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统治者必须建立同劳动阶级的直接组织关系
杨连旭
（2006年4月）
孙子曰：“上下同欲者胜。”
古今中外的事实证明，由于异化官僚的瞒上欺下，高高在上的最高阶层和身处基层的劳动阶级很难实现“上下同欲”的完美结合。
不仅如此，心怀叵测的人还会以人民代表自居，胁迫最高阶层；
更有心怀异志的人，或者以各种手段蒙蔽群众与中央分庭抗礼，或者割断党的最高阶层与人民联系，以对抗和架空最高阶层。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无论是当年苏联东欧各国的民主革命，还是现今独联体各国的“颜色革命”，并不是通常所误解的全民革命，都只是由反对派组织起了社会的部分力量进行的，社会成员的多数却处于无组织的旁观或盲从状态。
比如说苏联的解体，就只是少数人的意愿，多数人并不同意，可也只是坐视旁观了。
对此，反对派因为并没有实力建立起庞大的社会组织体系，自然只能组织起部分社会力量。这是在情理中的。
可执政当局又为什么不能组织起多数社会成员进行有效反击呢呢？通常以为，是因为执政者的政策失误和官僚腐败失去了号召力。
其实，并不完全如此。苏共丧权和苏联解体后的选举中，俄共曾长期居第二大党的事实。这就证明，当时苏联共产党还是有着相当的群众基础的。如若当初，苏共利用执政的优势还是完全能组织起社会主要力量保卫苏联、巩固政权的。
那么原因何在呢？
看看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后，许多当初的实权派，现今不仅依然是高官任做、而且已经财大气粗了。这就足以证明当初他们不仅无意组织，而且是有意怂恿群众推翻苏共、解散苏联的。因为他们早已异化成了贪官污吏和异己分子，早就巴不得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社会制度法律颠倒，或者实现非法财富的合法化，或者在私有化中乘机大发横财！
就是这些异化的官僚，他们先是胡作非为、为非作歹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后又参加组织或怂恿社会了改朝换代，从而实现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问题是，那些没有异化的干部、那些还有一定权力的干部，比如苏联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他虽然思想有些异化，可不仅不是贪官，而且还是很亲民的，他也决不愿意主动交出权力的，他们为什么不能组织起社会力量呢？
因为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贪官污吏虽然在干部队伍和共产党中只占少数，可他们却都是实权人物，占据和把持着中央和地方的大权，其他人就没有了社会力量的组织体系，自然也就无法将人民组织起来。
迄今为止，古今中外的集权政治都是一个体制，即依靠地方政权组织社会力量。
这样，一旦地方政权普遍异化，中央政权就失去了组织社会力量的能力，就成为脱离人民的空中楼阁了。古中国反复出现的诸侯争霸、七国反叛、三国演义、八王之乱、南朝北国、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三藩叛乱和军阀混战，无不因此而成。
在集权政治体制社会，统治阶级、主要是官僚阶级与劳动阶级的矛盾主导着社会发展的兴衰荣辱。
为了通过政策缓解这个矛盾，最高统治者也是绞尽脑汁企图了解民情，出巡记载不绝于史，微访的传说不绝于耳。
可受官僚的掣肘和经历的限制，他们也很难全面彻底了解到民情。当今社会也是如此！
有人说，现如今中央的政令都已经出不了中南海了。
这话显然夸大其辞了。
可要说，对中央阳奉阴违的异化官僚是大有人在的，这倒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有民谣说得好：
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党中央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传，传到最后没人办。
太平盛世尚且如此，一旦有了风吹草动，他们的所作所为那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必须未雨绸缪，另行建立起脱离政权系统的、最高阶层同劳动阶级没有其它利益干扰的、独立的直接组织关系。
这样，不仅至少要比有着个人利益或本位主义的地方官僚反映的民情要真实全面，而且在必要时即可绕过异化的官僚阶级所把持的权力系统，直接动员和组织劳动人民维护中央的执政权威，粉碎任何胁迫、架空和对抗最高阶层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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