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
孑 人
最近，网上挂出的两篇文章，发出了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信号。一篇是茅于轼先生5月5日在搜狐博客中发表的题为《大家骂开发商不骂政府是愚蠢的》
（简称《愚蠢的》）博文，他公开地号召人们在高房价问题上“骂政府”；一篇是吴敬琏先生发表于5月5日《北京日报》、多个网站转载的《遏制权贵资本主义才能防极“左”》（简称《防极“左”》）一文，以比较隐晦的方式引导人们反对政府。文中列举了四个方面改革存在的问题，认为都是“实际效果很不好”，责任全在政府。这两篇文章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右派精英们要把“大家”即广大群众攻击的矛头引向政府，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众所周知，几年来左派和右派在思想战线上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右派精英们为了把左派打倒在地，使用了各种卑劣的手段，但大都效果不佳。这次，他们又使出了狠毒的一招——引导对方犯错误。这是反动政客们常用的手段，“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茅先生在《愚蠢的》一文中站在房地产大资本的立场上，在房价虚高的问题上，为房地产开发商开脱，把责任推到政府头上，鼓动“大家”去“骂政府”，反对政府。这好像是在为买不起房的穷人“说话”了。很奇怪，茅于轼先生一向以“富人”的代言人自居，标榜自己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次怎么忽然也为穷人说话了？仔细看看他的文章，他并不是为穷人说话。再作一番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除去为房地产开发尚开脱之外，他还有更深的用意。一是挑动“大家”骂政府，造成群众和政府之间的对立，达到打击群众和政府的双重目的；二是间接地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开脱，以此作为回报。美国有些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一直在造舆论，把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责任推到中国政府身上。《愚蠢的》大造中国房价虚高的责任不在房地产商，而在政府的舆论，是与美国的这种舆论相呼应。
中国的房价太高，政府肯定有重要责任，但房地产开发商的责任也是不可推脱的，而且更大，更直接。大家骂房地产商，骂得有理，该骂。这样的骂，不是现在才有，早就有了。那为什么茅先生现在才想起来鼓动“大家”骂政府呢？除去他要煽动大家把矛头指向政府外，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政府要限制高价房，触动了房地产大资本的利益，有直接关系。这充分说明，像茅于轼这样的右派精英，完全是为大资本的利益服务的。
和茅先生的《愚蠢的》比较起来，吴先生的《防极“左”》则带有一定的欺骗性。他没有像茅先生那样公开煽动大家“骂政府”，但在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农地制度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四个方面的改革存在问题的分析中，都把责任全推到了政府的头上，也是在诱导群众去反对各级政府。（这不是本文的重点，在此不做展开，《防极“左”》一文附于下，以供大家分析参考）这里着重分析一下，他为什么在文章的最后，特别提出假马克思主义、防极“左”和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
关于假马克思主义。《防极“左”》开头就提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显然，吴先生是站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讨论问题的。当下的现代政治经济学，都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以，他是把所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都归到假马克思主义中去了。
关于防极“左”。这是所有右派精英恐吓广大群众的惯用伎俩。在他们的词典里，一切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被说成极“左”。为了表明他们是唯一正确的，他还假装反对“权贵腐败”和极右。为什么说他“假装”呢？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权贵腐败”者。据说他早已是千万富翁，就是靠“权贵腐败”者们给他的报酬富起来的。这样的人怎能反对权贵腐败呢？他从来没有写过反对极右的东西，所以说他反对极右也是假的，只不过为了和“防极左”之间找平衡，欺骗群众而已。其真正目的，还是所谓的防极“左”，即防止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关于反对权贵资本主义。《防极“左”》认为：“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以后，两种前途就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他主张“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他真的反对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上面指出，他本身就是一个“权贵腐败”者，怎么能够真的反对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呢？他是看到了“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害怕广大群众以后找他算帐。
客观公正地讲，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农地制度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四个方面的改革，都存在很多问题。造成这些问题，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是指导思想上的问题，而吴先生作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这些，吴先生没有一点自我批评。对于以上四个方面的改革所存在问题的根源，吴先生完全推给了“旧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机构和个人”、认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中国就采用了苏联式的粗放增长方式进行国家工业化。这正是造成我国这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改革开放都三十年了，这能说得过去吗？
总之，吴先生作为国务院的一名领导干部，作为全国政协常委，还像拿美国经费的茅于轼那样挑动人们反对政府，是很不道德的。
附：
遏制权贵资本主义才能防极"左"
2009年05月05日 10:59:07 来源：北京日报
两种前途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就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三年以前，国防大学的卢周来教授提出，“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下面略举几例：
其一是社会保障制度问题。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为特征的职工养老保障体系，十几年过去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原因只能有一个：某些城市在旧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机构和个人的阻挠和反对。我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国家是否偿还对曾为国有资产的存量积累做出过贡献、又往往在经济改革利益重组过程中受到某些利益损失的老职工（包括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前已退休的‘老人’和已参加工作多年、现仍在职的‘中人’）的这笔欠账，是一个关乎数以亿计的老职工的基本权益和政府的政治信誉的重大问题。”
其二是我们的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
当时有两种方案各自代表着占有大量住房者和不占有大量住房者的利益。结果，全国只有一个最穷的省即贵州省，用了后一种方案，其他各省都用了前一种方案。所以，我们搞了十几年的住房改革，实际效果很不好。
其三是农地制度改革问题。
我国历来有把土地产权制度的田底权（所有权）和田面权（使用权）分开的做法。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应当将土地使用权永久性地交还给农民。但是，也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在讲论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强调从政治、法律上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侵犯。如果不解决这些相关的政治问题，不提出相应的措施，好的经济想法也会得到不好的结果，有些人肯定就会把这笔账算到经济学的头上。旧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机构和个人
其四是现在热烈讨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中国就采用了苏联式的粗放增长方式进行国家工业化。这正是造成我国这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从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党中央和政府就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到了“十一五”，再次强调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但是，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以至于在当前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转变增长方式，将主要依靠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经济的增长方式，仍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什么进行得不顺利？这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是粗放增长方式源于命令经济体制；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就要改变这种政府和政府官员握有过大资源配置权力的体制；而改变这种体制又会损害在这种体制中享有既得利益的人们。由此可见，转变增长方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和技术问题，需要对它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此外在中国提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必须警惕假马克思主义鱼目混珠。
总之，整个改革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互动的过程。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以后，两种前途就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我国和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极“左”和极“右”都会带来民族的灾难。因此，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任务伟大而艰巨。让我们继续为“建设一个新世界”，为中华腾飞而努力探索！（原题：我认同“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个重要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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