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饮食公司工作的日子里，工资虽然不高，工作虽然平凡，虽然有些疑惑，我依然很快乐，充满了信心。
当时我的疑惑有很多，主要的几点是：
一是工资 我最初是88元，买断前是432元，刚参加工作时与同期在银行工作的同学工资相差不到20%，买断前这种差距到了10倍以上。为什么行业差别会这样大呢？
二是老的国营商业网点主要在老城区，而随着城市的扩张，市场逐渐向新城区发展，因此，不管我们怎样努力，生意总在滑坡，亏损在所难免。为什么在城市规划的时候不给国营商业企业一席之地呢？
三是我在1999年入党，没人发给我党章，甚至没有举行神圣而庄严的入党仪式，即使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在白色恐怖的国民党统治区，也绝少出现这种情况，我只好在心里向党宣誓了。更有甚者，买断前两年，由于企业只剩下极少数留守人员，入党名额全部分给了留守人员，不管先进与否，感觉象分发一种福利。至于组织生活，一次也没有过过，怎么会这样？我亲爱的党，久经考验的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怎么会变成这样？神圣何在？庄严何存？
当时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困惑，我还是快乐的，并且充满了信心，因为有集体归属感，因为对党的无比信任，我把这些困惑都看作暂时的，是对我们的磨练，是前进道路上的曲折，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当国有企业开始改制的时候，我开始找不着方向，再也无法快乐了。
企业为什么要假破产？按照《破产法》，我们公司不够格，可为了达到破产的目的，在破产表决的时候，我们几个留守人员不断地冒充外地债权方，举手表决，法院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合法”破产以后，商业局领导在法院食堂宴请法官大人，那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分明就是打了一个大胜仗！我陪着喝酒的时候，感觉就是喝毒药，心里苦哇！
接下来就是处理资产，小的门面确实是公开拍卖，大的呢？有的买下来之后转手就转了几十万。
再接下来就是置换身份，谁愿意呢？公司经理开始做工作了，苦口婆心，推心置腹，促膝谈心，日以继夜，真让人感动啊！感动得让你不得不理解领导的难处，感动得让你深深体会到领导的崇高（“我”最后也要买断的），感动得让你无法辜负领导的好意，感动得让你觉得占到了莫大的便宜（对“钉子户”的暗中许诺），感动得让你清醒地认识到不买断就是死路一条，买断了才能看到艳阳天，才能走向金光大道。后来大家都知道这些领导们都早已安排好后路。
我们按一年工龄一个半月的工资买断，买断费最高的2万多元，我是7778元，最低的因为工龄短工资基数低只有三四千元（比不上别人一个月的工资啊）。拿着自愿签下的买断协议，拿着少得可怜的“创业基金”，无奈地挥一挥手，作别身后阴冷的大门。别了，曾经温暖的集体！别了，曾经引以自豪的“主人翁”身份！从此成为“孤儿”，走向社会的最底层。
下岗职工的生活是相当困苦的，他们原本就没有积蓄，买断费又少，怎么去创业？只好去打工，厨师工作还好找一点，其他人呢？年龄大的别人不要，体弱多病的别人不要。即使找到了工作，工资低（相对于物价），工作量大，而且工作极不稳定，没有任何安全感，这一切不得不让人油然而生这样的感慨：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当然，也有个别下岗职工比教幸运，有的因为关系调到了行政事业单位，有的依靠亲友的帮助做起了老板（一间门面卖服装也叫老板），有的依靠自己的手艺成为了高级蓝领，但这些人始终是少数，发财的更是极少数，如果以这些人代表整个下岗职工，那么不知道具体情况的，可以称为“一叶遮木，不见森林”，知道具体情况的，就是别有用心了。
我买断以后，由于爱人开了一所小小的幼儿园，找到了一份采买与清洁的工作。我或许可以算作比较幸运的吧，不过，一家三口的年平均收入和国家标准还是有差距的。
买断以后，我去找过原单位的政工，询问组织关系的下落，答复是转到了居委会，到了居委会，根本查不到，后来多次找留守的商业局（以后并入商贸局），最后的答复居然是时间久了，不知道。所以，从买断之日起，我一直没有交过党费，我不知道交给谁？我不知道我还是不是一名党员？这么长的时间没交党费，我不知道算不算自动离党？
我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出现过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出现过或左或右的路线错误，但是我不知道还会出现新的“遵义会议”吗？我是多么多么的不知道，而我又是多么多么的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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