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县里有好人，之一便是路爱国——答秦川牛网友
黎阳
2009．5．6．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秦川牛网友：
谢谢你这么信得过，请我为路爱国的文章“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作推荐。不过我觉得我写点读后感还可以，“推荐”有点不自量力：这是篇很严谨的学术论文，我跑出来推荐也太把自己当根葱了。我不信我的名字那么神通广大，一亮招牌就比广告还灵——何况如今中国虚假广告泛滥成灾，人们对广告用语早有免疫力了。
看完路爱国的文章，最大感受是：谁说洪洞县里没好人？谁说社科院里皆骗子？这位路爱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不但是个大好人，而且名副其实的“爱国”：人家用学术论文的形式把“皇帝的新衣”里里外外掀了个底朝天，比我用“皇上光着屁股哪！”之类大喊大叫扎实多了。我只把其中要点摘录附后，一切一目了然。
你向大家推荐此文用意挺好，但我觉得方法上没抓住要点：严肃的读者看重的是文章内容而不是表现手法。而“他与黎阳不同，他在表面上绕过了毛泽东”这一标题突出的是表现手法，而不是文章内容。而且这种提法容易引起误解，造成节外生枝。要向别人推荐，我觉得还是突出其内容为好，也别用我的名字做招牌——我没那么大魅力。
此议当否，供参考。
附录：路爱国“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摘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905/81851.html
今天中国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上，都与世界其他低收入的市场经济国家即一般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趋同，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与这类国家相似。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是独特的，非典型的，或者可以说，是“非正常的”。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质就是把原先不是商品的东西转化为商品。现在，不但生产资料、劳动力、生活资料成为商品，而且，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也在“产业化”名义下加速商品化了。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主要取决于个人购买力。这些领域的高度商品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在发达国家，政府通常限制这些领域的商品化或市场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由于中国的工会力量薄弱，劳动立法滞后、不完善以及实施无力，难以对资本形成必要的制约，因此，当今中国工人的工资远不如资本家的利润那样有保障。资本家可以不劳而获，而劳动者却常常劳而不获，以至劳工在不得已情况下，甚至采用自杀或自杀相威胁讨要应得的工钱
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资本的背后往往是政府或官员的影子，无论怎么看都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官僚化的市场经济或权贵市场经济。
完善的市场经济只存在于教科书和人们的想象之中，而“不成熟”或“不完善”的市场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经济体制特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大多更自由、更放任，同时也更无序、更脆弱。
改革后的中国政府则逐步接受了现存的世界秩序，热衷于与世界“接轨”，遵循现有规则，积极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各种国际组织。最近一些年，中国开始提出愿意做“负责任的大国”，言外之意是中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不负责任”，即不会做破坏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事情。中国从一个反对现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斗士，变成了它的积极参与者和维护者，认可自己在国际分工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总之，无论在政治体制的基础、结构和职能上，还是在政府的主张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本质区别。
尽管改革后的中国把西方大国当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利益相关者”，也早已放弃了推动世界革命的立场，但由于中国名义上仍然由共产党执政，这些势力仍然不放心，必欲彻底消除“共产党因素”而后快。[9]拿民主说事，不过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迄今仍然普遍缺乏相对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才能在经济水平依然低下的条件下，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为全国人口的生老病死提供保障，解决被认为低收入国家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
改革不但没有克服原来的问题，反而丧失了已经取得的进展，回到了基本上不存在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的状态。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表现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一般特征，即：不存在政府主导、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名目繁多的商业/私人保险，而它们的对象只限于有支付能力的少数人。
中国在改革前后都属于经济不发达国家。但由于前一个时期独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前的中国却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原有的制度特色逐渐丧失，在经济、政治、社会保障体制上与其他低收入市场经济国家日益趋同，越来越难以发现与它们之间的差别。
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委婉承认“不科学发展”造成了某些不良后果，表示了加以矫正的意愿。
公众甚至政府不满的问题或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的。
众所周知，增长不等于发展。[14]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其发展水平相对低下而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
（一）经济边缘化
改革后，中国开始把追求GDP增长放在首位。为此，中国采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建立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大量引进外资，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参与国际分工。
中国经济增长的这种明显外贸导向或外向型特征，被认为严重到患上了“外资依赖症”的地步。
无论美国还是日本，它们目前的开放程度都大大低于今天的中国。
中国产业优势逐渐下降的时期，正是中国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强调运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时期。为了保持价格优势，以便充当外资企业的加工车间，扩大劳动密集产品出口，中国竭力维持低工资。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在国内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在世界市场则难以跳出依靠低附加值产品进行恶性竞争的陷阱。
“有出口而无产业”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GDP高速增长带来了经济总量增加，但经济总量与工业化/现代化并不是一个概念。
（二）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两极分化
改革近30年来，中国人均财富在世界排名仍在一百多位，只不过是美国人均财富的2%，但中国近年来的奢侈品消费却高居世界第二。
在市场经济中，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实力根本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但弱国穷国照样能够出产超级富豪，少数富人的富裕程度毫不逊色，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无疑，中国在这个领域中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迅速接轨。
人口的收入并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水涨船高。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据说全球还是第一次记录到。这也许算的上中国改革创造的另一个“奇迹”。
（三）劳动力半无产阶级化
与无产阶级化相比，半无产阶级化的劳动者所受的剥削更加深重。他们的劳动时间更长，劳动强度更大，劳动条件更恶劣，更缺乏生活和权利保障。
农民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而是典型的半无产者。
他们通常不享有任何劳动保障，不享有任何医疗、教育等福利，也没有工伤、养老保障。他们在缺乏基本生产安全的条件下工作，工作环境最恶劣，劳动强度最大，劳动时间远远超过《劳动法》的规定，是工伤、职业病最大的受害群体。
由于工作分散和不稳定、工作技术含量低等原因，他们比城市产业工人更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几乎完全不具有与雇主/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是遭受资本无情驱使和最大限度压榨的劳动力群体。
他们的家庭承受沉重苦难和压力。家庭成员长期离分给城镇务工的农民工及其家庭造成难以弥补的身心伤害。
血汗工厂在中国重新出现并迅速扩散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虽然在1995年颁布实施了《劳动法》，但《劳动法》迄今没有得到切实贯彻。劳动者的权益难以保障，致使大量劳动力的工资所得不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除了政府执法不力外，一个深层原因是，没有任何低收入的市场经济能够解决本国劳动力的半无产阶级化状况。今天的中国并不例外。
（四）人文社会发展滞后
国家的发达程度最终反映在人文社会发展水平上。改革后，中国的变化轨迹表现为优势逐步丧失。
（五）政府能力弱化
政府的规模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急剧膨胀。依靠国家财政供养的人员大幅度增加，以至官员在平民中的比例翻了一番还多。同时，行政经费出现惊人增长，1978年到2003年，中国GDP增长了31倍，年均增长1.2倍，而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了87倍，年均增长3.5倍
1986年到2005年，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6倍的情况下，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增加到498元，增长23倍。[42]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政府在改革中变成了一个成本昂贵、资源耗费越来越多的政府。
直到今天，不但农村存在贫困人口，而且城市也出现了改革前基本不存在的绝对贫困人口。[45]贫困问题在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痼疾，政府也不再提彻底消除贫困这个目标了。
目前，中国6岁以上人口中每12个人就有一个文盲。政府提出把文盲消除在20世纪的目标也以失败告终。
政府曾许诺要在20世纪末实现小康。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这个目标，把它说成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47]1982年共产党的十二大正式引用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二十世纪末的战略目标。进入21世纪，人们才越来越发现，对大多数人来说，医疗、教育、住房的负担日益沉重，以至形成了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距离小康社会似乎仍然遥远。
政府推行的“市场换技术”战略也越来越被认为是失败的，因为将近30年过去了，中国不但缺乏所谓“核心技术”，而且与世界先进技术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没有产生任何世界级科技发明。而计划经济时期反而有这样的成果，例如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岛素、激光照排等。
在依法治国的口号下，改革后立法突飞猛进。法律虽然多了，法律法规得不到切实执行却越来越变成寻常之事。
到2007年，经过下大力气整治之后，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仍然为发达国家50倍，甚至为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南非的4倍。
刑事犯罪活动猖獗，导致社会安全感低下，遍及城镇的防盗门窗成为大众自我防护的无奈选择，也显示了公众对政府维持社会治安的能力信心不足。
从庄严承诺的大政方针例如不搞两极分化，到政府限期目标例如增加教育投入、建立医疗保障体系、治理污染等，甚至小到市场监管例如食品安全、包装和建筑材料标准等，政府越来越说得到却做不到。政府甚至没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官员。改革以来，官场和官员腐败不断升温，以致中国由一个清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在国际透明组织的统计中，中国早在1995年已经成了极端腐败的国家之一
尽管不断声称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政府却不仅没有能力实现对国内人民的许多基本承诺，而且越来越没有能力实现在国际上的许多重大承诺，例如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新千年目标、保护知识产权等等。在开放政策指引下，改革后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事事处处强调“与世界接轨”，主动接受西方援助等。这种模式的中外互动增加了外部力量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力，对政府决策和行动能力形成一定制约。
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上分析表明，这些变化使中国越来越像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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