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仁慈”反腐，为何事半功倍？
——毛式反腐的精典历史遗产之二！
彭 振 华
（原中共兰州医学院纪委书记）
“仁慈”反腐？
“仁慈”，何以反腐？！
“反腐”，岂能“仁慈”？！
“反腐”，历来与“严刑峻法”“打击”“惩处”相联系。
对“仁慈反腐”的概念！人们一定会产生疑惑和误解。
提出毛主席“仁慈反腐”！更会激起一些人的反对和愤怒!
诸如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当年插队知青丁学良：“那时候卖几个鸡蛋都是投机倒把，就会被抓起来”的“专制”时代，对“腐败”，反而表现出“仁慈”？是“有意放纵”？还是“同流合污”？或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从古到今，从中国到世界，在反“腐败”的实践中，有多少皇帝、国王、首相、总统，无一例外的都是用最严厉的刑法和手段，对贪污、受贿者给予打击和制裁，以铁腕“反腐”著称而载入史册。
中国第一部反腐法律———春秋时期的法典“墨”律，判决了晋国大夫、代理司马、代理司寇羊舌鲋死刑，早在奴隶制时代的晋国，就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诛杀贪官的先例。
汉武帝，进行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开征财产所得税，下令官员限期申报财产，鼓励重奖揭发者，用严惩、抄家等手段，历时一年清查腐败，筹措了足够的打击匈奴的军事费用。
朱元璋，整顿吏治，创出天下少见的残酷手段和方式，甚至以剥皮囊草来惩办贪官污吏。明朝是历史上对“腐败”打击最严厉的朝代，但也是“腐败”最猖獗的时代。
大清朝雍正，惩治贪官，吏治为之一清。而雍正，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实现考虑。惩治贪官，查抄银两，五年叫停，已实现了国库储银由康熙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的阶段性的经济成果和目标。
没有哪一个朝代，不是依靠严厉打击来缓解“腐败”对自身统治的威胁和危害，以减轻社会的剧烈冲突？
又有哪一个朝代？依靠打击“腐败”，解决了“腐败”问题？改变了由于“腐败”的延伸与积累不被人民群众所推翻的最终结局。
没有不反“腐败”的朝庭，也没有同情“贪官”的老百姓!
但是，确实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清除“腐败”和真心实意的彻底反“腐败”的朝代和帝王！
在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反“腐败”，是不得已而为之或出于某种需要和考虑的权宜之计！
人们所了解的、所熟悉的严刑峻法，“打击”腐败“分子”，只是反腐败全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已！
严惩“腐败”，属于事后惩处，对即成事实的“腐败”行为一种官方的认定和法律层面上的了结。
从严惩治，依靠法律解决，是反腐败重要的和必要的手段。表明执政者的一种态度和治理“腐败”的魄力与决心，一种对已经发现的“腐败者”应有的刑事追究，也是对正在“腐败”者的警示与警告，一种对广大群众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一种阶段性目标的追求。
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反腐败”只出现过两种不同模式：
第一种，严厉打击，从“腐败”既成事实这个最后环节着手，检察举报，严厉查处，利用专门机构，寻找人赃俱获的时机和空间，给予法律上的制裁。
这种方式为被动式，对已发生“腐败”的事后追踪、查处和打击，属于区部的、战术性的运用和操作。
第二种，以教育为主，从源头开始拦截，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建立多层次的防火墙，事前防范、事中监督，依靠人民群众，采用有效的举措和方法，将“腐败”行为终止于“未遂”阶段之前。
这种方式为主动式，将“准腐败”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属于全局性的、战略性的高度和水准。
毛主席，创立了这种以教育为主，主动的、全程的、预防式的“反腐”新模式，成为留给世界的反腐败的精典历史遗产！
遏制“腐败”需要高扬严惩之利剑，但根治“腐败”还在于建立一个以教育为主，预防式的“反腐”的有效机制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仁慈”反腐？！“仁慈”并不是针对某个“腐败”案件，或对个别案犯的迁就和容忍，而是体现在“反腐”的全过程。
何谓，毛主席“仁慈”反腐？
从惩处“官员”的数量和级别上看：
毛主席，从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枪毙第一个贪官谢步升开始，至1976年，在45年间，先后处死了6个贪官，包括，建国后30年间，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当时的厅、局级官员。
从打击“腐败”的手段上看：
毛主席，无论是对腐败打击惩处的频率和强度，还是惩处的手段和方式，绝不属于铁腕“反腐”的最高领导人，毛主席也不会被浓墨重彩的写入铁腕“反腐”的历史篇章，更无法与中国历史上以反腐著称的汉武帝、朱元障、雍正及后来者中铁腕“反腐”人物相提并论。
从防治“腐败”的深度和广度上看：
毛主席，更注重全社会思想的教育与提升，以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加强对社会环境的治理与改造，消除产生“腐败”的气候和土壤，形成人民大众参于与和认同的防治“腐败”的多层次、全覆盖的体制和机制。
从治理“腐败”的效果上看：
在毛泽东时代，实现了官员廉洁，民风高尚。创造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无“腐败”的历史奇迹。
有人说：“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死刑。举世震惊。老百姓普遍有个说法，用刘、张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30年的廉政。”
此话正确，但不准确、不完整、更不全面！
中国官场30年的廉政，绝非简单的靠两声枪响，吓住了（几代）官员们不敢违法乱纪，因此而平静了30年。
刘青山、张子善，是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中被揭露出来，随后，国家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开展了“三反运动”和 “五反运动”，及“文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后期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运动。
毛主席，逐步创建了以预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宽、严并重的“反腐败”的新方针、新政策，确立了一整套全新的、有效的“反腐败”的新举措和新方法。
在毛泽东时代，也正因为这些“反腐败”的新方针、新政策、新举措和新方法，才确保证了30年来，始终把中国官员的经济问题，一直控制在“腐化”范围之内，未能上升到向历史“看齐”与世界“接轨”的“腐败”这个高度；把对官员们的处理始终维持在党纪、政纪处分范围之内，再无人因触犯刑律而超越杀头、坐牢这个刑事惩处范围之上。
毛主席，用刘、张这两个人头的教训，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防治体系，因此，挽救了多少干部？使多少个后来的刘青山、张子善之类的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准腐败”官员，未能“晋级”至腐败的高度。用两个当时的厅、局级“官员”的人头，如此低成本的“投入”，换来了史无前例的中国官场的清正廉洁。
世界上有第二个如此低投入、高产出的“反腐”可以借鉴吗？
毛主席，这种低成本、高成效的“反腐”模式，用“仁慈”来形容，来概括，有何不妥之处？
毛主席“仁慈”反腐，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毛主席，建立信念、精神、道德多重“反腐败”的防火墙！是留给世界的又一个反腐败的精典历史遗产！
彭振华 ：
中国发明协会会员
原中共兰州医学院纪委书记
《中国●单层人、车无交叉立交桥》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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