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山关随想——敢问路在何方
谢小庆
站在娄山关上北望，山势奇拔陡峭，异常险峻，确实属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确实属于兵家必争的咽喉之地。1935年2月底红军对娄山关进行长途奔袭，经过异常激烈的战斗，付出了包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内的许多红军将士的生命，终于抢在来自遵义的援军之前，攻下了娄山关。继而居高临下击溃了黔军王家烈部的增援部队，二次占领遵义，出其不意地跳出了在重庆坐镇指挥的蒋介石精心构造的包围圈，为中央红军争得了新的生机。现在回想起来，仍可以感受到当时千钧一发的紧张气氛。简直不敢设想，倘若红军迟一步夺取关口，倘若守军再多坚持一刻，坚持到增援部队赶到，那么，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川黔边境的娄山关被世人广泛知晓，很大程度缘于毛泽东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词。这首词是毛泽东同志在战斗结束以后吟成的，既记录了战斗的场景，也体现了诗人当时的心情。从“喇叭声咽”、“残阳如血”这样的诗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战斗的艰难和惨烈。1957年《娄山关》词在《诗刊》正式发表时，也曾经自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注意到，那场异常惨烈的娄山关战斗却是发生在“北上抗日红军”的“南征”中，是一场从北向南的进攻战斗。在此次娄山关战斗不久之前的1935年1月，红军曾经从南向北比较轻松地占领过娄山关一次。
“四渡赤水”是人类军事史上的一个独特战例，长期吸引着军事家们和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兴趣。夺取娄山关的战斗发生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发生在“二渡”之后。按最初的战略设想，红军打算在四川境内渡过长江，北上与陕北红军汇合。为了阻止红军渡江，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调兵遣将，计划将红军围歼于长江以南。为了跳出重围，红军只好掉头南下，二打娄山关，重返贵州。经过“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最终“调虎离山袭金沙”，在云南境内渡过长江（金沙江），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
站在娄山关上，缅怀那些已经埋骨青山的烈士们，心中涌起思绪万千。烈士们的在天之灵是否在为“忽报人间曾伏虎”而“泪飞顿作倾盆雨”？烈士们的在天之灵是否在为“便有精生白骨堆”而“斑竹一枝千滴泪”？我想到邓小平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会议上的讲的一段话：“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从邓小平讲此话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年。我们的政策是否已经导致两极分化？中国是否已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答案至少是存在争议的。无法否认，中国在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使“基尼系数”从队伍的末尾走到了世界前列。中国在充分利用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低人权标准”和“低环保标准”的优势，使中国成为全世界资本家的乐园。我们在“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已经将很大比例的社会财富集中到很小比例的一部分人手中。
是否有必要“四渡赤水”？当年的红军队伍中一直是议论纷纷。至今，历史学家们继续对长征历史进行着五花八门的解读，继续对“四渡赤水”进行着种种善意或恶意的解读。“南征”和“向南攻关”是否当时别无选择的唯一出路？对此，仍然存在不同的议论。与此相仿，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否唯一的选择？为了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是否迷失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对此，20年多年来也一直存在不同看法的。
在1985年3月7日的那次讲话中,邓小平还讲到：“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是当年娄山关战斗的亲历者，他在讲这段话时，或许会回忆起自己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友，或许并不全是空话套话，或许确实包含着几分内心的由衷之言。
当年，追求共存主义（多数人沿袭日本人的译法将之译为共产主义，我认为翻译得不准确）理想的共产党（“党”字在汉语中多用于贬意。其实，翻译为“共存会”更好）人，曾经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目标而在娄山关进行了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南征”。几十年后，一些仍然心怀共存主义理想的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走上了一条并不轻松的资本主义道路。当年的红军，经过在云、贵、川的辗转迂回，走过曲折的道路后，终于重新回到了“北上抗日”的方向，终于迎来了光明的前途。几十年后，红军的继承者们，能否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能否带领中国走向光明？“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雄关漫道”仍然“真如铁”般地挡在他们的面前。他们能否继续“迈步”向前？他们能否奋力“从头越”？这是他们不该忘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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