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感录稿（二）
《中国不高兴》总的来说是一部不错的书，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它对制造业的重视，认为中国应该把更多的人力、财力投入到制造业中去，而不是去与美国等打“货币”和“金融”战争。第二就是它对知识精英的批判，从汉奸学者马立诚到王小波、李银河夫妇和其“门下走狗”，甚至质疑钱钟书的学术界“泰斗”地位，更是严厉地批评了“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这些与书中“中国应当有条件地与西方决裂”和大力发展国防军工一样，都是难能可贵的属于中国人的精神财富。
网友推介看《锵锵三人行》王蒙访谈：“文革中的‘无间道’”，对王蒙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主持人说章诒和说黄苗子在文革时期揭发过聂绀弩，试图让王蒙对黄苗子进行评判。王蒙说，那只是一面之词，一家之言，在没有确凿的事实根据前，他不会做任何评价。
主持人又用“洗脑”一说来概括文革时期一些人在他们眼里的不可思议，比如“把一切献给党”等等。王蒙坚决予以反对，说自己，还有比他年长的那一代知识分子，都不会被人“洗脑”，并反问：“怎么洗呢？”因为他们的丰富阅历，都早已能判断什么是对与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认同“洗脑”说的。
又说到那个时代的“告密”和八十年代的“打小报告”。王蒙举了《闻香识女人》做例子。两个主持人也倾向于美国那“道德的最底限就是不告密”之说。当时就觉得挺好玩，如果美国人有这么看重这个“道德底限”，也就不会爆出诸如“水门事件”等种种政治丑闻和总统性骚扰等隐私丑闻了。王蒙用“道德悖论”来解释，并举例刑事案件，是招出同伙呢，还是自己扛？是举报犯罪呢，还是包庇？既然有悖论，这个所谓的“道德”就是站不住脚的，是不能成其为“道德”的。哪知后来主持人竟然大放厥词，说当今中国的道德败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追根溯源，罪魁祸首就是“反右”、“文革”时期的“人告人”！并举了那时的“夫妻反目”、“老婆检举老公”来做例证。主持人确实厉害，就这么一句，又给“文革”定了一条罪名。原来当今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冷漠是因为“文革”！把从有人类以来就随之而生的“告密者”统统给平了反了，原来告密的犹大还不如“文革”时期的人那么可恨，以告密为能事的汉奸也不再那么可耻，就连“拔舌地狱”，也大可从古典文献中消失了。王蒙对“老婆检举老公”的论述是：对历史来说，这样的事的历史太短暂了，他们很多也是本身感情不好，“公报私仇”。主持人“自作聪明”地道，那时很多下级举报上级，也有很多“公报私仇”。其实这从一个侧面，就知道“文革”时代的所谓“告密”成风，其中有太多的私人恩怨参与其中。
王蒙又说到马列主义者有“手段”与“目的”说，并简单地解释为，只要目的高尚，手段都是正确的。可是只要翻开任何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都几乎会看到下面的话：“马克思主义反对‘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原则，认为如果要求的手段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不是正当的，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马克思主义要求根据客观规律，根据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把目的和手段辩证地统一起来。”而现在的一些人为何要把“文革时期”的检举揭发定性为“告密”呢？因为他们想用“卑劣”的手段，来把高尚的目的也抹黑为“卑劣”。告密与检举揭发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所以会产生“道德悖论”的内在原因，即，告密是绝对可耻的，但是对错误的人与事的检举揭发，却是高尚的。如果把二者混为一谈，就只会有“道德悖论”的结果。
后来说到“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王蒙说，对待敌人也有道德可言，他没有的事，我们也不能随便栽赃。并把这与优待俘虏相提并论，说这就是对敌人“讲道德”。殊不知之所以要优待俘虏，是因为他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对我们已构不成任何威胁。这与同正是敌人的那一方讲道德简直是两个概念。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对敌人的态度。古时“农夫与蛇”的寓言，不也是从反面告诫我们同敌人“讲道德”的危害么？
王蒙又说道：“不能用政治的东西取代道德，甚至不能用政治的东西取代法律。”并举偷三千块钱的例子，说敌我矛盾，就枪毙；人民内部矛盾，就无罪释放。王蒙在节目中说他不懂法律，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说的是真的。他甚至也没弄明白“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的区别。偷三千块钱，只能说明这个人犯了罪，又怎么可能牵扯到上述二矛盾上去？如果是敌我矛盾，不管他偷没偷钱，都会受到严惩；人民内部矛盾，与他偷钱又有何关系？他偷了钱，就与人民有内部矛盾了？他没偷，就没有矛盾？这个例子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再者，就算在“文革”时期，也是没有“政治的东西取代法律”这一说的。那时候别说偷三千块钱，就是偷三毛钱，都将会受到严厉惩治。哪会像现在的一些人就算“偷了”三亿，也不会有一点事，甚而还是大家眼里的成功人士。
后来又说到聂绀弩的两句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又说到徐志东教授（音译）提出的“信服”一词，说在“文革”时代这两个字是紧密结合的。“你信了，才能服；服了才能信，又信又服。”可以“服而不信”，但不能“信而不服”。并举了被罚款的例子，说我明知道你是不对的，但是我怕你，不想同你纠缠，就给钱了事。这就是他们批判那个时代的一些逻辑啊，不从自身出发找原因，总是说那个时代是如何如何地“不自由”。我就不知道了，在国家大建设的大前提下，“自由”的概念是什么？又真的需要那些反对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的所谓“言论自由”吗？
主持人说到文怀沙，说现在捡一块砖，往地上一砸，就可以砸到好几个“大师”，又提到文老先生的风流韵事。王蒙说，不必特别注意男女关系，国家有法律，如果他真的有那些事，国家早判了他刑了。又叹息咱们这社会对文化的判断力有待提高，说文怀沙的问题，其实是不应该由社会来讨论的，比如他是不是“大师”。媒体说他是就是？说他不是就不是？李先生说他不是就不是了？并说到执政者也应当有足够的文化判断力，如果没有，就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打击了不应该打击的人；第二，捧了根本不应当捧的人。并说，“我下面的话有点像了”。（王蒙老先生也在关注着，乌有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说，“如果毛主席在（整个访谈中，只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王蒙都是用的毛主席这称谓），如果胡乔木在，像文老这样的，根本就闹不上来，哪儿成个事嘛？！”
王蒙又说，那段历史，不能用2009年的眼光来审视之。主持人说，那么多“冤魂”在空中飘，怎么办？中国人又提倡复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冤死的后代怎么办？是始终要坚持正义的！王蒙说：“我清醒了。要在中国提倡一种‘面对’的精神。但中国文化往往没有‘face’。”
以上就是整个访谈的大概，至始至终，王蒙都是比较客观冷静的，虽然有些地方的认识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但是他极力反对“洗脑”说，说出“公报私仇”，说到毛主席的很高的文化判断水平等等，以他曾经在那个时代被划为右派的背景和两个主持人极力用话“诱导”的环境下，已经是很值得尊重敬佩了。不管怎么样，王蒙的人品，都是很令人折服的。想起孔庆东教授回答网友的一句话：“我与人交往，不看立场，只看这个人的人品。从长时段来看，思想观点都是具有局限性的，而人品却可以超越古今。”
不由想到在看到的一篇署名为栾保俊文章我心中的毛泽东的一段话：
“……它讲述了我在‘文革’中的经历，而且这个经历与毛主席有关系，是他的夫人江青和女儿肖力（即李湘）把我打成‘阴谋小集团成员’和‘现行反革命’的，为此我被罢官和劳动改造6年，险些家破人亡。一个像我这样受过毛主席亲人迫害的人，仍然长期歌颂毛泽东，为维护毛泽东的事业和威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和上海的一些攻击、否定毛主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进行了多年不懈的斗争，有的同志曾经很不理解地问我：江青和肖力那样对待你，为什么还这么忠于毛主席，崇敬毛主席？
很多网友认为民族主义是可以不谈社会主义的，并说“就算守不住社会主义，也得守住民族主义”。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只有民族主义的“主义”吧。对一个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整个民族有强大的凝聚力，以抵御外族的侵略，保证国土的完整性。但是如果没有了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解放全人类”和“全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思想，而又要实现超越其它民族的“大目标”，那就只有一条途径，就是对资源的掠夺。当今美国资本主义全球化战略，已经证实了这说法。力量够强大的时候，是掠夺别人；力有未逮，就只有反过来被他人掠夺。这就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我们都知道资源的重要性，是不是要获取更多的资源，就非得用抢？所以也有必要再问一次，帝国资本主义、纳粹、军国主义，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又会是什么？也就是说，永远不可能有孤立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总是依附于其它主义而存在的。
现在来看看“就算守不住社会主义，也得守住民族主义”的荒谬。如果社会主义消亡了，资本主义之下的民族主义能解决老百姓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吗？不用等到“消亡”的那一天，看看当今的现实，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在一切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民族主义也真的能一定坚守得下去么？真的就能让国家强大和保存领土完整？阿拉伯地区现在的四分五裂，很可以说明问题。穆斯林是民族主义的典型，甚至可以说极致，但曾经那么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依旧未能逃脱被资本主义列强分裂成一个个弹丸小国的境地，而且至今，仍战火不息。
如果没有一切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而只是信奉《中国不高兴》所推崇的封建、资本主义的
社会主义本身就包含着纯粹的民族主义，《毛泽东选集》里的很多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明白了。那种只谈民族主义，忽略甚至质疑毛泽东思想的，那么，这样的民族主义，真的是不提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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