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通人自和
政通人和，政即国家政策，大政方针，通指国家政策顺通民意，符合客观规律，贯彻执行畅通无阻，人和则是人们的纵横关系和谐，社会安定。政通人和反映的是因果关系，社会的和谐与否取决于国家的政策，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安定状况的起伏变化，也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
改革之初，万民称颂，国泰民安。然而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某些改革政策不当，导致了腐败和分配不公日益严重，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各地受损群体义愤填膺纷纷上访，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为了应付和制止这种局面，国家制定了《信访条例》，各地设立了信访办、维稳办，出动了大批公安民警，各级党委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人力、物力，把维护社会的稳定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然而不仅没有扭转这种局面，上访的规模却越来越大，情节越来越严重，直到中共十六大召开以后，中央出台了增加弱势群体收入的新政策，社会不安定的局面才有所缓和。但由于对以前某些不当改革政策纠正得不彻底，群体上访事件还时有发生。救火首先断其火源，扭转社会不安定的现象也必须分析根源，制定相应政策化解矛盾。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究竟是哪些不当改革政策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呢？
一、 政治体制改革，强化了官权，弱化了民权，滋生了腐败。
在计划经济时期，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干部的行为处在群众的监督之中，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一露头很快就能得到纠正，根本没有卖官鬻爵、官商勾结的行为，更没有来路不明的数千万资产。改革后，加大了一把手的权力，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一把手就是一个小皇上。人权在握，把官位论价出售，民主选举只是走过场，组织程序只是图形式，给买官卖官创造了条件，尽管有些人劣迹斑斑、举报频频也照样步步高升，买了官又变本加利疯狂敛财，致使干部队伍素质整体下降，腐败难以遏制。财权在手，拿公家的钱比自家的更方便，挥霍起来比自家的更大方！绝对的权力产生了绝对的腐败，绝对的权力又产生于封建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想不腐败都难！
改革后，当官的耀武扬威，工农大众俯首听命，完全颠倒了主仆关系，人民再也没有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责任感了。
二、 片面追求GDP增长，人民承担了沉重的代价！
改革以后，人民刚吃了几年饱饭，上面又犯了急躁冒进的老毛病，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一味追求GDP增长，千方百计搞引进，不顾后果搞开发，造成了对资源的浪费，对生态的破坏，对环境的污染。有些地方浓烟蔽日，污水横流，严重地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和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由于滥占土地，造成大量的农民失地，引发了新的矛盾。
为了追求产值，不顾效益，盲目投资。有些企业建起了厂房，引进了设备，招收了工人，生产的产品没有销路就停工了，有的甚至没等开业就关门了。商业大楼刚建好就闲置了，没过两年又拆了。全国还掀起了大肆圈地乱建开发区的飓风，大部分是半拉子工程。有些企业以集资的名义招工，每人交了几万元，上班没几天就下岗了。经济过热折腾了几年，经济就滑坡了。
三、企业改革，职工下岗没得到任何补偿。
企业改革开始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没给企业注入活力，进入90年年代，减员增效无果而终，而后又以三铁（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岗位）仍未扭转企业大面积亏损的局面，后来干脆一分钱不给下岗走人。有的夫妻同时下岗，有的家庭老少一块下岗，突然中止了收入，连饭都吃不上。下岗七八年没人问，直到1997年6月面临香港回归，为了避免后院起火才想起来给生活费，后来又有了 “三条线”（下岗失业生活费、最低生活保障），这个“三条线”数额低、时限短、条件苛刻。百余元的生活费只够当月的水电钱，而做小生意的打工的视为有收入不给，改制企业的下岗工政府不管。后来又出台了下岗工做小生意免除工商费的政策，可免除了工商费就取消了还没领够三年的生活费，说是不可兼得，对于下岗职工，官员们可真是算计到了骨头！
微薄的生活费实行的是大平均一刀切，不论工龄长短，贡献大小统统一个标准。老职工、老劳模、早年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军队转业干部、原国营企业干部，忠心耿耿干了大半辈子，落到这个地步感到很寒心！
四、分配改革制造了不公平，形成了两极分化。
毛泽东时代的分配状况是行政机关人员与企业职工基本平衡，而略倾向于一线职工，特别是重体力劳动和高险作业者，体现了对劳动的尊重，那时的劳动者也感到光荣。分配改革后，把机关人员和企业职工不仅翻了个，而且差距特别大。
上岗的。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机关人员的工资翻了又长，市场萧条时说是为了扩大内需，对嗷嗷待哺的下岗职工不管不问，机关人员一年大幅度长了两次工资。近20年来，机关人员的工资比90年代初涨了30多倍，远远超出了GDP增长的速度，而原有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破产、转制了，现在的打工者、做小生意的累死累活只能满足温饱，其收入比机关干部、垄断企业职工相差七八倍。
下岗的。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党政机关以及吃财政的事业单位、国家垄断企业的收入高福利多，有权的利用权力，有关系的利用关系都纷纷调入、安排到这些单位，至使这些单位在一片精减声中大量超编，人多没位置没事干，安排内退、轮岗、动员下海。他们内退轮岗工资照拿，下海给几十万，而原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绝大部分一分钱不给，只有极少数企业给1－3万元买断工龄。
退休的。同年参加工作，同年退休的机关干部与原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退休金相差三倍多。在企业退休的年龄越大，工龄越长由于退休早而退休金越低。
就医的。改革后广大下岗职工无法办医保，企业效益不好的不给办医保，既使有幸办医保的企业职工，其小病就医按工资的比例，企业是4.5%，机关是7%，加上工资悬殊企业职工比机关人员相差三倍多。
病故的。丧葬费机关事业人员按一年的退休金给，企业职工按一个月的给。加上退休金悬殊，相差30多倍，生不同命，死不同价。
改革后的分配制度，条条对职工不利，处处彰显了官贵民贱，机关人员和企业人员一个天一个地，好像不是生活在一个朝代！
五、房改，干部无偿占有几十万，企业职工寸草不得，补偿分文不给！
住房改革的本意是中止福利分房，实行个人购买商品房。目的是为了加速改善职工的住房条件，拓宽经济发展的渠道。方法是原有公房的房改房，原来没分到公房的按标准予以货币补偿。应该说这个初衷是正确的，这个方法是合理的，然而在执行中完全走了样，再一次制造了不公平！
说中止福利分房，这无异于给当权者发出建公房的动员令，各地党政机关掀起了大建公房的热潮。资金哪里来？权大的挪用、摊派；权小的乱收费、乱罚款，在弱势群体身上榨油！暂时没有钱，料钱赊着，工钱欠着，楼房照样盖！建完了、分完了，看看小了再建大的；样式旧了，再建豪华现代的！短短几年换了好几次，得了好几套！一人数套，家庭成员人均一套的现象不足为奇！一套豪宅只需交少量的钱就成了个人的私产，仅此一项就无偿占有了几十万、上百万！这无偿占有的部分，谁来买单？还是老百姓！
而企业职工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有幸参加房改的，都是原先陈旧、狭小的房子。大部分原先没有分到公房的职工，说是货币补偿，是由所在企业出资，房改时正是全国经济大面积滑坡的时期,企业无力承担，既使效益稍好点的企业，在实行了个人承包以后，他也不愿意承担历史旧帐，因此，货币补偿成了空头支票！
六、医改市场化，改的广大工农群众看不起病。
医改前，国家对企业职工医疗费全免，由于国家的投资农民看病也不感到困难。医改后，机关人员全部纳入了医保，企业职工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人员无法办医保，由于医药费暴涨，广大职工和农民有病看不起，小病撑着，大病等着，医改又堵了工农大众一条生路！
七、教改产业化，使广大群众的子女上不起学。
解放后，为了提高公民的素质，共产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那时经济虽然很匮乏，可国家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那个时期，供子女上学个人承担的费用很低，小学的书本费、学杂费才块把钱，初中生普遍享有助学金，高中还多一点。拿工资的供子女上学不感到是个负担，农民也不感到困难。中专生、大学生一切费用国家全包。那时的学生认为是国家培养我上学，长大要报效国家。
教育改革后，虽然国民经济大幅度增长，可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1986年就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法》，可又以“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口号，让群众掏腰包办教育，不仅学费、书本费是改革前的几十倍，而且还有择校费、借读费、补课费和其它乱收费项目，学生隔三差五地向家长要钱。下岗职工供一个小学生、初中生感到很吃力，有些农民子女交不起学费被迫辍学。供一个大学生一般的工薪家庭要倾其所有，下岗工、农民子女考上了也交不起学费，既使砸锅卖铁报上了名，学生到了学校也无钱吃饭，从学生时代就饱受贫贱之辱，埋怨社会不公！
在90年代，全国有不少乡镇教师多年领不到工资，老师无心教学，这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也不曾有过的！
教改后，不仅是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重，教学质量也明显下降，应试教育分数至上，40%的初中生戴上了眼镜。设立了重点学校，专门培养优秀学生，把差生聚在一起，学生不愿学，老师不好管理，未成年犯罪不断增加。
教育改革，从人民的负担看，不如文革时期，全面衡量教学质量比不上文革前17年。
八、“三农”改革加重了农民负担。
改革之初，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农民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水电、化肥、农药价格上去了，粮价贱的不够成本，而且交粮打白条，外出打工要不回血汗钱，农民的收入减少了，可各种负担加重了。什么“三提”“五统”，办学修路要集资，庞大的乡镇机关人员的工资要承担，还有名目繁多的收费、罚款。乡镇干部说“那几年我们的主要精力，大部分时间就是向农民要钱”。中央电视台新闻播放过这样的画面：一群乡镇干部闯到农民家里拉牛、逮猪、抢粮、搬家具，农民追在后面叫苦连天！
九、改革无视法律，剥夺了企业军转干部的一切合法权益。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全国人大颁布的《国防法》、《兵役法》、《军官法》和中央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联合下文，对转业干部的身份、工资、退休、医疗、住房等作出了明确规定。然而，原国家劳动部，没经过全国人大，没经过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同意，竟然于1993年下文，全部取消了在企业工作的军队转业干部的一切法定权益，致使转业干部同企业职工一样，下岗不给一分钱，吃不上饭，看不起病。没分到公房的，房改未得一瓦，补偿未给一分。由于生活的艰难，找领导反应没人理，往上写信无回音，逼得转业干部全国联合上访!直到2002年底，国家人事部等六部门才拿出了解困意见。文件要求在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时，对转业干部要重点倾斜，而后又多次下文要求继续予以倾斜，可自2004年以来，调整了多次，一次也没有倾斜，逼得转业干部又再次联合起来上访！
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还有其它一些不当改革政策（如高管的高薪等），不再一一列举。
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出台的这些明显违背“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的一系列改革政策，理所当然的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全国各地持续不断的上访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些不当改革政策的回应！
面对全国各地大面积的民众上访，政府早就应该反躬自省，及时纠正错误，制定政策，稳定局势，然而不仅没有如此，反而对上访民众采取了制止压制的办法，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正如有关专家所说，“上访的艰辛是由上访民众超常的坚韧与官员无畏的坚持反复碰撞而来”。
广大人民群众迫切的希望改变现状，翘首期盼新政策的出台！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公平、公正、共享，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科学发展观，制订了一系列惠民政策，解决了困挠多年的“三农”问题，提高了下岗职工和城镇居民的低保标准，增加了企业退休职工的基本养老金。免除了中小学学杂费，并对高校生准于贷款，解决了困难群众上不起学的问题。扩大了医保范围，并正在制订惠及全民的医改方案，投入了大量资金，逐步解决群众住房难的问题等等，这些政策，纠正了以前某些不当改革政策，改善了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上访现象明显减少了，社会也安定了许多。然而，社会不安定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群体上访事件还时有发生。这说明对90年代某些不当改革政策纠正的还不彻底，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是对反腐败斗争的效果还感到不明显，对理顺分配关系的步伐还感到不够快。这些问题不彻底解决，社会稳定就没有根基。然而，对于反腐败斗争，党和政府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却是越反越腐败，对于分配不公群众一直反应很强烈，却进展不大，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左右了改革的方向，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参于改革的权力。要想有效的解决腐败和分配不公问题，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把被颠倒的主仆关系重新颠倒过来。而民主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虽说不能慢慢来，也决非能够一挥而就，一日可举。为了社会的安定，要在加强民主制度建设的同时，对于腐败加大打击力度，遏制腐败现象；对于分配关系的理顺，老百姓反映强烈，早已等的不耐烦了，应该尽快出台改革方案，早改早安，迟改迟安，大改大安，小改小安，不改不安！
齐军
2009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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