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是以共产主义信念而为人民的利益战斗的政党。共产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初期的社会主义的一大基本政治原则，就是社会资源属于全民共有，应全民公平分享。作为共产党人最早的政治制度实践，巴黎公社的建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并在革命实践中提出了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
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呢？
所谓公社的原则，首先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必须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列宁在其名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特别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由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得出的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此，在1872年对《共产党宣言》部分‘过时的’纲领仅仅作了这个修改”。此外，为了杜绝“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可靠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1）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并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2）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只付给和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
在巴黎公社期间，所选举出来的公社委员会委员，其工资为３０个苏，与其他公社社员的工资是同等的。
无论是马克思在公社失败以后立即写出的著名的《法兰西内战》，还是恩格斯为该书1891年单行本出版写的同样著名的序言，或者是他们围绕公社成败功过的大量通信，都一再强调，公社失败了，但是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卓越的政治的、历史的敏锐，直接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工人阶级获得统治地位，不能继续运用旧的、一直针对自己的压迫机器来进行管理，而是必须用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其间要害，正在于防止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把巴黎公社原则宣传为乌托邦，是站不住脚的。它在巴黎公社存在的日子里实现了。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坚决拒绝任何特权和生活简朴，成为许多领袖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的共同品质。列宁逝世，全部存款只有4卢布。
今天，在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中，巴黎公社原则仍然是共产党人的光荣。在古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的月薪为26美元，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有国外存款。西欧国家共产党人在艰难中奋斗。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把党员给党的捐款记录在每年更新的党证上。希腊共产党许多党员利用休息时间走街串巷为党义务卖报。德国不少老党员去世前把全部财产作为党费交给党。党的各种节日，都由党员的义务劳动来支撑。党的经费一般存在个人手里。但是极少有贪污挪用的现象。希腊党二十多年里仅仅发生过一起党员因经济问题被除名的事情。党员进入议会，全部工资和补贴收入都交给党。希腊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所有党员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共产党员不能享有特权，也不能容忍特权的存在。”该党专职干部领取同样的工资，不因地位高而享有特权。它的总书记被誉为“希腊最清贫的政党领袖”。希腊中右翼的新民主党名誉主席、前总理米佐塔斯基说：“撇开意识形态不谈，单从做人的角度而言，希腊共产党人都是一些信念执着、意志坚定、品格高尚、乐于奉献的人。他们充满着人格的魅力，确实令人敬佩。”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与具有共产主义坚定信念的领袖，都是无私奉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模范。向社会攫取巨额财富，是为他们所不耻的，这也是与他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遵循的巴黎公社原则所相违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他们自觉地执行着巴黎公社的原则。毛泽东的工资原定为６１０元，后国家经济困难主席主动降为４０４.８元，与周总理一样。江青的的工资是２４３元，比邓颖超少近百元，邓颖超工资为３４２.７０元。他住中南海的房子还要交房租。主席工资高，一固然与他职位高有关，另一方面，他家里开支重。与总理只有夫妇俩生活不同，主席家人口多。主席有几大项开支。“吃饭，100元左右，包括他请客，如民主人士，主席的民主人士朋友特别多，黄培炎、章士钊等这样的请客都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那时李敏、李讷上学，费用都从这边出。原来一个孩子一个月15元，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30元，花起来很严格，这个月花多了，要从下个月扣回来。江青有一个姐姐叫李云露，也是30元，从主席这里支，她有时帮主席缝缝补补。另一个大项开支，是房租、水电、家具租用费，包括孩子的、江青姐姐的、江青的，一个丰泽园的房租都是主席出，江青不出。主席的家具都是租来的，这些费用每月84元左右，冬天要交取暖费30多元，一共是120多元。”（据经手主席家庭经济的当事人回忆。）也就是说，主席工资用来家里日常开销，所余无几。
中共有些领袖出身剥削阶级，家中有钱有地，但他们自觉地背叛了出身的阶级，完成了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最著名的如彭湃。
彭湃于１８９６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有名的大地主家庭，他自述家况是：“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但以救国救民、变革社会为己任的彭湃，最终却背叛了自己的家庭，领导农民同地主阶级做斗争。为此，家里人痛呼“祖上无德”，骂他为“逆子”。据彭湃自述：“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为怕他“败家”，家中兄弟分产自立。彭湃就此把自己分得的田契亲自送给佃户。佃户不敢要，他就把佃户们召到自己家里，当众将田契全部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
为寻求真理，彭湃东渡日本求学，并于１９１８年９月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期间，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共产党宣言》、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等书刊。１９２１年，彭湃回国后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又在海丰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他在《告同胞》一文中指出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破坏私有财产制度，实现社会主义。
建国后，毛泽东与党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直对执政党是否变修保持警惕。这种警惕不仅是政治路线上的，更是对现行经济制度的。毛泽东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我们看今天中国社会，央企高管层几十万一百多万甚至数千万的高薪，这种高薪，是同行业普通职工平均工资的六倍八倍十几位甚至二十倍以上，更是国内平均工资水平的几十倍甚至百倍以上。即以国资委澄清的数据来说，也是平均高管层薪酬５３万元。平均为５３万元，实际掩盖了一个事实，即高管层与一把手收入是有很大差距的，最高的薪酬是多少没有亮底。职务消费多少没算进去。央企职务消费包括各种昂贵的俱乐部会员费用。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央企高管的收入，远高于政府部长与总理、国家主席的。
央企的钱从哪里来的呢？来自国家投资。国家投资，理应收回国家红利，这种红利是建立在利润基础上的。利润多少取决于成本。央企高管的薪酬体系，是决定企业成本的重要一环。如果对央企高管限薪在二十四万以内，那么央企一年可增加利润若干亿是肯定的。那么国资委为什么不进行这样的限薪呢？作为垄断企业的大型央企，不仅高管就是子公司孙公司管理层，薪酬也高得惊人，职工薪酬远超国内平均工资标准。这些人力成本，其实挤占的是国家的利益，全民的财产。这种工资制度，与社会主义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央企国企管理层收入高，公务员薪酬也接二连三加工资，国家行政开支仅公车消费、公费旅游与公款吃喝三项就达九千亿元。（据中央电视台《新闻1十1》披露:2008年,我国的“三公开支”已达9000亿,占国家财政开支的30%。比1989年的370亿飙升20多倍。）出现这种情况，一言以蔽之，就是背叛了巴黎公社原则，背叛了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信念。利用制定政策权力在手，通过法律与法规、其他制度安排，为自己所在的阶层——整个权力阶层（包括央企在内的国企管理层，是国家在工商经济部门的经济权力掌握者）谋取最大的利益，权力与国内外资本方勾结，这种勾结直到政策制定层面（如前所揭露的商务部条规司郭京毅案）以谋取双方最大利益，这正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最大特征。
据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散文家赵丽宏回忆冰心先生的文章，冰心先生在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９日接见赵丽宏时，告诉他：“有人建议，要我把家里弄得豪华一点。我不知道什么叫豪华。不过有现成的标本。前些日子有一位海外来客，访问我之前先去拜访了一个领导人，他说，那领导人家里的豪华，不亚于日本天皇。”
从三十个苏，到列宁逝世时只有４卢布，毛泽东的４０４.８元工资，到现在央企高管平均工资“５３万”（这个数据的可信度存疑！）而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７６１元，高管们的工资是农民收入的１００倍以上。中国城镇居民人年均可支配收入（纯收入）为15781元（这个数据是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的平均数，刨除了高收入者者，这个平均数就可能只有一半了），央企高管薪酬是平均值的２５倍以上。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被执政者抛弃得多么远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一句好口号，但在这样的数据面前，就难免显得苍白了。
透过工资变化看社会资源分配看一个政党的演变，真分析起来，竟如此触目惊心：它正一步步滑向当初自己革命对象那一阵营去了！
2009/5/8，海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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