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97岁了，还在撒谎
——季羡林在胡适墓前“反思”
春 秋 行 09.07.28
胡适和季羡林都是做意识形态学问的，套用个时髦词，叫软学问。何谓学问？工具武器尔，与锄头挖掘机、弓矛原子弹无异。只不过，软学问属精神领域而已，最要害的都是：为谁所有？为谁所用？所用何为？撒谎，是帮闲软学问最常用招数，特别是大师级谎言邪说，祸国殃民犹烈。
季某过世前一年访台，“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眼泪自然流出”，遂写下《在胡适墓前的回忆与反思》。除了涕谢提携知遇之恩外，在墓前“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的“反思”，证明“分手”虽有五十年，其实纳粹情结与自由梦呓，早已殊途同归了。时势真会促弄人！
季文中自谓“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 都97岁的人了，还这样撒谎，实在是说不过去。不过不撒这个谎，就既难“回忆”，更不能“反思”了，讨伐“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文革”之罪亦无从说起。一个自觉得在纳粹政权“天堂”“理想国”，渡过“黄金时代”中国中年人，法西斯覆灭后，脱“困”回国，遂得自由主义大师、北大校长胡适提携，以“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虽然“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但“想到以前过的那个幸福时期，恨不能立刻回德国去”，纳粹情结之切，跃然纸上。《环球时报》09.03.04日以“服务希特勒政权 战后被良心拷问 纳粹德国留下900万沉默者”为题，引用德国《明镜》周刊，报道了这些人，称“这样一大批‘沉默的德国人’客观上成了纳粹的武器。战后…他们也与下一代产生了隔膜。”何况，当今西方法定“纳粹情结”是有“原罪”的，就是有“隔膜”，也得“思想改造”，夹着尾巴做人。季幸得脱“困”回中国了，不必像“沉默的德国人”“与下一代产生了隔膜”，还能老来春风得意，庙堂榜上有名，靠得就是撒谎。
撒谎之后的“反思”只能撒个更大的谎：我现在谈一谈我的情况和大陆方面的情况。我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进步。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决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原来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的阶层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你们知识分子身躯脏，思想臭！”西方人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积久而成为一种“原罪”感，怎样改造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两涘渚岸之间，不辨牛马”。然而涅槃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了。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觉今是而昨非”… 听讲季先生也“参加了造反组织”，不知学会“文攻武卫”否？不知也曾像后来的提携知遇者那样，写血书，表忠心，并且不止一次。季文喜引、剥古诗，也凑个趣儿，云，“同是文革买卖人，相携何必曾相克？”
不过，所谓“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为真理”的发明权，理应归属纳粹喉舌大师、宣传部长戈倍尔所有，季某自当十分娴熟，又何必曲意扩大、含糊其辞为“西方人说”，继而栽赃到毛泽东们身上？到底是大师级的，嫌避得乖巧，用刀不留痕迹。至于“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情节，笔者在《帮闲·牛棚·大师·大出丧》说过，季先生“可能是找错了阶级对头”，幸在只是皮肉之苦，或未伤筋动骨，或救治及时，或吉人天相，才得以望百善终，备极哀荣。
网友鬼推磨君七月27日在强国论坛总结得好，“而季大师呢，虽然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卧底德国十年，文革时，一时糊涂，参加了造反组织，文革快结束时，又写过《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等等。但是，大师在关键时刻，倒弋一击，写出了《牛棚杂忆》，作为与时俱进的历史见证。”真真是个忏悔专家、撒谎精粹！如今捧为“国学大师”，虽于“国学·国粹”名实难副，倒也正当“指鹿为马”其时！
季说，胡适 “…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又撒个大谎。季“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设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 胡适号称“自由主义大师”，最讲实利实用，在日寇频频入侵杀掠，祖国面临生死存亡大劫难之际，胡适政治立场及活动，独独衷情于日本法西斯，还发明了“爱国癫”专用词儿，挖苦主张抗日的人民。七·七全面抗战后，胡尚与汪精卫暗中勾通。卖国贼胡适，确如周恩来同志所断言的，“胡适直到生命的了结”始终是“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例证太多，特转录陈守礼同志文章附后，以正视听。先引一段，可窥一斑：关于汪精卫在从重庆出逃之前，同胡适等人搞了一个“低调俱乐部”进行对日妥协投降活动之事，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汪精卫出走后，原来和汪精卫一起搞‘和平运动’和‘低调俱乐部’的亲日派何应钦、胡适、熊式辉、陈济堂、何健、张发奎、陈寿农、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王世杰等人，都噤若寒蝉”（《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42页1985年1月）。显然，胡适是重要成员。胡适的活动不仅引起公愤，而且国民党元老“程潜在最高层会议上曾指责胡适为汉奸，居正声言应该逮捕胡适”（《胡适评传》第188页）。只因蒋介石要继续依靠胡适 保持与日方的“联系”，才未逮捕胡适。
斗转星移，卖国奸佞汪精卫、胡适党徒余孽，已将“爱国癫”升级版为“爱国贼”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此等鼠辈竟可在今天的神州大地招摇过市。
“有奶便是娘”，德、日法西斯都有奶，胡、季辈就认娘。共党也有奶，不过，那是人民的，给吃，得加个小小的条件：为人民服务！所以要“改造，改造，再改造”，令死心塌地的帮闲们“直改造得懵懵懂懂，‘两涘渚岸之间，不辨牛马’”，而痛心疾首。触及灵魂是够折腾人的，不过，例外也不少，比如，废帝宣统傅仪召见胡适，胡仍山呼“皇上”，后来傅仪当上伪满洲国儿皇帝，后来又掉进毛泽东们的战犯监狱，也是“改造，改造，再改造”，竟真改造过来了，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写下传世记实文学《我的前半生》，用季某佛家话说，大彻大悟了！季某“穷鬼”家出身，智商也高，公费留德却不归，63年后还来扯什么“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弥天大谎，人格之卑污，胡适堪称其楷模。
如今的买办霸奴西崽，正在为胡、季树碑立传。翻案风刮了二、三十年，连小小媚日文娼张爱玲的性趣，都挑出来显摆，何况树“大师”们的牌坊？
附文：
国内有人通过为胡适翻案
翻历史的案制造妥协投降舆论
陈守礼
（ 2005年5月总第67期）
我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六十年了。
从1840年起，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人民遭受无穷苦难的伤心历史长达一百多年。这部苦难史留给我们思索的最大问题应该是如何防止它的重演。
这部苦难史会不会重演呢？重要的应看舆论动向。因为要搞侵略必先造侵略“有理”的舆论，要勾结侵略者必先造妥协投降“有理”的舆论。不幸的是不仅是国外势力在大造特造这种舆论，而且在我国国内也有人积极配合。这种内外呼应，一起翻历史的案的动向，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国内有人通过为胡适翻案翻历史的案制造妥协投降舆论 为一贯主张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妥协投降的代表人物胡适翻案，要求中国人“走胡适代表的方向道路”。 本文主要揭露他的媚日卖国的政治主张，至于他在文化学术研究方面的功过，是应该另外研究的问题。
有人否定过去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说是“浪费了许多笔墨、时间和精力，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胡适还是鲁迅》第116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有人把胡适封为“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把《胡适全集》中包括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反共的著作，一概赞颂为“壁立千仞的传世名作”，要使之“泽被来者，传诸久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光明日报》2003年12月4日B4版）。 有人说，胡适“毕生都在行动……在中国学术史上……甚至政治史上，是空前的，而执大旗作领袖的人物”（《胡适全集《序》）。
1、为一贯主张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妥协投降的代表人物胡适翻案，要求中国人“走胡适代表的方向道路”。
（1）有人否定过去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说是“浪费了许多笔墨、时间和精力，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胡适还是鲁迅》第116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
（2）有人把胡适封为“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把《胡适全集》中包括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反共的著作，一概赞颂为“壁立千仞的传世名作”，要使之“泽被来者，传诸久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光明日报》2003年12月4日B4版）。
（3）有人说，胡适“毕生都在行动……在中国学术史上……甚至政治史上，是空前的，而执大旗作领袖的人物”（《胡适全集》《序》）。
（4）有个为胡适翻案者说:“只有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人才有办法，中国人才能坦坦荡荡地活下去，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退回去……走胡适代 表的方向道路”（《胡适还是鲁迅》第7、8、31、33页）
（5）有人要求“北京大学给胡适先生立一座铜像”，而且表示愿意“捐款三十多万元给北京大学”作为“立铜像”费用（《南方都市报》2005年2月13日）。“立 铜像”呼唤胡适的亡灵，好让人来“表达敬意和感谢之诚”。实质上，这就是说只有用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妥协投降和反共的“胡适思想”来主宰中国，要求中国人“走胡适代表的方向道路”。 我们应看到，这些舆论在一定范围内已成气候。有人写道：“改革开放以后”， “关于胡适的著作，以及胡适本人的著作，以各种形式一版再版，其名目之多，流传之广，几乎超过了胡适生前盛名远播的时期”（《胡适评传》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有人说什么“近十数年以来，胡适在大陆已成显学”（《南方 都市报》2004年10月25日）。“到了80年代，胡适的思路才被广泛接受”（《鲁 迅与胡适》第46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有人惊喜说“今天人们在报纸杂志 上阅读到的胡适”比过去受批判的胡适“形象相距十万八千里了”（《胡适还是 鲁迅》第236页）
其实，当年批胡适思想主要是批他的反动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从基本上看，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是正确、必要和取得了重大成效的。“胡适思想”的主要内容难道不是对外向侵略者妥协投降和对内反共反人民吗？这个“胡适思想”，能“被广泛接受”，能“在中国普及”吗？这是绝对不能的。为什么不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胡适思想”主要的具体表现。
2、“胡适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外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妥协投降
（1）日本逼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条约，胡适是赞赏的。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org"在1915年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条约时，青年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二十一条》条约全文，称赞说：“ （一）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 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二）此次日人以青岛归我……岂亦有所悔悟乎？”因此他说：“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胡适全集》第28卷第89页）胡适竟然能从《二十一条》中看到“希望” ，感到“乐观”。胡适进而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骂爱国学生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同上第129页）。这是胡适 起来维护《二十一条》了。我国人民把签订《二十一条》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胡适又起来作《提议废止国耻纪念》的演讲，说“这种机械的纪念，毫无意思。”（《胡适全集》第29卷第240页）实际上，这是胡适不愿刺激日本，得罪日本。直到1929年，胡适仍尊卖国贼袁世凯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英雄”（《胡适全集》第3卷第782页）。显然，胡适是赞赏《二十一条》，支持袁世凯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的。在这里应该指出：胡适的论调和日本右翼侵略势力制造的舆论一样，日本新教科书也说“二十一条……要求日本人作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以及大量购买日本制武器”是“希望条款”，不存在“强迫”的问题。也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了‘二十一条要求’的名称”，是中国人制造“反日舆论”。
（2）日本侵占我东三省。胡适妥协投降思想的表现更突出：
①胡适支持蒋介石不抵抗政策。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蒋不抵抗，胡适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0、617页）。胡适不仅“反对对日作战”，“反对对日绝交”，还亲自另搞一个以“兴办实业为宗旨”的“自觉救国会”，来抵制“抗日救亡” 团体（耿云志 ：《胡适年谱》第194页）。
②胡适主张主动向日方让步。他要政府以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为基础来谈判，并“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胡适全集》第21卷第478页）。
③胡适主张由国际共管东三省。“国联调查团”的《报告》提出“十条解决的原则及条件”和“东三省自治”，实际是置于“国际共管”之下。胡适表示赞成，说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对的理由……我主张由外国教练官协助训练一种特别宪兵”来“管” 东三省。（《胡适全集》第21卷
第 518页）
④胡适公开发表文章为日本侵略者出主意。胡适说日本不能用“武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这就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胡适全集》第21卷第603页）。
⑤胡适主张东三省问题“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再说。他情愿以东三省几千万同胞被日本侵略者蹂躏，资源被日本掠夺50年为代价，来支持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继续“剿共”50年。（《胡适全集》第21卷第605页）
⑥1935年，胡适终于主张放弃东北四省。他致信政府，建议“承认”伪“满洲国”。他这个“建议”，是不惜卖国为了支持蒋继续“剿共”（《胡适年谱》第235、236页）。
⑦在日军进而侵占我热河省、染指我华北时，胡适仍坚持妥协，反对抵抗。他说如若抵抗就会“糜烂华北”。蒋介石是事先征求胡适等人意见后，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的（《胡适年谱》第212、211页）。在这里应该指出：胡适反对人民群众抗议日本侵略的爱国运动，反对“刺激”侵略者，主张“承认满洲国”。这同日本右翼势力的愿望和所造的舆论也是一致的。日本新教科书就是不承认侵占我国东三省，相反说：“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才迫使日本出兵来维持满洲的秩序的（2005年3月24日《参考消息》驻东京记者报道）
3、胡适反对“西安事变”的抗日要求。
胡适致电指责张学良“名为抗日，实则自坏长城……为国家民族之罪人”（《胡适全集》第24卷第325页）；胡适写文章骂 张学良勾结中共“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骂“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骂共产党是“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党“武装叛乱失 败时的策略”（天津《大公报》1936年12月20日第2版）。他的文章由国民党大量 印制后派飞机向西安空投。
4、胡适在“七七”全民抗日战争开始后仍然坚持妥协投降活动
（1）胡适不同意蒋介石“七七”抗战。这在胡适1937年7月31日的《日记》中有记载：“蒋先生约午饭，……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胡适全集》第 32卷） 因蒋表示决心抗战，当时在场人多，胡适当众“不便”讲妥协的话。 ...华岳论坛 - http://huazhen.net
（2）胡适为蒋介石设计对日妥协方案。这在胡适1937年8月6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同上）后因日方不肯让步，此方案未能实现。
（3）胡适支持高宗武、汪精卫一伙人秘密与日方谈判停止“七七”抗战。高宗武是胡适密友、日本通。当胡适看到高宗武、汪精卫对日妥协信心不足时，亲自去为汪、高打气、鼓劲，这在胡适1937年9月8日的《日记》中有记载：“十点钟到铁道部官舍，见汪精卫先生……我劝他不要太悲观……十二点钟到高宗武家，我也劝他不要太悲观……”，胡适劝他们要创造妥协的“奇迹”。（同上）“后来事实证明，蒋、汪都信托高宗武，要他设法与日方联系”（《胡适评传》第1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正是由胡适向蒋、汪推荐的这个所谓“有 见识”、“能负责任”的高宗武，果然创“奇迹”、“负责”带汪精卫、陶希圣 等一批胡适的好友去南京成立了汉奸政府。
关于汪精卫在从重庆出逃之前，同胡适等人搞了一个“低调俱乐部”进行对日妥协投降活动之事，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汪精卫出走后，原来和汪精卫一起搞‘和平运动’和‘低调俱乐部’的亲日派何应钦、胡适、熊式辉、陈济堂、何健、张发奎、陈寿农、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王世杰等人，都噤若寒蝉”（《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42页1985年1月）。显然，胡适是重要成员。胡适的活动不仅引起公愤，而且国民党元老“程潜在最高层会议上曾指责胡适为汉奸，居正声言应该逮捕胡适”（《胡适评传》第188页）。只因蒋介石要继续依靠胡适 保持与日方的“联系”，才未逮捕胡适。
现在，日本《新历史教科书》就是把战争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的。说什么中日战争是由于“‘西安事变’……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进行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才发生的（2005年3月24日《参考消息 》驻东京记者报道）。说什么战争发生后“日方曾谋求和平解决”（转引自《人 民日报》2005年4月12日）。这同胡适的观点一致，都是竭力反对“西安事变”促 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在抗日战争发生后，胡适也竭力要求蒋介石、汪精卫谋 求与日本“和平解决”，停止抗战。侵略者和投降派都反诬共产党和革命人民“ 挑起”抗日战争。
5、胡适和汪精卫的妥协投降的观点和理论相同
（1）胡适的观点是弱不能与强斗。胡认为如果对日本这个又富又强武器精良的国家“作战”，“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胡适全集》第23卷第76页）因此他说“我情愿亡国”也不愿抗日“作战”。他还认为如果我方想靠“增兵备”以自强来“救中国之亡”亦不可能，因为彼方的“兵备亦必继长增高……则吾国之步趋其后亦无有已时。”（《胡适全集》第27卷第585页） 这就是胡适的形而上学的“唯武器”论和弱者永远是弱者的“宿命论”观点。汪精卫也说如果中国对日作战，结果只会剩下“一片焦土”。
（2）胡适还有一个“洋奴观”。就是他认为中国人只配给洋人当奴隶，因为中国一切都不如外国。胡适说中国这个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连身体都不如人”（《胡适全集》第4卷第666、667页）。汪精卫也说中国一切都“不如日本”。
（3）胡适和汪精卫还有相同的“国家观”。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实质是要求“抗日爱国”，胡适认为这是“叛国祸国”。胡适还说“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也是“绝对不可能爱国的”（1936年12月20日天津《大公报》胡适文）
汪精卫也说“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 （转 引自《百年潮》2005年第3期第69页）汪精卫宁愿让中国“亡”给日本，也不能“亡”给共产党。汪说亡给异民族日本不是真亡国，就像历史上的“辽、金、元、清进入中原，最后还是被我们同化了”，“日本也一样”“最后会被我们同化”。因而汪精卫说降日“不是卖国，而是真正的爱国”（同上）。胡适也说他是“情愿亡国”（“亡”给日本），“反对对日作战”。胡适也认为“国家”不能“亡”给共产党。胡适和汪精卫的国家观是一致的。
请问：如上所述，胡适是个一贯主张对帝国主义侵略妥协投降和反共的代表人物，包含众多妥协投降和反共著作在内的《胡适全集》能被一概赞颂为“壁立千仞的传世名作”用它“泽被来者”吗？胡适能被封为“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吗？能被封为“在中国政治史上执大旗作领袖的人物”吗？中国人“能走胡适代表的方向道路”吗？那是绝对不能的！
胡适是个政治人物兼学者的历史人物。本文主要揭露他的反动政治面貌，至于他在文化学术研究方面的功过，是应该另外研究的问题。
历史证明，侵略国必然要在被侵略国找妥协投降派为其代理人，被侵略国的妥协投降派也必然要找侵略国为其靠山，从而达到相互勾结，共同鱼肉人民的目的。现在这内外两种势力都在大造舆论，准备重演历史。
日本右翼侵略势力造侵略“有理”、“日中战争是为拯救中国”的舆论，显然是为重温再侵略的美梦。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
国内为妥协投降派胡适翻案造舆论又为什么呢？有人说:“退回去……百年回首，走胡适代表的方向……这是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胡适还是鲁迅》第31、33页）这就把他们的罪恶目的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这岂不是等于说中国人搞社会主义是“方向”错了，“路”走错了，现在应该回过头来走胡适的投降帝国主义和反共反人民之路了吗？
周恩来说得完全正确：“胡适直到生命的了结”始终是“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周恩来选集》下册第358页）为胡适翻案者所造的这种舆论，不就是 为推翻人民政权在做意识形态工作吗？不就是要恢复帝国主义对中国一百多年的 侵略和殖民统治吗？中国有一百多年当半殖民地的历史，帝国主义者所培植的胡适那样的人及其思想 ，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有人在继承、复活和发展。方励之主张“解散中国”实现 胡适的全盘西化。北京还有位教授主张中国“再当三百年殖民地”。还有位副教 授认为这辈子为帝国主义服务还嫌不够，他在《致美国兵》中对侵略伊拉克的美军写道：“美国兵，请允许我喊你一声兄弟！如果招募志愿者，请你在第一时间 通知我！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他决心比胡适“直到生命的了结，死 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再增加一辈子，在死后投胎做美国人、当美国兵，并决 心不仅用笔杆子同时用枪杆子为帝国主义服务。假如胡适在九泉之下有知，真会从坟墓中跳出来拥抱这位了不起的接班人。还有的“精英”人物颂扬“近代中国 买办的作用”，公开提出今日之中国需要“培养一个买办阶级”（见四川省《文 摘周报》1994年10月3日）。这些人还是出生在新社会，在改革开放后被培养为教授、副教授的“精英”人物。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这岂不是有力地证明了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证明了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 吗？
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值得庆幸的是有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局学习会上强调说：“要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学习我们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要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6日）。显然，总书记这个《讲话》是代表党中央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英明指示。这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我们应该积极响应胡锦涛总书记、党的号召，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认真学习
我们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把上述反动舆论制造者作为反面教员，把他们篡改和歪曲的历史作为难得的反面教材。做到知已知彼，加深对正确历史的理解和维护。我们在整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全过程中，始终应该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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