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旭
2012/2/24
毛泽东当然有错误。为此，他曾多次公开自我批评。然而却绝不能因此就像有些人在1981年的《决议》中把别人的错误也强加给毛泽东那样混淆真相。分清其中是是非非，绝不是为了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全能的神，而是依据冤有头、债有主的古训，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以准确地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实现我国的科学发展，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题记
“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
http://www.fox2008.cn/Article/2009/20090315000000_16659.html
这是刘少奇于 1962年1月27日下午2时 开始的在七千人大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口头报告中，现今仍然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两段名言。
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被打倒，更由于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6年后的我国历史混淆事实、颠倒是非，极尽抹黑毛泽东之能事。所以，这篇《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通称口头报告），就被人说成是出人意料、得罪毛泽东的讲话，以至于就连《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也认为，少奇同志在讲话中，用“一个大的马鞍形”来批评“大跃进”，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过5年、10年后“再来总结经验”，“作出结论”；他还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等。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6/7210943.html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当时刘少奇究竟都说了些什么、又是怎么说的呢？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既披露了外界难知的一些相关史实，又集抹黑毛泽东之相关谬论大成。对此，既应该感谢，又必须批判。
http://lz.book.sohu.com/lz_info.php?bookid=5186
（一）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介绍：当时困扰人们的问题之一，全国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对形势的判断准确与否，直接关系人们对过去工作的认识，乃至对中央的决策能否认同。所以，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首先向大会对形势进行了估计，他说：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 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 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90.html
对此，书中评论道：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讲话对全国糟糕的经济形势没有掩饰，承认出现了一个后退，大的马鞍形，实实在在地给大家透了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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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刘少奇为什么要实实在在地给大家透了底呢？
第一、因为事实如此、不能不如此。
由于庐山会议之后，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不仅将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右倾的斗争扩大化到基层，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反革命分子，而且：
一是、无视毛泽东早在1958年11月初关于“现在要减轻任务”的主张和“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4〕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的警告，
二是、不顾毛泽东 1959年4月29日 在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中的六条指示，
执意坚持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严重干扰了农业生产，加之自然灾害，导致农业减产，使全国粮食出现了持续的全面紧张。
1961年9月8日，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说：“国家周转库存比去年更加薄弱。从国外进口粮食的计划已经打满，而又没有充分把握。城市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
1961年9月庐山会议时，中央通过和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到11月中旬，时间过半，可是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问题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十分紧急！
此外，1961年国家几乎将所有外汇全部用来购买粮食了。有鉴于此，中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计划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表示无论如何很难完成。为此，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题。
1961年11月10日 ，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会上，邓小平说粮食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今年的数字无非60亿，搞得好70亿，主要是30天的工作，这30天抓住，就抓到了，这30天抓不到，就乌呼哀哉。
关于1962年的任务。邓小平说：1962年是个很大的政策问题。无非是120亿斤（指中央上调的数字）、150亿斤、180亿斤三个方案，120亿斤的方案，就得大量进口没有一点回旋余地，日子很难过，工业上不去，不能调整；如果是150亿斤，大体上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也有点调剂余地。
邓小平讲完，刘少奇望着大家说：这三个数，怎样下决心？
下边是一片沉默。
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首先打破了沉默，他说：他赞成150亿斤，但是华东上调的数字太大，一下子完成那么多不可能。
除宋任穷外，他中央局第一书记均按柯庆施的口径，其表示今年的任务无论如何也要完成，明年拥护150亿斤，但又不敢打保票。一致强调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现在的问题是讲征购就抵触，表示回去以后还要做工作。
这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有困难，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明年一月开也可以，也可以考虑跟工作会议结合一块开，打通思想。
负责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如释重负，他高兴地说：讨论得很好。首先一条还是现在到明年六月怎么过的问题，搞得不好，城市里开不了饭。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现在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很厉害。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086.html
过了两天， 11月12日晚上 ，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大家提议打通思想，开地委书记会议有道理。那么这个思想如何打通呢，毛泽东的反应是，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089.html
由此可见，刘少奇之所以要实实在在地给大家透了底，是因为京、津、沪三大城市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十分紧急！而粮食征购下边有困难，只有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才是唯一出路。
第二、因为已经如此，不得不如此。
七千人大会报告，1961年12月31日 以前的起草工作，主要是邓小平抓的，从1962年1月1日起 ，主要是刘少奇主持。尤其是刘少奇，将他自己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体会，对形势的感受大胆地写进了报告。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08.html
1962年1月10日 ，毛泽东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召来他的住处说，整个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刻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准许各种意见的发表，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
1月11日 ，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刘少奇报告印发后，分组讨论进行得很热烈。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大会对报告的反应十分强烈，“果然议论纷纷”，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 1月13日上午 ，毛泽东向杨尚昆又提出一个新建议，延长会议的时间，以小组讨论为主，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报告经大会讨论定稿之后，直接发给大会，少奇同志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报告稿，只是对报告稿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
这样，少奇同志的大会报告也就有了书面和口头两个。而现今依然引人注目的则是他的口头报告。
1月15日 ，杨尚昆从各小组的简报中，看出一个比较大的动向，主要是省级干部中间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这实际上是对大会的主题提出了挑战。
对此，毛泽东鼓励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他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对报告稿进行重新讨论修改。至此，大会的主题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一转而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13.html
不料，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由于中央一线领导因为经济太困难，便把反对分散主义作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来解决，报告稿给人的感觉好像过去几年的错误，主要是由地方的分散主义造成的，而不是中央的重大失误造成的。致使与会的地方的同志比较激动，心里很是不服，尤其王任重大公开提出：“对1959年毛主席的六条指示是地方反对，还是庐山会议吹掉了？”柯庆施、陶铸、彭真等也是态度坚决，双方争执不下。
这时，李先念插话：应该同心同德，不要策略，不办外交，大家走前门。
在李先念向大家交底，说去年挖了20亿库存，发了30亿票子，调用了黄金、白银，实际上赤字是60多亿时，这时会上，出现了极为感人的场面，与会者纷纷表示：统一集中，克服困难，把小仓库打开。刘少奇说，首先从杨尚昆开始，把中南海的小仓库打开，把库存的毛巾减少一半，留下一半准备招待外宾。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61.html
由此可见，向大家交底才是激发大家搁置争议、同仇敌忾、共度难关的唯一出路。
尤其是，李先念已经向大家交了底。这个底可非同一般！因为“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人们都身临其境、人所共知，可“挖了20亿库存，发了30亿票子，调用了黄金、白银，实际上赤字是60多亿”这可是人所不知的秘密家底，足以说明国家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正因如此，才激发出了与会者的共产党员觉悟，纷纷表示：把小仓库打开。
这样，其他人也就既没什么，也没必要隐瞒什么了。所以，不是刘少奇，就是其他人也会在大会报告时实实在在地给大家透了底。
这，并没什么值得特别称道之处。
（二）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介绍：困扰人们的问题之二：农业和工业生产都减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每一位与会者都在反复追问，中央必须作出回答的又一重要问题。1961年春，刘少奇曾到湖南家乡调查44天，从那里的了解的情况和他从汇报中得到的情况完全是两回事。他从汇报中听到的所谓“万头猪场”，进去一看，只有几十头皮包骨头、无精打采的猪；被誉为先进的“红旗大队”，原来是连年减产。在他的家乡，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全都存在，人民的生活很困难，不少人饿得浮肿，都给他留下了强烈印象。他极其焦虑地说：“再这样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湖南之行，使刘少奇对“大跃进”的失误，有了切身的感受。刘少奇口头报告中说：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 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 原因在哪里? 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 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 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 有没有天灾? 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90.html
对此，书中评论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这在当时是比较尖锐的判断，比较有倾向性地指出了出现困难的原因：更多的是“人祸”。1961年5月，刘少奇在小范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曾提出这个观点，这次七千人大会上，他又一次重申了这个观点，可谓一针见血。可以肯定地说，刘少奇这样判断产生困难的原因，是运足了勇气讲的。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90.html
果真如此吗？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说得清清楚楚：
一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 有没有天灾? 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二是、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也就是说，刘少奇口头报告时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法，仅仅是介绍了湖南一个地方的农民对当地产生困难原因的看法，而绝不是刘少奇对全国总的情况所作的判断。所以，这样的话，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比较尖锐的判断”，更无所谓什么“是运足了勇气讲的”。不是刘少奇，换了别人也照样说，但说无妨。
至于说到“比较有倾向性地指出了出现困难的原因：更多的是‘人祸’。”更是不足为奇！因为早在 1960年12月30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毛泽东就在插话《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强调：“没有料到，一九六○年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
（三）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介绍：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三，出现巨大困难的原因，有“天灾”，有“人祸”，那么全党上下拼命苦干了几年有没有成绩呢？成绩与错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同样，这也是人们十分关注同时又有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只听刘少奇说：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还有成绩。那么，成绩和缺点哪样是主要的呢? 恐怕各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每一个省委、每一个地委、每一个县委，都可以自己进行讨论，都应该根据那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加以说明。
总的来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 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93.html
对此，书中评议道：比较明显的是，刘少奇在分析成绩和错误的关系时，没有讲“天灾”和“人祸”问题那么干脆透底，他讲得比较婉转，说1958年以来的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显然这不是实事求是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只能这样讲。这里既有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也考虑到全党和毛泽东的威信，甚至心理承受程度，所以不论刘少奇还是毛泽东，都强调七千人大会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只是初步的。
尽管如此，刘少奇在这里又讲了一个“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这是书面报告上所没有的，也是毛泽东没有讲过的。
更重要的是，他在大会上公开宣布不能再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到处那样套。这之前还没有人这样公开宣布过。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93.html
不言而喻，这完全是在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呢！
第一、关于1958年以来的缺点和错误，是由于“许多具体问题、具体政策违背了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违背了总路线”这已成为七千人大会大多数人的看法。
一是、《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交代的明白： 1961年12月21日 ，邓小平受大家之请在小型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就说了“主席要我们书记处专门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文件，系统看一看，究竟中央的责任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研究的结果，编了两个本本，一本是毛主席在这个阶段的语录，这是确定我们党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研究的结果，没有错误。这个本本，将来会印发的，因为这些东西过去没有拿出来过，常委还要先议，还要主席批准。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比如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搞的东西，批转了，这个毛病就很多了。许多毛病是出在这上面……而这一部分，说到中央的责任，主要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因为这些文件主要是经过中央书记处拿出去的。”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03.html
二是、《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交代的清楚：大会在讨论刘少奇书面报告时，共提出了七条意见，其中：
第一条意见是“过去几年之所以犯错误，确实存在着缺乏经验的问题，但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归结为缺乏经验。”
第五条“认为在经济建设上综合平衡不够，是根本问题之一，实际工作中，违背主席农、轻、重关系的指示，是出毛病的重要根源。有关这一点，相对高层的负责干部谈得较多。”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28.html
第六条“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主席的思想体会不深，对主席的历次指示重视不够。他们说：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其中主要一条是主席的指示没有全面地、正确地下达，下面的情况没有如实地反映到主席和中央这边来。建议八项要求中，加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还有人说：大家读了《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以后，更加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正确。如同在革命问题上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主席总是看得最远，想得最深，对问题发觉得最早，只要我们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迅速克服。一些人在回顾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提出，需要接受的经验教训很多，其中最为深刻的就是：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过去有些工作所以做不好，出问题，就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对此，书中还特别强调：“从大会讨论的现有材料看，持这种意见的人并不在少数，还相当多。”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28.html
第七条意见就是：“对于出现困难形势的原因，有人针对自然灾害和主观错误的关系发表了一些看法，即天灾和人灾（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大会下发的报告稿没有谈两者之间的关系。”
三是、《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交代的具体：“陶铸说，水利问题，主席在武昌会议说，这样搞法，中国人要死一半，最少也死十分之一，5000万。可是我们还是大搞。搞水利是可以不死人的，结果还是死人了。所以不搞了。哪里想到搞多快好省会死人呢？没有那个经验。不是不拥护主席指示。把主席、中央同志的思想变为全党的思想要有个过程。”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65.html
第二、同样也是早在 1960年12月30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毛泽东就在插话《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就强调了：“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 、
对此，《毛泽东传（1949——1976年）》倒是供认不讳：其实，不久前，毛泽东也已经突破了“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他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
不过，却又恶毒地解释说：“但那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说的。如今，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特别是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http://www.fox2008.cn/Article/2009/20090315000000_16659.html
由此可见，由于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把1958年以来犯错误的主因归结为缺乏经验和天灾，引起了七千人大会人心不服、强烈不满，包括相对高层的负责干部在内，会议中的多数人认为犯错误的原因，其中主要一条是主席的指示没有全面地、正确地下达，下面的情况没有如实地反映到主席和中央这边来。为此，他们要求必须说清天灾和人灾（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故此，刘少奇才不得不在口头报告中按照毛泽东《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的说法，进行了实事求是地更正和解释。
仅此而已！根本就不存在着什么“考虑到全党和毛泽东的威信，甚至心理承受程度”的问题。
至于“讲了一个‘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那不过是毛泽东关于“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说法的另样表述罢了。说这“也是毛泽东没有讲过的”，简直就是在侮辱人类的智商呢！
所谓“在大会上公开宣布不能再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到处那样套。这之前还没有人这样公开宣布过。”则纯系瞪着眼睛瞎说的谎言。
（四）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写到：当然，在重大挫折面前，人们的认识并不会就此止步，还会不断地追问下一个问题（需要回答的问题之四）：目前出现的经济困难，既然有“人祸”，那么“人祸”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个“人祸”的“人”，又是谁呢？刘少奇说：
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
至于这个“人祸”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刘少奇说：
这在书面报告中也有了说明。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发生这些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于是，他们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进行瞎指挥。
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93.html
对此，书中评论道：“刘少奇的这个表述应该说是中肯的，犯错误的原因，除了经验不够，主要在于盲目地追求高指标，刮“共产风”，再加上党内开展过火的斗争，使人不敢讲话，也不能讲真话等等；犯错误的人，主要是中央。也就是说，他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一点也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93.html
然而，事实有不仅如此。《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交代：大会在讨论刘少奇书面报告时，共提出了七条意见，其中：
第二条“认为犯错误的关键原因是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或者说是因为党内斗争过火。一些人说：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光是从反右考虑问题，把党内一些不同的意见，也作为两条道路的问题斗争了，根本问题在这里，光说没有经验是不行的。言之无罪到言者有罪，各级党的组织不能推之无经验。还有人说，党内斗争过火，时间过长，挫伤了一些同志，也使党外一些干部存了戒心。光说脑子发热，不能真正的吸取教训。”
第三条“认为犯错误的原因是主观主义造成的。他们说：这几年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也不是高指标，而是主观主义以及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惩办主义的组织手段。高指标、命令主义、惩办主义都是由主观主义产生的。很显然，这是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中央的报告稿强调“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实际上也意味着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第四条“认为这几年的主要错误，是生产关系变化太快。广东有人说：农村中的错误是否仅限于“三高”“一刮”？这些固然是原因，但所有制改变过急，生产关系的变革没有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违反了客观规律，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商业、手工业中，所有制也变动得过快。还有人说：农业方面的“三高”不是实质问题，而是所有制、分配制度、生活集体化的问题。中南局有人提出：农业问题，根子是所有制；工业问题，根子是颠倒了农、轻、重的关系。这几年的主要错误，是生产关系变化太快，政策、体制、任务、干部太不稳定。这几年党的政策是坐船照镜子，摇摇晃晃。从思想认识上讲，是忽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强调不断革命的时候，忽略了革命发展的阶段论。”
显然，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汲取了这些意见，不过却也回避了“从本身来说，也是对自己估计过高，认为有权，有经验，有群众，党又有威信。这样一来，头脑自然发热，主席的话也就听不进去了”这样一针见血的中肯意见！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28.html
（五）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介绍：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五：在指出一系列具体性的错误之后，其指导思想是不是也错了呢？近年来，人们对“三面红旗”的质疑从来就没有间断过，随着困难形势的出现，质疑的人越来越多，即使在这次大会上，质疑的声音也是各省都有。无疑，这个问题也是不能回避的，必须给以回答。邓小平说：我们什么时候总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
刘少奇在大会上说：
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
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积累，……将来要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也就在这里。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96.html
对此，书中评论道：“看得出来，刘少奇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在尽力维护“三面红旗”。但比较他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的发言，则可以判断他的内心是比较矛盾的。他在二十一人的会议上曾坦露心扉，认为“三面红旗”比较难说。”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96.html
“三面红旗”果真是如此难说的吗？当然不是。
1961年12月16日 ，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主持讨论中央书记处给毛泽东并中央常委的报告时，说：“这几年工作中有一些错误、缺点，其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委。为了检查，主席要伯达检查这几年中央文件，起草这个书记处的报告，并编了一批文件，总的说来，毛主席历次反映我们根本路线、政策的议论，是正确的，但我们有若干具体政策措施，与指导思想相违背。”
在讨论这个报告时，邓小平说：这个报告对缺点、错误是否概括为四点：
一是许多具体问题、具体政策违背了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违背了总路线，现在需要调查研究，搞一套具体政策。
二是计划偏高、多变，打破了一切程序。
三是几个大办，而且限期完成，把实事求是作风，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搞掉了。
四是体制下放，造成很大混乱。
他还说，报告前面要加上中央总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关于上述四条，我们要负责的，影响到下面出毛病。
这时，周恩来说：不先这样说，下面看了报告，当面不说，背后不服。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03.html
显然，邓小平、周恩来当初的这个思路同后来七千人大会讨论时所提出的意见不谋而合，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写出书面报告，那么，不仅“三面红旗”，而且所有的问题就都说清了，不仅一百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而且七千人大会，也就不会议论纷纷、人心不服了。
本来嘛，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的雄心壮志，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则是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速路。为此，毛泽东，不仅指示必须走这条高速路，而且再三提醒不能飙车！
对此，主持一线工作的领袖们，却“对自己估计过高，认为有权，有经验，有群众，党又有威信。这样一来，头脑自然发热，主席的话也就听不进去了”，结果把车开到沟里去了。
事故的原因和责任，那是一目了然、一清二楚，一说就懂，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当然，如果非要颠倒是非，说车祸的责任，不在于司机，而主要是因为领导指示走高速路，而高速路必然就出车祸。这样，自然是比较难说，而且人心不服了。所以，邓小平、周恩来当初的思路才是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报告的唯一正确选择。
遗憾的是，最后形成的刘少奇书面报告却脱离了邓小平、周恩来当初的思路，导致毛泽东不得不一再改变会议方式和日程，最后还是成立了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对报告稿进行重新讨论修改，再由刘少奇做口头报告进行说明，再有林彪的大会讲话，这才达到了令人心悦诚服的效果，保证了七千人大会的圆满成功。
本来“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然而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把1958年以来犯错误的主因归结为缺乏经验和天灾，引起了七千人大会中包括相对高层的负责干部在内的大多数人心不服、强烈不满，必然损害了他的形象。对此，他后来的口头报告虽然进行了实事求是地纠正，可却又强调了庐山会议中“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这就必然动摇了他的群众威信和基础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86-110709196.html。
所以，七千人大会上刘主席的报告虽然绝非《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所夸张的什么“在党的重大失误面前，刘少奇能够顶着很大压力发表一篇勇于面对现实、贯穿实事求是精神的讲话，的确难能可贵。几十年过去了，每当人们谈到刘少奇的历史功绩时，都要提到他的这次讲话。这一刻，也就成了刘少奇人生精彩的瞬间！”却正如其所强调：他此后人生的坎坷也由此埋下了伏笔！
四年后，文化大革命刚一爆发，刘少奇以其从194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始任党的二号领袖长达23年，从1959年4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已达7年的资历，竟然一打就倒，且一蹶不振。相反，周总理却是打而不倒，邓小平则是打倒又能东山再起。
同为当年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袖，此后人生结果的反差为何如此之大呢？其原因，从他们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各自表现和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应即可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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