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最大的生活特点就是不停地寻找水源和草场，面对同一片草场，不可避免产生部落冲突。谁实力强、兵尖器硬就属于谁。这个有点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动物世界，谁能征善战使部落得以生存，谁就是民族英雄。大家也适应了首领的优胜劣汰，并把它当成部族兴盛的标志。不搞虚伪的道德观，完全凭实力说话，使得这些民族至今崇尚竞争，看重实力。
海盗呢，抢了东西必然要在集团内进行分配。这就像我们今天刑侦纪实里的抢劫犯们。相对公平是他们长期稳定凑在一起的潜规则，只有出于发展群体的目的才会留些公共积累。在分配社会财富中人人享有平等的发言权，这应该就是民主的最早雏形啦。
以上的这些意识深入骨髓地遗传下来，使得西方人进入工业化以后，接受新观念的速度越比我们快很多。当今中国尽管不敢说现代化，但已经完全进入了工业化时期，为什么民主、平等的意识还那么差呢？
首先是封建社会过于强大和漫长，而且建立了更强大、曾给我们带来无限辉煌的传统文化。作为农耕民族，土地所有权和雇佣关系是相对固定的，生活相对富足和稳定。辛苦劳作一年才可见到收成，平时涉及到利益纷争的事情很少。而收成的优劣完全取决于天灾人祸，表面上看与它人无关。大家都心安理得地接受封建等级制，物质非配虽有不公，但能一般不会严重大面积危及生存。因此不会轻易与人争斗，反而把维持这种安定、祥和的种种不平等当成精忠报国、仁政、天人感应的和谐来渲染。
从遗传学的角度上说，把狗从敌人驯化人类成朋友用了整整十四代才使其亲近人类的基因遗传下来。近两千年的封建奴性文化也正是这样渗人了我们民族的基因，很难改变。时至今日充斥荧屏的仍然是“百家讲坛”里精英们无休止地以弘扬传统文化的名义大肆宣扬农耕等级文化，就是这个道理。即使在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我们也从来未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反而一直被所谓“茹毛饮血”的部族侵扰，一旦对方再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取代汉族政权易如反掌，元、清两朝已经留下血的教训。
孔孟的儒家也好，老庄的道家也好。其核心都是把人分为若干等级，再赋予不同的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标准，乃至道德规范都不同。由于大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很多人自然会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放弃自身的发展权，平静接受这种圈养等待屠杀的生活模式。加上统治者自我标榜为“天命、天子、天理”，使人产生不接受就是与“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作对，死后都要下十八层地狱的。类如普通人要“愚忠、尊孝道、守妇道”，自己却可以随意淫人妻女、杀父弑兄、宫廷乱伦等等。道家学说甚至干脆提出用愚民措施治理国家。
当然不能借此以为我们民众就是软弱好欺，当生存明显受到威胁时，只要有人假借“天命”写下“大楚兴、陈胜王”的竹简搁到鱼肚里，无数的人就会对濒临灭亡的腐朽政权落井下石，多年的忍耐让很多人学会了等机遇以最小的个人代价“墙倒众人推”。历代农民起义、文革动荡等等无不是忍耐到极限的民众受到“天命”启示揭竿而起的。
我们都知道西方的文明是靠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和新兴资产阶级推动的，这些条件我们从形式上早已完全具备，为什么民主、平等意识离我们还是那么远呢？原因只有一个，我们的新型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一直是靠政府养的，属最早富裕起来的贵族阶层，不存在旧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矛盾。知识分子最多只是一群考试机器，能力远不如当时西方来自民间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媲美。现在的富裕一是用公务员的身份领取高额资薪，二是自我创收也多半是国家资助的形式，如“灾区心理救援”官派的和民间自发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差距很大，业绩却成反比。离开政府公款支持那点生存技能恐怕连饭都吃不饱。至于中国目前的富人更是和各级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不必我说。他们是绝不会愿意打破目前这种自己占相对上风的各阶层表面平衡格局的。
我们不得不说，不产生伟大的思想家中国是没希望的，而产生伟大思想家的土壤在民间。北大、清华只是几只走下坡路的驴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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