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受二遍苦！重遭二茬罪！真的回到了旧社会

重受二遍苦！重遭二茬罪！真的回到了旧社会

侯悟宇

因为我看到现在有自由派攻击民族主义，还有炎黄春秋在用假民族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他们都是一个目的就是打击否定社会主义。所以我认为有个假民族主义阴谋对左派的社会主义有巨大危害，在没有受到重视的时候我非常着急生气。我早在QQ里说过，我这个人脾气倔强，性格不好，容易惹麻烦。

一、劳动者的悲惨境遇。
1、被黑心老板像奴隶一样使用的人。
在浙江临海的工厂里，小童工们仅十一二岁，这些童工是被骗来的，她们的工作条件有多恶劣，工作有多危险，不需我形容。在央视播出的节目中，国人们有目共睹！
在河南、河北的砖场里：民工们被狼狗与打手们包围着，逃跑的民工被打断了手脚……也见央视。
在某些农场里：民工们劳作一季之后，没拿工钱之前，当地派出所便前来抓人，民工们只好逃命，工钱就没了，如同香港建筑工地每月开粮的时候，总有来抓人。
在全国最大的暖气片生产基地：山西清徐县同戈站暖气片工业公司，民工们拚命地挤上记者的采访车以逃出公司大门。陕西人张增社夫妇都是这家公司的奴隶，媳妇病了不准走，弟弟带钱来接人，也被抓进来！据大众日报披露，截止本月十九日，约有两千名民工获救离开……
在湖南株洲、衡阳一带，常有广东警方用火车、汽车将一批批骨瘦如柴、气息奄奄的民工抛弃后扬长而去。在当地铁路部门和民众予以援救后，有些民工活了下来，靠乞讨返家，有些民工就含恨死去，给当地政府和居民造成沉重负担。当地铁路部门还扣留过两名抛弃民工的广东警察，迫使广东警方出钱处理民工们的后事。据活着的民工们诉说：广东警察经常半夜出动来搜捕外地打工者，对于交不起罚款的，就将女的卖到发廊，男的卖给一些工地老板做民工，一旦民工们生病或快累死时，便把他们抬上车送到广西、湖南一带抛弃。
在广州火车站，我一位朋友买了去深圳的火车票后，在路口碰到保安押送几百名外地人去收容所，保安要把他也拉走。这位朋友向路人呼救并拿出了各种证件，引起路人对保安的同声指责。恼羞成怒的警察竟指使十几个保安打断了他的鼻骨和肋骨。还是一个载客的摩托仔把昏迷的他救去医院，但手机、钻戒和装着万余现金的皮包已失踪！
2、农民工的悲惨生活
据2005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当前全国农民工约有4000万人。
2004年11月中国青年报记者报道说，在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心脏——珠三角洲竟然爆发了“民工荒”。2004年7月底，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观玉对缺工原因的解释是：工资水平低且长期得不到提高、长时间加班、劳动条件恶劣、生活质量不高、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导致很多企业无法留住老员工，招不到新工人。
多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情况如何呢？报道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在工资收入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劳动情况又如何呢？据内参披露，1998年5月至年底，深圳先后五名外来工被打死或累死。据“工伤律师”周立太提供的数据，1998年仅深圳宝安、龙岗两个区，就发生工伤事故1.5万多起，其中工伤的工人有90%以上失去了手臂。又有另一份发往北京的内参说，深圳外来工工伤事故多发生在合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原因包括：机器设备陈旧落后；没有或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强令工人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工人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好；工人缺少岗前培训。政府监管不力，是造成大量工伤的一个深层原因。一位劳动官员告诉内参：有的乡镇和村甚至提出口号“不惜任何代价为外商外企创造投资软环境”。2004年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
当他们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至少在100起以上。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两万多起。统计显示，2004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出事件达到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5.4%和17.7%。“今年很有可能会突破1000宗”，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一位官员忧患地说。
2005年2月学者雷云撰文说，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调查，2002年农民外出打工平均每月收入582元，其中400元以下的占26.9%。经济非常发达的广东省东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450元，而且当局表示一分钱也不能加，为的是怕“起走投资者”。据浙江省对900多个企业的调查，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1500元以上。虽然屡屡掀起“清欠风暴”，却收效甚微，以至“风暴”过后故态复萌，并愈演愈烈。有的地方老板白天付拖欠工资，晚上又派人抢回。2004的11月2日，广州市珠海区竟然还发生了老板指使30多名便衣用铁棍毒打25名讨薪工人的事件。河南省“两会”期间，在郑州又发生了百余暴徒手持利器冲向讨薪民工，见人就打，见人就砍的“讨薪血案”，惊动了国务院。
2004年8月，一位学者撰文说，他所在城市的农民工承担着全城市90%以上搬运重物的体力活，被市民称为“棒棒”，谋生的工具是一根扁担和两个绳子。据一个农民工月账本的记载，每月收入770元，支出项目有：房租50元，管理费20元，餐费182元，日用开支70元，给儿子生活费350元，母亲医药费50元，意外支出60元。这个民工说，他只想每月多挣些钱，能多买点好药给母亲，多给儿子生活费，多给老婆买件好看的衣服。他很怕死，因为他要为这个家奋斗，他的母亲、儿子、老婆还要他养活。这些农民工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底层，他们没有接受这个国家的任何资助，没有享受到这个国家的任何福利，他们是最容易被遗忘和欺压的弱势群体。

 2007年11月4日，日本广岛东部福山市的工会领袖武藤贡回复了这样一封邮件给记者。半年多前，在他的帮助下，3名中国女工李红慧、沈晓梅、缪秀琴与她们的日本雇主展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激烈斗争，并成功拿回了自己应得的400多万日元，回到她们位于苏北农村的故乡。 回国后，三人却被中方劳务公司起诉，索赔20万人民币。

环球时报报道 据美国西北有线新闻(NorthWest Cable News)网站2月12日报道，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National Labor Committee)曝光了微软在中国的一家“血汗工厂”。报道描述了中国年轻工人在这家工厂的“痛苦”工作环境：他们被“锁”在工厂里，每周工作七天，星期天不允许到外面散步，如果想出去就会被扣除两天半的工资。

美国劳工委员会曝光的这家工厂位于中国广东东莞，该工厂为微软、戴尔和惠普等美国电脑公司生产键盘和其它零部件。该委员会说，这里的工人在“令人痛苦”的工作环境下工作。

该委员会描述说：年轻工人每天要在硬板凳上坐1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这超出了中国的法律规定。工厂要求工人每秒钟就要往键盘上安装一个按键，一个月要重复这类动作达100万次。他们每人获得的基本工资是每小时61美分。除了高强度的工作外，工厂还不允许工人外出散步，如果他们想在星期天出去，就要被扣掉两天半的工资。

东莞裕元鞋厂是一个巨型的鞋业制造工厂，共计员工五万人，属于台湾的宝成集团。宝成集团在中国鞋业有超十六万制造工人。工厂分布在东莞市高步镇、东莞黄江镇、中山三乡，珠海市吉大工业区等。分别为Nike、Adidas、NB等生产鞋子。　　

　　在2000年开始，工厂为了降低成本，开始把工厂迁往越南。裕元一厂主要是为ADDES生产，二厂，三厂是为耐克生产，目前三厂全部迁往越南，宝元鞋厂（裕元鞋厂是由台湾公司和香港公司合办，宝元鞋厂是由台湾宝成集团独资。这两家鞋厂有非常复杂的管理关系，这不是这一个报告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为日本和欧洲的公司生产鞋子，有日本的ya go da(中文名字)。　　

　　我在离开中国以前多次访问裕元鞋厂在中国各地的工厂，东莞裕元鞋厂是我访问的其中一个工厂。我在1999年6月从裕元鞋厂劳工积极分子手中得到了工厂的集体合同，工厂的厂规。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就把这些合同和厂规和工人的工资单寄到了海外。并且我在2000年离开中国的时候再次访问这工厂，工人提供给我一份耐克媒体政策，一些工人的工资单，针车部份在2000年1月的生产记录，每天的产量。我直接访问的工人有超过30人。　　

　　我在离开中国以后，我在中国的研究助手，继续对东莞裕元鞋厂进行研究，他目前仍然在这家工厂工作，并提供了这家工厂的最新的一些情况和发生的一些变化。这份报告覆盖的时间是1999年1月到2002年5月。报告所有的信息由中国劳工观察独立的调查完成。　　

　　我访问裕元鞋厂留给我影响最深的那次是1999年的11月，我进入了工厂参观工人的流水线，并且我进入工人的宿舍和许多的工人长谈，而正是我访问的那天，一个女工早上8:00钟，从B栋（NIKE生产线）的8楼跳楼死亡，工厂没有这个女工真实的名字，因为她是使用这个工厂另外一个女工的身份证进入的工厂，她因为不到工厂规定的18岁进厂的年龄，而用了另一个工人叫钟小红的名字，我知道，就在1999年就有五个工人死于这样的意外死亡。　　

　　在十一月，一个为Adidas生产线上叫刘小玲的女工，在裁断部门（为鞋子剪样式）。因为生病，她向部门经理请了三次假，她实在是生病了，不能工作，工厂的管理人员不准她的假，在晚上1点钟，她才下班，第二天，她的工友发现她死在卫生间，工厂只补偿给她的家人5000元人民币。Adidas在中国地区的代表知道后，仅仅让工厂补偿了这个家人一些钱。　　

　　而在这个月的一天，B栋（生产耐克）的工人，十四个针车组长在十一月的一天集体罢工，其原因是因为工厂要求她们在缩短工作时间的前提下，增加产量。在她们罢工以后，工厂的总务（同时也是工会主席）出面，把她们从厂外用汽车接回工厂，并每人给了她们一个记大过。　　

　　从1994到现在我们了解到的这家东莞裕元鞋厂一共有十五个工人跳楼死亡，最小的年龄只有17岁，而其它同属宝成集团下属的裕元鞋厂也多次发生工人跳楼事件，在今年的2002年6月15下午4:20，一个在珠海市裕元鞋厂的女工从五楼跳楼死亡。而珠海市裕元鞋厂在2002年2月也有一个女工跳楼死亡。　　

有亲人、有邻居、有同事，住在沙坪坝区白鹤林的重庆第二针织厂原职工、1964年出生的张苏玉却在家中死亡5年多才被发现，此时的她已成一具白骨。
床上躺着骷髅
    本月以来，位于沙区白鹤林的重庆第二针织厂准备为职工宿舍楼换水管，安装一户一表。当工作人员来到白鹤林桥头堡5单元时，发现4—4号张苏玉家门久敲无人应答。
    昨上午10时，他们找到张苏玉的前夫陈于（化名）。陈说，他们已分居7年，之间不曾联系，也没有钥匙开张苏玉的门。最后，他们叫来开锁匠。打开门，一股霉臭味迎面扑来，屋内四处积满厚厚的尘土，再一看卧室，床上赫然躺着一具尸骸，破烂不堪的衣服下面竟是一副骨架——她就是张苏玉？死了多久了？惊骇中，人们慌忙拨打110。

2006年春节前夕，一个工人在增城市新塘镇的一家制衣厂意外死亡，死前他已连续加了一个月的班。东莞市卫生监督所的李镜棠不久前也接触到了劳动者的猝死事件，“都在凌晨五时多，前后两晚，连续死了两个年轻仔。”李镜棠表示，其他工人在接受检查时大都血液酶异常。广东省妇联资深法援律师黄淑美表示，很多患职业病的女工都有过一段时间内连续工作14-16个小时的经历。

富士康血汗工厂黑幕：被机器罚站12小时，

生产线上没凳子，除少数员工外，一般操作工都必须连续12个小时站立着干活,不得说话。在公司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假设在车间里设凳子并允许说话，将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

在富士康深圳基地，23岁的陈峰(化名)正在琢磨，怎样逃离这家他刚工作不到一年的全球500强企业。 这段时间，他亲眼看到三个年轻女工因为经常加班，晕倒在了生产线上。他自身的亲身经历更让他觉得这不是一个适合工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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