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教训
邓小平的经验
杨连旭
（2006年4月）
防治官僚阶级的异化，从来就是一个治国的难题，是最高统治者处心积虑破解、可却至今未能破解的难题！
当代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也毫无例外的试图破解，可也没能破解这个难题，他们都留下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34页）所以，破解这个难题就必须总结和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一）
对于异化了的官僚，不仅黎民百姓恨之入骨、被逼无奈就扯旗造反，而且最高统治者也深受其害、希望能斩尽杀绝。
对于官僚阶级，历代王朝说教严刑、软硬兼施，几乎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其极。
从“君君臣臣”、“忠君报国”和“爱民如子”，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教化，再到“正大光明”和“以孝治国”的身体力行，思想家和帝王们可谓用心良苦。当然也是成就斐然的，正是由于有一代代明君贤臣们的共同努力，才开创出一个个中华民族的强国盛世。
尽管如此，只要最高统治者稍不注意，就会形成大批的官僚异化，误国害民、祸国殃民。所以，帝王们又企图杀一儆百以绝后患。
尤其是贫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更是对异化成贪官污吏的官僚，即便是开国的元勋功臣，也毫不留情、决不手软。严法酷刑、特务监督、百姓扭送，只要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他就都使用了，甚至抽筋剥皮、成万的杀戮，可就是不能根除，大明王朝还是因此而亡。
清朝的雍正和乾隆二帝又反其道而行，实行“养廉银制”，可也是无济于事。就是从所谓的“乾隆盛世”起，在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压迫下，农民起义已成规模。
一旦官僚异化成个人主义第一、自私自利，追求权力的最大化和财富的最大化，就必然欺下瞒上，置国家安危和人民生死于不顾！
古今中外皆如此。
以国家人民利益为第一的中国共产党，当然要挑战这个古今中外的治国难题，探求解决防治官僚异化的有效方法。
（二）
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只是杀了刘青山和张子善，就遏制了腐败。
这是不对的。要论杀腐败分子，邓小平比毛泽东杀的人又多、官还大，可腐败却是愈演愈烈。
为什么呢？利令智昏嘛。
在私有观念的社会中，只要有利可图，就必然有奋不顾身的人涌现出来；只要有私利的存在，就必然有异化的官僚产生；只要有足够的利润，就有前赴后继的动力。所以，贪官污吏是杀不绝、斩不尽的。
这就历史的规律。
其实，毛泽东早就明白此理。所以，他不主张以杀戮、而是以民主的方式、人民监督的方法为主。杀刘张，这只不过是人民监督中的个例。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了跳出这个“兴亡周期律”的方向：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说到做到，执政掌权伊始就开始付诸实践。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先后发起了“三反”运动和“大鸣大放”运动，60年代又先后组织了“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直到他逝世。
频繁的群众运动确实对官场腐败保持了强大的高压抑制作用，腐败分子也有，但很快就能被揪出来，难成规模和气候；但是这也产生了无政府主义盛行，严重扰乱行政秩序、激化派性争斗的副作用。
总结了其中的教训，邓小平则进一步强调：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32页）
因此，他组织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恢复了国家的检察、政府的审计和监察、党的纪律检查机构，颁布了大量的法律制度。
这虽然抑制了派性争斗、恢复了行政秩序，但是却导致了官僚阶层中急功近利的胡作为成灾，以权谋私的乱作为成害，拈轻怕重的少作为成风，无利可图就不作为成气，官场腐败恶性膨胀。
毛泽东以群众运动防治官僚异化的方法，虽然成效卓著，可由于成本高代价大而流产了；
邓小平以专业打击防治官僚异化的方法，虽然成本低代价小，可由于成效甚微而在事实上失败了。
就连他们都没能想出防治官僚异化的好办法。由此可见，既要有效监督官僚，又要稳定行政秩序，目前还是个二难选择。
毛泽东和邓小平虽然没能获得防治官僚阶级异化的彻底成功，可他们却给后人留下了思考的启示。
（三）
总结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验教训，不难发现：他们都有着强烈忧患意识，也就都把防范官僚异化始终列在主要的议事日程中。
强调“路线是个纲”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实施“抓革命促生产”的毛泽东自不必细说。就说邓小平，在公开发表的最后一次谈话里，他还在苦口婆心，反复再三的强调：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可是，在具体方式上却又不同：
一是，毛泽东试图通过他个人同人民的直接结合，以理想主义为指导，让人民监督政府、防治官僚异化。
这样，人民就在实际上处于了无组织的自发状态，没能形成组织制度和体系。
他在时，群众大权在手，就出现无政府主义自由泛滥的现象，懵懵懂懂，误打误撞，成效不小，惹祸不少，授人口实。
他走后，群众大权丢失、理想淡化，就又成了一盘散沙的散兵游勇，轻易就能被异化的官僚以权力各个击破。
二是，邓小平试图通过实现民主监督与法制建设的结合，以人民的个体弹劾，通过官僚机构防治官僚异化。
这样，就把人民的监督纳入了官僚体系，人民处在权力的重压之下，人人不能起来负责，民主监督就必然软弱无力。
尤其是，官僚阶级的利益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这又必然发生官官相护的猫鼠同盟。
因此，以官僚机构防治官僚异化就必然低效、乃至负效，导致腐败横生。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其一、只有最高执政阶层忧患意识，才能有未雨绸缪的准备和防治官僚阶级异化的决心。
其二、只有广泛发动人民监督官僚，才能全面深入和有效地防治官僚异化。
其三、只有人民有组织地弹劾官僚，才能最大可能地降低防治官僚异化的社会成本。
其四、只有人民的组织彻底脱离官僚体系，才能防治自身的异化，
始终以劳动阶级利益为出发点。
第五、人民监督官僚必须不仅以理想主义为指导，而且还要从自
己的切身利益出发，才能实现持久有效。
如此五原则有机相连、缺一不可。
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留下的最重要的治国经验教训。
所以，防治官僚阶级异化，最高阶层就必须在政权体系之外，再造一个直接掌控、脱离行政权力系统、专职保护劳动阶级合法权益、实施民主政治监督的人民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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