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华诚第一棉纺织厂，原重庆第一棉纺织厂（简称重棉一厂），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土湾，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是一个具有近80年历史的老厂。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的风雨几十年从未停产，一直是国家的纳税大户，工人们的贡献和待遇—直处于各行各业领先地位。（摘自“重棉一厂工人的心声”一文）
然而，这样一个历经世事变迁，在风雨飘摇中始终巍然屹立的老国企，却为何在被沈蔓菁1984年承包后仅二十余年就轰然倒塌了呢？那么，破产后的工厂是什么样？工人们的生活现状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学生六人一行于4月19日上午前往此厂，对部分下岗和退休职工进行了走访。
到达目的地后，顺着一坡青石板路一直往下走，我们看到了重棉一厂的“遗址”------ 一大片已成废墟的砖块瓦砾，工厂昔日的繁荣景象早已不复存在，与不远处正修建的一栋高楼形成了鲜明对比。我踩在碎石上，脑中忽然浮现出一幅画面，工人们曾经在这里挥洒汗水，热情积极地劳作着，用勤劳的双手为自己、为工厂、为国家创造着财富，脸上洋溢着疲惫却又满足的笑容。可惜，这样的画面，随着工厂日益下滑的效益，随着工人们日益下降的待遇，随着2006年那一声“宣告破产”而彻底地粉碎了。
随后，一位工人维权代表将我们带到了一些下岗、退休工人的住处，使我们和工人们有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的心灵受到了不小的震撼。
一、癌症患者诉衷肠
一间不足十余平米的破旧土房（如果可以称其为“房”），吃喝拉撒睡全在这一间屋内，阴暗潮湿，几件勉强可以称得上“家具”的床椅，这就是重棉一厂一位女下岗癌症患者分得的房子。我们进去之后几乎站不住脚，于是大家来到屋外一小块空地上，搬来凳子围坐成一圈，开始了交流。
据这位阿姨所说，她于1972年17岁进厂，1989年查出身患癌症，遂90年至95年只能在厂内进行间歇劳动（即在工厂忙碌之际，以零工的形式参与工厂作业。）1990年经多番周折分得此房（部分工人连这种房子都未分得）。在间接做工期间，由于她独自一人带孩子，加之每月只有60元的劳保和间歇做工为数不多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不得已只好去菜市场捡烂菜叶吃。她向厂长反应情况，希望能够得到一定得帮助，却不想厂长说出这样的话：“我量识你孤儿寡母没得办法……”在勉强度过几年极其艰难的生活后，1996年，她稍感身体有些好转，便开始正式上全班，然而厂里分配给她的工作却是很重的体力活-----撕烂纱，全不顾及她的身体情况。听到这里，我们不免觉得这个厂长太没人性，把工人当机器。她拖着羸弱的身体，坚持到了98年，终于得以退休，现在每月大概有1000元左右的退休金，即是一家人的生活来源。
二、为谁幸苦为谁忙？
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辛辛苦苦为工厂做了一个月工，结果却倒差工厂几十元，甚至几百元，这难道不荒谬吗？！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重棉一厂的工人身上。
不知何时，厂里出现了这样一条规定，未完成任务或是工作稍有差错，就要扣取工人的工资。看似挺合理，可是这工资未免扣得太有“创意”了，几分钟就可以扣出50元！93年的时候，纺的纱少一斤就要扣掉一元钱。有一位名叫张晓慧的工人，因搭线头出错一下子被扣掉800元，而她只不过是一个帮别人代班想找点生活补贴的零时工，一分钱没赚到却反而要赔掉800；而另一工人，不小心划烂了3个铜管，就被扣除1200元（一个铜管扣400），而一根铜管的本钱仅要1元而已，这简直太不合理了！还有一个叫刘素梅的女工，在操作工车的时候不慎将车损害，而造成此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棉花的质量问题。在厂里有修理工的情况下，这位女工仍然被扣掉200元，而她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00，就这样少了一半……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工厂如此克扣工人工资，肆意侵吞工人血汗的做法，令人发指。
三、高层中饱私囊，工人未来在何方？
在与工人们的交谈中，我们无时不感受到他们对厂领导的痛恨。此厂自1984年被沈蔓菁承包以来，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系列“分厂”开始被建立-----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四佳贸易公司（沈蔓菁弟弟所开）、重庆大山建筑公司、劳动服务公司、信德贸易公司（详见“重棉一厂工人的心声”一文）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707/21722.html ……各公司狼狈为奸，蝇营狗苟，变着各种花样中饱私囊，建立私厂进行无本盈利的勾当，肆无忌惮地侵吞国有资产和工人血汗，最终将好好地一个厂活活地弄死了，而一部分工人却连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
一些工人这样对我们说：“我们现在也不指望她（沈蔓菁）能把贪污掉的钱吐出来，我们只希望她能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无法得知沈蔓菁的说法，所以这次走访是片面的，但是我们却了解到了部分工人们艰难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现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谁来对他们负责？！
待下午的时候，我们在工人维权代表的组织下和一些退休工人开了一个座谈会，先倾听了一位72年进厂，98年因直通车政策被迫下岗，到现在每月只有180元生活费且没有自己住房老工人的无奈讲述，随后进入到激烈的讨论中。在参与讨论的工人中，大多数都觉得还是毛主席时代的国营经济更好一些，据一位老工人讲，那时候基本上都是工人作主，工人享有民主权，职工代表由基层选举，代表的是广大工人的利益，生活质量比较好，福利也很不错，举个小例子，如果工人对饮食不满，一提出来，马上就能得到解决；工作氛围也很积极，风气好，基本无人迟到和早退。然而改革后，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凡事由厂长作主，工会根本无法代表工人的利益，已然厂内高层的傀儡，工人们再也无法享有民主权利。虽然是一面之辞，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思考题，到底该如何看待两个时期的经济模式以及企业的经营方式？二者的利弊究竟该如何权衡？
如今，工人们的维权斗争已经进行了好几年，却依然没有结果，有些工人戏称，当时还不如把我们这些下岗的都拉出去毙了，省得事后生出这么多麻烦事来闹。什么再就业中心，就是个空架子，说得好听，实际上根本没人管，挂羊头卖狗肉。听到工人们这样的调侃，大家只有面面相觑，无奈地笑笑。维权的道路太艰难，想要和其他相同状况的工人联合，却又要被告“串联”。现在已经有很多工人不愿意再继续下去了，只希望能得到一点补偿，能养活自己的下半辈子就算了，谁谁谁坐不坐牢不关他们的事。（但我们知道，不是工人要维权，要进行所谓的闹事，只是面对如此生活困境，他们必须坚定的走下去，才能争取会一点能保障自己生存的东西，看到他们的生存状况，我们也很清楚这些工人的维权的动力在哪里，正如一位女职工所说，厂领导以为我们闹几次，哄一哄就不闹了，就像小孩一样睡着了，但是我们的生存每天都成问题，我们怎么会睡着。）在自身利益面前，即使是一个阶层的人也会有分化。无论怎样，分化的只能是少数人，因为大多数工人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去争取一些利益，不会放弃本因属于自己的权利和物质保障，也希望社会能够给与更多的关注，这不只是重棉一厂工人的维权之路，也是国内所有类似国有企业工人们的斗争之路。
在访问接近尾声的时候，工人们之间又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认为我们青年学生来走访并无用处，无法解决问题；而另一种却认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或大或小的影响。很感谢能够这样想的工人们，没有小觑我们青年的力量，工人和青年学生需要相互交流和支持，相信假以时日，定能积聚一股更大的力量。
这次走访让我觉出了自己身上所应该承担的另一种责任，社会的责任。而我以后究竟能否承担起这样一种责任，则要靠自己的努力。希望更多的青年可以联结起来，深入到广大的工人农民中去，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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