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兵的匪言匪语
选择什么样的位置和立场发言，是进行言说的前提。
喜欢匪兵这个名字，是因为所谓“匪”永远都不是一种自我的命名，正如冷战的年代，我方把蒋介石骂为“蒋匪”，同样，对方也把我方骂为“共匪”，更不用说，“匪”或“土匪”是“官兵”剿灭的对象，可见，“匪”是需要被消灭、被抹除的他者，是给主流、中心添乱的能指。但是，“匪”也可能成为“官”、成为主流、主体，甚至也是进军中心的终南捷径，这种反叛者的逻辑或者说“我-他”的游戏难逃二元对立的魔杖，恰如“匪”是主体的另一个自我，确认“匪”的位置，也划定了“自我”的边界，在这个意义上，“匪”也不完全是“非”，即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反而自我与他者成了两面相向而立的镜子，相互映照，相互转化。这恐怕是一幅让人绝望的场景，恰如主人与奴隶的逻辑，杀死主人，奴隶就能成了“人”了吗？（正如赵老爷的话，你也配做人吗？）因为主人成为“人”也不过是很晚近的事情，这种奴隶的自我主人化究竟是打碎了那面主人之镜，还是把主人作为那份理想的自我之影像？也许根本不存在这样两面大镜子，存在的只是无数的自我与他者，存在的只是碎片化的自我与他者，换句话说，在主人和奴隶的后面要加上“S”，因此，主人可以坦然，因为每个人都是主人，都可以成为主体，奴隶更也可以坦然，因为奴隶也有主体性（如同阿Q的精神胜利法）。
喜欢匪兵，还来自于作为80后的电视剧教养，在83版的射雕英雄传中，片尾字幕中总会出现匪兵甲、匪兵乙，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些群众演员出演了这部戏，字幕中也给出了命名，但是却无法被观众指认出来，这种命名的方式是一种张显，也是一种遮蔽。匪兵们确实参与了历史，也见证的历史，但他们不是导演，也不是主要演员，甚至不能称为演员（始终被津津乐道的是当年的宋兵甲如今的已经成为一名演员的星爷，充分说明匪兵并非永远都是被遮蔽的，现在的成功人士相当喜欢说自己曾经也是一个匪兵呢，就好像说谁不是苦出身啊，我吃过苦，所以我成功啊，成功是对我的补偿），他们只露个脸，留下一点痕迹，就被迅速地掩盖起来，因此，匪兵是一个命名，也是一个没有命名的命名，或者说匪兵是一个位置，可能永远都是匪兵，也可能成为一名演员，只是匪兵坚持要出场，要成为那群看热闹的看客们（当然，阿Q最初也是看客中的一员，等待砍头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被看客所看）。
“匪”是主体、自我所必须界定、划定、驯服的对象，但“匪”似乎总也不安分，被驯服之后，又如同肥皂一样，从规训中滑落开去。“匪”夷所思，或许也可以捣捣乱，或许也可以受益匪浅（批判性言论不是对秩序的最大修补吗）。
这就是匪兵的匪言匪语。
匪言匪语之一：
一块布的寓言
——社会伤口与精神治疗
在电视中看到《一块布毁了一个家》的社会故事，讲述的一个中年妇女从商店中买回来一块桌布，但桌布却发出怪味，无论该女士使用何种洗涤剂、消毒剂都无济于事，只要把这块布丢掉，可是这块布的气味已经传遍了整个屋子，家具、被褥、衣柜和衣服，任凭该女士如何清洗，都无济于事，并且她和丈夫的身体上也又异样出现，只好去就医，检查结果发现可能中毒，也把那块怪布带去检测，从布上检测出了一种某某乙苯的化工产品，但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物质以及有没有毒，该女士只好把家里的所有东西，家具和衣物全部变卖，并且拆掉房顶、地板，重新装修，就这样，该女士回到家，还是有怪味的感觉。等到记者来到该女士家里，在北京城里的某个胡同的平房，发现已经家徒四壁，该女士说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家里的被褥都是亲戚、邻居给的，每天该女士都要打开窗户通风，即使是冬天。该女士向记者哭诉，都是这个块布毁了这个家，她冬天就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别人问她不冷吗？她说不冷，其实这么冷的天，能不冷吗？他们家也不是富裕的家庭，可是她也不愿意去求人。记者找来化工专家，彻底搞清楚了这种布上存在的化工产品，是用在染布之前的添加剂，但沸点高很难挥发，即使挥发毒性也很小，一般不会在空气中扩散，可是该女士对这种怪味为何如此敏感呢？按照他丈夫的说法，这个家是妻子一手操办起来的，为了除味等于是把家都拆了，所以妻子心理不可能好受，不过也没有办法。记者找了个心理医生来给夫妇做心理测试，结果发现丈夫是一个内向的、没有魄力的男人，妻子是一个外向的、要强的女人，心理医生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就是在他们发现了布的怪味之后，妻子让丈夫去商店要求索赔，但丈夫没有去，丈夫认为去了也没有用，而妻子就执着于一定要把气味去除掉，为此不惜把家庭翻个底朝天。当心理医生让妻子画一张画时，妻子哭了，她说自己就像大海中的帆船，天下着雨，很无助。最后心理医生了解到妻子“病因所在”，或者说妻子如此表现是因为十几年前（1996年），妻子因为生病被单位以病休的名义辞退（病休下岗），从此就一直在家里，心理医生认为妻子抑郁症的病根在于那次下岗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妻子固执地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但又始终印证自己的无力和无助。节目最后，记者又讯问了化工专家去除掉这种怪味呢？化工专家说把认为有怪味的地方用酒精擦拭就可以，最后一个镜头停留到该女士用蘸了酒精的抹布来擦破旧的大衣柜。
在去除家的异味的同时，也在去除心灵的创伤。
这是一个看了让人很伤心，也带有惊悚色彩的故事。一个中年妇女执着于去除家里的异味，这是多么荒诞，又是多么惊人的故事。可以说这类社会故事成为当下许多电视台的重要栏目，已经司空见惯，而故事讲得有头有尾，有原因有结局，很圆满，也很现实主义。最终异味被找到，并得到解决。我感兴趣的不是问题被解决，而是这种解决是对精神伤口的抚慰。与十几年前下岗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的时候，下岗往往不被正面讲述，下岗的故事被讲述为成功再就业的故事，也很少有这样对下岗所造成的精神疾患（即使社会的疾患，也是个人的疾患）的呈现，而现在，却可以如此精致和顺畅地把这样一个身体的、家庭的、具体的困境，投射到或还原为下岗所带来的精神创伤以上，也就是说现在之所以可以把过去的伤疤、伤口解出来，是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愈合的方式，或者说工人下岗的问题在和谐社会和大国崛起的背景已经被成功消化了。在这里，有效的意识形态运作不在于拼命地遮蔽或掩饰伤口，而是坦诚地暴露伤口、暴露创伤，甚至是让这些化工专家、心理医生等来帮助人们找到异味或精神的伤疤，然后告诉人们该如何来抚平伤疤，当然，在这种治疗或者自我治疗的过程中，伤口总是旧伤口，伤疤也是旧伤疤，而更重要的是，至于为什么会有伤口就没必要追究了（这个故事的精致和无懈可击在于，反正布也是你自己买的，下岗也是因为自己身体有病，社会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总是你自己），万一要追究（就像我这样学了点文化研究的不安分的观众）也没有关系，因为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的社会、现代的时代已经可以成功克服那是的伤痕了，这是不是因为现在的“医术高明”、“科技”又进步了呢？不过，社会确实在进步，要不怎么这么有信心和有能力来治愈历史的伤疤呢？
匪言匪语之二
“点背不能怨社会”
看到论坛上关于青年人自杀的帖子，恐怕这已经不能够是这个时代最有轰动性的新闻，如同煤矿爆炸一样，已经不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尽管每个人身边或所在的学校都可能会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看到报道中的大学生自杀是因为压力大，找不到工作，感到无助。我想起了前几年同系的学妹自杀时写下的帖子，她是这么写的：“我列出一张单子，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写的……”她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并特别说她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为什么个人的死与社会无关呢？我想起二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中，对社会、旧体制控诉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没有出路只能自杀，个人的死是社会害死的，而现在恐怕很难在个人的死与社会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就连这些临终遗言，都找不到死的恰当的理由，或者说，就连死也是我个人的选择，而对于这些自杀的解释也无非是因为自杀者有抑郁症，是他自己的原因。或许那句在《武林外传》中自嘲的话“点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说出了这个时代的言说困境。
我并不是说自杀没有社会原因，而在于为什么自杀者要把自杀的原因投射到内心，相反不能是社会或体制的问题呢？这种只有个人的才是正当的言说为什么会如此有效的和具有“强制性”呢？也许“点背不能怨社会”是对那种左翼叙述中确立的个人与社会的联系的“拨乱反正”吧。在左翼的故事中，个人的故事不是不可以讲述的，而是个人的故事最终都会指向一个大的社会寓言，个人的故事只具有象征意味，在这种话语结构中，个人是被社会、历史等大的历史结构所掏空的。80年代以来在对这种左翼叙述的清算之下，“个人”确实获得了拯救，个人与社会的关联也随之被取消，或者说变得无效，正如如果有一个自杀者像《新女性》中的女作家之死那样归结为社会结构、市场的无情、女性的生存等政治经济学原因，恐怕很难被人们所接受。我不知道这种言说的困境是不是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对历史、社会的整体性的分析和认知造成的，只是觉得如何重建一种个人与社会的有效连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否则，个人的生命真是太微末了，个人的死真的与社会无关吗？如果有关的话，又能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或者说又什么来叙述这种关系呢？
匪言匪语三：“精神家园”与“沉默的大多数”
“精神家园”的修辞，是80年代被人文知识分子所分享的表述方式，尤其借助80年代被高扬的海德格尔关于“诗意的栖居”的人类家园的论述，“精神”家园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指认，而90年代初期人文精神论争的内在动力在于“人文精神家园”在商业化（背后是92年所开启的全面市场化所造成的去政治化）中的丧失和被边缘化，因此，固守一份人文情怀或精神家园成为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人文精神论争试图延续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文化核心建构者的角色（这种知识分子介入社会及其参与文化实践的能动性社会角色是在50-70年代以及左翼传统中被赋予的，或许没有一个历史时期，“文化”可以占据如此重要和和中心的位置，80年代对于文化的想象某种程度上延续了50-70年代的遗产），反而找到了文化在这个以经济为中心重组的社会生态中恰当的位置，就是提供精神、文化产品，或者是成为精英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精英文化是在80年代中后期借助对尼采、海德格尔等德国哲学的阅读所形成的对于哲人（兼或诗人）的自我想象中建构出来的，这种自我想象是对50-70年代左翼文化所塑造的一种与工农兵相结合的知识分子角色的“反动”，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作为历史主体的再现/代表机制被作为左翼债务而被清算（暂且不讨论这种再现/代表机制自身的危机及阶级还原论所带来的负面教训），知识分子回归到“知识”、“精神”本身，尽管这种精神是以“人类”、“世界”等普遍主义的名义来获得合法性的（这种普遍性有效地弥补了马克思主义以来的阶级区隔的裂痕），这种精神贵族的想象在90年代的语境导致政治保守主义的出现，尤其是对于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这显然与八九十年代之交“冷战终结”有关。
其中一个有趣的例证是王小波的杂文写作（其纯文学创作与这些在都市杂志上发表的杂文呈现了某种错位，在小说中对文革的书写要复杂的多），以《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1997年）为标题，所谓“精神家园”是建立在对文革、左翼实践的持续“批判”（文革历史也被书写为愚蠢、傻子、谎言的时代，“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第129页），在《我的精神家园》中是被“科学和希腊文化”所喂养的“人类智慧星空”（“但我总在回想幼时遥望人类智慧星空时的情景”，第145页），这种“精神家园”恰好是王小波童年的记忆，其构成“精神家园”养料也来自于“爸爸”锁在书柜里的“不宜摆在外面的书”，可以说，“精神家园”虽然被锁起来，却也并非完全被禁止，或者说，“精神家园”本身存在于王小波所要批判的50-70年代之中，而王小波把“精神家园”书写为一种孩子的“精神家园”（“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第145页），这是天真、纯洁的精神伊甸园，如同鲁迅的故乡一样，美丽的童年构成了对精神家园的重构和怀旧，只是这种怀旧与他要清算的荒诞的年代构成了某种错位，这种错位同样出现在鲁迅的故乡的表述中，即美丽的故乡如何从荒凉的故乡中孕育，尽管这种错位被掩饰在童年与成年的“自然”秩序里。
面对90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论争，王小波反对“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人文精神”的“高高在上”，这种站在“俗人”（“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严守诚实原则，反对不正当的竞争”，第146页）的角度来拒绝“崇高”的论述其假想敌依然是早被王朔所解构的“左翼文化的崇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种精英主义的趣味和站在大众（对商业化/大众化的称赞也在于其可以削弱“大一统”的共产党政权）的立场是并行不悖或互为表里的，其原因在于无论是80年代的精英文化还是90年代的的大众文化都是以对政治的消解为“批判”对象。因此，与“精神家园”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被王小波发明的关键词就是“沉默的大多数”，所谓“沉默”就是在政治高压下的“沉默”，与之相对的是话语权（借助福柯的观点，话语与权力有着内在的关系），具体地说，“沉默的大多数”是指没有话语、表达权力的人们，这种把语言、表述权力作为填充权力的所指，就使得贫困、生存等物质性的指标丧失了被言说的可能，有趣的是，“沉默的大多数”恰好是被“大声喊出来的”（正如临终前的王小波写给友人的信中“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外面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是不是太狂了”，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422页）。王小波自认属于“沉默的大多数”，而如今写杂文就是为了“打破这种沉默”，而这种“大多数”的想象显然来自于左翼文化中对于劳苦大众的想象或者说携带着左翼的痕迹。“大多数”的正义性是左翼动员的方式和结果（正如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建立在人口学意义上的多数与少数）。80年代以来对于左翼文化的清算方式之一，就是王朔式的站在“俗人”、“普通人”的立场上来审批革命文化的“假正经”和“苦出身”，历史吊诡之处在于这种貌似“大多数”的名义一方面来自于所解构的左翼文化传统，只是这种二元对立式的选择和批判往往是一种对批判对象的内在化或者说所批判的对象会以某种方式“悄悄地”回来批判的逻辑之中；另一方面“沉默的大多数”的意识形态效果是确立“精神家园”所划定的文化贵族的身份区隔，这里的“大多数”已经不再是人口学意义上的“大多数”，尽管“多数人”的正义性依然具有合法性或吻合民主想象（如同对于代议制选举制度的直观感受就是选票论成败，在这个意义上，超女比赛被作为“拇指”的民主实践），如同王小波笔下的“弱势群体”也不在是阶级意义上的弱势，而是文化、社会制度上的弱势或者准确地说是话语的弱势，在这个意义上，同性恋这一都市中的小众群体是王小波格外关注的“弱势群体”（承认和欣赏同性恋文化成为小资的教养之一），这显然也打破了“弱势=社会底层=贫困=多数”的能指链条。这种对于“精神家园”的寻找和“沉默的大多数”成为精英主义文化的有效组成部分，为一种保守的政治实践提供合法性，尽管借重“大多数”的修辞。
匪言匪语之四
“贪婪”与“信心”：金融危机时代的根源与药方
金融危机，或金融海啸，使得中国这个全球化不彻底的地方，一下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幸运儿，正因为“落后”，或者说离中心太远，别人风光的时候，不会带着你，别人落难的时候，同样也没有你的份，总之，这恐怕又要引起某些总想一厢情愿地和美国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人们的不快，这究竟是中国的福气，还是印证了中国依然处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呢？
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华尔街成为众斥之地，也使得金融资本如明日黄花，媒体连同经济学家一起说，那些金融资本家太贪婪了，这真是人性的劣根，无法有效监督的道德成为金融危机的根源。道德的不完善恐怕是一个老问题（人性的恶恰好也是西方政治、法律理念的原点），把新的危机解释为一个旧有的问题通常是人们抚慰伤口的最佳良方，既找到了安全而熟悉的原因，又可以坦然接受危机中的现实，因此，要给华尔街的硕鼠们减薪、限薪，而我们（请注意，我自恋一下，这里的“我们”指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体人类）这些无辜的受害者，尤其是曾经春风得意的中产阶级（想成为受害者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没有点资本和地位能在“金融”危机中受害吗？），得以自我拯救或被告知的拯救之道，就是一定要坚定信心，有信心就有希望，就有明天，就有未来。用今天的信心来拯救昨天的贪婪以赎回明天的繁荣，这也太像童话式的语言了。连我这个学中文的人都能看明白，金融危机会如此简单吗？对于我这个学习中文的人来说，已经很久无法看懂经济学论文了，隔行如隔山嘛！而对于早已武装到牙齿的经济学理论怎么会提供出如此充满了童心的解释呢？
信心是什么呢？是对现在金融体制的信心，对现存制度的信心，还是对“明天更美好”的信心？信心是一种信任，是一种责任，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危机确实造成了严重的信托危机，可是，为什么金融资本要建立在这样一种脆弱的道德基础之上呢？人心不古，人心不是最不可靠的吗？而对于次贷危机的解释也是因为不负责的银行信贷员把钱贷款给了无力偿还的人，也就是说信托给了错误的人，而这些携带了大量不良资产的金融资本又通过金融衍生品来圈取更多人的信任，前两天刚刚被审判的华尔街大硕鼠前纳斯达克主席麦道夫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贪婪，显然，贪婪不是华尔街的专利，贪婪是每个人心中的恶魔，金融危机如同一把道德标尺拷问着这些“成功搭上了资本列车”的人们，可不是实践早就证明，人这种动物很难靠精神活着，没有物质刺激就会懒惰，就失去了积极性吗？人性的弱点要为这次危机买单吗？
面对信心这个药方，也不能说不是一剂良药，拯救人们的不是保住房子和工作，而是对未来的一种信任，也就是对时间的信托，金融资本恰好就是一种建立在时间维度上的资产信托。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空间扩张，早已成为19世纪的老故事，尽管如此，像我们这个资本主义全球体制的边陲地带依然向往着能离中心更近一点。殖民主义是一种对空间的吞并和等级化，也就是说对于原发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殖民地永远都是殖民地，都是提供资本流动的等级差，或者说，占领殖民地不是为了据为己有，而是为了把殖民地纳入全球市场的体制之中，而全球化的市场恰好不是要建立一种同质的平滑的空间（如果世界是平的，资本和利润的洪流怎么流动呢？高低不平才能带来更多的能量，这种高低不平体现在劳动力的不平等、文化的不平等、生产及消费的不平等），而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使得资本流动起来的地质落差，所以说任何高墙都是要被摧毁的，以前这堵高墙是共产主义，现在这堵高墙（甚至不能被称之为高墙，顶多也就是小土堆）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恐怖主义及专制暴君。与此相比，金融资本显然不满足于这种落后而低利润的空间殖民的方式，与其把地球划定为不同等级的发达及落后的地带，不如向未来索要债务，无论是贷款、期货及各种衍生品，都是通过透支或预支未来的方式来转化为当下的利润，正如用于拯救金融危机的资金也来自于国家债券，国家作为放债人，向债权人允诺未来的某个时候会还贷，在这个意义上，银行是不能倒闭的，国家更不能破产，正如恐怕没有一个人希望美国破产，在这个时代，对于主动（对于这种还处在帝国边陲地带的人们来说，占据中心永远都是心中的梦想）、被动加入（不加入就意味毁灭）全球体系的人们来说，时间是金融资本最大的金矿，只要时间不被打断，而维系时间的恐怕只有人们的信心。
回到开头，对于“金融危机”中幸运或不幸的中国来说（幸与不幸完全取决于叙述者所认同的角度），其空间的边缘性恰好导致了一种时间的滞后，这种时间的滞后体现在，我们是世界工厂里的生产者，他们是世界天堂里的消费者，在这个意义上，时间的虚拟性依然要建立在空间化的实体之上。在这里，银行、美国及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艘诺亚方舟，要不同舟共济，要不大家一起完蛋，而要同舟共济，靠的就是信心，就是要对这艘启航了五百年的诺亚方舟有信心，那么对于已经登上诺亚方舟的人们来说，这究竟是幸运呢？还是无可选择的救命稻草呢？还有没有其他的空间，没有中心和边缘，还有没有其他的时间，不用预支未来，当然，还有没有诺亚方舟之外的人们呢？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