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2009年07月13日
谈经济必谈GDP（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状况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指标，这也许是经济学家圈子中最无争议的话题。
长期占据全球GDP排行榜首位的美国，依然需要面对高自杀率和高犯罪率、城市环境恶化和国内种族冲突等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让我们不禁反思，GDP真的那么值得我们相信吗？
先回到亚当·斯密。GDP一词最初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于“国民财富”的论述。如今大众所最为熟悉的GDP，不过只是对广泛意义的国民财富的一种数学度量方式而已。事实上我们需要反思的，不仅是GDP作为一种度量方式在技术上的正当性与有效性，而且更需要重新审视以GDP作为导向的发展观念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首先，以GDP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是否一定能够可靠地保证人们迈向更为幸福的生活状态？答案至少是不确定的。
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言，财富的积累并不可能自动导致人类的幸福，相反，正是内心的平静，才可能最终让人们经由财富的积累而实现对幸福感的体认。当代最具影响的有关社会财富积累与人类幸福感的研究源自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1974年，伊斯特林发表了著名文章《经济增长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显著的改善吗？》，正式向现代工业社会以GDP为发展目标的经济观念发起挑战。
伊斯特林以针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大量历史数据，指出实际经济中人均收入的绝对增长无法必然导致人类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甚至会造成相反的效果，从而首次在实证经济研究的层次上，向人们对客观财富增长的过分迷信提出了质疑。
至今仍在心理学界具有主流影响，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则在微观层面上为财富和幸福感中的不确定关系赋予了基础，正是因为财富只能对应人类的相对较低层次的需求，它永远无法成为人类全面幸福的一种有效的度量指标。
更为实际的，以GDP为导向发展观念的另一个严肃问题，是其本身对社会公平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违背性。必须意识到，GDP所衡量的并不是个体财富的绝对水平，而是在某一段确定时期内的财富“总流量”。对这一理解的澄清，自然会把人们带入公平和历史的视野，也让人们更清晰地观察到单一的GDP发展观与全面和谐发展的冲突性。
人们永远无法判断，GDP总量的上升是否是以牺牲某一些个别社会群体的财富或利益作为代价的。另外我们也永远无法知晓，是否应该在当期GDP的繁华中，减去那些潜在的透支未来的成本。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言，GDP并不一定都是“好”的，美国的“监狱GDP”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当前，美国处于正式关押或保释羁押状态的监狱人口已经接近700万人，约每30个成年美国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监狱。而美国全国监狱系统这个“超级大公司”的雇员人数，已经超过任何一个500强企业在全球的总雇员，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花费约300亿美元兴建新监狱，至今每年还继续投入超过300亿美元进行监狱的运营和维护，总投资规模已经接近美国对教育系统投资的7倍。这样庞大的“监狱GDP”，由单纯的GDP发展目标而抛给社会的庞大问题，难道真的是值得我们向往的吗？
以GDP为导向的发展观念与人类全面幸福发展具有内在矛盾性，我们必然需要寻找另一些可以期待和度量的方式和目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便是在度量经济发展意义上的一种尝试。这个指数的计算并不复杂，在GDP的基础上加入了对健康和教育的度量，共同衡量人类的生活质量。健康以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来衡量；教育以成人识字率及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入学率共同衡量。
2006年一些经济学家发起的“新经济基金会”进一步提出了更具前瞻性的“地球幸福度指数”，进一步将环境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纳入考量，并首次在指数中完全去除了GDP这一传统指标。该指数主要包括主观幸福度、健康水平和人均生态资源依赖量三个组成要素。
透过这些更为多元化的发展度量方式不难发现，全民健康是都引入度量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最贴近大众民生、最具有社会全面影响的一个发展维度。汗牛充栋的经济学和医学研究已经充分验证了GDP发展与全民健康水平提高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但是，我们很难单一地判定孰因孰果，最大的可能其实是两者相互影响的因果循环；但是，没有稳步增长的GDP所代表的经济基础发展，不可能从根本意义上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这让GDP增长成为一个必要条件，也让全民健康的发展目标自动涵盖传统的GDP发展观念。而更重要的是，传统GDP追求的只是单纯的生活中的“数量”，全民健康则把人们的目光聚焦在了生命中的“质量”。
而且，健康水平的提高不仅是一个“医疗”概念，也更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概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是身体的强健或对疾病的防治，而且是生理和心理的全面适宜，以及整体社会的福祉和完美状态”。对全民健康的关注，不但能够促进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中忽视健康价值，尤其是忽视健康中所蕴含的人力资本价值的普遍观念的反思，而且还能够激励人们更多地以健康作为标尺来衡量经济政策的效果。这样的反思，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形成健康的生产和消费观念，从而导向更为健康的整体发展观。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那样，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是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重要标志。这一健康水平的提高，不但意味着与人们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相关的生理健康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与社会风貌、可持续发展，以及全民幸福感相关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健康水平的全面提高。正是这样一种多元化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才能最终体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观的优越性，最终从GDP导向的单一发展逐渐向以全民幸福为导向的多元化发展而靠拢。（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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