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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12)

听婵释禅 · 2008-12-16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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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12)
 

---兼论分配是解决“商品生产过剩与大众消费能力不足”之间矛盾的钥匙

听婵释禅

  “分配”做为市场经济四个环节中使之得以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的关键环节,自古以来,一直处于人类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统领和统帅地位。其无论是原始市场经济和封建市场经济,还是社会市场经济和共产市场经济,其都概莫能外。这就是人类“和谐稳定地共存共处”所需要的公平、合理、正义“分配”的社会属性,否则就会因不合理、不公平、不正义的“分配”而陷于社会各群体、各阶层、各阶级等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纠纷、争斗,乃至暴力对抗的重新洗牌。

  人类社会在各个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在“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其“分配”格局和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但从社会财富的大分配格局上看,听婵释禅大致将其划分为两大基本分配格局和四种基本类型的“分配”方式。两大基本分配格局是:一是以国家公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二是以所有制形式进行“分配”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四种基本类型的“分配”方式是:一是按劳分配方式;二是按资分配方式;三是按公权力分配方式;四是以公权力谋取私利的分配方式。

  下面从宏观上概要阐述一下社会财富的这两大基本分配格局:

   一、以国家公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所形成的大利益分配格局

  从封建市场经济来看,国家内的所有土地,及其土地上所有的存在物,都属于皇权及其皇权对其下属的分封所有,皇权也即国家公权力可以“分配或是支配”这所有的包括人民、土地和税收等在内的所有社会财富。这种社会财富的“大分配格局”的确立,使社会财富的向少数人手里的集中成为可能。当社会财富向这少数人手里集中到一定程度,其又无法及时地进行“即期”消费,而大多数人在被这少数人的盘剥下过着饥寒交迫的只占有少量社会财富的想消费又没钱消费的生活时,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过程就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中断,于是一场需要重新建立“新型”社会分配关系的洗牌的革命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也即社会陷入了那个“成也分配,败也分配”的千古怪圈。

当人类进入到“讲究和谐稳定地共存共处”的相对经济民主、讲究相对公平正义合理等的“分配”的“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形态后,这种国家公权力对国家内部所有社会财富的“分配”也开始发生了很大“方式”上的转变。也即国家所有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开始向着社会各层级组织和包括家庭、企业等在内的各经济体进行“多元化”的经济民主方向发展。这无疑对社会财富在国家内部的“相对均衡分配”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以国有和集体所有等公有制形式的“社会化分配”方式的出现,更是给这种社会财富在国家内部的“相对公平分配”树立了典范。也正是这种比较充分发扬经济民主的对社会财富的“相对公平分配”,才调动了“多个积极性”,并有效地推动了市场经济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也即推动了社会财富的增多和社会的进步。

   当然,社会财富分配除了“国家内部大分配格局”的变化外,还随着各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全球分配大格局”的界定规范和约束,也即形成了目前国际上的发展中国家负责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发达国家负责“分配和消费”的“国际大分配格局”。

  二、以所有制形式进行“分配”所形成的大利益分配格局

  如果说以国家公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所形成的大利益分配格局是“宏观”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话,那么做为社会财富的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大利益分配格局就是“中微观” 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了。以“家庭和企业”做为社会生活和生产资料承载形式的最基本经济载体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社会财富的“最基本流向”。以私有制为基本分配形式的社会,决定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迅速集中的社会分配方式。单纯采用这种私有制分配方式的社会,由于其具有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特点,极易导致“市场经济运行”的破坏和中断。以公有制为基本分配形式的社会,决定了社会财富在多数人手里的“相对公平的分配”的社会分配方式。但单纯采用这种公有制分配方式,要受到科学技术推动生产手段的发展程度对“生产效率”的影响,高科技商品生产手段的应用越广泛,在“效率”对各种所有制都不在话下的情况下,采用“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更有利于解决社会财富的“相对公平分配”问题。

  可以这样说,长期以来被世界各国政府和经济学界奉为圣典而顶礼膜拜的“三驾马车说”等主流经济学理论,正是抛弃了市场经济四个环节中最重要的占统领和统帅地位的关键环节的“分配”,而只选取了“投资和出口也即生产和交换、消费”三个要素来解释和指导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也就越解释和指导,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就越严重;越解释和指导,就业这种分配形式就越严峻;越解释和指导,社会就越是动荡不安,难以和谐稳定发展。很多国家要不是靠着强权的压制,可早就“鼓包”了。因此,对于“三驾马车说”等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和危害性必须要给予严厉批判。

  当然,“三驾马车说”在商品“生产”的短缺或是紧缩时期,注重发展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推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快速发展还是有很大作用的,但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能力“严重过剩”的时期,可就不是那么有灵性了。因为你是越注重商品的“生产和交换”,那就是越过剩,各企业也会随着更先进的生产手段的采用和更新,除了“一代新人换旧人”的在不断激烈竞争中新企业建立的产生新的就业机会,和淘汰落后企业的造成大量失业外,再就是产生大量的产能过剩、报废和资源浪费。同时,随着科技手段的日益进步而不断地排斥劳动力地使“就业”无所着落,这也是那个主流经济学人代表的“无市场”,最近又开出了“远水不解近渴、驴唇不对马嘴”的所谓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解决当前内需不足等紧迫经济问题“药方”的幼稚可笑之处。也即靠“三驾马车说”等充满局限性和危害性的经济学理论,是无法从根本上解释和解决当今世界的“商品生产过剩与大众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之间的社会基本经济矛盾的。现在世界各国又是发钱又是发券等地大张旗鼓地刺激消费的举措,其所干的正是“分配”这个活。而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对“有规划有计划地调控”市场经济,并对公平合理正义的“分配”社会财富的重要意义才会有个重新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下面再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四种基本类型的“分配”方式做一较为详细的理论分析:

  一、按劳分配是国民经济最基础最大众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

  所谓按劳分配,就是指按照劳动者的体力、智力、知识、技能、服务等参与社会财富分配而获得收入的分配方式。其一般是通过具体的就业岗位,也即为个体、家庭、企业、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经济体或是服务管理部门打工或是服务而获得工资、奖金、补贴等的“分配”收入。这个层面的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大多属于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的最基础最常规的分配方式范畴,其可在私有制企业、集体所制企业和国有制企业等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里工作而获得工资性收入,但由国家财政收入支付的为政府部门服务的公务员的工资等收入,和需要国家财政拨款支付的为“事业单位”服务的人员的工资等收入是属于国民经济的二次分配范畴。这也是 “大多数” 社会成员必须要依靠这种“按劳分配”方式获取工资等收入的“宿命”。就是连享有至高无尚“公权力”的拿工资等的国家总统或是主席也不能例外,这也是封建市场经济与社会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之一。

  如果按获取收入的方式来划分的话,那么公务员和农民工的共同点是:都是以工资、奖金等形式获取收入的打工或是服务者;不同点是:所打工或是服务的工作岗位的收入、待遇和社会地位等则是有很大的不同,但却同属一个阶层或是阶级。也即农民工与总统或是主席都是靠拿工资吃饭的当属在同一个阶层或是阶级战线的社会群体。

   二、按资分配是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最重要的“分配”方式

  所谓按资分配,就是依据个人、家庭、企业、国家等在各种大小不同的实体或是虚拟“经济运行体”中所占有的资产、资金、资本、股份等的份额或是比例进行的对“利润、利息、红利、差价、股份兑现”等获得收入的正负分配方式。这是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最重要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表现形式。私有制是“按资分配”得以实现的所有制形式的载体,前几年的产权制度改革是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过程中进行的财产、资产、股份等私有私营“合法化、制度化”的固化实现方式。当然,在经济发展高涨时期,绝大多数私有制经济体会实现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的“迅速集中”的“正”分配效应,但在金融危机或是经济危机等的各种社会危机来临时期,私有制经济体实现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的“集中速度”就会减缓,以至停滞,甚至会有许多企业因为亏损、倒闭而出现“负”分配效应。就是以国家为单位、或是以大型跨国公司为单位的在国内外的资产、股份、外汇收入投资等也是毫不例外的。其绝大多数都属于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范畴。而国家的外汇收入等则当属于国家财政收入的范畴。而象中国这样的大量外汇结余,也即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不能有效加以利用地转化为人民的公共福利和国家安全的保护屏障等,而任其大量亏损贬值实在是很可惜的。

  三、按公权力分配是社会财富最全局、协调、均衡、科学发展的“分配”方式

  所谓按公权力分配,就是指代表国家和社会各层级组织行使权力的政府等社会各层级组织的主导者们,运用“公权力”对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产财产、国有企业、国家安全、国家财政收入、国家外汇收入、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进行公平性、效率性、正义性、全局性、协调性、均衡性、科学发展性的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

  一是按管理和安全的分配方式。也即对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管理国家的大政府体系,及国家安全的国防等的各种资源及国家财政收入等拥有“支配和分配权”并进行有效合理公平的“分配”方式。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资源分配,国家财政收入的支出等,是保证国家资源得以有效合理公平的分配,保证政府系统得以有条不紊地运行,保证国家不受外来干涉和侵略的国家安全等的最基本硬性支出。当然,其中也有不合理、大手大脚浪费的不必要的支出方面。其主要表现在决策失误造成的巨大损失、及大政府体系等的车马行担和吃喝玩乐上面。

  同时,除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政府体系外,还有代表国际社会、行业协会组织、企业组织、家庭组织等行使“公权力”组织体中的主导者们,其对组织内部各种资源的分配也属于“按公权力分配”的范畴。也就是说,一个高技能的医生之所以能够收取“红包”,多是要靠其所依托的企业或是事业组织这个平台、品牌、公信力等的“公权力”来获取的。谁见过一个即是院长、又是唯一一个独挑大梁的个体门诊医生,即正常收费,同时还要收取患者的“红包”的怪现象。

  二是按公平分配方式。主要是指对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够不着”有如教育、医疗、社保、自然灾害造成的供暖等方面的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多少能从中受益”的按公平进行的社会公共财政“分配”方式。这种按公平的分配方式,是现代生产力水平的高效率“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需要首先完成和健全的分配方式,其不仅可以缓解社会的相对分配不公平问题,而且还为社会市场经济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奠定了最基本的“分配与消费”基础和基数。

  三是按公益分配方式。主要是指对国民经济初次分配遗漏的缝隙和漏洞的有如解危济困、各种自然或社会性灾害、丧失劳动能力者基本生活保障、福利院等的救助和支援的公益性的社会公共财政“分配”方式。

  四是按公共分配方式。主要是指因法律政策和国民经济之必需等原因,使其不能正常按市场经济的供求规律运行造成的,或是为了人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用等”的生存和生活需要,必须要进行“保护和扶持”的产业和行业进行的必要补贴、优惠、投资等进行支持和扶持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如农业及其加工业、一些投资大见效慢赚头不大,社会资金干不了或是不愿干的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的社会公共财政“分配”方式。

  五是其它有关带有全局性、均衡性、协调性、科学发展性的有如环保、节能、科研、公共服务、文物保护等投资的社会公共财政“分配”方式。

  正是由于国家需要如此强大的财政收入来完成以上这诸多公平合理正义的“分配”的任务。因此,就必须合理有效地加大税收征管和建立新的有如个人收入调节和遗产税等的可以调节贫富差距的税种,来加大国民经济二次分配的“分配”调节力度,而不是什么象现在这样“眉毛胡子一把抓”无的放矢的什么大量减税地来消弱国家的财政收入。

   四、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是一种社会财富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集中和转移的不正当社会财富“分配”方式

  所谓以公权力谋取私利的分配,主要是指那些手中掌握国家和社会各层级组织“公权力”的个人或集团,在对各种社会公共资源的正常公务性“分配”的同时,从中为个人或小集团“额外获取收入”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也即人们常说的灰色收入、行贿受贿的贪污腐败收入、回扣红包等的分配收入。其在一定的社会的历史发展时期,有的被社会规定为违法乱纪,有的被社会所睁一眼闭一眼。具体讲就是社会各行各业中那些掌握各种稀缺的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人事任免、资金资本投资贷款、就业、就医、就学、企业上市、司法执法、检验检查、税收物价安检、证券内幕消息等等资源,并享有绝对或是相对的支配和分配权力,利用其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等的特殊身份、及具有特殊技能和知识的医生、教师、律师法官等的特殊身份,使人们“必有求于他”的这种“供不应求”状态,再获得其本职工作工资等以外的额外收入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

 这种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从封建市场经济发展到社会市场经济的今天,虽然其中许多社会财富分配形式是违反当时法律法规纪律和政策等的规定,并被严格限制和受到制裁法办的,但其却一直成为世界各个国家所无法完全渡绝的。封建市场经济时期的“乾隆政府”中出现的“和珅富可抵国”的贪赃枉法现象,就是“以公权力谋取私利”进行的社会不正当“分配”的典型代表。即使在毛泽东时代那样公平正义的社会分配制度下,这种“以公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的。即使象美国那样的制度和法律法规等相对完善的发达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最近不也出现了纳斯达克前主席的证券市场欺诈案的“以公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吗!对于象中国这样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且漏洞很大,执法不严且伸缩性很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公权力谋取私利”进行社会不正当“分配”就更加司空见惯了。没见到那挂一漏万的反腐败斗争中的随手一抓就是一个上千万上亿元的腐败案子吗?

  当然,由于各个国家其法律法规纪律和政策等“健全和严厉”程度各有所不同,民族文化理念趋向和道德素质等也各有所不同,其这种“分配”方式的发展程度和范围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但其做为一种“社会财富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进行财富集中和转移”的共同特点和社会属性是没有什么不同和改变的。只不过是世界各国所表现的程度和范围有很大不同罢了。

  而之所以必须要对这种“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进行理论分析,就是因为如果回避或是丢失了这种“分配方式”,那么“整体的社会财富”就会因此丢失一大块,不仅无法解释“整体的社会财富”的真实来龙去脉,而且也无法解释像中国这样的有几十万亿元银行储蓄和证券资产而“内需”为什么就上不来的疑问了,更无法建立“通透”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社会市场经济”的运行了。当然,这种分配方式是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间象“鬼魂”一样来回游荡了。

  这种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所产生的腐败现象,历来被各国政府和人民所反对,并也被法律法规纪律等排斥、限制和惩罚,其在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方面的能量,与私有制的“按资分配方式”的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和转移的能量有异曲同工之功效,是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又一罪魁祸首。也正是人类社会由于“以公权力谋取私利的分配”和私有制的“按资分配”两种基本的分配方式,才产生了“商品生产的无论是短缺还是过剩,大众的消费能力总是显得很不足”之间的社会基本经济矛盾。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尖锐激化,才导致了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的破坏和中断,并引起经济危机或是金融危机,甚至引起“政府或叫朝廷”更迭或是垮台的政治危机。

 以上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这四种最基本的分类,不仅是为了理论分析在描述和解释上的方便和清晰,而且也是为了人们在理解和指导实践上的有所遵循和有的放矢。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同时具备和参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分配”方式。比如:一个人即在政府或企业里工作,又有各种储蓄、股票投资并参股企业,还是一个有实权的政府官员或企业经理等,其即有 “按劳分配” 方式获取的工资性等的收入,又能从银行储蓄、或是股票投资、或是参与企业投资股份的可以“按资分配”方式获取利息、红利、差价等的收入;不仅能享受社会公共福利的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公积金、取暖费和社会各种公共基础设施的有如飞机场、高速路、高档交际娱乐场所等的“按公权力分配”而获得的福利收入,而且还因是个有对某种社会资源和财富有“支配和分配权”的政府官员、企业经理、或是洋奴买办等,而具有“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的条件,再接受贿赂进行腐败活动,这人就是“占全了”社会财富的最基本的四种分配方式了,而这人不是那“少数富人”中的一员又有谁能相信呢?

  总之,“分配”做为当今“社会市场经济”四个环节中的关键环节,在解决当今世界“商品生产过剩与大众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之间的社会基本经济矛盾过程中,将会越来越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世界各国还必须要针多“私有制按资分配方式的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和转移与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的社会财富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进行集中和转移”这两大分配“历史性难题”进行有效的破解,否则你就是再发购物钱、再发购物券,也只能是暂时解一下燃眉之急,那世界各国大致差不多的20%的人口,占有80%的社会财富;80%的人口占有20%社会财富的大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不会因为哪个国家平均发点什么购物钱或是购物券而自动发生改变和万事大吉的,更不能从根本上缓解或是解决“商品生产过剩与大众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2008.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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