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农奴、地主、领主、土改和生产队长
看到台湾的长挢先生两个对大陆农民和农奴解放的评价，感觉这个老先生有点像一家之言网友，听说的多，见到的少；想当然的多，查资料学习的少。因此说出来的话让人哭笑不得。
长挢说：“西造（西藏）离中原太远长挢不知道他们的农奴是怎麽过的……所谓农奴当时长挢没听说这个名词，应该是跟着地主种地的吧，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家臣风俗”然后就拿山东老家地主和雇农之间关系给农奴定性。贫道觉得，对于农奴，长挢先生“不知道……当时没听说这个名词”，现在就该查差词典或者用google搜索一下，当然最好还是读读书。这样就会知道农奴与农民不是一个身份，不至于以为农奴就是“跟着地主种地吧”。贫道比长挢先生年龄小，不好意思用右派们常用的“我来教育一下小左”之类话，这里劝长挢先生去查查资料。
长挢先生还说：“数学说「农民翻身」在山东来说是错误的，穷人翻身是真的，穷人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种地主的土地，他不是谁的农奴，是无产阶级的穷人，一下子政府分给他土地，当然是翻身了！跟地主种地的不喜欢翻身，因为翻身他种的土地少了，而且还要纳税。”
这段内容的意思，贫道倒是最近一直看到有不少国内和港台学者也说。比如人大的高王凌、清华的秦晖、华东师大的杨奎松、香港的赵冈、台湾的 许倬云 先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中国并不像欧洲中世纪那样有很多大地主，中国土地集中程度并不高，而且主要是小地主和富农。因此，共产党搞土改是不必要的，是过分的，障碍了农村经济发展。甚至有人还著书说，认为当年蒋介石搞412大屠杀，就是因为共产党在湖南搞土地革命，惹得北伐军官人心惶惶。蒋介石为了“统一大业”，不得不对共产党下手了。这样的书在国内都出版了，长挢先生的议论自然不算出格。
长挢先生当然不可能像这些学者那样引述很多史料来说明观点，也就是举老家山东的例子。认为由于佃农不缴税只缴租，因此“跟地主种地的不喜欢翻身，因为翻身他种的土地少了，而且还要纳税。”
佃农不交田赋是中国的传统政策，因为地本来就不是佃农的。但是，田赋征收率一直是比较低的。汉、唐基本是3-5%，此后历代即使有杂税，但总田赋从来没超过10%，比欧洲教皇的什一税还低。清朝“用不加赋”，因此田赋也不高。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确实农民实际缴纳田赋很高，这是因为这一拨军阀来了征收一次，下一拨再征收一次，有时候一次“预征”很多年，以至于河南有些地方把21世纪田赋都交了。但实际田赋比例还是不高的，起码比五五分租要低很多。如果当时一个军阀要预交10年的田赋，田赋超过10%，谁能交得起？因此，很难想象到一个佃户会选择把一半收成交给地主，而不愿意把土地变成自己的，然后缴纳不足10%的田赋。看来，长挢先生家里原来不是佃户而是地主，因此没有能力站在佃户角度上算账的。
长挢先生说“土地种子都是地主的”也很不准确。当时，即使在山东，顶多是地主和佃户各出一半种子、肥料，理由大概是收获物五五分。全由佃户出种子情况也很普遍。比如可以看到这样的资料：山东“以分成租制为主的，有博山、峄县、济宁、郯城、莒县、沂水、曹县、城武、定陶、茌平、安邱等县。分成租佃制在各县乡间又有不同的惯例，有的叫外分子牛，即一切农具、牲畜、种子、肥料全由佃户出，收获后佃户与地主平分”（《近代山东农村的土地经营方式：惯行述描与制度分析》
http://www.mianfeilunwen.com/Shehui/Nongcun/25453.html）
长挢先生虽然年纪长些，经历过解放前的事情，但既然在大陆网站上写东西，还是要按共产党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来写。
长挢先生帖子说的“跟地主种地的不喜欢翻身，因为翻身他种的土地少了”会不会是真实的呢？前半句不真实，后半句真实。前半句不真实的原因贫道前面分析了，为什么后半句是真实的呢？因为土改必然使佃农耕种的土地面积减小。道理是这样的：
1937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全国16个省163个县大约2000万亩土地上的大约130万农户进行了调查。大约占总户数1.37%的大地主占有土地14%，占总户数8.4%的小地主和富农占有土地57%。剩下91%的下中农、贫农、佃农、流民拥有29%的土地，584万亩，户均4.95亩，人均大约0.825亩。这个调查是长挢先生依靠的政府调查的，长挢先生应该相信。
当时平均亩产低于190斤（按30年代最高单产年份计算），因此人均0.825亩土地只能达到人均不足160斤粮食。即使吃糠咽菜，人均160斤粮食也是不够的。由于地主和富农的部分土地是佃租给贫农佃农种的，部分贫农会通过佃租或做长工来生活。这会不会让社会安定下来呢？不会，因为这种土地制度必然会形成部分农民被“溢出”农业。
假定农民人均一年最少要有相当于300斤粮食的收获，加上吃糠咽菜勉强活命（指250斤口粮加上相当于50斤粮食价值的其他物资。集体经济时期农民留粮底线还定在378斤）。依据这个标准，我们来计算一下实际会发生什么。
300斤粮食需要1.54亩左右土地。118万户农民（按每户6人，1980年我国农村户均常住人口还有5.54人）拥有584万亩土地，人均0.825亩。如果这584万亩耕地让部分农户拥有1.54亩活命地（户均9.24亩），548/9.24=63.2，那么会剩余55万户、330万人贫苦农民将不拥有土地，必须依赖租地或做长工生活。（这样计算并不意味着实际会恰好是这个数量，是在假定除了自耕农就是佃农算的）
根据前述学者调查，中国富农和小地主土地出租率（长工折算后）大约占30-40%。大地主土地出租率比较高。按照前面国民政府的调查资料来计算，按照小地主和富农出租率35%，户均400亩以上大地主出租率90%。那么小地主和富农出租土地大约为400万亩，大地主出租248万亩，总计出租648万亩。由于地租率为50%，也就是说农民要实现每年一人300斤的最低标准，一个人最少要租3.1亩耕地。那么这590万亩土地最多可以让约210万农民实现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就业”。这样会“溢出”120万人、20万户农民没有地种，占贫农总数的17%左右。贫道是按照解放前最高产量，农民维持在生命线标准计算的。稍微有点天灾人祸，这个比例会急剧扩张。
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小农经济，起码在解放前是必然会造就一批到处游荡寻找生路的农民的。而且比例很大。全国有个大几千万。也很容易算：1.54亩土地可以让一个自耕农活命，但3.1亩土地才能让一个佃农活命。土地集中程度越高，溢出农民数量必然越多。算完这个帐，长挢先生就知道为什么淮海战役中60万共军后面有800万推着小车抬着担架的山东贫雇农，以至于80万国军被打得落花流水了。
130万户农民2000万亩土地，人均2.56亩土地，如果都是自耕农，都可以做到基本温饱（490斤粮食，当时标准）。地主富农占有70%土地和55分租，造成佃农要3.1亩土地才能活命。土改后17%被溢出土地的农民回来要种地，佃农的地就在偶然会略微减少些。但是平均也就是少了14.5%，还是比当佃户强。
至 于长挢 先生不了解什么叫生产队长和支部书记，不知道为什么小岗村十几年交的粮食还没吃的返销粮多，而且“也没有人来打他们骂他们”，就不用细究了，因为先生还是被赶到离岛待了这么多年嘛。
但是有一点长挢先生还是要注意的：自由民主最重要的是生存权利，不是选票。如果当时不搞土改，不能做到耕者有其田，就是让那20%没有活路的人有充分的投票权，把“候选人的产生，政见发表，选票的印制与管理，投票场所的布置与规榘等……”搞得比台湾现在还精细，照样他们不喜欢，因为他们的肚子不愿意。遍布中国历史上数百次农民起义的原因不是他们没有选举权，而是喂不饱肚子。
这就是数学要求纪念5亿农民解放的真实意义。数学的提议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主流学者正在掀起一个否定土改必要性的运动，大量主流媒体和出版物都在出版这些言论。他们都是像长挢先生这样，站在地主富农那一头算账，不站在剩下那90%多的那一头算账，算来算去都觉得土地不集中，算来算去总觉得剥削率不够高。贫道这些天读了他们的“著作”，觉得基本不算“学术研究”，只能是为了某种目的进行的“宣传”。贫道前面用的数字，也是他们的书中提供的。只是他们从那头算，贫道从这头算罢了。
否定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共产党“乱党”、“乱匪”的帽子算是带结实了。贫道是看了这些人的文章和书才觉得是个事情，估计数学不看这些东西，但这家伙能注意到这一点，确实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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