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森峰当市长应该是个好事
这些天没上网，今天注意到大家对一个29岁的周森峰当上一个县级市的市长很在意，有些人说好，有些人怀疑有什么背景。看到报道，说周森峰是河南禹州神垕镇一个农民家的孩子，是湖北“引进”硕博士从政后当上市长的。贫道觉得，这是个好事。
说实话，现在的官员并不代表能力、品德好，相反，多数情况下倒是能力、品德比较差的人当官了。而且也不是哪个人官阶高，哪个人能力更强品德更好，相反情况也多得是。就这一点看，对周森峰当市长表示不满的人的判断逻辑是有矛盾的：如果你认为官员并不代表优秀，几岁当官都不该在意。
贫道前几年一个帖子，说选官最好的办法是抓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当官已经有了“路子”，什么是“路子”？就是有了明确的规则和路径。规则很简单，就是学历和政绩。学历好办，现在大学生占人口比例已经很高，在职进修和发各种文凭的机构多得是。政绩不重要，真正的政绩是“不出事”。因此，明的规则基本没用，有用的是所谓潜规则。也就是关系、贿赂等。也就是升官是靠跑的，跑的主要内容贿赂和拉关系。这是你看到大量官员不干什么实际事情，大部分精力都用来跑官的主要原因。贿赂和拉关系是很难制止的，因为都是在私下里做的。那么，在潜规则中，当官的规则和路径其实是很清晰的。就是：谁跑得勤，谁脸皮厚，谁出钱多，谁当官的可能性大。由于钱和跑官所花时间是可以计量的，规则和路径就很可靠。这是形成目前官员腐败和官员体系烂脏化的主要原因。
一个有规则和路径的当官体制，基本制止不了腐败。西方用投票方法选政务官（也就是议会和市长等，局长等都是任命的），腐败就少些。那么，票选为什么会减少腐败呢？说透了，是增加了“偶然性”。因为选民的意愿不像钱的数量那样确定。当然，西方选举本质上还是离不开钱，因为多数选民并不真正了解候选人，选民是受公众舆论引导的，公众舆论是主流媒体和选举人的活动引导的，而这些都要钱。谁的钱多谁容易当选。记得有人曾经在这里大肆宣传迈克尔·布隆伯格人纽约市长时坐地铁上班、拒领高薪和没有办公室，但是不说他是花了一个亿美元当上的市长，而竞争对手选举筹款不到1千万。
由于“公众完全掌握选举人信息”从本质上讲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任何选举都有潜规则，都有确定性。最没有确定性的选举是什么样子？是抓阄。也就是在合适候选人中用抓阄来确定。有些人会以为贫道在说笑话，谁会用这种方法来选举？其实，希腊人就曾经用这种方法来选举。斯巴达最高执政团体是5个监察官，每年轮换，监察官就是从全体公民中通过抓阄选举的。由于斯巴达公民（全部为男性）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教育和训练，几乎所有人对如何维护斯巴达人利益都有共识，因此，这种抓阄方法一样为斯巴达的政治决策提供的制度保证。斯巴达在很长时间是希腊诸城邦中最强大城邦之一。
多少年来人都有个误区，认为当官的一定是人群中最有能力，最有道德的人。这本身就是错误。首先，能力是多样的，做行政官员的能力与做一般事情需要的能力本来就不同。其次，做行政官员所需要的能力其实算不上什么能力，无非是协调、妥协能力罢了。至于道德对不同岗位的人来说也不是一个标准。一个普通人看来道德很完美的人做官并不见得给大家带来好处。东罗马才华横溢的斯提里克也是个道德典范，不仅不受女色和财富诱惑，而且面对昏庸的皇帝和玩阴谋的元老院不断对自己的制约恪守君臣之道。在明知对方可能暗杀自己时，还让卫队留在城外只身去元老院做辩解，无论道德还是勇气都是一流的。但他自己被杀，整个国家和老百姓都遭到异族侵害。同样的事例还有大家熟悉的岳飞。一个道德能力都很好的官员本来就是凤毛麟角，而且不一定就是一个好官。因此，把道德和人品作为选官的原则是很可笑的。
贫道不才也当过市长，恰好就在周森峰的老家（当时他还在上小学）。贫道自认为能力、人品都不错，但同样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做官员。因此，在一次可以升官和办学的选择中选择了后者——做官的能力和需要的习性贫道并不具备。
正是因为大家以为德才兼备是官员的最高原则，于是都上当了。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选官体系，其实是值得借鉴的。科举考试考的是什么？是儒家典籍。儒家典籍说了个什么道理？基本是忠君爱民。也就是上对朝廷负责，下对百姓负责。皓首穷经，多年训练，潜移默化，懂了这些道理，就足以做官了。一个行政官吏本不需要什么才能道德的。知道这两点就确实够了。
改革以来官员选择和升迁体系是逐步变坏的，贪官也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市场经济造成资本与权力勾结是一个因素，选官和升迁的规则越来越明确，确定性愈来愈强也是一个方面。改革前，升迁的潜规则是“派系”，你是鄂豫皖的干部，恰好鄂豫皖出来的做了领导，你升官的可能就大。你是冀鲁豫的干部碰上个鄂豫皖的领导，只要不在运动中挨整就不错了。改革初期打破了这个潜规则，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一个无党派中学教师可能突然就当上教育局副局长了，几年后当副市长的也有。一个厂里的年轻工程师，组织部怎么一筛选恰好就是你了，就成了重工局的副局长、局长、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副省长……。这个时期没有跑官的，因为跑也没用。后来，知识化不成为约束因素了，潜规则就出来了。
一旦以贪污贿赂为中心（跑就需要钱）的潜规则出现，贪官就必然产生，行贿就必然成为惯例。贫道前一段曾经举一个被判无期的哥们的例子，他上千万受贿款竟然基本是几千元一笔的“冰敬”和“碳敬”——八月十五和春节下级干部送的。要减少受贿显现就必须打破目前当官的潜规则。唯一办法就是增加偶然性。偶然性越强，跑官可能性就越小。一个市长空缺，找3个基本合格的干部，用抓阄办法确定，有人会拼命挤进这3个候选名单中，为此要花不少钱都可以。候选人变成30个，想挤进去的人就少多了。如果还有人愿意花钱，候选人扩大到100个，恐怕没人再有兴趣了。花了10万元有三分之一可能性当市长，还有人干。花10万元有百分之一可能当市长，傻子才干。
让周森峰这样高学历的当市长，起到了提高门槛的作用。这些人当了官，就减少了一些一般人当官的可能性，也使跑官的路子窄了些。总算不算坏事。但也算不上好事，因为路子窄了，只要必然性存在，无非多花点钱而已。而只要他们多花钱，贪污受贿总规模不会小，还会大。况且，一个博士、硕士当市长，不见得是好事。无非是衬托出60年前那些泥腿子市长“水平低”而已——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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