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象，你歇歇吧
——为“警惕‘左派’”的右派素描
粤进
曾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吴象先生在《中国改革》杂志撰文《最主要是尊重农民的意愿》，该文又被中国新闻网以《中国要警惕“左派”思潮影响》为题登出。小生拜读了吴象先生的大作，只觉行文中渗透着“右”的思想，方才恍悟，原来是吴象先生是从“右”的立场出发，坚持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才能得出要“警惕‘左派’思潮影响”的观点。
虽然该文似在分析农业问题，从标题看到全文的前半部分，也基本如此，但中间就开始变调了，“不能孤立地看农村问题”就鼓噪起右派历来强调的政治改革的问题了。最后部分更是图穷见匕，贼喊抓贼地称“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要把他们右派的敌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谓之的“左”派（加上双引号就把左派污蔑为极左派）消灭干净。
开篇，吴象先生就像各行各业许多功成名就的老一辈那样，先从自己最引以为荣的“成就”谈起，大概这样可起到标榜自己“历史正确”的作用把。“当年我如何如何冒着风险……”这可是那些道貌岸然、倚老卖老的老家伙话不离口的谈资。成王败寇，吴象先生的光辉历史也是闯过二分之一机会的大风大雨的，炫耀一下也情有可原。他大书特书地高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千年变局，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开始。”小生可就迷惑了，何来的“千年变局”？不过是走回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精耕细作的老路而已。真要说“千年变局”也该先轮到改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工业国应当经过工业化改造，而搞小农生产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大包干”、各顾各吗？什么时候反过来促进了集约化农业生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促进了工业化呢？什么时候成了“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开始”呢？我不敢怀疑吴象先生的学识，也不相信作为农村经济学家的吴象先生会“公私”不分，我宁肯相信吴象先生是为吹捧而吹捧，为自己利益而歌颂，是故意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文中写道“没有私营经济，中国经济应该占世界第几，我不知道。而占世界第三这个成就是怎么来的，却更值得深思。”吴象先生呼吁的“深思”就免了，因为他期望人们的“深思”出的也不过是他自己想说的私营经济的好。小生却深思出其他东西，假使像资本主义美国那样，资本家是更富有了，劳动人民却在经济危机中负债累累，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国家贫富分化、道德败坏、社会混乱……那即使中国经济占世界第一又如何呢？吴象先生在后文中装出忧国忧民的样子表达出对“改革偏重于GDP”的不满，怎么又对国家经济在世界的排位那么重视呢？自相矛盾，而且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自相矛盾，可为自己实际利益利用时就大吹大擂，可为自己装点清高时就痛心疾呼，这只能证明吴象先生的心口不一，盘算私利是一套、写出来欺世盗名的又是另一套啊。唯一缺陷是吴象先生老矣，记忆力不好使了，才不小心露出了两幅面具。
吴象先生又貌装公允了，“农村改革初期，中央精神是先从群众中来，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意见，再到群众中去，不强迫搞多元化，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怎么只提“初期”呢？那后来到底有没有把“不强迫搞多元化，允许不同声音存在”贯彻始终呢？还是一刀切地禁止了“人民公社”呢？吴象先生只提农村改革早期正确无误的历史，却回避了不符合他自称的“最主要是尊重农民的意愿”的历史，显然在避重就轻。吴象先生还在回避，他提到走集体道路的村庄时竟绝口不提全国闻名的，走集体道路最彻底、最成功的典范村庄南街村。拍私有化屁股的吴象先生难道是害怕一提与己所倡路线最相反的集体村庄就会有损门面吗？他掩饰着集体化成功的本质，仅是肤浅地说什么“比如华西、刘庄这些村子。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把资金、土地、劳力这三个生产要素集中在一起搞非农产业”，似乎集体化村庄不过是多了个“把资金、土地、劳力这三个生产要素集中在一起搞非农产业”的“共同特点”，而公有和私有本质区别似乎无足轻重。他还不忘为掉下神坛的小岗村辩解一把，“小岗后来没什么发展也是必然的。因为它原来完全是一个农区，它的产业怎么能和江浙相比。”但吴象先生怎么不把更为内陆地区的南街村与小岗村相比呢？
转到呼吁政改的部分，逐渐表明了吴象先生项庄舞剑，意在反共（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就是天生的“左派”，而绝不是毫无原则、中庸摇摆的“中派”这是全世界的既有定论）的真目的。右派的无耻在于提出馊点子坏了事以后，还要将错就错地抵赖，胡说什么“改革得不彻底”，以吴象先生为例，他大言不惭道“结果后来，特别90年代以后虽然掀起新的改革和发展的热潮，但是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了。结果就使我们的改革偏重于GDP，偏重于城市，城乡差距扩大。”改革前不存在的GDP崇拜、城乡差距过大等问题在改革后日趋严重，怎么反而需要加大引起这些问题的改革来解决呢？这种明显违背常识的结论看来只有吴象先生等右派的反智逻辑才能解释出了。明白人都清楚，解决的方法只能是停止为实践所验证的出现错误的改革，代之以把回归以往的能消减问题的正确路线为目标的改革。
“为什么迄今为止， 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仍是‘左’的思潮的影响，‘左’的‘形去神在’。…… 变成了一句顶一万句，变成了压制群众，概括起来就是假大空侵入各个领域，而假大空来自于自我膨胀。因此，‘左’的错误很不容易纠正。”吴象先生继续让我们领略着右派的不厚道，他把官僚主义的表现也称为“‘左’的错误”，要是患上老人痴呆的失忆症，烦请吴象先生查查历史，改革前（也就是文革）是反对官僚主义的，要是左右不分，吴象先生可以查查马列论述，非要把“右”的错误等所有问题都推到左边，蛊惑人心、妖言惑众，这就是大学者吴象先生你的本事吗？中国市场经济不好，你归结于“左”的影响，美国市场经济搞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还顺便掠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也是“左”的影响？你充其量是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你们迷信过完美的“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在地球上出现过，将来也不会出现。而你们只是一群骗子而已，和李红痣大师何异？
吴象先生仿如警世地指出“我们受的教育老是“左”比“右”好，认为“左”是方法的问题，“右”是立场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左’比‘右’好”并非谁的“教育”，而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基于常人应有的思维得出的合理结论，任何人都能判断出，究竟是方法上发生错误严重还是立场上发生错误严重，吴象先生你说呢？假如吴象先生有证据，小生也愿意听悉一下当今中国哪里还存在着 “‘左’比‘右’好”的公开教育。末尾，吴象先生又写道“我们的体制不是一日之寒，有的毛病在延安时代就出来了。”恕小生驽钝，确实看不出改革后出现的，现在基本稳定的这个新体制还有什么弊病是延安时代遗留下来的，要是吴象先生不是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希望能清楚地指出是什么“毛病”，当然，我们要求看到的是延安时代遗留下来的毛病，而不是吴象先生混淆是得来的“延安时代就出来了”的毛病。
吴象先生引用邓小平的谆谆告诫：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根子很深。“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首先要申明，带引号的“左”，指的是极左，绝不是左派，这本是常识。正如世界人民公认的，共产党天然是左派党。如果借着反“左”的名义反左，自己蜕变成资本主义的迷信者，以当右派为荣，那就是打着党的名义反党，就是打着邓的名义反邓，以改革的名义反改革。由于打着“改革”旗号反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右派长期的利用宣传，人们对这句话也已听之藐藐了。小生也有一句来自邓小平的引言：“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1983年10月12日 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根据世态的变化，搞了三十多年的反“左”与反左，必然是右翼思潮泛滥，现在该发现、重温这句防右反右之言了。
最后还要感谢右派媒体《南方周末》，因为是看到了你们的报道，我才了解到吴象先生的这篇文章。不过《南方周末》右派朋友们心口不一的老习惯还是没改，他们又在吹着“但我们宁愿跳出‘左’‘右’的陈词，现在该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的老调。那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南周同仁跳不出西方资产阶级话语如“民主”、“专制”的陈词呢？谈“主义”就是谈原则、谈根本，是很光明正大的事情，倒是那些遮遮掩掩、吞吞吐吐要掩饰自己“主义”的人值得疑心，即使他们的内心没有“主义”之概念，他们的阶级地位，直接说来就是利益驱使也会使他们的观点、言行表露出其“主义”立场。南周同仁的办报，何时能真正地只谈问题，而抛弃背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指导呢？看来是没可能的，小生我倒愿意继续看这自诩没有“主义”的木偶戏。
主体98（2009）年3月30日
于智106陋室
附文：
中国要警惕“左派”思潮影响
2009年3月15日 中国新闻网
简介：吴象，1922年生于山西，曾先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是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的著名农村经济学家。1980年春，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室务委员，1982年起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后改任顾问。出版《阳关道与独木桥》，《中国农村伟大希望所在》，《论中国农村改革》，《农村改革与农村商品经济》，《从昔阳到凤阳》，《中国农村改革实录》等著作。
我们不能就改革开放讨论改革开放，应该把时间延长、把范围扩大。因为农业不仅仅是一个农业问题，一个农村问题，而是整个中国问题的核心。过去，我们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站在我们一边，取得了革命胜利。现在，中央指出“三农问题” 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问题抓对了、做好了，中国就一定会兴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千年变局的开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些人只讲它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样看是不够的。应该说，温饱问题是中国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压在上上下下无论是领导还是老百姓头上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千年变局，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开始。
过去，我们有一个教条：每个人只能占有生活资料不能占有生产资料。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如果这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就不可能有自由，就不可能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个社会就失去了活力。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可以主动地掌握生产资料，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和主人翁精神，成为了商品经济的一个细胞，推动了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国很快就出现了专业户、小商店、小私有企业、合伙企业，使半死不活的乡镇企业得以突破“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枷锁而蓬勃发展、“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向工业化进军中的一只劲旅，从而促进了中国私营企业死后重生，有了新的辉煌的发展——现在占据整个经济的半壁江山以上。没有私营经济，中国经济应该占世界第几，我不知道。而占世界第三这个成就是怎么来的，却更值得深思。
农村改革初期，中央精神是先从群众中来，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意见，再到群众中去，不强迫搞多元化，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最主要是尊重当地农民的意愿。比如集体搞得比较好的，群众愿意搞集体的，仍然允许存在。据我记忆，小岗式包产到户统一神州大地之时，差不多有2000左右个村子继续搞集体，比如华西、刘庄这些村子。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把资金、土地、劳力这三个生产要素集中在一起搞非农产业，像华西基本就成了一个总部设在农村的大企业集团了。
我不主张对任何一个典型人为地拔高。比如之前的大寨，其实就是一个生产典型。小岗后来没什么发展也是必然的。因为它原来完全是一个农区，它的产业怎么能和江浙相比。很早，万里同志就警告过安徽干部，人家要包产到户一定比你发展得快。生产力水平不是一个制度变一下就能变过来的，需要慢慢地积累。
不能孤立地看农村问题
不能孤立地看农村问题，这是我常常想到的一个问题。农村第一步改革成就虽然很大，但是引发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复杂的原因在于，我们现有的政治经济体系与经济改革的要求不配套。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的讲话中提到，政治改革不进行，经济改革就不能深入，甚至还会失败。比如80年代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倡要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发挥他的民主权利。但是相关的实施细则，还是国务院各部委在具体落实，有些就对一号文件阳奉阴违。那个时候，老百姓给这些实施细则起了一个“外号”叫二号文件，说“一号文件很好，二号文件好狠”。后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各个部门都要检查一下，过去发的哪些文件不符合一号文件的精神，都要修改。总之，我们的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合，而是在不断的矛盾和摩擦中进行。所以受到很多干扰，有一些扭曲以致变形。
中央第二个一号文件指出，有统有分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当年在中央书记处审议时，我作为工作人员曾在场旁听。大家原来担心这句话可能被删掉，没料到在讨论中却异常顺利地通过了。后来，薄一波同志还加上了一句不让写进文件的话。他说，“它还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面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个人理解，指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对待农民土地问题。可是，后来我们的改革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干扰，这个制度如何探索、完善，没有人管，引导它进一步发展起来。
结果后来，特别90年代以后虽然掀起新的改革和发展的热潮，但是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了。结果就使我们的改革偏重于GDP，偏重于城市，城乡差距扩大。
现在，全国很多地方正在探索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我觉得，不要改变土地的性质，可以按照农民的意愿，以各种方式流动。流转的所有权应该给农民。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小农无论是和乡长、村长打交道，还是和资本打交道，都不占优势。所以国家还是要避免农民的土地轻易地被权力和资本合并走，都私有化以后存在这个危险。也有一种意见说，为什么过去乡镇企业、国有企业都实行股份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为原来的管理者所有即私有了。土地在合作化之前原本已归了农民，为什么就不能把所有权归还农民哪？土地私有化是什么？难道不就是把所有权交还给农民吗？我觉得两方面都该进一步研究。
现在我们总的原则是多给少取放开。严格地说，应该树立或者斧正一个观念：不是多给的问题，是多还。安徽那个时候为什么改革比较坚定，敢于冒风险，与万里同志作为第一把手很有关系，就是他到农村特别是到山区农村一看，觉得农民那么困难，对不起农民。他是以这种心情去帮助农民打破枷锁，把他们放到自由广阔的天地去。现在给的名堂不少，更重要的是建立农民的保障制度。
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为什么迄今为止， 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仍是“左”的思潮的影响，“左”的“形去神在”。我们受的教育老是“左”比“右”好，认为“左”是方法的问题，“右”是立场的问题。结果导致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优良的传统作风都走到了反面。变成了一句顶一万句，变成了压制群众，概括起来就是假大空侵入各个领域，而假大空来自于自我膨胀。因此，“左”的错误很不容易纠正。人民公社早不在了，人也换了多少茬了，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左”的年代形成的体制仍然存在，仍起作用，更多的是变相存在，变相起作用。决不可忽视今天的“左”，不仅有老祖宗的“条条”，还有各种新的“理论”，不仅是由于意识形态、思维定势，而且有更直接的“权力”、“利益”因素。事实上，刚刚建立起的市场经济若干环节已被扭曲，形形色色的权钱交易，或变相的权钱交易已经泛滥成灾。
我想与大家共同牢记邓小平告诫我们的几句重要的话：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根子很深。“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现在最糟糕的就是思想垄断。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四大法宝”之首。从这个高度来认识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是指导思想走向成熟的表现。解放思想，就要倡导独立思考，认真调查研究，不断向前探索，敢于突破“框框”；解放思想，就要营造民主氛围，宽容不同意见，允许争论诘难，互相启发提高；解放思想，就要承认实践检验，是则是非则非，及时纠正缺失，力争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就要依靠群众智慧，倾听群众呼声，政策来自群众，体现群众利益。
中国是一个人口最多的农业大国，怎么现代化？怎么城市化？所以，中国模式不可能是对任何既有模式单纯的模仿。一定是根据自己情况的分析，研究，然后创新。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吴江同志一篇文章说，“世人热议‘中国模式’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回答是要自我警惕、自我检查……千万不可自我膨胀，自夸盛世。前面的路还很长。”我很赞成他的意见。我们的体制不是一日之寒，有的毛病在延安时代就出来了。今年是牛年，但不能有牛气，但是要有牛劲，实实在在埋头苦干。有犟劲，坚韧不拔，坚持到底。每个人都干自己能干的事情，继续埋头苦干，中国要干的事情还有很多。
（原载《中国改革》，原题《最主要是尊重农民的意愿》）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