府。但除此之外，不得有任何修改权。并且，最终的执行效果，还要及时反馈给全体公民。同时，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其执行效果也会反映到公民中来。根据需要，公民又可以提出新的原始方案。这四大工作程序完成以后，就是党进行科学领导的一个周期，人民当家作主的一个周期，人民政府发挥公仆职能作用的一个周期。这样周而复始，一年又一年，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机制也就自然形成，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的人类理想就将在“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无限循环的过程中实现。　　

四、特别的功能　　

不难理解，由奇妙的无线电接收机所模拟出来的国家机器“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无疑存在着特别的社会功能。　　

　　第一、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当“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实施后，国家再也不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是政党、公民、政府的合作共同体，也就彻底根除了自有国家以来在金字塔权力结构模式中所特有的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关系。　　

　　第二、具有自我克服弊端的能力。历史上的任何政治制度，都不具有自我克服弊端的能力。这就是出现腐败、拉帮结派、一朝天子一朝臣、改朝换代的制度性根源。而且，一切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等社会丑恶现象都围绕着争夺塔尖地位而展开。当受压迫、受剥削、受贫穷者奋起反抗后，统治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有时不得不让步。如果不让步，不是统治者血腥镇压被统治者，就是被统治者浴血推翻统治者，以建立新的朝代。新的朝代的建立，也就把自己推上了塔尖地位，成为新的统治者。等待着新统治者的命运，将是新一轮的被推翻。这便是自奴隶社会以来轮流争夺塔尖地位的“阶级斗争”史，使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进步。但这种进步是有限的和被动的，不是依靠统治阶级的政治体制自我克服弊端的结果，而是违背塔尖人物的主观意志在外因施以暴力历史的结局。这种进步，成本太高，时间周期太长，付出人类生命太多。其间的是是非非模糊不清，冤假错案层出不穷，人民怨声载道。如果启用“中”字式的 “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在上述民主集中制的特定程序中，不难理解到政党的表决方案实际上是科学研究成果，全党智慧的结晶，必然高于公民个体的原始方案，会受到多数公民的拥护而通过。如果没有得到多数通过，表明其表决方案还不成熟，可以在政党与公民小循环系统中继续完善，一直到通过进入政党、公民、政府大循环系统为止。倘若通过的反而只是公民的原始方案，而不是政党的表决方案，这就必然驱使政党反思自己在国家机器中所处的地位和存在的价值。当被冷落后，政党不得不迅速改进工作，加强自身建设，以珍惜参政职能。同时，由于新原始方案也是新一轮决策的基础，这对于行政长官的监督无疑是行之有效的。其具体内容，也许使之更加完善，或罢免执行不得力者，或根据新的需要进行新一轮的立法等。特别是原始方案属公民个人意志的产物，有什么不尽人意的问题和建议都有权提出。凡是合理的，必然会得到多数公民支持而采纳，自己的利益和愿望也就在大家的利益和愿望之中，得到社会公认。如果是错误的，也必然会遭到多数公民反对而孤立，使其无法进入到大循环系统，由政府执行而产生破坏性的结果，仅仅在小循环系统中就能把错误性方案自我消化。这就是“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所特有的消除决策失误的新陈代谢机制。这种机制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其代价最小，进步速度最快，显然是一种和平型、改革型和主动型进步。这种自我克服弊端的能力，才真正可以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第三、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多少个公民，就可能有多少种意见。一个方案要得到多数公民支持而获得通过，显然不容易。一旦通过，又要由多数公民否定而停止执行，也同样不容易。“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的神奇，就在于这两个“不容易”之间出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即使方案未能通过，由于得不到政府执行，也就避免了可能的重大失误。于是，把不稳定的因素可以消除在出现后果之前。类似“文革”的倒退事件，也就不可能发生，使社会大起大落的现象也就不会出现。这就是说，实行“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最不乐观的情况，就是任何方案都通不过。由于通不过，也就只好维持现状。维持现状不是倒退，属于静态稳定，利于人们安居乐业。若能通过，其方案就成了社会进步的阶梯，整个社会就能大踏步发展。可见，“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能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确信无疑的。　　

第四、有利于公民素质的提高。一个成功的原始方案，反映出提案公民有较高的科学文化和思想政治素质。如果公民没有文化素养，缺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很难提出成功的原始方案，其结果是自己的利益和观点无法表达和依法维护。这显然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必然激发学习的热情，或寄希望于后代吸取不学无术的教训。从而，随着“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的运行，也就会不断地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　　

第五、党政不会错位。在“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的运行机制中，由于政党、公民、政府功能的发挥是一种按时间先后顺序的流水作业法，也就无法克服时间差而重合，于是避免了以党代政、以政代党或目无公民的错位现象。　　

第六、国家的整体观念得到加强。“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的决策信息通道，从示意图的虚、实线可以判断，是一种横向联系的首尾串联的闭合回路，从而使党、民、政之间形成相依为命、缺一不可、一环紧扣一环的密切关系，党、民、政三位一体，难分难解，使国家的整体观念得到加强，有利于安定团结，激发爱国热情。　　

五、实施的过渡　　

“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有着巨大的优越潜能，有待进一步开发。但为了同现行的“三元分工的间接民主制”接轨，应当与现行体制软着陆。这在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实施的过渡期。其过渡原则有三：　　

第一、改变计算基数原则。在表决环节中，不考虑弃权票，赞成票加反对票的和作为基数，以计算其支持率。这样一来，政府也就无法维护弃权者的利益和观点。经过若干周期后必然会越来越刺激弃权者关心社会，以养成当家作主的习惯，从而促使全体公民积极参与国家管理。　　

第二、适当限制原始方案内容原则。原始方案的内容，就是国家活动的具体范围。考虑到现实国内外的环境需要，以及国民素质的适应性需要，在开始实施“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原始方案的具体内容，可以适当限制。待各方面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扩大和放开。　　

第三、基层到中央逐级实施原则。目前，国家全面实行“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应从基层到中央一级一级地实施。村、乡、县、省和中央五级行政体制，要成熟一级推行一级，不得操之过急，最后才在全国实施。　　

为了顺利过渡，对于“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一定要先探讨后实行，先试验后实施，先基层后中央。这样，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就可以避免同资本主义社会接轨，实现跨越资本主义社会而一步到位科学社会主义社会。　　

第三“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是人的素质保障　　

要告别现代经济危机，“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是人的素质保障。　　

文化的传递与拓展离不开教育，教育需要文化来武装与充实。文化教育的实质就在于开发智力，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自文教活动从劳动过程中分离出以来，在几千年的实践中，基本上都是实行的一种以学校教育为轴心的智力开发模式。其致命弊端，一是封闭，二是成本高，三是容量有限，四是教育同社会需要脱节，五是投资与成才不同步。这就是传统的以学校教育为轴心的智力开发文教制度模式成为为少数人服务的根本原因。　　

为了保持与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相协调，探讨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教制度模式，显然不应是以传统的学校教育为轴心的智力开发模式，而是与此不同的以自我教育为轴心的智力开发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它一旦启动，就会像“永动机”那样永不停止地开发着人的智力，实现高标准、高速度、高效益地提高全人类的科学文化和思想政治素质。　　

一、“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示意图　　

中国有句名言叫做：“活到老，学到老。”对一些教育形式进行优化组合和必要规范后，可绘制出“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示意图如下：　　

终生教育的开放教育制示意图　　

图中的“合子”，是指男女精卵结合而产生的细胞，是一个人新生命从“0”的开始。另一端的“终生”，则是一个人结束生命的那一瞬间。不难看出，贯穿于“合子”与“终生”两端的人的整个一生即“终身”的文教形式，显然是自我教育。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仅仅是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出现的阶段性教育而已。于是，出现了一种崭新的以自我教育为轴心的智力开发模式，这同几千年所实行的以学校教育为轴心的智力开发模式进行了最彻底的决裂。　　

这种以自我教育为轴心的智力开发模式，就结构而言，它是一种“活到老，学到老”相符合的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度。从示意图可以看出，教育不仅向生命的两端“合子”与“终生”延伸，同时还向自我、家庭、学校、社会扩展。这些有形或无形的教育形式，自然而然地构成了立体的全开放的文教体制，同单一的学校教育体制比较起来，将更有助于人的智力开发。所以，这种以自我教育为轴心的智力开发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这种“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教制度模式。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变化都离不开内、外因两大因素。并且，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最终外因要通过内因才会起作用。对于文教来说，再完美的设计，如果不能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将无任何意义。也就是说，人的素质的有效提高，关键在于增强自我教育意识。如果说传统的学校教育体制培养出了一些“高材生”，认真分析起来，主要是这些“高材生”较其他学习者更加自觉地学习而已，即有较强的自我教育意识。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以自我教育为轴心”，正好反映了这种马克思主义内、外因的科学关系，从而为加快智力开发速度创造了可靠条件。　　

我们知道，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活的丰富，使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有人惊呼“知识爆炸”。在这种趋势下，任何能人都无法掌握人类的全部知识。这就要求，教育应由传统的传递知识型转变为培养能力型。所谓提高人的科学文化和思想政治素质，说到底就是指增强人的适应这种现代社会的能力。一个人，若要在现代社会中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必须具备多种能力。综合考虑，至少要具备自学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创造能力。这三种能力虽然不能截然划分，但在不同学段里，有意识地有所侧重还是能够办到的。为此，在学校教育中划分出义务学段、就业学段和研究学段，相应的侧重于自学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创造能力的训练，也就体现了这种现代文教意识。由此所形成的“三段式一体化教育体系”，为国家宏观管理文教事业带来了可操作性。　　

二、抓两头放中间　　

    抓好两头的义务教育和研究教育，开放中间的大学教育，这是实施“终生教育的开放教育制”的关键。　　

　　在示意图中可以看出，学校教育的就业学段与自我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用虚线连接的，表明这四大教育系统虽有界线但无隔墙，彼此是相通的。根据上述三段式一体化教育体系，只要国家抓好义务学段、研究学段两头的正规教育，完全开放中间的就业学段即大学教育，就能实现对社会各种文教形式的宏观管理，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　　

　　这种特殊的“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其突出特点是注重了教育层次的简化、规范和智力开发的早期性。现行学前的社会性幼儿教育被纳入规范的学校教育，设“幼儿生院”，归义务学段。义务学段12年学制，其中幼儿生院3年，小学6年，中学3年，相当于现行高中一年级水平。这主要是当幼儿教育纳入义务学段后，在3年的时间里可以学完小学一年级的内容，而层层相应下放一个学年教学内容的结果。就业学段的大学教育层次是6年学制，比现行的本科大学多两年，这主要是将现行的高中、中专划入了大学教育范畴，作为大学低年级，便于早日进入专业领域学习。而大学中年级相当于现行的专科教育水平，高年级相当于现行的本科教育水平。“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功”，这样用6年时间学习专业，必然有利于提高学术水平而广泛就业。至于4年学制的研究学段，也就相当于现行的研究生博士毕业水平。从上述学制判断，不仅教育质量在体制上有了保证，并且在时间上还显得宽松，必将益于减轻思想负担，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抓两头放中间，对于国家文教管理机构来说，具体做法是：　　

第一，抓好正规的义务教育，培养自学能力。这里的“正规”，是根据义务教育的启蒙性和基础性而保留目前必要的课堂面授和国家办学方式。在学校教育前的家庭教育，有素养的父母也许进行了婚前教育、胎儿教育和婴儿教育，对于0至3岁的儿童来说，尽管受到了以家庭为主的良好教育，有助于从小激发幼儿的自我教育意识，但是到底还不具备自我阅读能力。这种自学能力的开发和提升，有待于专门机构训练。学校教育的义务学段，其基本使命就是完成这种自学能力的系列训练。这不单是为了升入就业学段的必要，也是在现代社会中求生存与发展所必具备的一种基础性能力。自学能力主要是针对就业学段的大学教材自我阅读而言的，所以，培养这种能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非彻底改造现行教材和教学方法不可，使传统的传递知识型转变成现代的培育能力型。生产有生产技术，学习也有学习技术。像汉语拼音法，就是学习汉字的学习技术。我们的小学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能学会，所借助的就是一本汉语拼音字典，便可解决七、八万字的识字问题。如果没有这种汉语拼音技术，恐怕一生都难以掌握如此众多的汉字。像数学中不同类型的题，也有不同的解题技术，掌握了这些解题技术就可以举一反三，提高学习效率。这类学习技术，往往隐蔽在各门学科的教材中，只要有意识地探讨和总结，就可以捕捉到。谁系统地掌握了这类学习技术，谁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自学能力。所谓聪明，就是有意或无意中发现和运用这些学习技术进行类比推理的结果。新的义务学段的教材，就是学习技术由隐蔽走向公开，直接按系列学习技术为中心编写教材和组织教学。这种系列学习技术教材的出现，就标志传统的传授知识型教育转变成了现代的培育能力型教育。从此，也就可以避免知识的堆积和重复，以有利于教师精讲，学生多练，经过义务学段的12年训练后，一个个的学生就会变得异常聪明起来。这种正规性的开放教育，是义务学段的突出特点。　　

　　第二，完全开放中间就业学段的大学教育，培养独立工作能力。一个人，只要系统掌握了某种专业的知识与技能，也就具备了某种独立工作能力。现行的大学、专科和中专教育，根据社会分工的需要设置了一些专业课程，实际上就是一些就业教育。在“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中，将这些就业教育和部分高中教育统一规范到学校教育的就业学段，属于大学教育层次的不同年级，有利于明确学习目的。为了利于学习者就业，需要系统地训练各种职业的独立工作能力。很明显，这种训练只有在就业学段的大学教育完全开放后才可能有效进行。也就是说，在义务学段自学能力的基础上，以自学为主，辅导为助，由学习者独立自主地学习。这样一来，在国家不包分配的前提下，学不学，学什么，怎么学，能不能就业，让学习者自己思考，必然有助于独立工作能力培养。这就关系到对现行大中专教育的彻底改革，使其在不增加现有文教投资的情况下，做到加快智力开发速度，以推动整个公民的科学文化和思想政治素质的不断提高。　　

第三，抓好正规的研究教育，培养高层次创造能力。这里的“正规”，同样是针对研究教育高层次的特点而保留目前必要的导师带研究生和国家办学方式。创造能力是人类最可贵的品质，人造石器的出现才标志古猿变成了人。这种能力需要在社会实践、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中磨练。科学研究是培养创造能力的主要形式。这就决定了，最高层次的研究学段，其最根本的目标是要在自学能力、独立工作能力的基础上造就创造能力。现代科学研究的特点，一是复杂，二是耗资大，三是涉及面广，没有高层次的创造能力难以成功。为了增强开发客观规律性的能力，就要尽可能地加强研究教育，培养出更多的具有高层次创造能力的科研人才。对于研究学段的研究生院来说，关键是如何在众多具有自学能力、独立工作能力的大学毕业生中，挑选出存在这种创造潜能的苗子进行专门的创造能力训练。为此，除了一些必要的基础性学科要特别加强外，主要还取决于在导师的引导下，依靠科学研究课题来培养。这对于导师和研究生来说，均是一种挑战性考验。为此，研究生院应成为市场化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教学与科研的双重综合基地。这种基地，类似于西方的智囊机构，受理社会、政府、企业等部门不能胜任的科研难题。由于文教活动属于社会公务活动范畴，应由国家财政拨款，以保证日常的经费需要。同时，科研成果又是劳动产品，按市场化原则收取课题费，以作为劳动补偿及发展壮大研究生院，这也是完全必要的。研究生院要把科研课题公开，有志者志愿报考，有的放矢地录取具有培养前途的人才。这种创造人才培育出来后，既可成为政府的高级公务员，又能独闯新路开辟实业，对于现代社会有很强的适应性。不难看出，研究学段的研究生教育已不同于旧貌，将处于一种有规则的开放状态。　　

三、废除大学招生统考　实行大学毕业统考　　

抓两头放中间的“放”，是一个宏观管理的关键点，放活了就业学段，就会使“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机制。但作好准备后，要求一步到位，彻底开放。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废除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制度，实行大学毕业统一考试制度。　　

考试制度是随学校教育的出现而出现的，已有几千年历史。它之所以能够保持到现在，说明传统的考试制度有其合理性。文教的开放，不等于不需要学习尺度来衡量。作为考试制度的检验功能，在“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中将会更加发扬光大。也就是说，只要社会感到需要，它就永远有市场。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之所以有的主张废除考试制度，主要在于传统的考试制度具有封闭性。往往一次考试定终身，把众多的学人“卡”在校门之外，使学校成为培养少数贵族的场所。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同时，通过入学考试办法来把握教育质量也是不科学的。这犹如工厂的产品，如果不严格出厂门的质量关，而把重点摆在严格入厂门的材料关，也就很难保证伪劣产品不进入市场。现实的情况是，通过一年一度的大学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由国家严格入学关，学成几年后由各教育实体自己把握毕业关，并且是谁任课谁考试，从而形成“前紧后松”、“严进宽出”，“60分万岁”也就不可避免，降低了大学教育质量。因此，废除招生统考，实行毕业统考，对于开放的大学教育来说势在必行。　　

这种废除招生统考，实行毕业统考，可以说是现代科举制。海外有人认为，中国的“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项优秀传统，对于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如何把有才能、有道德的人士选拔出来管理国家事务，这是历代社会都十分重视的大课题。中国在原始社会解体前就注意到了推选有丰富经验、有能力和有公德的人来管理大家的事。在古代文献《礼记·礼运篇》中所记载的“选贤与能”，就是这种推举的含义。到了奴隶社会，西周出现了贡士的选取办法。取士正式形成制度，是在封建社会西汉时代。真正采用“科举制”，还是到了隋唐以后。至清朝末年，已在封建社会中实行了1300年。隋炀帝大业二年，即公元606年，设置进士科，这就是科举制之始。经过唐朝的发展，到宋、明而定型。“科举”是分科选举的意思，其运行机制是通过逐级考试的办法来挑选国家有用之才。西汉、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选士，虽也考试，但以选举为主。而科举制，则是全凭考试成绩。科举，先由地方的州县考选人才，最后把地方的初选送至中央参加国家级考试。对于合格者颁发学衔，要做官还得经过吏部即组织人事部门的考试。很明显，科举制是学衔与做官分离的一种考试制度。也就是说，科举制国家不包分配，是一种高等学历性质的毕业考试制度。　　

　　科举制的取士统考，实际上废除了入学意义的升学考试制度，所发挥的是考试制度的检验功能，以作为衡量所具备的学识程度。只要达到了国家所要求的标准，就承认其学衔，成为国家官吏的后备军。至于成才的具体过程，学习的方式，教材的内容，出身的贵贱，年龄的大小，身体的状况，以至是公学或私学、官学或自学等等一系列学习过程，国家概不过问，也不作任何参考，一律以考卷的成绩定夺。这样做有其积极意义。在公元627年至655年的唐太宗、唐高宗期间，是中国科举的高度发达时期。当时的科举考试十分严格，不仅试题难度大，且考场生活极其艰辛。应试那一天，要自带水炭、食物，检查进考场，不得有夹带。违者不许入考场，取消考试资格。考场兵卫森严，严密监视。尽管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不敢问津，却无录取名额限制。由于试题难度大，实际中考的并不多，质量和数量的主动权在国家手中。　　

　　尽管中考不多，一旦取士就十分荣耀，受到社会尊敬。当时称登科的人叫“登龙门”，意思是此门鱼可以化成龙，只要考取就会飞黄腾达。如，当时一位小吏出身的孙伏伽，在隋大业时中进士，到了唐朝官做到民侍郎、大理卿等要职。张九龄门第低下，在唐太宗时当了宰相。他们都是依靠科举制的考试而显位的。科举制对于唐朝文教的发展，人才的培育，政治的稳定，社会的进步，国家的振兴，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唐朝相当于现今的美国，处于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强国地位。　　

　　唐朝的科举制，还影响了亚洲、欧洲等世界不少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确系中华民族的一大历史创举。它加强了中央皇权，巩固了封建秩序。在统治阶级内部，也调动了地主贵族特别是中小地主子弟的学习热情。这些子弟一心一意应考，期望通过科举制取得高官厚禄。甚至官吏后代，也不把门荫放在心上，埋头攻读。对于普通百姓，虽读书不易，但也有登科的一线希望。历史上，穷秀才成为状元不乏其人。在客观效果上，科举制所带来的是一种平等竞争，促成良好学风。它扩大了学习对象，打破了豪门子弟对受教育权的垄断，在社会上出现了公学、私学和自学等多种文教形式。当唐朝普遍推行科举后，全国的士子趋于科举，学校也逐渐变成了科举的附庸。在贞观、开元年间，社会上还在重视由国子监出身的明经进士，但自开宝以后学校地位就急剧下降。形成这一现象的基本原因，是科举制度鼓励天下学人自学成才，在平等竞争中使国子监学生直接应考的录取率低下。正由于这种科举制，出现了多种办学，官办、民办一起上，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　　

借鉴科举制，古为今用，结合现代条件，废除大学招生统考，也就会必然形成以自我教育为轴心的智力开发模式。当大学教育比科举制更加开放以后，国家就可能摆脱中间就业学段的事务性工作，抽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抓好两头的义务教育和研究教育，使整个文教活动良性循环。　　

废除大学招生统考后，不等于国家不统一教材。统一教材，是大学毕业统考的基础。现行大学教材是为教师课堂的面授而设计的，不适合学习者自学，也就与自我教育为轴心的智力开发模式不相适应。为此，大学教材重新改写至关重要。认真分析现行大学教材就可以发现，每一门学科实际上都是由一个个的概念按一定的逻辑关系串联所形成，这就为重新编写大学教材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了具有自学特色，可以参照现行教材的逻辑顺序，以一个概念为单元形成一种微型的单元教材。就微观而言，这个概念自成体系。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正反多方面把这个概念讲深讲透，使其义务学段的合格毕业生在无面授教师的条件下也能看懂。同时，在这种一个概念一本教材中，所设计的应用题要附上标准解法和标准答案。对于一些难以理解的要有图解，或者录像录音相辅助。这种微型教材，可以把厚书变成薄书。若干本微型教材形成一门学科，有利于随科学进步随时更新教材内容，而不必推倒整个教材重新出版，只需要更换或补充某一个概念及某一单元就行了。　　

　　国家的大学毕业统考，也以微型的单元教材为标准。一个概念一个学分，一门学科有多少个概念就有多少个学分，一个专业有多少门学科就会有多少个系列学分。系列学分之和，就是一个专业的总学分。对于国家，只需控制起点线的总学分而不必过问具体专业内容，更不必过问学习过程。凡是达到起点线总学分，国家就承认其学历，颁发大学毕业证书。这样，毕业考试权收归中央，大学教育质量也就有了根本保证。同时，学些什么概念，怎样学习，以及时间长短，均由学习者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决定。这样一来，大学算是毕业了，可到底是什么专业却“不伦不类”。也许有一个学习者就会产生一个专业。因此，专业量将是无计其数。于是，奇迹出现了，这种专业的“不伦不类”正好满足了每一个学习者的需要，从而克服了传统教育中与社会需要脱节的严重弊端。这就是废除大学招生统考，实行大学毕业统考，所学专业由学习者自己组合的特殊意义。　　

四、改变教育投资方式　实行大学毕业学历津贴制　　

当就业学段完全开放后，其大学教育投资也要相应改变。上述提到，文教活动同科学活动、政府活动一样具有公共性，属于社会公务活动范畴。因而，其必要经费应保证社会需要的稳步增长，列入国家财政拨款。但是，目前的教育投资方式必须改变，与大学教育的完全开放不适应。同时，由于按国际惯例投资给教育实体，没有同学习者直接发生来联系。这种间接投资方式弊端甚多，回报率甚低，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浪费。投资与成才严重不同步。为了克服这些传统大学教育间接投资方式所带来的严重弊端，与开放教育相配套，可以实行直接投资方式。　　

这种直接投资方式，是指国家的教育投资不再向各教育实体即大专院校拨款，而是通过“大学毕业学历津贴制”形式直接投资给学习者。同时，不是谁上大学谁就接受国家的大学教育投资，而是待学生接受国家毕业统考合格后，凭大学毕业学历逐月领取必要的补偿和奖励性质的大学毕业学历津贴。同传统的间接投资比较起来，这种“大学毕业学历津贴制”直接投资方式，有以下十二大优越性：　　

第一，可以适当缓解当前国家经济紧缺和负担。大学毕业学历津贴，要待国家验收合格后才可能领取。在此之前，都得由学习者自己承担。这样一来，按6年学制计算，可以缓解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时间，从而为国家加强更紧迫的投资创造了条件。　　

第二，可以降低教育成本。大学毕业学历津贴标准的确定原则，一要有利于自学，二要有利于就业。若以1994年的状况，以每月50元人民币的保值津贴率为例，进行测算比较。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目前是70岁左右。在正常情况下，学习者可在21岁时大学毕业。这样一来，一个大学生均可享受50年左右的学历津贴，即30000元左右。1994年《招生考试报》透露，中国培养一个4年制毕业的大学生，国家要投资40000元，高于大学毕业学历津贴制投资率。也就是说，可以降低大学教育成本。　　

第三，有利于加强义务教育和研究教育。由于实行大学毕业学历津贴制后，可以降低教育成本，国家也就可以将这部分余下的大学教育投资，用来加强义务教育和研究教育，做到各种教育协调发展。　　

第四，可以加快智力开发速度。根据原人民银行总行《储蓄管理条例》规定：8年整存整取的定期储蓄月利率是14.25‰。按国家40000元投资标准计算，每月有利息570元，可支付11人的大学毕业学历津贴。也就是说，在国家不增加教育投资的前提下，实行大学毕业学历津贴制，可以加快成10倍的智力开发速度。　　

第五，可以改变大学教育投资的消费性质。从上述看出，单是银行利息就可以解决智力开发的经费，而国家投资所形成的本金尚未消耗，成为了支援国家建设重要的资金来源，从而改变了教育投资的直接消费性质。　　

第六，可以多重层次提高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大学毕业学历津贴标准一旦依法颁布，首先是个人层次关心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如果个人的投资超过或等于他自己所获得的大学毕业学历津贴总额，除少数人外，一般不会选择高成本的正规教育形式，将趋于成本较低的自学成才。其次是学校层次关心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由于国家不直接向各大专院校投资，为了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这些教育实体不得不通过招收自费生等多种渠道创收。在市场化的作用下，教育实体不得不降低收费标准，并大力提高教育质量。最后是国家层次关心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国家承担着对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对自己所进行的教育投入不能不做平衡比较，考虑其智力开发的总效益。在这种个人、学校、国家多重层次的关注下，必然出现智力开发的高标准、高速度和高效益。　　

第七，可以促进教育市场的出现。由于投资方式的改变，选择教育形式的主动权由学习者掌握，于是各种教育形式将展开激烈的竞争，千方百计争夺学习者。学习者到底选择名牌大学，或一般大学，或电视大学，或函授大学，或辅导大学，或家庭大学，以及独立的自学形式等，得根据学习者的经济和意愿。在这种双向选择的作用下，公正、平等的教育市场必然会自然形成。　　

第八，投资与成才同步。大学毕业学历津贴的发放程序，是成才一个，国家拨款一笔。从而做到了成才与投资同步，百分之百地提高了大学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　　

第九，有利于普及大学教育。在传统的体制下，要想普及大学教育是极为困难的。所以，在世界众多的大国中，只有美国等极少数国家普及了大学教育，其大学适龄入学率才60％左右。由于大学毕业学历津贴制具有很强的智力开发功能，当改变大学投资方式后，很快就可能赶上美国而普及大学教育。如果要求人人成为大学毕业生，也不需要太长时间。　　

第十，可能出现教育投资的“永动机”。“永动机”在机械学中是不成立的，但在“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中却有可能。国家的大学教育投资，通过银行所形成的“本金”由于不被消耗，可以一直保存到领取者逝世之月。去世后，国家可以收回作为新一轮的投资。差不多50年一个周期，可以永恒地重复下去。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机制，即大学教育投资永动机。这种永动机，必然刺激每一届政府对教育投入的热情。当进入饱和状态，即全民族普及大学教育时，从此大学教育投资将是一个常量，国家再不会增大实质性的投入了，仅仅是历届政府投资的积累和周期性的循环投入罢了。　　

第十一，可以促进学习向上的文明精神。现行的失业救济金的发放条件是失业，大学毕业学历津贴的领取条件是大学毕业。当实现全民族大学普及教育后，国家可以依法颁布由大学毕业学历津贴代替失业救济金。这时候，不仅可以省去巨大的失业救济经费，而且还可以促进人们学习向上的文明精神，克服伸手等待的不良救济情绪。　　

　　第十二，有利于国家政局的长期稳定。在本质上，构成大学毕业学历津贴有多种因素。如，父母对子女就学期间的投入因素，国家对成才者的奖励因素，社会对智力开发的支持因素，以及学习者自己辛勤劳动的付出因素等。当月月领取大学毕业学历津贴时，自然会“触景生情”，提醒领取者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国家对成才的关怀，社会对学习向上的支持，以及珍惜自己的劳动果实，努力学以致用。如果动乱不安，政策改变，经济萧条，中断津贴，这是每一个成才者及亲朋好友发自内心的不赞成。因为，这意味着中断了一种相当于终身救济金的津贴。所以，这种“不赞成”是一种反对社会倒退和动乱的潜在力量。这股力量随“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的日益运行而不断增强，从而必然有利于国家政局的长期稳定和兴旺发达。　　

五、教育设施社会化  实行有偿服务制度　　

学习，不只是为了一纸文凭或学历津贴，也有其他多种因素趋使。如现行的老年大学或各种临时性的学习班等，就是实例。这些非学历因素，也同样有利于全民族素质的提高。考虑到全面性和持久性，现行的各大专院校和各种社会文化机构应遵循“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的良性循环规律，在自愿的前提下，发挥其智力优势，使教育设施社会化，实行有偿服务制度，即学习市场化。组建这样的学习市场，要注意以下几个环节：　　

第一，义务教育要以培养自学能力为根本目标。　　

第二，大学教材要由国家统一研制，要具有特别鲜明的自学特色。做到语言通俗，资料齐全，立体论证，试验详细，配图说明，录像参考，答案标准等。　　　

　　第三，建立疑难辅导网。学习，不免有自身难以理解和解答的问题。这些疑难，对于自学成才者来说显得特别突出。因此，在全国各地设立相应的疑难辅导机构也就显得特别重要。如，自学咨询中心、电教视听中心、图书资料中心、互学讨论中心、实习实验中心等。尤其是电脑教与学双向交流网络的家庭化和个性化，更有其特殊意义。一句话，学习者需要什么就设立什么，也就应当有什么，纳入市场化，进行有偿服务。　　

第四，大学毕业统一考试也要日常化。“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中的大学毕业统一考试制度，已不可能像现行的大学招生统一考试制度那样一年一届，而必须日常化，市场化。也就是说，设置在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考场，应是一种常设机构，做到合理收费，随到随考，按国家统一标准严格验收。一旦完成总学分，从达标之月开始，国家承认其学历，发给大学毕业证书，领取大学毕业学历津贴。　　

纵观古今中外的各种文教制度模式，这种“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具有大众化、高质量的特点，且有极强的操作性。所以，“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应是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教制度模式。　　

对于以上建言，笔者没有奢望，只要在地球上有一国土乐意试验，也算是一件庆事。　　

预祝　2009年4月30日前　所召开的第二轮二十国政府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成功！　　

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学术研究自愿者　　

中国重庆医科大学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水平　　

中国重庆市渝中区鹅岭正街168号公民　　

　2008年12月8日

源自：我爱沙坪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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