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麻醉剂与和谐
要了解精神麻醉剂与和谐之关系，首先应了解什么是麻醉剂？麻醉剂的定义又是什么？麻醉是指用药物或非药物方法，使人的机体或机体的某一部分，暂时失去感觉，以达到无痛麻醉的目的，多用于手术或演绎成社会问题中的某些疾病的治疗。
麻醉剂是中国古代外科成就之一。早在距今2000年之前，中国医学中已经有麻醉药和醒药的实际应用了。《列子·汤问篇》中记述了扁鹊为公扈和齐婴治病，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用毒酒迷死病人，施以手术，再用神药催醒的故事。
东汉时期，即公元2世纪，我国古代著名医学家华佗发明了麻沸散，作为外科手术时的麻醉剂。据《后汉书》记载，华佗发明了麻沸散，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这段关于割除肿瘤或肠胃吻合手术的描述与现代外科手术的情景惊人地一致，无怪华佗一直被尊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麻醉药进行胸腔手术的人。
中药麻醉剂麻沸散问世，对外科学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华佗发明和使用麻醉剂，比西方医学家使用麻醉剂进行手术要早1600年左右。因此说，华佗不仅是中国第一个，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麻醉剂的研制和使用者。
遗憾的是，华佗的著作及麻沸散的配方均已失传，但利用麻醉剂的功效诊疗手段，则被后代的社会政客们所继承利用。
西医用笑气、乙醚、氯仿等化学麻醉剂进行外科手术仅有150年左右的历史，然而在中世纪，欧洲也在秘密使用类似麻沸散或蒙汗药一类的药剂。美国人拉威尔（Lawall）在1926年出版了《世界药学史》，他认为中古时代阿拉伯人所用的一种麻醉剂，可能是中国传去的，因为中国名医华伦擅长此术，他还尊称华伦为中国的希波克利特。
在这里，可以从西方的笔记和小说中追述一下麻沸散西传的蛛丝马迹。1298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述了阿拉伯国家关于山老阿拉亭的传说。山老为了训练刺客，用一种麻药酒将青年人麻醉，送到极乐国中去享乐，过一段时候再麻醉了送回来，这种麻药酒是否由中国传去虽然没有明证，但这种做法与《聊斋志异》中的天宫中的情节极其相似。
较马可·波罗略晚一些的卜伽丘在名著《十日谈》中曾讲到一个修道院长，从莱望的王公那儿得到一种药粉，据说就是山老用的药粉。依照用量多少，可以随意让服药的人睡的时间长些或短些，睡的像死去无二《十日谈》。在另一个故事中则讲到一个名叫马才奥·台柱·蒙太的医生，提炼了一种麻醉药，让病人喝了就可以要他睡多少时候都成，以便顺利开刀《十日谈》。这说明麻醉药已从阿拉伯国家传到欧洲。
较卜伽丘又晚一些的意大利作家斑德洛在16世纪中写出短篇小说集，在第二卷故事九中叙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其中教士给朱丽叶服了药粉而假死。后来英国莎士比亚据此故事写出了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从这些材料中可以进一步看到口服麻醉剂西传的蛛丝马迹。
实际上，这种口服麻醉剂在欧洲并未广泛流传和应用。长期以来，欧洲在拔牙、截肢或医疗战伤时大多是捆住病人或用棍击头部将病人打昏后硬做。只是150年前才创立了化学麻醉法开拓了西医外科，后来又发展为注射用的麻醉针剂，并在世界广泛传播。
麻醉汤剂是中国的独创，用量多少可以控制麻醉的深度和时间，服过量会出现假死现象，这也曾为坏人利用，南宋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曾指出：或云，今之贪官污吏，脏过盈溢，被人所讼，则服百日丹者，莫非用此？贪官污吏用口服麻醉剂搞假死以逃应得的惩罚，这应该是麻醉剂的又一种不正当用途，但也说明中医麻醉剂的药性已被更多人所掌握。
最早的麻醉剂，麻沸散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和使用的麻醉剂，由东汉末年和三国年间杰出的医学家华佗所创造，公元2世纪我国已用麻沸散全身麻醉进行剖腹手术。到19世纪中期欧美医生才开始施用麻醉药，这无法比拟的创举，使祖国医学一直遥居世界前茅。
据《三国演义》记载华佗还想用麻沸散为曹操治头风病，当时建议曹操服麻沸散后剖开头皮切除病根，可惜曹操不相信华佗的本领，反而把华佗杀害了。
关于麻沸散的配方遗本传说众多。有的说被华佗用火烧掉了，有的说华佗在监狱中送给看守人，而被看守人的妻子烧掉，看守人放下一部分，还有的说华佗烧的是副本，正本留在家中。
后代政客利用麻醉剂的功效演变成宗教的麻醉，不但不能改变社会现实，而且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剥削阶级与修正主义集团的阶级统治的作用。
这个社会的种种不公，其实并不来源于人的贪欲，以矿工为例，这些矿工有朝一日，也会成为新的矿主剥削新的受害者，这样的状况总是循环往复轮回着。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私有制。马克思早就以资本论揭开了社会不公的本质原因，私有制不消灭，人的贪欲就不会消失，财产私有才是贪欲的真正本质。
试想，财产若不是个人所有，哪还用得着贪，佛教与社会作为精神麻醉剂，其作用也同中医一样，是有意无意的麻醉剂，也许宗教的本意是好的，但其客观作用就是一种精神麻醉剂，如果能够研究一下中世纪的欧洲，就会发现宗教与社会的另外的面目。
在唐末动乱年代，杜寻鹤用这样的诗来描述一位高僧，“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而杜用另外的诗句描写了当时的人间事，“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宗教与社会的精神麻醉剂的作用可见一班。
马克思早就以资本论揭开了社会不公的本质原因，私有制不消灭，人的贪欲就不会消失，财产私有才是贪欲的本质。
试想，财产不是个人所有，哪还用得着贪宗教，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或和谐，都是人类社会精神的麻醉剂。
人类因为没有勇气面对无知的自然界，所以衍生出宗教来进行自我心灵的慰寄。有的人没有勇气面对自己，有的人没有勇气面对他人，有的人没有勇气面对社会生活，所以，人人需要自我安慰，马克思重要的矛盾论，中国哲学家老子对矛盾的论述更深刻些，“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我们人体、乃至宇宙都存在着阴阳对立面，有冲和之气的调和之作用而和谐地对立着。
模着石头过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搞争论、和谐社会等，都是对马列理论的修补。新殖民历史观，在遭到公众一波波质疑之后，不甘寂寞，又在以解释历史为借口，谈到一个问题：社会共识的底线。
人们看到，所谓社会共识令人费解，既称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度，又公开指责和平崛起客观效果也会打折扣，甚至连宣扬儒学文化也被冠以汉族少数人的信仰凌驾民族社会等。肯定的是什么呢？当今国民认同的共识之底线其实只在民主加法治。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倡导民主法治离不开国家的主权安全。一旦国家主权被践踏、国家被分裂，又何来民主何来自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侵略中国侵略亚洲，屠杀数千万人民是挥不去的民族创伤。因此，新中国建立以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一以贯之把巩固国防统一中国问题放在十分重要位置。中国的强大，不但表现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的强大，也体现在国防军力的相应强大。正是由于有着强大的军力和巩固的国防，事业才能和平稳步地推进，人民群众才能安心地工作与生活。因此，富国强军是必然趋势。正如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所言：建立巩固的国防，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然而，把适当发展自卫武力视作是什么陷民族之内惑，陷人类于战祸，实在是无知之语，掩盖了霸权主义和敌对势力对我国安全虎视眈眈的严酷现实。
为何抛掉了国家主权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无论是他们，指侵略者对我们，还是我们对他们，都在病态扭曲中。“中国不是自己睡醒的，而是被别人打醒的，这一打，打出了一个民族认同，是侵略者逼出了一个我们”。无论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还是侵略者践踏中国人民都是病态扭曲，都一概要列入排斥行列。可见病态扭曲，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的半斤八两逻辑。依照逻辑，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与外来侵略者的不屈不挠斗争都是毫无意义的斗争，中共率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推翻三座大山的也只是扭曲的病态的一场纠纷。可见，对历史是非的颠倒是精神锚地的灵魂。而一旦精神锚地谬论污染了社会，污染了青年，恐怕卖国求荣的垃圾也会当成宝贝大行其道。而今，李登辉等台独人物，正是扮演着这种精神麻醉剂的垃圾的推销者。
其实，民主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就以美国驻伊军队近来承认的事实为例，为编造假消息蒙骗伊拉克公众，美驻伊军多次斥巨资给伊几家主要媒体封口费。而美国总统坚持不撤窃听令更是自打言论自由的嘴巴。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布什布什在 2005年12月17日 每周广播讲话中首次承认，他曾经签署命令允许国家安全局对境内人员的通信进行窃听。并称这种做法是美国反恐战争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对于一向标榜为民主自由法治国家而言，窃听他人通信电话是与民主理念相悖、破坏他人通信自由，严重违背美国法律的行为，也是一件十分不道德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为推销精神锚地论，又提出寻求中国人民民族认同，只能做好减法，不能做加法。何谓加减法？倘若做加法，每加一项，即排除一层合法公民，直至最后无可再加，此时最大者翻为最少者，宝塔尖只剩寥寥无几之寡头，倘若做减法，每减一项，即吸引一层合法公民，减至无可再减，最大公约数自然浮现，此时最少者翻为最大者，社会底座则扩大为全体居民。这个加减法尽管说得很玄乎，但仍可拨开迷雾看到其实质，就是不但要把爱国主义减掉，把四项基本原则减掉，把正确的思想教育减掉。一旦加减法成功，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国家是个什么国家可想而知。这里就不多累赘了。
由此可见，精神锚地是打着民主法治旗号，阉割民族核心灵魂的又一支麻醉剂。《呐喊》有着分明的启蒙主义的特色。
欧洲在十八世纪有过一次启蒙主义思想文化革命，它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鲁迅的启蒙主义自然从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但又有自己的特点。鲁迅的启蒙主义，就是反对一切封建蒙昧，以唤醒昏睡中的民众，提高他们的民主主义觉悟。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这样回顾自己弃医从文时的认识飞跃，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并强烈地意识到，第一要著是在改变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他那出于爱国热忱，想借文艺的力量去唤醒民众精神的启蒙主义思想，表述得十分清楚。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回忆，留日期间，他们常在一起探讨三个相联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国民性的弱点是由封建统治和封建意识的毒害造成的。启蒙主义中，改造国民性思想，据有重要位置是很自然的，重视人的价值与社会作用的表现。
鲁迅尖锐地揭露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是怎样处心积虑地推行蒙昧主义的。与儒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相一致，道家的绝圣去智也是为了蒙昧民众：老子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化社会，而世即太平。封建统治者认为，民众愚昧，天下便可长治久安。由此可见鲁迅对封建蒙昧主义危害性感触之痛切。
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自述里，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讲到了自己从事小说创作的指导思想。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他的为人生是一种启蒙主义的为人。正是出于为启蒙主义服务的需要，他在作品的取材方面，就有特殊的考虑，那就是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也就是说，他在表现被压迫民众的不幸时，要着重揭示出他们精神上的病苦。
在鲁迅看来，要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首先要清除封建主义及其思想统治。封建蒙昧是我国实现民主主义革命的严重障碍。1919年，他在《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一文中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发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相干。在这里，鲁迅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只有在对民众的思想启蒙奏效之后，中国才会有出路；在这里，他非常形象、非常突出地强调了思想启蒙对于社会革命的重要性。革命能否取得成功，在鲁迅看来，取决于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缺少任何一种都将成为不可能。
《狂人日记》和《药》都对封建社会和封建传统思想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揭示。
《狂人日记》借狂人之言，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封建社会的历史其实就是一本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历史，统治者为了掩盖“吃人”的真相，就用了“仁义道德”、“和谐”之类的花言巧语来欺骗世人。这篇小说从根本上揭露了封建礼教与家族制度的弊害，用语又十分愤激，因而格外动人心魄。
《药》里的夏瑜是一位致力于创造新生活的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形象，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这样的艺术形象甚为罕见。夏瑜对封建社会的认识既清醒又深刻。他对阿义说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义正辞严之语并非无的放矢，那是因为阿义们受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以为天下为统治者所有是天经地义的；正因为革命先驱者夏瑜明确地认识到这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所以他要劝人造反。夏瑜不仅对封建统治者及其传统思想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而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与之展开了决绝的斗争。封建统治阶级一贯不遗余力将封建秩序标榜为“仁义道德”，并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教义来禁锢被压迫民众，在《狂人日记》和《药》里，诸如此类骗人的鬼话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药》的启蒙主义，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民众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艺术描写上。鲁迅对夏瑜显然是怀着深深的敬意的。这样一位革命青年，在当时的社会中，为统治者所不容，是很自然的；可悲的是，他也为民众所不容，民众视他为“异类”，不仅不理解他，甚至唾骂他，对他的受难与牺牲幸灾乐祸。茶馆里的茶客们对他的遇害津津乐道，而华老栓，在得知他是个革命者，家中还有个孤苦的老娘时，居然仍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康大叔讲自己是怎样用他的鲜血蘸成人血馒头的，完全无动于衷。夏瑜被一个亲戚告密而被捕；连他自己的亲生母亲对他和他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也是根本不理解的。在狱中还不忘劝人造反的夏瑜是一位新主义宣传者，而周围民众与此却不相干。
毛泽东同志在一次纪念“五四”的讲话中说：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鲁迅在“五四”暴风雨到来的前夕就提出了革命者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他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的把握，确实是相当准确的。《药》的艺术描写告诉人们，如果民众仍处于愚昧之中，革命就得不到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也就无法取得成功。小说明确无误地描写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与“吃人”，他们“吃”了夏瑜，而被传统的封建思想所禁锢的民众，却有意无意地都站在“吃人”者一边，无怪乎革命者的热血会被充当治疗患有痼疾的病人的“药”!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
《药》用一个人血馒头，将死于愚昧的小栓和为民族前途而牺牲的夏瑜的悲剧联结起来，突出地体现了鲁迅对唤醒民众觉悟的启蒙主义思考。鲁迅在同友人讲到《药》的创作意图时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话语中充盈着愤激。
然而鲁迅对革命的前程并不悲观。《狂人日记》结尾有这样的句子：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并发出了救救孩子的令人震颤的呼声。《药》的亮色更为明显——夏瑜的坟上出现了花环，这是一种象征，喻示着思想启蒙的成功是迟早的事，封建统治的灭亡和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也无需讳言，鲁迅在“五四”前后毕竟还不是一个阶级论者，在《呐喊》里他以启蒙主义思想为基点，一方面发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正义呼声，另一方面却又寄希望于吃人的人能够惭愧并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他还用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这样的话来作为劝诫。可见鲁迅当时对改造社会的方法和途径并不明了。事实上，对付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吃人的人，唯一的办法只能是用革命斗争的手段，寄希望于他们听从劝导而改弦更张，是根本不切实际的。几年之后，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见《坟》)一文中说：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救世良方。在这里正表现出了启蒙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鲁迅注重揭示国民性的弱点。在《呐喊》中，作为国民性弱点的载体，常常是被压迫的民众。因为在鲁迅看来，只有将思想意识尚处于蒙昧状态的民众唤醒，革命方有获得胜利的可能。民众因受封建传统观念的禁锢而精神蒙昧的状态，除已论述到的《药》中有痛切的描写而外，在《孔乙己》、《明天》、《风波》、《故乡》和《阿Q正传》诸篇中，也都不乏传神的笔墨，而且各有各的内涵与特点。
孔乙己的命运遭际甚为凄惨。他的不幸显然是由他所虔诚笃信的封建观念与科举制度造成的。孔乙己出场时，已经落魄不堪，跌落于社会的底层，成了连营生本领也没有的废物。
鲁迅创作《孔乙己》这篇小说的意图是什么呢？抨击科举制度的罪恶，揭露它对知识分子的戕害，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但这并非全部。鲁迅对友人孙伏园说：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作品本身确也印证了这些话。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使鲁迅深觉沉痛。鲁迅是把这当作国民性的一个重要弱点来看的。留学日本时，他同友人许寿裳共同探讨国民性问题，在涉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们共同的见解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
对于那种缺乏诚和爱，好以旁观态度看待人们不幸的社会现象，深为愤激。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附图，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上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孔乙己就象被削的羊，他的痛苦使得那些在一旁观赏的人们仿佛颇愉快。
对于缺乏诚和爱的国民性弱点的针砭，在《明天》里也表现得很突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她又能有怎样的明天呢!
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弱点的鲁迅，对于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对于弥漫于社会的人际关系的冷漠，十分痛心。《孔乙己》和《明天》从日常生活中来表现人们对于苦人的凉薄，那种类似于从观看剥羊而获得心理享受的现象已令人感到不寒而栗；如果遭遇不幸的是革命者，人们所抱的仍是这种态度，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呵!
实际生活是那样的无情。在《药》和《阿Q正传》里，读到了革命者的受刑被民众当作鉴赏对象的描述。
鲁迅对于热衷于看示众的人们，历来深恶痛绝。《呐喊》中的那些看客，他们虽然体格都很强壮，但鲁迅还是愤愤然地称他们为愚弱的国民，这愚弱自然是指他们的精神状态而言。在小说《药》里，革命者夏瑜被杀害的时间是一个秋天的后半夜，然而往而观者依然众多。他们在丁字街口簇成一个半圆，小说从老栓的所见所闻和心理感受角度展开描写：
在《阿Q正传》里，是借阿Q的口述间接写出城里的革命党被杀的。阿Q从城里回来，向人们讲得津津有味：
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他摇摇头，将唾味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既而，阿Q又扬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后项窝上直劈下去，他的讲述直使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这里突出了作为看客的阿Q的心态，并连带写出了王胡等人的情绪反应。
这些描写深刻地表现了民众与革命者之间的隔膜。民众之所以会以旁观者的鉴赏的态度去看革命者被杀，那是由于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革命，也不明白革命与自己有何相干，这种蒙昧情状酷肖似鲁迅在仙台医专时从幻灯片上看到的那样。愚弱的国民依然是愚弱的国民。所不同的是，这两篇小说中的示众的材料是革命党人，这就使得那画面更其令人痛苦和震惊了。
改造国民性思想，除揭露、批判国人因长期遭受封建主义的禁锢与毒害造成的精神愚昧和麻木之外，也包括他对民众品质情操上的优点的肯定。其目的都是为了促使民族精神的向上。
揭露在封建主义和传统意识禁锢下的民众精神痼疾及其对民族前途的危害，以期改造和疗救这些国民性的弱点，是贯穿于《呐喊》创作始终总值，在描写农民生活的那些篇章中则尤为突出。
对生活贫困、精神蒙昧的被压迫民众寄予深切同情，这是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作品普遍具有的色调。从启蒙的视角来看，仅仅同情他们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并不能起到催人猛省、促人奋起的作用。鲁迅所取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由于怒其不争，所以鲁迅在作品中往往要对他们的精神弱点予以揭露、针砭，以期引起反省。
在《阿Q正传》中，鲁迅一方面以同情的笔触描写了阿Q的困苦与不幸遭遇——这是哀其不幸；另一方面，他又针对妨碍他起而抗争的精神上的病态现象作了无情的揭示与针砭，对其精神胜利法的鞭挞尤为着力——这是怒其不争。精神胜利法在中国社会本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存在，只是人们习焉不察罢了，由于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它作了集中的艺术概括，并加以生动的描绘和有力的针砭，就产生了震聋发聩的力量，从此人们干脆称之为阿Q主义或阿Q精神了。
精神胜利法是一种很没出息的、在步步败退过程中形成的弱者自我抚慰的办法。它无助于实际斗争，它所能起到的作用不过是自我欺骗。这种自我欺骗是阿Q在不断失败情势下获得心理平衡的一种精神麻醉剂。它使阿Q本来愤愤然的心绪平静下来，变得怡然、释然。由于精神胜利毕竟仅限于精神上的自我感觉，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胜利。
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鲁迅说，他写《阿Q正传》，是为了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说，在将来，围在高墙中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阿Q是沉默的国民的一个典型。鲁迅从启蒙主义的视角，对精神胜利法产生的缘由、特征、表现方式及其危害性，作了淋漓尽致的揭示，对这种国民性的痛苦作了十分深刻的剖析，晓示于人们，它是一种窒息民族生机的病态心理。他希望他的针砭能触动社会的神经，使人们感到痛心，并引起疗救的注意，进而使国人由震惊而走向觉醒。
启蒙的社会使命应由知识分子来承担。寄希望于他们的觉醒、并奋起行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知识分子，虽身处穷途末路，由于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却仍在昏睡之中，他们自己尚需由人将其从封建愚昧中唤醒，这是怎样的悲哀呵，这便是鲁迅在五四前后，为什么要去描写孔乙己、陈士成等下层知识者的缘故吧。
曾几何时，和谐社会提出之后，就有人大谈和谐哲学；谈和谐哲学就会贬低或否定斗争哲学，以此证明和谐哲学的正确。谈和谐成为一种风潮，但和谐哲学，根本站不住脚，否定斗争哲学就是否定辩证法。所谓和谐哲学，其实只是一种一厢情愿，将它作为哲学来教育人肯定会误人子弟。
随着和谐哲学兴起的是对中国太平盛世的判断。中国又进入了一盛世。很是疑惑人或幼稚，既然完全靠感觉随便地认为现在又进入了一个太平盛世。大概是舆论的诱导，所谓粉饰太平，其实中国远没有到太平盛世地步。之所以说进入了太平盛世，就是为了证明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的正确罢了，一帮文人学者真是煞费心机，他们恰恰忘了祖宗反复交待居安思危。
然而，就这样空虚而无力的提法，竟然会走向世界，向各国宣讲和谐世界的理念，真是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不仅自己不信，别人也不信，信的人只是一些妄图通过信服，而捞取些名利的人。不巧的是，现实世界真是对和谐哲学很不配合，总是造出不和谐来，令和谐哲学头破血流，其难以堪。比如，中国的基尼系数早突破世界警戒线，达到6点多了，两极分化严重；物价的飞涨，和谐随之带来的经济滞胀，令老百姓工资缩水，相反有钱人却不断掘金，巧取豪夺更多的财富，普通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还财产性收入，工资对很多家庭来讲，仅仅是生存的必须价格罢了；中国基层管理很是艰难，一些社会性问题不断产生并暴露，显示出执政的乏力；
也许有人以为提和谐哲学，一切就天下太平了，因为有和谐哲学来指导。可是现实真的很残酷。国内的不和谐已经很残酷，更大的不和谐还在外部。比如藏独以及台湾的分离主义的苗头的猖獗，比如奥运圣火的传递的多处受阻足以说明世界的不和谐。谁与你谈共建和谐世界，简直是梦话。两千年前的孔子，那时也有很好的想法，儒家学说，什么忠啊，义啊，仁啊，诚啊，等等，很是美妙的构想，到处游说，但就是没人听。为什么呢，因为不合时事，耽于空想。现在依然有孔子般的空想，所以肯定会流产。这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没办法，辩证法就是这样。它讲的多的还是对立统一，还是斗争。一斗争就不和谐了；但创造和谐的终究还要靠斗争。这样说，和谐哲学不就是破产了吗，还有第二种答案吗？没有。
和谐社会有姓社姓资之分吗？中央电视台突出和谐社会主题，这对于稍有一点中国政治常识的人来讲，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此前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２０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更加和谐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两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人们曾经以为和谐社会本质上姓社。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日前在此间表示，今天香港面对的并非绝对贫穷，而是贫富悬殊拉大的挑战，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缩窄鸿沟，不是靠力气，而是要了解贫困人士的需要，提出纾缓贫困的政策，缩小贫富差距更需要政府与商界共同努力，扶贫政策要考虑三大原则：即发展经济、继续改善教育及提供再培训机会。这当然是解决贫穷的治本之道。确实，要从根本上解决贫穷问题，仅靠给予不断上升的扶贫开支是不现实的，社会也不可能无限度地增加福利开支。只有加强对贫穷家庭的教育培训，特别是援助其第二代，减轻跨代贫穷的影响，提升弱势社群的竞争力，才是脱贫的更好办法。解决贫穷问题，政府的重视和投入固然重要，但更离不开弱势社群自身的努力，只有人穷志不穷，不断想办法，提升自己，才可能尽快走出贫困；如果坐等外援，一心逸乐，再多的扶贫也无济于事。对于富裕人士来说，切不可为富不仁，对扶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要多份善心和爱心，力所能及地参与到扶贫之中。只要全社会同心协力，就可解决贫穷问题，形成人人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
香港至今仍然实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原以为资本主义不讲和谐，谁知他们也讲和谐，而且讲得很具体。董建华所强调的创建和谐社会原则和办法，从根本上也适合于我们的一个城市、一个省。和谐社会没有姓社姓资之分。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同样，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不追求和谐。当然，一个社会能否和谐，关键在于有适合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不取决于出发点是好的。再好的出发点，如果不能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和成效上，都等于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曾经遭遇到姓社姓资者们的诘难和阻击。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比如香港在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就走在了前面。他们已经有了成熟的政策制度，为什么就不可以拿过来呢？即使他们的政策制度也有种种的缺陷，也应该是可以借鉴的，有的可以作一些改良，有的可以全盘照搬，总比摸着石头过河要好。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到信息化时代。各国社会政治制度相对透明。有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一样，根本就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比如电子表决就比举手表决文明进步得多，其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谁使用它就为谁服务，谁使用它谁就走在了时代的前列。那么，各级代表大会的表决，是否可以加以应用呢？
利用精神麻醉剂促成的和谐社会不可能建成，需要政府机构点滴地务实进步。电子表决比起举手表决就要和谐，没有理由拒绝它。
社会价值体系的紊乱，中国主流价值判断的乏力，各种庸俗封建或丑恶社会现实频频上演，挑战中国的道德伦理价值底线等，诸如此类，中国还能和谐吗？
靠和谐哲学能解决中国日积月累，日驱恶化的阶级矛盾吗？
在中国不从国策上彻底消灭剥削阶级，中国能和谐吗？
在中国不从国策上彻底消灭巨大的贫富差距，中国能和谐吗？
在中国不从国策上彻底消灭持权抢劫，人吃人的恶魔，中国能和谐吗？
6600万的个人年薪，与6000万国企退休职工，并在大人的恩赐下，经历了数年的“适当调整”后的国企退休职工，其平均工资才刚刚达到1080元，据说还是己经补齐了历史欠帐后的1080元，，仅是6600万的个人年薪的“百万分之一”，中国能够和谐吗？
用大剂量的精神麻醉剂再去和谐，也很难医治6000多万国企退休职工的心痛、伤痛与愤怒，解决这些不和谐，依然要靠阶级斗争，要靠6000多万国企退休职工和中国大多数受害群众，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长期的阶级斗争与较量。
精神麻醉剂与和谐，它能够给百姓的，只是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麻醉与和谐的稀汤粥水而已。
除此之外，再用佛教、宗教信仰的精神麻醉剂的宗旨政策，再度去诱惑中国的老百姓！
精神麻醉剂与和谐让你象祥林嫂一样的，去认倒霉！去认命！
精神麻醉剂与和谐，让你心甘情愿的去与即成事实利益的官僚、买办、汉奸、卖国贼，贪污受贿的官吏，中外资本家，持权抢劫集团，新社会阶层，流氓恶魔，反人类一族，及少数占70%社会财富的先富阶层们，无条件的，自觉自愿的，象阿Q一样，去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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