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敌？
吉安
2009年5月18日
提出［胡温新政］之后，又明确指出过，衡量胡温新政是否成功的二条标准：
一，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二，统一台湾。
看一个政府是否成功，不能以一个政府自己说了算，而应该从科学的观点出发，既应该以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吉安以为上面这二条就是可以作为衡量的主要客观标准。
怎样成功地做到这二条，是需要许多主观和客观条件的。所谓主观条件，就是政府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或意愿；所谓客观条件，就是社会客观现实。
纵观胡温新政以来，这二条成功的主观条件是具备的，既胡温的意愿是明显的，也就是说，胡温的意愿是要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是要统一台湾的。但是，却存在着较大的思维方式和方法的问题。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本文的标题，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敌？
很明显，这个问题，对以上二个衡量胡温新政是否成功的客观标准，都是有极大份量的影响的，可以说，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否解决得好，将会决定胡温新政是否成功，或成功之大小。
中国的财富，按中国的宪法，按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都是属于中国人民共同享有的，凭此，藏富于民，是当然的正确。一切利民富民的政策，都是藏富于民的政策，都是正确的政策。
胡温新政以来，取消农业税，给予农民各种补助补贴， 加强西部经济建设，改进全民医疗条件，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廉价房，等等，都是从宏观上缩小社会贫富差别的重大措施，因此，可以说，比较前任政府，胡温新政已经在缩小社会贫富差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是，在吉安看，这个成功并不十分理想。换言之，这个成功本来可以更大。
凭什么讲并不十分理想呢？因为在胡温新政之下，出现了翁安之乱，出现了王斌余， 出现了杨佳，现在，又出现了邓玉娇等等因为社会贫富差别仍然巨大而发生的恶性案件。对邓案之前的，吉安都已发文做过有关的分析和评判。对邓案，不拟在此多谈，可以推荐强国论坛网友数生的一篇文章， ［如果中国三月增持债券的钱全部投入巴东县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92113251＆bid＝2］（注：吉安与数生是多年的网友，虽然在有些问题上有分歧，但数生是赞同中国主义，并且是最早参透中国主义是要用中国文化一统世界的）。
很明显，在胡温实施各项利民富民，也就是藏富于民的政策和措施的同时，也在实施藏富于敌的政策和措施，例如，长期大量购买美国国债，长期保持对台贸易赤字，就是明显的藏富于敌的政策和措施。而正因为此，导致了缩小社会贫富差别并不理想，统一前途并不明朗。
众所周知，中国迄今购买的美国国债总额，已经高达约一万亿美元，约相当于七万亿人民币，而在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严重经济危机中，中国政府拿出的以期解决中国经济危机的资金则只是四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储藏在美国的资金，比中国用于自救的资金高出75％。换言之，中国政府借给美国的钱，比中国政府打算借给中国人民的钱还要多75％。
而美国则是世界上对中国最具敌意的国家，十年前，美国轰炸过中国驻南使馆，十年来美国的军机军舰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领空领海进行侵犯，美国从未间断过支持臧独疆独和台独，美国从未间断过向台湾出售武器，等等一切，皆可明证美国是中国的敌国。所以，中国政府长期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就是藏富于敌。
从逻辑上来看，中国借钱给敌国美国的结果，一方面是增强敌国的经济力量，一方面是削弱中国自己的经济力量。所以，藏富于敌是愚蠢的败国之政策和措施。
吉安注意到，最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克鲁格曼对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表示了不理解，认为［很奇怪］。这，说明了凡持客学思维方式和方法的人，见解是一样的。
而历史上，美国与吉安观点一样的人，并非克鲁格曼一个。
在八国联军之后，就曾有过马克。土温，一个美国的文学家，就讲过支持中国义和团的话，他说，如果中国人跑到美国乱杀美国人，他也要在美国搞义和团杀中国人。
在吉安看， 克鲁格曼对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看法，相当于是经济上的马克。土温观点。很明显， 反过来，从逻辑上反推，克鲁格曼肯定是不主张美国政府大量购买中国国债的，否则，他同样会认为奇怪的。
很简单的逻辑，在可以自富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去走先让他富，在让他富之后再使我后富的大弯路。
而中国有不少的汉奸学者和官员，却大骂克鲁格曼，正是他们，导致了藏富于敌的败国政策和措施。
同理，长期保持对台贸易赤字，而且是巨大赤字，在台湾未回归之前，未统一之前，等同于藏富于敌。很简单，在台独仍然嚣张的情况下，台湾的经济只有在山穷水尽之时，统一才有可能。而长期保持对台贸易赤字，则是完全愚蠢的反向操作，是养虎遗患。最近，大陆游客到台湾数量巨大，购买力巨大，在台独们看，是大陆人的嚣张，哪里有半点感恩戴德之心？在国民党看，有的只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大陆对台湾保持巨大的贸易赤字，唯一的结果，就是有利于台湾向美国购买更多的武器装备，以对抗大陆的武力，以拖延统一。
故，虽然胡温新政以来，在缩小社会贫富差别，有所成功，但并不理想，且本应该有更大的成功。
就以上的分析来看，如果不能解决藏富于敌这个大问题，不但在缩小贫富差别方面，断难有更大成功，很可能导致更大的差别，出现更多的翁安之乱。
而统一，则将根本一事无成，反会使台独力量不断加强。不要看什么三通的表面，要看三通的结果，结果是单方面地大有利于台湾，而单方面地大不利于大陆。
中国的前途，胡温之治的前途，吉安除感觉奇怪之外，则断难看好。
而如果中国政府不再施行藏富于敌的败国政策和措施，只施行藏富于民的政策和措施，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将会迅速地缩小，广大人民将可迅速大富大贵起来，经济力量将会迅速地强大起来，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将会更强起来，统一台湾，当然就有了大的希望。
如果中国三月增持债券的钱全部投入巴东县
［数学］发表时间：2009－05－17 19：41：26
我从来不主张消灭资本家，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认为资本家可以分为两类，好资本家和坏资本家。
好资本家，在我看来，就是直接雇佣工人进行剥削的资本家，而坏资本家，则是有了钱不雇佣工人，而是想办法买这个炒那个，来想办法挣钱的资本家。后者对社会的危害要大得多，而前者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有贡献。正如刘少奇主席说的，资本家，你剥削剥削我，如果你不剥削我，我就没饭吃。也就是说，刘少奇同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这么说，当然有他的道理，反而是毛泽东犯了左的错误。也就是说，直接雇佣工人干事情的资本家，是对社会有积极贡献的资本家。当然，会有人想到黑砖窑，想到制假贩假，对这样的不法行为当然要严厉打击，但是，正儿八经雇佣工人，在合法的情况下给社会提供有用产品，并解决就业问题，促进生产发展的资本家，是应当鼓励的。
从上面这段话看，我这个人就是右派。我不想回到文革，什么极左路线造反有理那里去，之所以要为历史辩护，是因为，即使历史上不正确，也没有任何妖魔化的必要。所以我坚决反对妖魔化的研究办法，仍然可以坚持改开路线。
因此，本帖子要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中国3月份增持的美元债券三百多亿美元，或者说新借给美国政府的三百亿美元的钱，这个决策我不同意，我主张这笔钱，应当全部投入到湖北省的巴东县去。我下面要进行这方面的逻辑推理。
首先，3月份的借给美国的3百亿美元，最后因为美国政府的投资而被美国的某资本家赚得，这个资本家再带3百亿美元来中国湖北省的巴东县投资，那个时候招商办主任邓贵大还健在，当然会特别欢迎，能够不欢迎吗？一定会欢迎的，会请这位资本家去巴东县的雄风宾馆一展雄风，再去梦幻城体现梦幻。实际上邓贵大不要说争取来三百亿美元的投资，只要争取来一亿美元的投资，那就是立了大功的。这也是邓贵大要亲率办公室全体人员，去冒眷生命危险进行“商品检验”的原因。
当然，我这里会想得美。通常美国的资本家，拿着三百亿美元，来到巴东县考察，多半最后得出：“这个地方地理环境不好，交通不便，人口素质差，也没有什么值得投资的产品，因此，在这里投资是不明智的选择。”这样的结论，因此我相信资本家不会在巴东县投入三百亿美元，即使梦幻城的全体“商品”质量可靠也不行。
资本家这么思考问题完全正确，如果我是资本家，我也会这么思考问题。
但是我下面要指出，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手里有三百亿美元，来到巴东县，也和上面的资本家一样的思考办法，最后得出结论：“三百亿美元投在巴东县，肯定会赔本，因此不如投到美国债券那里，收益更多。”我要指出，作为政府，这么思考问题就不正确了。也就是说，一件事情，资本家这么思考问题可以，而无产阶级政府这么思考问题就不对，为什么，请听下面论证。
无产阶级政府，对社会的发展有信心，也有权力，因此，当一个地区的人民素质差的时候，它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办法，通过一系列的政府手段，使人民的素质提高。他也必须有这个信心。如果他潜意识里已经是“这个地区的人民已经没治，素质不可能提高。”作为政府这么思考代表了一种绝望思考，这种绝望思考说明它对人民没有信心，对人民没有信心的政府谈何工人阶级的政府？因此，不应当没有信心，应当相信中国人民的素质能够在政府的领导下有所改善，当然，改善素质就需要有投入，政府当然可以主持这种投入。
这种政府能够做到的投入，资本家则没有这种责任，资本家没有让一个地区的人民素质提高的责任和义务。一个资本家来到一个地区，发现这个地区的人民素质差，因此他扭头去其它地区投资，是应当的，因为一个资本家的权力有限，也无法做到“先投一部分资来提高人民素质，再投一部分资好挣钱”，资本家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一个地区人民素质差，他只好去往别处。
但是，无产阶级政权是要改造社会，引领全中国人民步入现代化的，而现代化从根本上说不是“钱的现代化”，而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可以认为什么时候中国人民的素质是现代化的，那么中国就是实现了现代化的，甚至在中国人民素质现代化的时候象美国那样没有节余欠了一大笔钱，也是这样。因此如果投一大笔资赔进去了，换来的是人民的素质提高，这样的投资是上算的。反过来如果也象资本家那样思考，因为“人民素质差”就将钱投往人民素质好的美国，虽然赚来了更多的钱，代价却是中国地区的许多人民保持着素质差，更晚地进入现代化，因此从政治帐上讲，就是不上算的。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不是中国公司的企业员工，国家领导人是无法开除任何具体的人民的国籍的。公司可以将不合格的员工裁掉，国家却无法开除任何公民。中国共产党，对全体公民都负有责任，要有信心，不能够产生对人民素质的绝望感。永远相信人民在一定的素质改善的投入下真正成为现代社会公民。
在这一点上尤其是有我们的前面的领导人毛泽东首创的“毛泽东管理学”，能够将一群放牛娃叫花子长工，培养成一支人类有史以来最热爱人民，战斗力最强，纪律最严明的军队，人民解放军，这就说明人民的素质改善无非是一个管理学的问题。如果说，没有毛泽东创造的这个先例，如果说，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是一支贪生怕死，纪律散漫，屠杀人民的军队，如果我们在中国没有产生共产党军队之前，观察中国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许多地区，就有可能沮丧地得出中国人的素质就是差，根本没治的绝望观念。但是，有了这个先例，后人将被这个先例所制约。你说中国人素质差，毛泽东是怎样将他们团结起来的？
其实，前面中国政府已经借给美国政府一万亿美元了，如果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借给美国政府一万亿美元是为的帮助美国政府渡过经济危机，不妨假设我们有一个战略计划要帮助美国脱离金融危机吧。那么，三月份多借给美国政府的那三百亿美元，比例也很小，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大火”，其实也是杯水车薪的作用。美国不可能因为缺了这三百亿美元就彻底破产。而如果反过来这三百亿美元投在巴东县，则巴东县的局面将立即改善，就业机会迅速增加，也许邓贵大也不至于为了区区三千万五千万的投资，就因为“亲自进行商品检验”而以身殉职了。因为无产阶级的投资不需要特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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