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知兴亡：“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
天道
两个时代的发展思路的区别：
毛主席时代的发展思路主要表现两个方面：在农村是以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也就是集体所有制；在城市是以“国营（全民所有国家代理经营）”工人“以厂为家”。 也就是全民所有制。消灭三大差别，政治经济上追求人人平等。道德上提倡无私奉献，五湖四海。
后来的发展思路主要表现两个方面：在农村是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单干，包产到户，小农经济；在城市是以“国营（全民所有国家代理经营）”改“国有（官僚所有）”，最后私有（资本家所有），工人“以厂为家”改为“劳务合同”（劳动成了商品）。鼓励一部人先富起来。
这套“理论”被称为小康社会，什么是“小康社会”？
我们求诸华夏文明的深井，发现小康社会是与大同社会对立而言的。
一、大同社会
《礼记》中的《礼运》篇描述大同世界的社会景象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最彻底的“天下为公”不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吗？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就是 “大道之行”吗？
生产资料公有制才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天下为公”，人人是社会的一员，社会有每人的一份，衣食有着，地位平等，无胁迫的可能，无依附的必要。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在这里，人们视他人父母如自己父母，视他人子女如自己子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任何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任何人都主动关心社会。男有室，女有家，社会和谐。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在这里，人们有高度的责任心，对社会财富十分珍惜，憎恶一切浪费现象，也反对任何自私自利的行为。“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货弃于地是可耻的，货藏于己同样是可耻的。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在这里，劳动已经成了人们高度自觉而又十分习惯的活动。“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能劳不劳是可耻的，劳而不尽其力也是可耻的，劳动只为了自己同样是可耻的。正是人们这种不计报酬、高度自觉的劳动态度支撑了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而大同世界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切实可靠的社会保障又是这种劳动态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和谐优越的生存条件，人们回报社会以高度的自觉劳动，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而又互相进。
二，小康社会
文章在总结了上文之后笔锋一转，用完全与大同思想相对立的语言开篇：“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小康与大同是对立的。最彻底邪恶化的“天下为家” 的“小康社会”不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吗？
卢梭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天下为公的大道没有了，一切社会现象都与大同社会相反。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为己藏，力为己出，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没有了，社会道德沦丧了。
“大人世及以为礼”——大人世及也就是私有制世袭，美国现在就是这样的。为了说明这种世袭的合理性，于是产生了为其服务的观念形态，一是礼，一是义。什么叫礼?什么叫义?《礼运》的十分深刻地指出：“大人世及以为礼”原来礼的本质是全在于为生产资料世袭私有制权服务的。而私有制世袭之所以要有“礼”来尊重，要有“仁义，博爱，人权，自由，义”这些乱七八糟的说教来维护，就是因为它是世袭的，没有民众基础的，受到人们反对的。从反面说明了大同世界的公理性，说明了大道之行的正义性，同时也说明了礼义本身的虚假性。
“城郭沟池以为固”——产权清晰化到一小撮私人，世袭私有，古代就要建立城池来安维护。现代就是保安、警察、军队是维持此等天下为私的基本手段，制度化，法律化，战争，镇压，逮捕常规化。乱七八糟的愚民作用不大，所以靠暴力机器来维系。美国人口仅仅占世界5%，而关在监狱里的人占世界25%。惊人吧！！！
“以功为己”——生产资料世袭私有制产生了普遍的私有观念：以功为己即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作为衡量功利的标准和尺度，于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既然“以功为己”，人人都为自己打算，就不能不开动脑子，以资防备，以行进取，因为你不打别人的主意，别人就要打你的主意，
于是“谋用是作”——因也，各种损人利己的阴谋轨迹因此产生，人人勾心斗角，社会危机四伏。心斗之余继之以言，言斗之后继之以力，
于是“兵由此起”——就不可避免的出现战争，兵荒马乱，生灵涂炭，最终引发人民起义，革命。
不难看出，《礼运》的对小康社会是名褒实贬的。针贬之一，公开指出小康的前提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丧失了“大道”而以天下为家的社会，自然不是理想的社会。针贬之二，这个在家天下统治下的小康社会是个人各为己，自私自利，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社会，而这些自私自利的不良思想和矛盾斗争的复杂关系都是因为“大人世及”引起的。针贬之三，这样的小康在漫长的三代仅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人才差可达到，实际上在“谋用是作”的环境里是无法达到的。打开人类历史，见到的尽是“在势者去，众以为殃”的可怕事实。为了权力和财富的争夺，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兄弟相残，叔侄相害者更有之。就以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年代为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至于遭殃的民众，就没有人统计，也无法统计了。所以，《礼运》的描述小康，表面上在歌颂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盛德，实际上是在抵制天下为家的“大人世及”制度，旁及这种制度下形成的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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