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杂记
年关越来越近了，现实的人们渴望着一年之内的辛苦付出能看到回报，而我们却没有。学校里放了寒假，没有负担的孩子们盘算着，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地放松几天。一些经济运作尚好的单位陆续开始发放年货，看着人家把一箱箱的东西往家里搬着，看着别人脸上洋溢着的那收获的喜悦，一种游离失落的感觉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
虽说多数单位都已不再进行实质性的工作，我们还在生计的道路上疲奔着。驾着那辆伤痕累累的小面包车，不停地从一个单位窜到另一个单位，进行着年终岁末的最后努力。道路两旁高大树木的干枝上，所剩无多的枯叶在寒风中索索地抖动，发出一阵阵无济于事的哀号。
小时候曾听到老人们把过年称做“年关”，我们也跟着说，当时不懂其中的内涵，只觉得习惯上这样讲。
儿时的我对“年”的记忆是非常愉快的：新春联、新衣服、押岁钱、鞭炮声，就连做错了什么事情，大人的责备也会温柔许多。“关”又当如何理解呢？似乎那是大人们才考虑的事情。
以后长大了，独立成家，接过了生活的担子。有一段时间收入稳定，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虽然社会物资匮乏，买东西都要凭这样或那样的票证，逢年过节，时有增补。不管钱多钱少，每人一份。生活虽然清苦点，但心灵是安谧的。
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那时的分配好象有点过于平均。以至现今的一些人们（主要是强势群体的成功人士们）说起往昔岁月，深恶痛绝，似乎若不是当时的限制，他们发达的进程不知道会要提前多少。其实他们哪里想得明白，那时的限制，对多数穷人，乃是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如果不是那时候几代人艰苦创业的积累，怎么会有他们今天的骄淫奢侈？
人们利用假期，休息娱乐，走亲访友，浅酌小聚。多少年来，过得也还算心安理得。所以，我喜欢过年那喜庆祥和的气氛。
真正尝到年关的艰辛，还是在近年下岗失业以后。生活来源的保障虽然没有了，各种人情、支出并不能因此而断绝，到处伸手要钱而自己又实在拿不出钱来，个中苦涩，这大概就是“关”的涵义吧！
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人离开工厂，就象是断了线的风筝。四处漂流的自谋生涯，尝遍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想着那些稳坐在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里，喝着茶水，玩着无聊的电脑游戏，而拿着丰厚薪报的所谓上流人群，我真不知道自己早年的奉献都到哪里去了。当初高唱“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多少人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习惯地跟着响应。到现在才算知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另外一部分人意味着什么。
车子爬上西行的高架立交桥，桥下是我们那不景气的工厂。长期的停工停产，厂区静悄悄的，几乎看不到人的身影。在阴郁的天穹下，活象一座巨大的没有生气的坟场。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那散了架的工厂就象一堆提不起来的稀泥巴。虽说已经二十几个月没有开过工资，职工的困窘处境一点都不在那些经营管理者的心上，他们依然过得有滋有味。极少数人打着留守的名义，每月照样拿着不菲的薪报，噬食着全厂职工仅有的剩余。
无法维持最低生活的职工们走投无路，几次要找他们讨个说法，他们要么避而不见，要么拿出一幅卫道者的嘴脸，指责工人们的行动破坏了他们“稳定”的大局，似乎人们对他们的逆行视而不见，听之任之，逆来顺受，听由宰割，这个大局才会更加“稳定”一样。
如今很多场合都时兴“对赖”，企业的官痞们更是深得其间三味。他们自己买房、座车、出游，都有钱，没钱也得想法找钱，而职工们的生活费、医疗费、养老金，没钱！这年头走到哪里，没钱就是硬道理，无钱寸步难行，说到天边还是个没钱。
政府以人为本，每年分两次发放救济四百多元钱，这对失去生活来源的工人家庭来说，恐怕连杯水车薪也不济。尽管如此，无良的工厂当权者们还想用它充抵拖欠工人的工资。急了眼的工人无奈只好诉诸舆论，找来了新闻记者出面干预，领导们才算未能如愿。
二百多元钱，对于大多数“成功人士”来说，每月的抽烟喝酒也远不止这个数，而工人的家庭却要靠它过个年，这还是政府无偿的救济，否则，连这些也不会有。
几天来电视里开始连篇累牍地播放报道，一些政坛显要在地方官员的陪同下，前呼后拥地抬着一袋面，提着一壶油，或者抱上一床棉被，拿上几张钞票，走进一户户“特困家庭”送温暖，听说还要保证家家户户过年都能吃上饺子。
一面是蜻蜓点水般的布施，一面是感恩载德的专访，录音摄像，跟踪报道，这一番年复一年的做派，象做着一桩桩永远称颂不完的德政。
我不知道这一袋面、一桶油、一顿饺子吃完以后，人们漫长贫困岁月将如何打发，我无法想象，一生辛勤的劳动付出最后却要靠施舍和救济过年，这一星半点的布施，显得是那样单薄和不实在。
记得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锦上添花的事情尽可以少做，雪中送炭的事却不能不做。如果我们可敬的领导们真能从这个思路上与时俱进，去面对现实，摈弃那些如同镜花水月般的虚假政绩，真正能为老百姓办一些雪中送炭的实事，那么还愁我们的社会不会变得更加和谐稳定吗？
车子从一个极其宽阔的大门前经过，这里高大的红墙外今天又聚集了一些人，如临大敌的军警们排成一排，把大门围了个严严实实。几辆防暴大队的警车泊在附近，三五成群的防暴警察们头戴钢盔，穿着厚厚的防弹背心，警觉地注视着大门两侧的人群，以便随时采取行动，处置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
看着门前那稀稀拉拉的人群，他们破旧的衣衫和凌乱斑白的鬓发，可以断定，他们不过是一些失去生活保障的弱势者。到这里来，无非想赶着年前的气氛，呼吁当局能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解决不解决，还不是当官的一句话，老百姓又能如何，摆出这森严壁垒的阵势似乎有些过分。
一辆辆黢黑油亮的小轿车进进出出，车里那宽面阔腹的公仆们目不斜视地正襟危坐，好象面前发生的一切与他们毫不相干。我不禁为那些请愿者感到悲哀，他们微弱的祈求能够打动这里的冷漠吗？我也为门前那些守卫者感到悲哀，他们的忠诚只是为权势看家护院吗？
才修不久的大路上，又围起了一圈一圈的护栏，谁也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返工了。这几年大搞市政建设，整个城市好象翻了个儿。繁华热闹的老城区也彻底挖了个底朝天，一座座摩云连岫的高楼大厦雨后春笋般地竖了起来，到处是开发、开发、开发的喧嚣。
解放后几十年辛辛苦苦营建起来的工厂，一多半儿已经夷为平地，变成了新兴的强势群体手中原始的积累，而当年为国家经济建设奉献一生的工人，大部分已经下岗在家。困守穷域，无人过问。
我实在弄不懂这铺天盖地的豪华营造和大多数老百姓究竟有什么关系。拆了盖，盖了拆，不知道耗费了国家多少人力物力，劳民伤财，又给哪些人带来了实际好处。我想：就是当年秦始皇修阿房宫，隋炀帝开大运河，也不过就这么大的动静。这些无度的挥霍浪费，如果能拿出很少一部分，用于扶持尚未死透的工厂和救济走投无路的职工，那么，当权者在人民群众中的口碑应该远比什么“政绩工程”来得实际。
一年了，不管如何困难，总想给妻子、孩子添置点什么。“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钱少不能买，扯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奇怪的是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无可奈何的辛酸倾诉，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怎么会引起我如此真切的共鸣。想到多少人毕生毫无结果的奉献，（其实这奉献不知被什么人吞吃去了）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白劳”。
想起前一段电视里播放了一个小品，把身受压迫走投无路的杨白劳和恶贯满盈的恶霸地主黄世仁来了一个位置反串。忠厚善良的杨白劳被说成了一个狡猾刁蛮的“老赖”，凶残狠毒的黄世仁反而成了可怜兮兮的孱头，以此大做噱头，看得心里真不是滋味。尽管世道改变了，难道善恶的概念也因此颠倒了吗？
半个多世纪以前，《白毛女》这出戏曾激励过多少热血青年为拯救杨白劳、喜儿这样的穷苦人而义无返顾地走出家门，投入那充满血与火的战场，多少战士怀着“为喜儿报仇”的信念，无悔无怨地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这样一部优秀作品今天会遭到如此公然亵渎，这无异是当代的黄世仁们对过去的杨白劳们的公开嘲弄。失而复得的他们终于又站在今天的强势上，奚落千百万民族精英仁人志士们为之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理想和成果终成泡影，多少人鲜血和生命的付出形同“白劳”。
我不知道当年以青春和热血献身过一场神圣事业的健在老人们，对此会有些什么感想，尽管他们中多数人现在已经没有自身饥寒之虞，但是看到那些不肖子孙们肆意作践着自己曾庄严宣誓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和理想，难道也只是会跟着笑笑，听之任之吗？
二00三年春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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