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分配制度取向改革乎？市场化取向改革乎？(11)
听婵释禅
真正有价值的经济学理论，应该是那些能够穿透繁杂的经济表象和枝蔓的迷雾，穷根溯源，抓住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并找到能够“合理准确地解释和正确有效地指导”社会经济实践，并切实地促进社会进步和稳定和谐发展的理论。一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迷于经济繁杂的表象和枝蔓之中而不能自拔的经济学研究，只能是舍本逐末，盲人摸象，研究到最后终不能登堂入室，并也必将在指导社会经济实践中留下遗憾和危害而殃及众生。至于那些用“屁股决定脑袋”的利益集团代言人的以“引经据典、摘章觅句、卖弄学识渊博和记忆力为能事”的所谓的经济学“思辩式”的垃圾研究，不仅将永远地被挂上商人式的功利主义帽子而被世人所不耻，而且更谈不上登堂入室、达之圣境了。
目前，对改革开放30年的解读，不仅已成为了一种时尚，而且也演变成了一种热潮。不管是歌功颂德也好，还是针贬痛斥也罢，或者是冷静思考、认真反思也成，正是由于有了这诸多关心关注国家民族兴衰的志士仁人的不同声音、不同解读的思想思潮的碰撞，才使人们对改革开放30年有了逐步清晰并上升到理性理论的思考层次。当然，这即不是为了争个你长我短，也不完全是为了争个谁对谁错，历史已“逝者如斯”地成为过去而变成当下的事实和现实了。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总结过去，好的就坚持、错了就改正的再创美好的未来。这无疑应该是所有正直、有良知的经济学人们的共识吧！
对改革开放30年的解读，听婵释禅已在《三十追寻功与过》一文中进行了概要论述，这里除了对“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主要动力和创造者”和“计划生育政策是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红利’”的观点不再论述外，主要对中国的“社会分配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一下较为详细的解读。可以这样说，“社会分配制度改革”始终是30年改革的一个中心环节。这就是被称为“听婵释禅”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基石”的给“市场经济”概念下的那个定义中为什么总是强调“分配”是统领其它的“生产、交换、消费三个环节”的根本原因所在。而中国改革30年的“社会分配制度改革”可大体分为两大部分，也即：一是私有化取向的改革；二是国民经济二次分配向国民经济初次分配转换的社会分配政策调整。
一、 私有化取向的改革是中国“社会分配制度”的最深刻变革
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新调整或是洗牌，采用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和形式，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利益分配格局，而一旦这种利益分配格局形成了，那么社会财富分配的流向也就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了。如果说“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是人类走向“共同富裕”的经济理论“基石” 和理论依据的话，那么“私有化取向的改革”，就是“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经济理论“基石”和理论依据。前一篇听婵释禅的《论所有制形式从低级向高级演变的社会必然发展趋势》一文中，对此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理论分析。也就是说，只有私有制企业的按资产、资本、股份等分配的将企业绝大部分利润占为已有，而大多数工人却只能分配到少部分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才能真正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是私有制固有的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天性和本能”。也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与“私有化取向”的改革设计是相辅相承的。如果你是在“公有制”的天地下，你就是喊一千遍一万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也是没用的，因为大家都拿工资，都在给国家打工，何来大富大贵呢？同时，也是因为没有这种“经济规律内在动力的支持和推动的土壤啊！而以“私有化取向的改革”，就是将原来中国的以“国有和集体所有”为基本所有制形式“公有制”，通过对“社会分配制度”的深刻变革和政策调整，转变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今天的这样的现状。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好在我们还有国有经济的对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
客观地讲，“私有化取向的改革”，虽然现在争论很大，但也不能否认其有适应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方面，比如当初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私有私营所有制形式，和城乡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家庭作坊，及小型加工、商贸饮服业等第三产业的私有私营所有制形式等，但城乡许多大中型国有和集体企业也有不顾其已达到相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的改革。这不仅无助于更好地解决“效率”问题，而且还极大地削弱了“社会财富相对公平分配”的赖以发挥功能的国家财政收入的能量，特别是由于“私有化取向改革”的较大面积推开，而使私有制企业把绝大部分企业利润据为“己有”的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或是社会财富的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分肥活动”，才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相对急剧减少，并因私有制企业主们不能“即期地”投入生活和生产资料等的消费，而使大量社会财富沉淀下来，而出现有钱人钱花不完，没钱人想花却没钱花的“阻碍或是中断”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的不健康现象，也即产生了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商品生产过剩与大众消费能力不足”的尖锐社会经济矛盾。
二、国民经济“二次分配”向国民经济“初次分配”转换的社会分配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
改革开放30年，除进行了所有制的“私有化取向”社会分配制度改革外，再就进行了国民经济“二次分配”向国民经济“初次分配”转换的社会分配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也即把原来“完全”由国民经济二次分配的靠财政拨款支付的有如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及新闻出版、娱乐等其它各项事业的消费项目，改革成为由国家财政收入支付“大部分或是小部分”，剩余部分转到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由居民和企业自己支付，如教育、医疗、社保、住房、供热等；或者是许多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可以赢利”的事业和项目，由原来的国家财政收入“全部”支付，改革转变成企业性质的“全部”由自己进行经营的自负盈亏的企业。这种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有以下几方面原因或是理由：
一是私有化取向的改革极大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为私有化取向的改革，使私有制企业大量增加，并发挥了其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特有天性和本能”，及私有制企业主们千方百计地偷税漏税的私心私欲，而有效地“分肥和侵吞”了国家税收，特别是证券市场的兴起，使这种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速度大大地增强了。股市从6100点下跌到今天的2000点左右，大中小机构、上市公司圈、有内幕消息圈、大小非减持者、外国游资、高手炒家等的少数人是大赚特赚，而把中国整个弱小的中产阶级都“捂里”变成了赤贫，你说这社会“内需”还怎么上得来。正是这种“藏富于少数人手里”的私有化取向的改革，才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长变得缓慢而无力支付本该由国家财政“全部”支付的有如教育、医疗等的社会公共福利项目的支出。也正是证券市场等这些私有制的逐利集团，连国家从中收点税抽点红的印花税，也是被死活地逼着不让收了，但最先占出来“救市”的还是“以天下为已任的大公无私”，并能解决“相对公平分配”的国有大中型上市企业。
二是“大政府”的行政开资成本过大，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快成吃饭财政了。其实，就政府及其需要财政拨款的人头费和办公费用等来说，并不是很大的。关键是财政收入大多浪费在车马行担和吃喝玩乐等上面了。就说那公费旅游吧，除了象“铁岭”那样的大城市没去过，你说国内外的哪处旅游胜地没去过吧，其它方面的不必要的行政开资和腐败现象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大手大脚的花费，多少财政收入也是不够用的。财政收入多少是一回事，可就是有再多的财政收入，如果不能花在“正地方”上，那也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三是财政收入投向了政府认为更需要投入的地方。如建设机场港口、公路铁路、高楼大厦等公共基础设施，及其它认为更需要投入的地方。
四是由于事业的发展，吃财政饭的人越来越多，财政也不堪重负，只好让其各寻活路地进入国民经济“初次分配”里去创业、就业地自己养活自己了。
由于以上大致原因造成的国家财政收入的“入不付出”的尴尬局面，于是就只好通过所谓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将原来全部由国家财政收入支付的许多领域，特别是那些“有赢能力”的单位，更是要转变成为由各单位自己自负盈亏的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领域“折腾”的企业性质的市场主体了。更可怜的是连象教育、医疗、老保等这样的在全世界包括印度那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做到由国家财政收入全额支付的社会公共福利项目也未能幸免，也必须要由老百姓来拿“部分学费、部分医疗保险、部分养老金”等来为财政做贡献或是补财政窟窿了。不过，就教育、医疗、老保等社会公共福利项目，就是改革到今天，也不是由老百姓全部支付的，其“大部分”仍然还是由国民经济二次分配也即国家财政收入支付的。
其实，做为社会公共福利项目，由国家拿钱，还是由老百姓拿钱，这本身就是个“手心手背”的问题。国家财政收入“全部”支付了老百姓的教育、医疗、老保等的费用，也就相当于国家代替老百姓进行了这些项目的消费。因为国家财政收入支付的这些钱，确实使教育教学、医院制药等事业企业运转起来了，也即推动了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而老百姓把在这些方面省下来的钱，同样会花到其它领域的消费项目上去，并推动另外许多领域的市场经济四个环节的循环和演变。现在老百姓对教育、医疗、老保等领域的项目掏钱了，那在消费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就无法去消费其它领域的项目了。这种本想借此刺激一下消费的“短视”，却把穷人逼得更穷了，而对于富人来说，在这些方面支出那么一点零花钱却是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的，可对穷人来说可就真是要了血命了。这种本想用来刺激消费的政策调整，却成了殃及池鱼的失策。
为什么国家财政收入必须要对教育、医疗、老保等项目进行国民经济的二次分配呢？这是因为：一是这些项目是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多少能从中受益的项目，其公益性、公共性很强，不能出现分配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问题。 二是这些项目在全体老百姓都多少受益的前提下，能够奠定整个社会的最基本消费基数。不仅对于稳定国家的基本消费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最基本保障项目，更是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最基本屏障和底线。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或是不发达的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几乎在这类问题上没有不答成一致的，而中国再说这是“中国特色”就有些实在说不过去了。因为国家财政收入的用途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面临当前的“商品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的当下，你国家财政收入的投资和投入，只能会使商品生产和产能的“更加过剩”。即然市场能自己做出许多事情来，国家财政收入真应该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情了。
三、“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是一个骑驴找驴的伪命题，市场由不已久，何需取向
有人把原来“完全”由国民经济二次分配也即国家财政收入“统一支付”的有如教育、医疗、老保，及新闻出版、娱乐等事业和项目的费用的分配格局，转变到“部分或是全部”由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通过创业、就业等分配形式赚取收入进行企业或个人支付费用的分配格局改革叫做“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其严格地讲，这是一个不择不扣的骑驴找驴的伪命题。其实，这种改革原本就在“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之中了，又哪来什么进市场、造市场和市场化取向的问题呢？市场和市场经济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其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无论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下，还是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下，只要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就存在“市场”，就存在“市场经济”。比如教育，国家从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获得财政收入，要投入学校的校舍等基设施建设的“生产”环节，要进入支付学校的教职工工资和各种教学办公费用等的“分配”环节，投入学校校舍建设的投资、教职工的工资和各种教学办公费用等要进入流通领域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换”活动，并还要进行各种最终的“消费”活动等等，这一切本身就在市场经济的四个环节中循环和演变着，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市场或是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你“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只是把这个市场运行再挪到另一个市场里运行罢了。
说到把竞争、价格机制等引入市场的问题，这要分两种情况：
一是在商品生产紧缩或是短缺状态下是不存在或是很少存在“竞争”的，因为在商品“供不应求”的状况下，有限的企业正在生产着那有限的商品，企业之间不存在竞争或是很少有竞争的现象出现。不管那商品的质量是好是坏，价格还是贵是贱，人们排着队正渴望地等待着购买。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和价格”等市场经济中“活跃因子”都变得呆板而没有活力了。这就是慢长的封建市场经济社会和社会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也即毛泽东时代的商品生产处于“紧缩和短缺”状态下，很难看到同行业的同类商品“品质和价格”等比较下的优胜劣汰“竞争”了。
二是商品生产“供大于求”的状况下，“竞争和价格” 等市场因子才能恢复其生机和活力。在商品生产“供大于求”的状况下，由于同行业的同类商品生产的增多达到“供大于求”的商品生产和产能过剩时，“竞争和价格”等市场经济中活跃因素才会重新恢复它们的生机和活力。才会出现同类商品在“品质和价格”上比较下优胜劣汰的竞争。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出现，开始是在某些行业的商品生产和产能过剩的商品之间产生竞争。随着科学技术推动更先进的生产手段不断更新发展地对各行各业的渗透，各种所有制企业大量投资生产同类商品，这时的同类商品之间的竞争就会变得更加激烈了。高新技术的采用，提高了商品生产的“效率”，并降低了产品成本，从而使“价格”优势凸现出来，并出现了“价格上”的竞争优势。“同样品质”的商品在“价格竞争优势”发挥完结并都达到了盈亏平衡点后，商品的上档次、多功能、耐用、实用、方便等的“品质上”的竞争便开始了。
竞争，有效地推动了企业对高新技术采用的积极性，推动了科技进步，但也使人类的商品“生产”步入了同类产品重复建设的资源和产能的过多浪费，环境的污染等的恶性竞争和恶性循环的怪圈。市场，是与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与生俱来”的，不是什么人可以通过所谓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引进或是改革出来的。“竞争和价格”也不是谁想引入就可以引入的，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有“商品生产的相对过剩”。但“竞争和价格”等市场因子也不是万能的，其必须受到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等社会各层级组织的有效有计划的调控、自律和节制。否则就会造成各种危机、浪费和混乱等的不良后果。不仅在商品生产的“短缺和紧缩”时期需要对“竞争和价格”等市场因子进行必要和有效的管制和调控，而且在商品生产的“过剩”时期更需要对“竞争和价格”等市场因子进行必要和有效的管制和调控。否则也就谈不上现在的“燃油税”改革的国家定价和征求意见了。
而这些“市场或是市场经济”中再正常不过的经济现象，反倒成了主流经济学人们整天神秘兮兮，张嘴必市场、结构、竞争、价格，闭嘴必这体制、那机制等地胡乱指导市场经济运行的格式化理论依据了，并且只要市场经济运行一出现点什么风吹草动，那必是市场化取向改革不彻底，竞争不充分，价格机制没发挥作用，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不健全等的可以解释一切、指导一切的“口头禅”。并且还把“主导和决定”市场经济四个环循环和演变的“分配”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标上了“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标签，来搅乱视听、遗害改革地“弄出”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由国家财政收入支付的社会公共福利项目的唯独中国由老百姓分摊的臭名昭著的改革业绩。也正这些徒有虚名，研究了一辈子“市场和市场经济”，竟然骑驴找驴地连“市场和市场经济”为何物都始终没弄清楚的主，也真是应该给其送上一个名副其实的 “无市场” 的美名了。
也有人在不停地呼唤着主流经济学人的“良知”。其实，就主流经济学人“个人”来说，也不见得就没有“良知”，关键的的问题是这些主流经济学人所依托的经济学理论本身就是嗜血成性的残酷无情，并为强势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理论，而其又是以此为营生的，在其不能创立出有“良知和人性”的经济学理论之前，也就只能“吆喝”这些玩意来混口饭吃了。“良知”不是呼唤来的，而必须是通过“集大成”地创立一种有“良知和人性” ，并被“社会”所认同的能够“合理准确地解释和正确有效地指导” 市场经济的运行的经济学理论，才能把“良知和人性”兑现。
改革发展到今天，如果非要总结一下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话，那么只能总结出与其它大多数“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最基本的不同点的以下四条“中国特色”。也即：
一是中国保留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高级形式的国有制。其不仅成为国家权力和权威的依托和象征，而且还保证了国家的最基本的财政收入，和大宗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国家有计划生产调度和主导权，成为了国家稳定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权的立脚“基石”。据报导，现在国有制企业上交的税收也即国家财政收入已达到一万亿元的水平。
二是政治制度保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及其组成的大政府组织体系。这种超稳定的政治制度不仅符合中国国情，而且也是中国稳定和谐发展的政治制度基础和前提条件。
三是唯有中国在国民经济二次分配中把教育、医疗、老保等社会公共福利项目“部分地”转移到了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由老百姓支付部分费用并形成了“中国特色”。
四是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的大面积贫穷所形成的“商品生产过剩的到了不得不向外国大量倾销商品与中国大众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之间形成的尖锐社会经济矛盾。
至于其它方面的“中国特色”，是再也很难想出与世界大多数“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有什么不同的“中国特色”了。有人说中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特色”，可那只不过都是与外国农场等“规模大小稍有些不同”的私有私营的私有制微型小企业罢了，也看不出什么特色和不同来，等咱们红红火火地土地大流转也发展成大私有农场了，那不就是一路货色了吗。其它方面谁帮俺想一想吧。
总之，私有化取向的改革和国民经济二次分配向国民经济初次分配转变两大分配制度改革，可以说是相辅相承，互相促进，成功地完成了“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让多数人穷起来”的变革。好在我国有稳固的政治制度，和“科教兴国”战略、“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及保留了能主导国民经济的国有制企业，这无疑是中国及其人民的幸运之处了，否则经济危机等还真是不好收拾呢！
如果非要说一下中国今后中短期的改革开放任务是什么？那就是：
一是保持并扩大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形式的规模和范围，并以此稳定和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发挥其在能够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比私有制更具有优越性的优势，强化国家权力的这个依托和象征。同时，还要强化国家税收杠杆的重要作用，强化对强势利益集团的征税力度，通过国民经济二次分配也即强大的国家财政收入加大对贫富差距的调节力度。
二是保持政治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并在此基础上扩大民主，以便更好地反映各利益集团，特别是弱势利益集团的要求和愿望，那种被强势利益集团绑架的民主必须结束。
三是通过国民经济二次分配把教育、医疗、老保等社会公共福利项目中那些由老百姓支付的“部分”逐步给取消掉，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的“即期”消费能力，并有效地建立和构筑社会保障性屏障和大众的生存生活底线，及让这种丢人的“特色”不再特色。这也是解决“商品生产过剩与大众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之间矛盾的当务之急。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就业是需要重视，但在商品生产和产能严重“过剩”的今天，投资解决就业也必竟是有限度的。其实，给民众这种补贴性的福利就是在给民众增加收入，而以听婵释禅的“有收入就是最好的就业”的广义就业定义来看，政府做这些，正是给“民众增加收入”的扩大就业工作。
四是尽可能地减轻对出口外贸的过份依赖，力求把出口外贸额度逐步控制在占GDP的25%以下，实现国家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和经济话语权，改变目前被人称为殖民经济的过多对出口外贸依赖的不合理、不自主、不公平的国民经济发展格局。
五是加强国防建设。世界从来就是弱肉强食，所谓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都有基于国家利益的互相利用上。假如有一天你想自强自立，想独立特行，想不看人家的脸色行事，想不给人家痛痛快快地输送利益，看有人收拾你没？外国列强布于中国周边的事实，即使是再糊涂的人也不会看不明白吧！因此说，以当前风云多变的世界形势，我们无论下多大力气搞好国防建设都不过份。这个世界只能是以强权对强权，其决无它途。200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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