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博客摘抄（三）
：摘录
101、西方国家一方面利用腐败牢牢抓住中国买办集团，另一方面利用“范跑跑”这类活的普适价值摧毁中国精神，集中攻击中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攻击民族主义是要肢解中国的整体力量，攻击民粹主义是要瓦解中国的阶级力量。只有阶级力量才能消灭买办集团，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崛起，这也是俄国普京重新实行经济国有化政治大众化生活福利化，禁止对俄罗斯和社会主义进行妖魔化的根本原因。
102、在可见的未来，西方社会动荡的风险则相对较低，瞬间革命不会发生。重要的原因在于，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利用全球化，利用高科技与所谓的知识产权同劳动力与原材料之间的剪刀差，利用金融掠夺，利用施加压力或使用武力将国内的经济矛盾打包外销给发展中国家的时候，也同时将其国内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
103、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走西方列强对外侵略扩张、掠夺积累、纾解内困的老路，不能走少数西方仆从国附着于西方资本主义产业链上求发展的路，发展中国家就不得不在本国范围内同时消化来自国内与国外的双重压力：解决本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问题，解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转嫁的经济、政治、文化危机。于是，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国家，人们经常看到，一面是经济停滞，社会动荡，贪污腐败；一面是西方模式的政党政治，选举公投，示威游行，街头革命，政变暴乱。
104、经济殖民化，已经使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精英民主化，将使中华民族立刻陷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要么通过实行精英民主的集团政治制度，使国家陷入内乱、分裂，最终走向解体；要么通过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变肥大国家为强大国家，重建人民的主体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
105、打开美国媒体完全找不到对1968年美国黑人暴动的辱骂；打开英国媒体也找不到对英国大革命的辱骂；打开法国媒体同样找不到对法国大革命和五月风暴的辱骂；唯独中国媒体30年来片刻不停地充斥着对文革的辱骂。正是这种辱骂告诉了中国人民：汉奸买办集团的政治对立面是毛泽东的文革；贪官污吏的政治对立面是毛泽东的文革；扒房子占地抢企业以及股市圈钱的政治对立面，是毛泽东的文革；把老百姓重新压在三座大山之下的政治对立面，是毛泽东的文革。当所有邪恶势力都在咒骂一种政治力量时，老百姓自然就知道了他们的依靠力量在哪里。
106、“发展”是这些年被主流经济学家搞得最混乱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发展”？发展应该是一种完善，是人自身的完善，社会的完善，自然的完善，这才是发展。事物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就叫发展。可是我们却相反，我们是以个体的人格、精神、心理、感受的扭曲和分裂，是以整个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社会道德的堕落，是以整个自然环境不可逆转的永久毁坏为代价的，这是破坏而不是发展。
107、本来，只有爱情才是人性，性欲是动物性，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属性，可是在改革教精英看来，爱情是骗人的说教，只有性欲才是真实的人性，完全颠倒了人性和兽性的关系。把人与动物共有的兽性当作唯一的人性加以宣传和推崇，把情感和精神领域的崇高追求变成嘲笑和戏弄的对象，最终必然是人伦尽失、精神沦丧，所有真善美的正常情感都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色戒》就是一个典型，把为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烈士壮举，归结为是追求性欲快感的结果。
108、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把13亿中国人民排除在外讲民主，把13亿中国人民排除在外讲自由，如同30年来把13亿中国人民排除在外讲改革讲开放一样，结果就是改革变成了对13亿中国人民的掠夺，开放变成了牺牲13亿中国人民利益的卖国。
109、中国有句俗语叫做盗亦有道，就是说土匪强盗都有着不可跨越的道德底线，而中国的文人学者则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约束，谁有屠刀就歌颂谁，谁被打倒就妖魔谁，这种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恶劣品行，连其效忠的主子都对其感到厌恶鄙视，耻于和学者文人同类，始终将其踩在脚下，这是世界历史上唯独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
110、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三次“国情论”。第一次是慈禧太后老佛爷的“国情论”，当时搞洋务运动，针对西方的社会制度，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路线，认为西方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结果怎么样呢？差点儿亡国灭种。第二次是蒋介石的“国情论”，认为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结果是天下丢在了共产主义者手中。这是第三次“国情论”，认为今天西方国家的文明和进步不符合中国国情。
111、中国买办集团对左派的仇恨主要来自于左派以下的历史片断：无论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什么颜色的革命，最终都会成为红色革命。
112、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古代吏治教训和现代西方国家分权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同时置于中央和民众双重约束之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效的约束方式。
113、 中国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中华民族无论在哪方面都没有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几十年逼良为娼的结果，是逼良为娼的文化、逼良为娼的体制，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酱缸，无论放进去什么，捞出来都是臭烘烘的。
114、 在大众民主的大辩论中，公众处于主导地位，道德具有支配作用，法律必然成为捍卫公众利益的正义之剑；在精英民主的小辩论中，精英处于主导地位，专业具有支配作用，法律必然成为欺压公众的作恶工具。
115、现在社会有这么一些人，能从资本主义里面找到“适合”社会主义的东西，能从解放前的四大家族和军阀、地主、资本家身上找到“闪光”的人生亮点，能拍摄如《康熙》，《乾隆》之类的影视剧，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我们并不否定他们的历史功绩）,却偏偏和救民族和人民于水火的人民领袖过不去，若非无知，那他们的用心就不得而知了。
116、中国革命以及作为革命主体的老百姓的历史悲剧，还不仅仅限于暴力分配的不均衡，比暴力分配不均衡更加可怕的，是单方面承受全部暴力的受害者，却被反动文人制造的刽子手文化妖魔化为制造暴力的恶魔。目前占据中国主导地位的那些学者文人，却一方面动用全部媒体大肆歌颂大屠杀的元凶成吉思汗、康熙、多尔衮；另一方面又竭尽全力地丑化妖魔化当时抵抗蒙军清军侵略的各地农民起义力量。
117、 “五一劳动节”，在中国都变成了“五一老板节”，看看前些年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老板，为什么？因为总设计师说了，我们国家所有的人都是劳动者，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老板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既然老板和工人都是劳动者，人家老板比你工人重要，属于先进生产力，五一劳动节自然就变成五一老板节了。中国政治伦理堕落到这种地步，如何不在价值观上成为历史被告！
118、所谓和谐社会，必须是一个穷人能够制约富人、弱者能够制约强者、民众能够制约权贵的社会，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追求的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社会。
119、中国的资本集团和知识精英集团为了从权力集团那里获取更多的利益，权力集团内部也为了利益瓜分更加均衡，便努力编造了集团之间相互制衡比单个集团控制社会更加优越的谎言，什么多党制衡优于一党专制、民主分权优于集权专制等都属于此类谎言。如果说集权政治条件下老百姓只是遭受一个集团的掠夺，那么铁三角式的集团政治将使老百姓同时遭受三个集团的掠夺，如果说强奸是一种罪恶的话，轮奸则是一种更大的罪恶，不能因为强奸是犯罪，就用轮奸这种更大的犯罪来取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卑鄙就在于他们打着反对强奸的口号，大肆宣传轮奸是一种文明和进步。
120、精英们批判毛主席的恶果已经在中国种下。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幸成为了理想崩溃和缺乏信仰的一族。当今天的中国人看到美国总统布什率领白宫一班人马，每天下午三点都雷打不动地学习圣经时，才知道当初批判偶像崇拜的悲剧意义，只是已经太晚了，中国已经失去了最强大的精神武器和最坚实的内在道德力量。
121、现代集团政治之所以会导致腐败，一方面，资本的高度社会化改变了资本的性质和构成，公共权益资本的比重越来越大，公共权益资本需要政府的保护，客观上加大了官员支配经济资源的权力，并且虚拟经济也导致了权力在财富分配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官员个人捞取私利越来越容易。另一方面，经济的高度虚拟化和现代金融隐匿运行的特点，在客观上决定了侵权越来越容易，维权越来越困难，甚至维权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122、决定国家竞争力的经济机制，是开放性和自主性的统一、市场机制和宏观平衡的统一，微观活力和整体协同的统一。国家竞争力也是国家之间的组织力、制度和政策有效性的竞争，并非仅靠市场和外援的“自然”演进进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开放水平，应该体现这个基本的平衡思想。
123、21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这样一个群体，即利用自己的智力、知识为受压迫、受剥削劳动群众建立民主权利、国家权力、人格尊严、生存发展权、文化话语权而奋斗的群体。
124、本来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中国拥有实体经济，美国拥有虚拟经济，一旦冲突，美国倒霉。可是现在美国却控制了中国的实体经济，先是把中国钉死在产业链低端，耗光中国资源，整个世界20年在享用中国资源。然后再把中国资源换取的美元回流美国，把虚拟经济的灾难转移到中国。与此同时，还用资本和品牌把中国的低端产业再控制在自己手中，让中国最终两手空空，高端低端产业全部控制在对方手中。世界形成两个极端国家：创造财富的贫穷国家和创造品牌的富裕国家。前者资源耗光环境崩溃，后者山清水秀不付任何代价。结果是实体经济的生态灾难和虚拟经济的泡沫灾难，全部砸在中国人头上。这就是所谓世界规则和市场规则。
125、“真正的民主”应该是一种手段，用来加强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以及对政治的参与。重要不是看是否有选举，是否多党制这种表面的形式，而要看实质的内容，即民众对政府官员的权力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监督和约束，政府制定一项政策时，有没有民众的充分参与，有没有兼顾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能够保障这两点，并且能不断培育出合格的甚至优秀的政治家的制度，就算没有全民选举，没有多党竞争，也是优秀的民主制度。
126、美国总统布什去年在“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讲话，那个讲话设定了中国颜色革命后宪政道路的基本框架，就是立法把宣传共产主义列为刑事犯罪，如同欧洲把法西斯言论列为刑事犯罪一样。这就是颜色革命的其中一个政治目标。
127、作为制造大国，我国用最廉价的土地、大规模的廉价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恶化的代价，向发达国家提供各种廉价产品，甚至廉价提供能源、稀有金属等战略资源，换来的只是不断贬值的外国钞票。这种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去补贴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子是不能再走下去了。
128、现代西方国家则是采取了三权分立的代议民主制的方法，这个方法在西方国家能够成功，一是由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历史决定的，西方国家一直是皇权、教权和知识分子三大力量相互制衡的历史；二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的，西方国家对官僚集团的制约不是通过人民，而是通过资本实现的。显然，中国不具备采用西方国家权力制衡的社会历史条件。
129、西方国家的权力约束之所以有效，并不在于三权分立，而在于它的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舆论自由，把所有官僚都直接暴露在大众视野之内，稍有不慎便被舆论拿出来在公众面前暴晒，不用公众出手，仅政敌之间的残酷绞杀就足以让所有官僚都战战兢兢；社团民主，既能够把分散的公众组织起来进行有序斗争，又不会动摇政党统治的基础，美国那么多年都是两党轮流执政，永远搞不出第三个党，就是因为社团民主只威胁官僚约束政府，而不威胁政党利益。
130、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
131、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是权力和资本统治的历史，数千年的权力统治，数百年的资本统治，形成了由权力和资本主导的游戏规则。做同样一件事情，如果凭借权力和资本就是正当的；如果凭借体力就是罪恶的。同样是致人死命，如果凭借权力致人死命就是天经地义；如果凭借资本致人死命就是正当竞争；如果凭借体力致人死命就是暴力犯罪。人们支配社会只有这三种力量，官员凭借权力，富人凭借资本，穷人凭借体力。现在只把体力列为犯罪，这就在客观上把穷人变成了天然的罪犯。
132、美国的两党制就民主了？那不过是推出两个流氓来让你挑一个，你只有选择其中一个流氓的民主，而没有选择不选择流氓的民主，这是什么民主？这就叫集团民主，是在两个流氓之间选择的民主，和老百姓并没有多大关系。我们中国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中国要建立的自由民主，绝不是美国那种两个流氓选一个的民主，而是包括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大自由大民主。
133、美国吃饭，中国买单；对岸房屋着火，结果却是我们家被烧焦，这就是虚拟经济条件下新的经济殖民地特点。
134、街头革命＋民主法制＝政府垮台，是美国打败天下无敌手的成功秘诀。苏联，东欧，中亚及世界各个地区，都是被美国如此搞跨的，唯独成功挫败美国颜色革命的就是俄罗斯，而俄罗斯挫败颜色革命的主要方法就是发动群众。如果说街头革命是现代政府的天然克星，那么群众运动就是街头革命的天然克星。世界对待街头革命和群众冲突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对待街头革命的逻辑是，谁镇压谁就是世界公敌；对待群众冲突的逻辑是，谁幕后指使谁就是世界公敌。群众运动是毛泽东留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法宝，可是后来我们丢掉了这个法宝，被美国人接了过去，换了个名字叫“民主运动”或者“街头革命”，用这个法宝打遍天下无敌手，现在又打到我们自己头上来了，可谓是猫教老虎虎伤猫。
135、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体制。毛泽东才是伟大的总设计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切断了升官发财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中国官僚集团提起毛泽东便恨得咬牙切齿的一个重要原因。
136、左派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是人民群众的政治存在形式，是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的表达方式，哪里有人民，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一定有左派，这是根本不可能反掉的。
137、官权和洋权相结合，一方面造成了内专外奴的国家政治模式；另一方面造成了官人经济加洋人经济的国家经济模式。官人经济加洋人经济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可怕经济模式，这一模式的根本特点就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官人发了大财，洋人发了大财，唯独本国百姓不仅没有发财，反倒要付出越来越大的惨重代价。
138、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不了的矛盾状况：中国既面临深刻的阶级矛盾又面临严重的民族矛盾，解决阶级矛盾反对政府会使外国趁机加深对中国的控制、干涉，但如果不那样做劳工阶级又无法得到解放，这是一个两难处境。清政府被推翻后军阀混战，外国割据，所以中国人民是对卖国政府容忍度最高的人民。
139、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当今人类社会最大的祸患，无论是目前困扰世界的金融危机，还是困扰中国的腐败政治和殖民经济，其主要祸根就是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而克服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的唯一选择，就是中国文革创造的，目前美国已初露萌芽形式的大众民主和大众自由。
140、今天的种种危机归根结蒂是在盲目资本主义化、盲目西化、盲目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不但对毛泽东时代及共产党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一些经验做法继承与发扬不够，反而以“改革”的名义对其进行破坏的结局。不是“解放思想”“创新”不够，而是继承与坚持不够。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相切割，必然走向失败，这已是三十年实践所证明了的。今天在这个中华民族的最关键时期，是到了思考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树立毛泽东思想在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中的崇高地位的时候了。
141、文革结束后为了获得官僚集团的支持，有人宣布永远不再搞群众运动，由此拉开了中国社会腐败的大幕。
142、西方国家精英集团从来不妖魔革命、批判极左，就是因为他们充满政治自信，不担心历史会发生逆转；中国精英集团之所以天天妖魔革命、批判极左，同样是因为缺乏政治自信，担心改革发生逆转。
143、就中国而言，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正面临美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双重封锁。首先，美国对中国采取经济殖民政策，一方面，美国将实体经济大量转移到中国，中国在将大量廉价商品送入美国超市的同时，自己却一点点的陷入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以环境的恶化做为条件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也因此出现；另一方面，美国以低廉的价格大量收购民族企业，使中国的民族资产日渐流失；在军事上，中国也面临着见所未有的紧张局势，美国在中国的东西两侧安插了十个军事基点，在海上密布两条封锁线。这种双重封锁已经成为了中国崛起的巨大障碍。
144、在组成现代社会的官员、资本家和劳动者三方面力量的组合上，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都是把官员排除在股份公司持股者之外，唯独中国是把劳动者排除在股份公司持股者之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劳动者主权，西方发达国家是投资者主权，目前中国则是官僚资本主权。
145、特别让人苦笑难耐的是，中国股份制在拒绝劳动入股权的同时，却搞起了一个权力入股制度，即所谓的管理入股和管理层收购，结果形成了中外股份公司相反的发展路线，外国资本主义股份公司正在把劳动者作为股东引入股份公司，中国社会主义股份公司却在把当权者作为股东引入股份公司。
146、对于目前中国来讲，GDP的毒瘾超过了任何毒品。从1986年某位领导人在改革精英的蛊惑下引进GDP概念那时候起，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就找到了麻醉和瘫痪中国这头国际奶牛的有效方法——GDP，1840年以来中国先后两次被西方列强实施麻醉：第一次是英国用鸦片麻醉了中国，把中国放在了西方列强任意宰杀的案板上；目前这第二次是美国用GDP在麻醉中国。
147、中国用两个方法把金融危机的灾难锁定在了中国老百姓头上。一是在对外方面，通过贱卖包括银行在内的国有资产，把中国的财富转移到了国外，同时又把西方危机转移到了国内。二是在对内方面，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把暴利锁定在权贵富豪的身上，把风险锁定在老百姓头上。
148、道德为本，法律为用。法律是强制贯彻社会道德的工具，道德是法律运行的根本，天理良心是最高的法律，这是毛泽东时代留给世界人民的重要政治遗产。中国精英集团在所谓法治建设上对中华民族所犯的最大罪行，就是在所谓“法律不讲道德”的旗帜下，摧毁了中华民族六千年文明发展形成的所有道德资源，这是超越任何刑事犯罪的最大犯罪行为，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严重罪行。
149、从《交锋》到《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从皇甫平当初呼唤老人政治到今天呼唤洋人政治，再次证明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钢铁般的历史逻辑：经济私有化必然导致经济殖民化，掠夺本国人民的改革者最终的归宿只能成为彻底投靠西方国家的叛国汉奸。
150、毛泽东创造了与新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大众政治文明。从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大潮中可以发现，毛泽东不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毛泽东，同时也是并且将越来越是世界人民的毛泽东，如同胡锦涛主席所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大众政治时代，整个世界都将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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