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习近平的“德论”看邓小平的“猫论”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并对德提出了具体标准，指出干部德的标准，应包括干部的政治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标准，把理想信念是否坚定，是否坚持执政为民，是否求真务实，是否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否清正廉洁等行为作为评价要点”。我将之归结为习近平的“德论”。
习近平的“德论”,体现了我们党一贯的选人用人思想。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他还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1940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具体阐述了德才兼备标准，强调“德才并重，以德为主。”1943年，周恩来同志强调，“挑选干部的标准，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两者缺一不可，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适应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同志形象化地提出，干部要“又红又专”。这种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是我们党吸纳英才、成就伟业的重要保障,也是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更好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的“德论”，是新形势下我们党关于选人用人原则的新要求,是全面提升干部素质的新任务。古人说得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矣。”古人尚且知道“德”能让天下人拱之，“德”是成就事业的基础，这就充分说明在选人用人上为什么要强调以德为先了。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正,业无德不兴,国无德不宁。德是关键，不仅是为人之魂，也是为官之魂。相对于才而言，德为导向,才是基础;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相对于才而言,德更为根本,“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有才是废品,无德无才是毒品”。因此，我们在选人用人上，要大力形成以学修德，以律立德，以责润德，以廉养德，以忠定德，以行正德的氛围。而以前，我们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只是讲德才兼备，没有强调谁轻谁重，而且德的标准有规定得过于抽象，笼统和空泛，不具有实际可操作性。习近平 “德论”的核心思想，就是我们在今后选拔任用干部时，按照“德”的具体标准，既要坚持德才兼备，更要注重以德为先。这样一来，选拔和任用领导干部，就有了一项原则，就有了一条准绳，就有了一杆标尺。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邓小平的“猫论”。他是这样解释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猫论”如果将其应用于用人选人，是不是就一定合适呢？这里，本文不展开论述，只提出一个问题，贪官到底是白猫还是黑猫？就是这样一些猫，在未受到查处前，个个都是好猫啊！可这些“好猫”，如成克杰、陈良宇、胡长清、李大伦、曾锦春、黄松有等等，都干了些什么呢？
某些人利用邓小平的“猫论”，在选人用人上，也玩起了“白猫”“黑猫”的游戏。我们不是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吗？“我不管他是‘白猫’，还是‘黑猫’，只要他能发展经济，就是‘好猫’！”于是乎，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选拔干部看政绩，政绩就看GDP。至于这个政绩是否带血，是否虚假，则一概不管。不是吗？贪官的边腐边升，就是这种用人观念的充分反映。
这种重才不重德的用人倾向，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们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对事关群众利益的事，他们麻木不仁；对事关科学发展的事，他们弄虚作假；对事关个人升迁的事，他们苟且钻营。信仰沦丧，道德败坏，“洋鸡”“土鸡”齐上，“二奶”“三奶”同喝，演绎出一幕幕腐化堕落的丑剧！这能说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就没有受到“猫论”的一点点影响？
写到这里，我想郑重声明，这篇文章，绝对没有全盘否定邓小平“猫论”的意思，但这并意味着邓小平的每一句话就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不意味着他的每一句话都不需要与时俱进，并不意味着他的每一句话都没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实际上，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自身生存的环境和扎根的土壤。如果离开了这个环境和土壤，真理也会变成谬误。就象“猫论”，如果应用在领导干部的选拔和应用上，不仅不会产生积极效果，相反，还会产生不应有的副作用，和习近平的“德论”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在用人导向上，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尽快消除“猫论”带给我们在选人用人上的不良影响，特别是要尽快扭转某些人在选人用人上的盲动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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